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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阶级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忽视阶层分析。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分析与阶层都是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他们并没有因使用阶级分析法而舍弃阶层分析法。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面对现代社会阶级存在状况的巨大变化，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以阶层分析为主，才能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阶级现象做出具体而周全的阐释。
一、阶级分析是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150多年前，即在1848年2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可以说是对欧洲国家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划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最简明的概括。尽管其他国家的历史状况有所不同，但是这样一目了然的概括，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掌握最基本的指导性线索，并用以剖析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而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方法的深刻性还在于，它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并进而揭示出阶级社会里人际关系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一切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因而也总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场的，这就要求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政治现象。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研究之所以获得成功，是他站在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上。对此，马克思的朋友埃卡留斯反驳说，所谓客观立场，完全是一种虚构。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一事变的研究，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并且运用了正确的方法。[2]马克思本人也说，他是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3]的。
尽管当今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依然是我们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在我们党的理论体系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仍然是我们分析国际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目前，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消灭社会主义为己任；在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阶级矛盾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观察和研究国际国内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预见未来的走向，提出正确的对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分析有效性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现阶段，虽然在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长期存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这种客观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一定范围内还必须坚持用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其基本社会形态而言，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主要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等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生产关系还不完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残余还存在，三大差别没有消除，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还没有完成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打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我们应该坚持不仅允许而且适当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存在一致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由于经济性质的不同，各自追求的根本利益不同，矛盾的一面更为突出。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必须注意限制它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引导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要注意防止它与公有制经济争夺主体地位。我们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所以，对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制订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阶级分析不排除阶层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属于政治学分析范畴。它实际上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所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是生产力有了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分工和私有制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马克思提出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由此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可见，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冲突在政治上的概括和总结，来源于社会经济领域而又高于社会经济领域。
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由于分析主体所处的时代、所持的立场、所持的方法不同，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在众多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有一类重在揭示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可称之为“冲突论”。由于“冲突论”强调的是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大体上是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另一类则主要强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整合，可称之为“功能论”。由于“功能论”突出的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因此大体上是一种阶层分析的理论。按照这种分类，马克思主义首先运用的是一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要是按照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来揭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当然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政党也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许多严肃的学者对这种分析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重视。如科塞、达伦道夫等，使用的就是“冲突论”的分析方法。科塞还看到了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社会冲突能起到“增强特定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和调适能力的结果，而不是降低这种能力的结果”。“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4]
过去，我们往往把这两类理论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应当说，在阶级斗争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注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法就必然会成为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但是，注重“冲突论”决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排斥“功能论”。实际上，作为纯粹社会的、政治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冲突论”的，还是“功能论”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冲突论”和“功能论”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矛盾，后者却主要是为了协调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冲突论”和“功能论”又是统一的，它们既可以相互包容、相互补充，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注重“冲突论”的阶级分析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功能论”的阶层分析，他们认为，两者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要互相否定对方的合理性存在。相反，在一定范围内，两种方法完全可以优势互补。事实上，阶层分析同样是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著名书信中并未否定西方学者关于阶层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讲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这体现了从地域、职业、劳动方式看待阶层的视角，与强调所有制差别的阶级分析有所不同，尽管马克思又常常把这些差别归结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三个阶级和阶层，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在分析当时的德国社会时，他们具体论证了中间阶级阶层的状况，指出，在中间阶层中，有一个农民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即阶层），第一是富裕农民，第二是小自由农，第三是封建佃农，第四是农业工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同样论证了中间阶层的存在，并分析了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对立起来，也从来没有单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舍弃阶层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层分析同阶级分析并无冲突，两者是一个互补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阶级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源，认为经济因素是阶级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因。