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该地区的政治、 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受此影响，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
一、中国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态度
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地区的政治、 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发生于该地区的这场危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深受危机蹂躏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并未袖手旁观，而是抱着积极应对的态度，通过实施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措施，千方百计化解危机给本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协助东南亚国家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1.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东南亚国家处境的进一步恶化
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货币开始大幅度贬值。受此影响，周边国家货币竞相贬值，对中国造成很大压力。国际经济界人士纷纷预测，作为亚洲重要出口国的中国，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将会走上货币贬值的道路。面对东南亚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中国本着对地区事务高度负责的态度，承担了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一开始起就坚定地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避免周边地区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为此中国在出口方面遭受了极大损失。相比之下，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日本，其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一直雄居世界首位，在经受了近1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到1998年8 月底， 其外汇储备仍高达2080亿美元，并掌握有29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人们曾普遍希望日本能假以援手，阻止危机蔓延，然而日本对此反应冷淡，并一再任由日元贬值，给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断带来冲击。对此，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是“不负责任的大国”，认为“日本没有为摆脱危机而发挥作用”。（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7月17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防止东南亚地区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助于该地区经济的回稳。日本《产经新闻》就曾载文称：“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东盟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条件之一就是）通过稳定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来防止货币竞相贬值。”（注：日本《产经新闻》1998年10月20日。）
2.努力保持自身经济增长，促进受灾国家经济早日复苏
中国作为亚洲第二号经济大国，其经济增长的快慢直接关系到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外有人测算后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指数的1/4应归功于中国。在东盟国家受金融危机困扰、经济发展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
人民币不贬值，致使出口下滑，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补救措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年零两个月内四次降低存贷款利率， 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其次是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供应量由1998年初的9%，扩大到了10月份的13.4%。 再次是决定在未来3 年内投入超过75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建设。为此，财政部在1998年增发国债及额外增加银行配套资金共计约2000亿元人民币，以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1998年7 月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对话会议时指出：“中国意识到自身承担的责任，将积极扩大内需，实现今年8 %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以利于亚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注：《人民日报》1998年7月30日。）中国的举措，得到了国际经济界的赞许。1998年11 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称：“中国在本地区面临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降低利率和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注：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1998年11月20日。）
3.保持高层接触，维护对东南亚地区未来发展的信心
进入90年代，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逐步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东盟在国际上的地位面临被削弱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仍与东盟国家保持着政府高层接触。从1997年底至199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前总理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副总理兼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副总理吴邦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等政府高级官员分别对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多次接待了来访的东盟国家政府要员。中国在东盟国家处境较为艰难的时候，仍积极推进双方高层人员的接触，对维护东盟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际炒家对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困难大肆渲染，把该地区的发展前景说得一片黑暗，这对稳定当地经济形势和恢复人们对该地区未来发展的信心极为不利。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公开表示对东南亚地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较为严重的时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与东盟国家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指出：中国“对东盟地区经济及其未来前景表示充分的信心，……愿与东盟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合作”。（注：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1997年12月17日。）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其对东南亚地区发展前景所持的积极态度，有助于人们恢复对该地区未来发展的信心，阻止形势的继续恶化。
二、中国与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
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东盟关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给双方的经贸交往带来了冲击。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化解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1.中国通过国际组织对受冲击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急需资金稳定金融秩序的时候，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受灾国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援助。中国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等国提供了无偿药品援助，并与东盟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在双边贸易中扩大易货贸易等变通方式，减轻东盟国家对外支付美元的压力。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虽然数额有限，但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充分体现了对邻近国家患难相助的真诚情谊。
