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性格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封建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一个个思想、文化大家时，却发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和以后的遭遇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就连怀瑾握玉、独善其身的退身之策也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冲击下变得荆棘丛生。从虽死犹生的屈原，到放荡不羁的阮藉，从超然脱俗的陶渊明，到行藏在我的白居易，从忧国忧民的杜甫，到醉饮狂歌的李白，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各异的人格特征；耿介而又世故，狂放而又拘谨，进取而又淡泊，重生而又轻死，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既为君报国又为己全性……而苏轼可以说是这些文人的一个曲型，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苏轼性格的形成，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
一、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基础——儒学和理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坐标位置，我们出生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要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浸润，研究苏轼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文化氛围。
（一）儒家文化造就了苏轼匡扶天下的济世之志。
谈到任何一位古代文人，我们都应当首先注意到作为文人人生航标的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坚强柱石，是所有的文人儒士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儒家思想自春秋创立以来，经两汉、北宋两次改造，已日趋完备周密。古代文人多以实现政治抱负为其生平第一追求。以治人为基本内容的实用主义学说思想和以文人为基本形式的文人化官僚制度，决定了古代文人热衷于从政。古代文人的人生历程主要也就是一种仕途经历，要想实现儒家为其规定的人生理想，出仕是最佳的途径。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这条路上摔打滚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起。苏轼当然也不例外。嘉佑年间，苏轼就是怀着“奋励有当世志”〔1 〕的宏大抱负和干一番经世济时大业的雄心壮志进京应试的。他唱道：“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2〕、“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3〕、“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4〕， 俨然以一副舍命报国、风骨凛然的儒者面目走上了他的政治舞台。
然而北宋的社会现实并没有给苏轼提供一个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宋明理学的发展和个人的生活际遇则培养了他圆通、豁达、乐天安命的性格特征。
（二）理学为苏轼提供了处世之道。
宋代可谓是一个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安大危的历史时期，自宋开国到徽、钦二帝被掠170余年，虽有太平盛世的繁荣之态， 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积贫积弱的现象也日益加剧。尤其是靖康之变、汴京沦陷，表面上的承平突然在一夜间消失，世人仿佛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他们真正意识到了那种极力忘却的生存危机已经来临。对这种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异族侵凌之苦，故国山河失去之恸，感受最强烈、最深刻的莫过于文人士大夫了。他们不愿放弃在变革中求生存的政治选择，曾抗争、自救，然而已经晚了，封建文化不可遏制的衰落之势，已击碎了他们补天救世的迷梦，被抛入生存危机的他们不得不另外寻求解脱之法。
理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说，治国济世的儒家理想，以心为本、以悟为则的禅学智慧和超世脱俗、寂寞清脱的佛道精神，成为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柱石。它在很大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兼济”与“独善”相统一的儒家人格模式，突出了主体的精神本体意识和心灵自由因素，一方面拓展和丰富了个体的内在世界，使他们可以在心灵、情性、精神的平和、自足、虚静和无限之境中去自由地品味、体悟和化解外在现实在心灵上的种种感受、动荡和悲欢；一方面又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形成一种进退自如、伸屈有力的特殊行为方式，使内心的强烈抑郁和悲哀自然地转化为精神上的平衡和和谐。
