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读《邓小平年谱》中1992年后邓小平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论述论文,中国论文,能走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年谱(1975-1997)》这部编年体著作深刻体现了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必读的文献。认真学习这部著作特别是其中1992年以后的论述，能够更加深刻地让我们体会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终身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品格。
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的时候，邓小平认真思考并总结了这些国家的教训，指出了这些国家演变的两条根本教训。一是丢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从而引起动乱，酿成恶果。他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他同时警告我们，中国如果像苏联东欧那样丢掉社会主义，结果将是大灾难：“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1](P1335)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1](P1348)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之所以岿然不动，原因就在于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要明确我们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搞清楚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对于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是很重要的。比如，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不问姓“资”姓“社”的，是不需要争论的；还有人认为，邓小平就主张不争论。实际上，这两者都是误解。邓小平从来都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而不争论指的是不要搞那些无谓的争论，以免错过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问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他不仅强调了中国必须搞社会主义，还强调指出了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他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1](P1340)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学西方、不学美国。这一点是十分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我们改革大业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如何改，理论界、学术界的分歧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所谓自由主义思潮泛起，鼓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误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邓小平始终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2](P241)到了晚年，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说：“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1](P1332)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明确了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输理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P173)邓小平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仍然十分重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样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1](P1363-1364)这段论述十分重要。第一，指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保证；第二，指出了经济越发展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我们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三，四个坚持是个统一体，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忽略和去掉哪个都是不行的。
邓小平晚年在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表明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在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不曾放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早在1987年，他就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在整个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P208)他还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P211)在1992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这之后，邓小平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从年谱中，我们看到，他仍然保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警惕，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1](P1331)，“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P1332)
三、农业发展最终要走集体化道路
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大发展客观地要求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得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转向，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1](P641)后来他又说，“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1](P967)目前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1](P1096)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农业集体化问题。论述得也愈来愈清晰，他说，“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集体化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1](P1338)
对于中国农村的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的思想。1990年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P1330-1331)1992年7月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再一次谈到了这一思想。他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1](P1349-1350)
四、要利用各种手段来解决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晚年十分重视分配问题。他充分估计到了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1](P1356-1357)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P1364)
接着他提出，随着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P1364)
可见，邓小平在晚年对分配问题着重思考了以下几点。一是缩小地区差距问题。他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要提出和解决发达地区如何支持不发达地区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的要求，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地区矛盾就会发展起来，尖锐了是会“打内战”的。二是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但是，经过20年左右时间的发展，过去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分配领域，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是过大了，一些地方工人、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增加不多，再分配领域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工人、农民的不满，如果处理不好，会激起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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