2.敦促国际机构尊重东南亚受灾国的国情，采取合理的援助政策
从1997年年中至1998年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约1100亿美元的援助。但在提供援助的附加条件中，该组织也象过去对待拉美国家那样，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增加税收、紧缩开支。但东南亚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与拉美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恢复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提高利率、增加税收和紧缩开支虽然对稳定本国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和平衡财政收支有一定的帮助，但由于这些附加条件所规定的具体指标过严，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国内需求不振、进口大幅减少，给很多仍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带来了经营困难，加剧了生产下滑、经济萎缩和失业增加的问题。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政策进行了批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表示：“马来西亚最初处理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可是却发觉有关方法使得局面更加恶化。”（注：马来西亚《商报》1998年6月5日。）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合理政策，避免增加受援国的负担。中国财政部部长项怀诚1998年10月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展委员会第58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大幅度提升利率和削减财政开支对已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萎缩、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面对现实，……设计新的有效措施，以帮助这些国家尽快摆脱困难，恢复经济增长。”（注：《人民日报》1998年10月7日。 ）面对自身政策的失误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不得不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受灾国家提出的某些附加条件不切实际，并同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修改1998年的某些经济指标，适度放宽财政控制，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复苏。
此外，在东南亚国家急需国际信贷稳定经济的时候，世界银行却提高了硬贷款的利息，遭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强烈批评。对此，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表示：“在亚洲金融危机恶化、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世行不顾全体借款国的反对，强行决定提高硬贷款的价格。我们深表遗憾和失望。”（注：《人民日报》1998年10月7 日。 ）他呼吁世界银行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采取措施， 消除加价带来的消极影响。
3.中国和东盟在处理地区性事务方面加强合作，避免受制于人
近20年来，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一些经济强国向该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和通过国际机构加强对该地区的经济控制提供了机会。
自80年代末以来，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一直赶不上日本， 到1995年止，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约为300亿美元， 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达619亿美元，高出美国1倍多。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为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条件。首先，这次危机使东南亚地区的资产价值变得十分便宜，结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不足1年的时间内， 美国资本乘当地房地产价格下跌之机，悄无声息地购买了约80亿美元的房地产。而在10多年前，日本资本一度进军美国购买美国本土上的不动产，当时美国报纸曾惊呼日本企图“买下美国”。现在美国在东南亚地区购买的不动产是1985年日本资本大量进入美国购置房地产业时所投资金的近4倍。其次，通过一些国际机构施加影响， 扩大美国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控制。由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大宗融资都必须得到美国议会的批准，这些机构为东南亚国家制定的经济复兴方案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美国的意图。而按日本学者石原慎太郎的说法，“本质上受制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为了保护美国财政的一张处方而已。……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主张，最后都变成了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招牌的‘国际社会’的权威观点。”他认为：“美国挑选东南亚实施其统治市场的战略的原因，首先是美国想通过这种手段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注：日本《文艺春秋》1998年8月刊。 ）这些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想要在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的意图，则无须怀疑。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指出：“处于优势的列强……不但不管制货币操纵者，反而允许他们继续破坏经济小龙来迫使后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以及接受它的改革配套计划。”（注：马来西亚《商报》1998年6月22日。 ）对此国外有人评论说：“让亚洲吃点苦头之后再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经营方式来规划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似乎更加接近美国人的愿望。”（注：香港《大公报（菲律宾版）》1998年3月17日。）另一方面， 美国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想要加强合作、掌握地区性事务主导权的意图则竭力反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盟一些国家曾试图成立一个由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国家参加的地区性组织，以推进地区间的合作。如马哈蒂尔就曾提出过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设想，拟议中的参与者只包括有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美国得知此事后大为不悦，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曾无礼地说：“这个设想就像他们身穿的名为巴蒂克蜡染的民族服装一样滑稽可笑。”（注：日本《文艺春秋》1998年8月刊。 ）这充分暴露出美国试图主宰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事务的心态。
尽管如此，在金融危机爆发约半年后，通过东盟国家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在1997年12月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第一次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 此后又于1998 年12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第二次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为避免引起某些国家不必要的猜忌，这些地区性合作机制采用了“非正式会晤”这样的低调称谓，但这些对话机制的建立，则是参与国在处理地区性事务方面加强合作、争取主动的结果。
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和控制国际经济事务的企图，中国政府公开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维护自身利益。1998年9月，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七十七国外长年会上发言时说：“仍在持续的东亚金融危机说明，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容易遭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的沉重打击。……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维护经济安全，实现发展，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在下个世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破少数富国对世界经济事务的垄断，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9月28日。）