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苏轼，儒家人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和感染着他，但由于他过人的慧根，他没有投入任何一种信仰，而是将儒家的弘毅精神与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和佛家的脱俗超世之境圆融地贯穿于自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到了生存的支点，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结果，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他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动力和勇气，而在佛道思想中，他又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完成了他高超的处世之道。
二、高超的处世智慧——儒释道精神的统一
人之一生，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其根源正在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清代文人郑文焯曾有诗云：“逐臣与弃妾，零落自可知。”很微妙地道出二者荒诞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的文人士大夫，大都背负着灵魂的重压寻求着解脱之法，或明哲保身，或放浪山水，或以死报国。而苏轼呢？尽管自小“奋励有当世志”，结果非但不能“致君尧舜上”，而且时乖运骞，自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被贬，一生大多数岁月颠沛流离。据《宋史》记载：“轼稍自韬，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苏轼以荣达之身事兼济之功，而实际上却是一贬再贬，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差一点送了性命。究其原因，便在于太过执着，为了坚持原则，他是义无反顾的，绝不肯“稍自韬”。但是，苏轼并不是那种一味凭热忱行事的人，广博的学识使他对社会和历史自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使他既能为坚持理想而作不懈的奋斗，又能讲求一点策略，注意一点方式。熙宁四年，在对神宗进谏一事上，先试谏再进谏，既能不犯人主之怒，又能集中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将济世的热忱与审慎的冷静结合起来的智慧，正是苏轼之所以显得成熟老练的地方。看来，他是把明哲保身的韬晦心机用来为实现澄清天下的志向服务了。佛家的智慧被巧妙地融在他的行为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反对激进的新法，但在外地任上，又每因新法以便其民，留下了件件政绩，这正是他襟怀坦荡的表现。而在请求外放这一点上，苏轼“行藏在我”的人生哲学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当然，这实在也是因为当权者的政治迫害，使他深感环境的险恶。
一般来说，依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处在被贬的境地，尤其是经历了“乌台诗案”这九死一生之事，苏轼必将坚守独善之道了。然而，他在离开黄州而往汝州的途中，会晤了王安石，对王安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予以了批判。不难看出，苏轼在艰危困难中不忘国事，并不像其他失意文人那样，仅仅流露出慨叹身世的诗词文赋，而是抓住可能的机会，为国为民做一点切实的事情，哪怕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可见他的人生观毕竟是人世的、积极的、乐观的。其处事的心理准则，依然体现着儒家的进取精神。
然而，苏轼思想不仅仅只包容儒家文化，宋明理学中的释道精神也渗入其中，主要体现在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和逻辑中。比如，熙宁中，他不能见容于新党，几遭诬陷，于是自请外放；元佑中，又不能见容于旧党，结果依然是自请外放。两次外放都是自己要求的，可见他并非不识时务。元丰初，苏轼罪废黄州，生活是“债负山积，想年载问遂有饥寒之忧”，然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却说：“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悉煎乎？”显然这是道家“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的态度。至于佛家体悟自身佛性，讲求“静”、“空”，在苏轼看来，“静”就意味着审物静思，其精髓在于顺应自然，莫强求，莫“知其不可而为之”。苏轼之谏神宗，用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一言以蔽之，审物静思，顺应自然，这是佛家思想为他提供的一条通往现实又超然独立的人生道路，使他在坚持理想抱负的同时不为穷通祸福所动，不为物役，不为挫折厄运所屈。
苏轼晚年在总结研习诸家之学的体会时说：“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宜、晁错，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熟读《论语》《孟子》《檀纪》，要志趣止当；读韩、柳，会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由是可见，其志趣所在本于儒家的《论》《孟》《礼》，其思维的理性本于《庄子》。唯志趣本于儒，故立朝有本末，处事有德行，不失弘毅之气，深得君子之风；亦唯其理性本于庄，故遇事能豁达，见识能通脱。
总之，苏轼的志向与性趣，本之于儒家，而其思维方式，则本之于道家而参之以佛家。他以儒家作治世之具，以道家作修身之术，以佛家作安身之法，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取三家之精义，建构了一个博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融汇的大趋势。而这种融汇趋势正是通过苏轼复杂的心理世界来表现的。
三、复杂的心理世界——诗词文的解读