这一观点对于阶层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指导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分层理论的不断完善，阶级分析方法理应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深化和发展。今天，我们在党和国家的性质、社会发展的方向等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仍必须坚持阶级分析。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完全依靠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又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是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而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也是为了揭示阶级利益的对立，启发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觉悟，起来反抗、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不可调和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总体上都是社会的主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宜再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阶级分析，而应该突出注重各阶层之间团结与合作的阶层分析。
三、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到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新世纪，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的实际存在状况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拓展和深化。面对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需要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层现象做出具体的、细致的、比较周全的、甚至需要量化的解释和描述。显然，仅仅依靠原有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难以胜任，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到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就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原来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相应地也变成了执政党。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已经不再是按照革命党的思维方式搞“斗争”哲学，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领导人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治理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就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不能再去鼓动政治运动，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既然已经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经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也逻辑地应当不再突出旨在进行阶级斗争而不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阶级分析理论。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5]这段话的基本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认识。其实，在确认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而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肯定了运用阶层分析的可能性。因为，既然大量的社会关系是非对抗性的，那么其中就有可能存在非阶级性质的阶层关系，所以，在分析这些阶层关系时，就应该采用阶层分析而非阶级分析。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及其作用在人们观念中的绝对地位正在松动，而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因素在人们的阶层归属感中则日益加强，阶层分析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所有这些，都为顺利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转向阶层分析为主提供了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阶层分析的主要意义在于：其一，可以弥补过去人们对于阶级分析过于泛化使用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共产党人对阶级理论曾产生过误解和背离。主要表现在：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时，简单地乱贴“阶级”标签，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生硬地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进入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损害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声誉。1979年以前，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相适应，人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完全以阶级的观点覆盖一切社会群体。于是，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解与解释便不可避免地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与阶级分析不同的阶层分析有助于人们研究视野的开拓，纠正认识方法上的偏颇，增强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其二，有助于人们科学、全面、具体地认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阶层得到了正常的发育和成长，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现在已经产生了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对范畴难以准确揭示其特征的不同利益集团，如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很难把他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这些利益集团，无论从现状还是从发展趋势看，把他们称之为阶层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再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将会进一步出现在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基础上的收入差别层次。这些按相近收入水平归类的又属于不同层次的人们，在其内部，通常具有相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在其外部，则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由此把它们称为不同的阶层，是必要的和恰如其分的。而且，同一收入水平的阶层，可能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分散地存在于不同的阶级，这样，用阶级的范畴加以简单地概括，显然已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阶级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实际状况。总之，在现阶段，我们借助阶层分析方法，提出并使用阶层这一范畴并对我国社会进行阶层分析，实质上是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阶层分析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实现了社会分层方法从阶级分析为主到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社会阶层构成”[6]的概念，以此取代上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坚持着的“社会阶级结构”概念。《讲话》面对执政实际，在坚持对工人阶级作阶级分析的同时，又对整个社会结构作务实的阶层分析。《讲话》对当前的社会结构作了阶层的划分，列举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提到了与之并列的原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军人。在这里，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分析为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分析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面对执政的实际，为使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落到实处，又必须、并且要突出具体的务实的阶层分析。《讲话》对各社会阶层的构成、来源、性质、地位、作用等作了深刻而全面的理论分析。在分析中，突出了非对立的阶层划分，摒弃了对立的阶级划分。例如，讲话否定了私营企业主是“资产阶级”的“左”的观念，只将它看作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指出它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从而有效防止了把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阶层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的错误，使“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明确和具体。显然，这种阶层分析，所要突出的不是人们的政治态度，因而不是简单地把人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所要解决的也不是在改革中依靠谁、排斥谁的问题，因而不能对社会各集团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漠然置之。可以说，这种阶层分析就是对社会集团的一种具体利益的分析。所谓“阶层”就是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或社会集团。工人、知识分子等就是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群体来看待的。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这里包括着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具体利益。要认真考虑、反映和满足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具体利益，就不能不对各个阶层作利益的分析。这样，既坚持阶级分析，又突出阶层分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与时俱进。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将阶级分析同阶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阶级分析为主向阶层分析为主的转换，才有利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把握和调节各个集团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把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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