4.共同推进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向前发展
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为此，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1994年茂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表示，经济技术合作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此后在1995年大阪会议制定的《大阪宣言》称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同等重要。然而，从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远远滞后于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经过努力，亚太经合组织先后完成了在成员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即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确定了各成员的“首次投入”和各自的单边行动计划，敲定了在成员国间15个部门中实施“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并已同意于1999年开始首先在其中的9个部门实施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 然而，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多数发达成员国并不想在这方面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某些发达国家的代表甚至公开表示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主体”，而经济技术合作只不过是“补充”或“附属品”。当发展中国家要求仿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做法，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搞一个“首次投入”时，却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而当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与“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平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建议时，也遭到阻挠。由于发达国家态度消极，使得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面临被架空的危险。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传统产业受影响最为严重，而一些高技术行业受冲击较小。在此形势下，一些亚太国家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1998年10月新加坡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表讲话表示，新加坡要发展知识经济，培养高技能的劳动队伍，提高新加坡经济的竞争力。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则呼吁东南亚地区掀起以深入改革和创新为重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在纵横两个层面上改组产业，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表明，东南亚国家已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摆脱困境、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加快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1997年11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代表王生大使发言指出，为改变目前经济技术合作相对滞后的状况，有必要建立某种机制来推动经济技术合作。他同时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东道主加拿大提出的关于成立高官会经济技术合作分会的建议。随后，亚太经合组织第九届部长会议于同月22日批准建立了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会议经济技术合作分委员会。在同年11月吉隆坡举行的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就如何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具体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一致同意将加强经贸、科技合作置于优先地位。1997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指出：“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紧密结合的，应该相互促进。”为此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四点意见，即“（一）充分开放技术贸易市场，促进各成员之间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二）采取必要的措施，鼓励和加快高新技术向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转移。（三）所有成员都要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并促使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合理化。对技术专利保护的时间要适度，转让条件要公平。（四）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制定一项《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以切实启动亚太经济技术合作进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述倡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特别是负责承办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马来西亚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在1998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倡议制定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会议发表的宣言说，这项议程将提高亚太经合组织驾驭未来技术的能力，刺激地区经济技术网络和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出席会议的领导人认为，这项计划对于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加强公共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很有意义。就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江泽民主席指出：“不缩小发展中与发达成员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18日。）他表示希望《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能够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他还宣布，为表示对实施此次会议所通过的两个文件的重视和支持，中国政府专门拨款1000万美元，设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用于资助中国同其他成员在科技产业等领域的合作；为促进企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活动，中国还成立了中国—亚太经合组织企业联席会议。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对实施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的诚意。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的不协和音
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存在着一些“敏感问题”，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华人问题等，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盟一些国家国内矛盾加剧，少数东盟成员国在上述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与发展双边睦邻友好关系不协和的举动。
1.南沙群岛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南沙群岛问题相对来说较为平静，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出于转移国内视线、争取西方国家给予更多援助和支持等考虑，个别国家在南沙群岛问题上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的举动。
1998年11月，菲律宾政府以中方在美济礁上搭建建筑为由，向中方提出“抗议”。1998年11月底，菲海军在美济礁附近海面无理扣留了中方20名渔民，随后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12月初决定对遭扣留的中国渔民进行“起诉”。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内一些势力还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想要通过让第三方介入以增加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1998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达纳·罗拉巴彻在菲律宾众议员戈莱日的陪同下，乘菲律宾军用飞机到南沙群岛“观察”，并六次飞越我美济礁。让美国国会议员进入有争议地方进行所谓的“观察”，这还是首次。