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写作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人生价值的选择；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复杂心态的反映。黑格尔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一个在光明中睡着，一个在黑暗中醒着。”在苏轼的心灵世界中，也有两个自我并存着，一个是热爱人生和理想的自我，一个是对人生和理想的存在提出哲学式疑问的自我。苏轼从他少年出仕到时乖运骞的被贬、被流放，无论是执掌文坛的风光日子，或是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涯，这两个自我时常在相互对话，并因此而导致深刻的内心矛盾，亦因此而达到深刻的精神默契。苏轼曾道：“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似乎是彼此分离的，一个奔波、劳苦、挣扎于人生实践的历程，经历着风雨的磨砺，而另一个则冷眼旁观、超然反顾，思考着人生劳碌的意义究竟何在。苏轼的喜悦，苏轼的痛苦，都可以到这两个自我矛盾冲突和深深的默契中去寻找。
苏轼年轻时曾吟过这样的诗句：“人生到处何知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各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5 〕诗人用“雪泥鸿爪”这样贴切生动的比喻来概括人生的短暂和萍踪的不定，用“雪泥上”偶然存在的“飞鸿”“指爪”最终都将归于泯灭来慨叹人生本身的不可捉摸性。从诗中可以看出，初出茅庐的苏轼就已经产生了沧桑变迁与人世无常之感，并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焦虚和不安。既然人生现实的遭遇都是偶然现象，那么诗人在思考着怎么办。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抒发了苏轼外放期间的廖落情怀，也寄寓了“出世”、“入世”的双重矛盾心理。既然“把酒问青天”承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月》言明“出世”之志，又恐“高处不胜寒”，说入世不易，出世尤难，在“进”与“退”、“仕”与“隐”之间困惑、徘徊。李泽厚在阐述苏轼诗文的美学观时说：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6〕。
要表现苏轼心态的全貌，著名的《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更有代表性。在赋文中，通过主客问答，展示了两个自我的对话。客之独白，表现了苏轼内心那企望超脱于人生之上的精神追求，这里所说的曹操，与词中好“雄姿英发”的周瑜，原来彼此争胜的双方，而结果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曹公与周郎连同他们的事业功名，都化作了一番虚无。于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人们期冀着与永恒同在，然而这都是不可能的。“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里的悲哀正是无法超脱的悲哀。面对如此悲哀，苏轼的态度，是以不变的眼光看待物与我，那么二者就是无穷无尽的了。这种不变，对于清江明月而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符合此理于人生，就是齐生死，等荣辱，不为悲事而悲，不为乐事而乐。唯其如此，词中才有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自我嘲笑。
苏轼抚古思今，浓厚的忧患意识和以不变的眼光看待事物之变化的心理交相呼应，这就意味着，诗人对人生现实将采取不退避为退避的态度。《定风波》词所记：“河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云：“回道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苏轼眼中，不为风雨而狼狈亦不为晴明而欣慰，只要心境超达，即使身处狼狈之境，同样能得自适之趣。他之所以不退避现实，是因为他深信人生的某些遭遇只是偶然的，不退避，原是由于不值得退避。在《记松风亭》里，诗人更认为人应当如随风飘落的落叶，随遇而安，眼前此此，就是安身立命处，进亦在此，退亦在此，得亦在此，失也在此，一切的一切，就无须远去他求。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事到头都是梦”、“却对酒杯浑似梦”，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
苏轼这种复杂的心理，实际上正是当时整个士大夫文人阶层心理状态的反映，看不惯现实的一切，却又抛舍不了这一切；幻想着逃脱尘网，却又在自我排遣中安之若泰；将要坠入虚空梦幻之中，却又有所不甘，这就是他们无法解脱的内心矛盾。然而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他深深理解了人世间与自然界之中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在两个相矛盾的自我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那就是身世两悠悠，并不眷恋和追逐于其中任何一端，始终以一颗无私之心去处世待人，达到“至人”境界。在苏轼的这种至人襟怀下，我们既可感受到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也能感受到他坎坷之境而不改其乐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当属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化之功。
注释：
〔1〕《东坡先生墓志铭》
〔2〕《石灰》
〔3〕《和子由苦寒见寄》
〔4〕《屈原塔》
〔5〕《和子由渑池怀旧》
〔6〕《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