面对最近围绕南沙群岛问题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克制忍让的政策。从1997年底至1998年底，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就解决南沙群岛问题进行过广泛的接触。这期间，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外交部长唐家璇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关登明等与有关国家的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就南沙群岛问题多次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在不同场合，中国政府均表示南沙群岛属中国领土，一些国家对此有争议应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来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任何第三方的干预，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更加复杂，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就有关中方在美济礁上搭建建筑物的问题，中国政府申明，这些建筑是当地中国人多年前建造的，后来因自然损坏，威胁到中国渔民的人身安全，中方近来派船只对其进行修补，纯粹是为了让渔民躲风避雨，无任何军事用途，并且中方事先已把修建计划通知过菲律宾驻北京大使。为表示中方的诚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8年11月吉隆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向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提出双方联合使用美济礁上设施的建议。对此，菲方给予了积极的答复。1998 年11 月21日，菲律宾外交部长西亚松宣布，菲律宾已在原则上接受中国提出的联合使用中国在美济礁设施的建议。他表示，菲方将于1999年1 月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对该建议进行研究。中、菲在该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就有关中、菲双方共同使用美济礁上设施的建议，越南则表示反对。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仍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愿望。1998年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谈话时说，中国已经同有关国家达成广泛的共识，相互承诺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同意“根据公认的国际法，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的争议。”（注：《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1日。）
2.台湾问题
多年来，台湾当局一直四处活动，试图扩大其外交空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台湾当局的这种活动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而少数东盟国家在台湾问题上，违背过去的承诺，与台湾官方进行官方接触。
1998年11月，台湾经建会主委江丙坤以台湾“总统”特使的身份出席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江丙坤曾表示：“由于台湾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仍然表现不错，因此，台北方面将在今年的峰会上‘十分有力量’”。（注：台湾《中国时报》11月7日。）据报导，会议期间， 台湾代表还与包括个别东盟成员国在内的与会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双边会谈。1998年12月，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林良实率领数名政府官员访问台北。虽然他声称是“私人访问”，但作为马来西亚现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一活动完全违背了马来西亚政府过去在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批评。1998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非常清楚，反对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间的组织，同台湾建立官方的关系，也反对任何国家同台湾进行任何官方或具有官方性质的接触。”（注：《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6日。）
3.华人遭迫害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3%， 却经营着民间商业活动的约80%，华人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不少地方发生了暴乱，华人遭到大规模迫害。
此次印尼发生华人遭迫害事件，苏哈托政府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1998年5月初，受金融危机影响， 印尼政府大幅度上调生活必需品价格，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恐慌。而受政府控制的宣传媒体此时却大造舆论，指责华人商店屯集货物，抬高物价。这种煽动民众敌视华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推御责任、转移视线，以图帮助政府摆脱困境。当一些地方发生迫害华人的事件时，当地政府则袖手旁观，未采取任何措施给予华人必要保护。更有甚者，一些军队军官也直接参与了有组织迫害华人的行动。在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新政府对5月骚乱事件进行了调查， 结果有10名军官涉嫌卷入了此次事件，其中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前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普拉博沃被控是幕后策划者。据新政府组织的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班邦·维佐扬托透露，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苏迪约索在作证时说：“这次骚乱是有组织的，有人煽动。”（注：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1998年8月12日。）然而，尽管新政府对5月骚乱进行了调查，所公布的调查报告承认存在华人遭迫害的事件，总统哈比比也公开称华人遭迫害之事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他还表示“印尼政府将依据法律对5月事件进行严肃处理，决不容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18日。）。但印尼政界内目前仍有人企图掩盖华人受迫害的事实。事实上，有少数印尼政界人士对华人在印尼经济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一直心存芥蒂，想要利用此次华人势力受损之机，进一步削弱华人的地位。印尼政府对华人不公正的态度，遭到世界舆论及国内一些组织的谴责。1998年8月，印尼国内5个人权组织联合组织了一个反歧视和反暴力委员会，向雅加达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政府在5月骚乱中未能对包括华人在内的人民给予保护， 要求政府对受迫害者给予赔偿。
对印尼华人近来所遭受的不幸，中国政府表示高度关切。中国驻印尼大使多次向印尼外交部进行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发表谈话，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以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在1998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时表示，作为印尼公民，印尼华人的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表示，“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中国和印尼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1月18日。）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个别东盟国家做出了一些不利于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事，但总的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仍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目前，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尚未完全消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东盟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还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双方在维护地区和平、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捍卫双方共同利益等方面将继续保持友好的伙伴关系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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