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吴文正[2]（2021）在《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 ——国际趋势与中国策略》文中认为政府采购作为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市场开放和自由化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成为一项重要议题。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推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新选择。本文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府采购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各经济体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趋势和特征,并对中国的开放提出了切实策略。在国际趋势方面,本文分析了当今世界范围内涵盖政府采购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现状,美国、新加坡和韩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范围,以及CPTPP等最新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政府采购的条款。随着自由贸易协定下政府采购国际化的发展,各经济体一方面不断扩大合作领域、维护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则追求各类目标、争取国家利益。这样的趋势和特征体现了各方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多重目标下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试图通过不断完善的国际机制来维护政府采购领域的国际合作。在中国策略方面,政府采购市场的逐步开放是中国政府采购改革与发展的一大趋势,如何使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制合理化,使开放状态能够持续发展是当下需要探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趋势和中国自身发展现状,为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要持续完善国内政府采购制度,确保国内制度能够与国际规则接轨,并且健全与政策目标相关的制度以在国际合作中确保国家利益;其次要以灵活的策略融入国际市场,根据协定的性质特征和合作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展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谈判;最后要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制定,把握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的政府采购国际规则重构的机遇,促进各种国际机制的良性互动,在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完善的进程中更好地表达中国立场与主张。
Eliza Mambetova[3]（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吉尔吉斯斯坦自古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沿线国家,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有近30年的邦交,在此期间内,双方不断深入政治信任,对两国关切问题以及最核心的利益都给予相互支持,着力推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发展与合作。针对比较大型的国际事务,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合作。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合作日趋密切,双方的贸易投资和互助发展得到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一步合作更要靠合理策略的支撑,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策略有助于推动中吉两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提质升级。基于此,本文致力于研究现阶段,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基础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执行策略。本文正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通过策略的选择和优化,以便于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经济互动策略主要指能够在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提升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互动交流的政策措施,本文参考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吉双方关系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中吉两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多方面交流与合作,以便于找出有利于两国长久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中吉两国的经济互动发展提供一定的策略参考,促进两国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深入交流。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经济互动策略,采用了一套专门的量化方法,通过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资料和经济数据,选择投入产出方法建立其经济互动模型。投入产出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以数学矩阵结构作为基础,反映经济主体关系,以便于提出相应的政策方针,利用这一方法,能够通过其系数表达来分析双方的互动机制。本文总体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建立具体的经济互动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状况。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找出影响双方经济贸易的因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的支持策略,并预测了未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互动的发展趋势。本文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容如下:第一章序论,深入分析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并与相关理论相结合,归纳本文的创新点;总结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梳理和界定本文研究时所运用到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模型。第二章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与评价,全面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情况,对双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并且深入分析在经济互动下面临的多种挑战。第三章“一带一路”大环境下,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两国的经济互动模型,使用当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相关数据,通过中吉两国经济互动模型,测算经济互动参数。第四章根据区域经济互动模型测算的经济互动参数,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策略;依据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业间的经济互动模型,分析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业互动策略;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增进双方经济互动的思路框架,以及双方区域经济互动模式,阐述经济互动的运行策略。第五章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实现需要的政策支持,阐述中国国家支持政策、地方支持政策和企业支持政策,实施中吉双方经济互动策略。第六章提出了促进中吉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策略,为加速两国经贸合作进程,提升彼此综合国力提供对策建议。不仅需要将产业互补、地缘以及能源优势发挥出来,还应借助已经形成的区域政策,将投资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障碍清除掉,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依托现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增进双方关系。第七章总结全文,展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经济互联互动关系研究。本文建立了投入产出实证分析模型,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经济互动情况。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研究内容主要是涉及文化、旅游等方面,而且关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居多,很少有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经济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双方的交通运输状况,可以通过防止因为交通原因使双方处于封闭状态,对双方经济互动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让其经济资源配置处于最佳状态,也能够提升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效果。本研究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互动策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动策略的选择。笔者通过分析中吉两国紧密经济互动可能出现的挑战,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通过这些经济策略的提出,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找到更为理想的途径,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如下:第一,本文选择分析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策略,受到文献数量和数据库制约,对行业的研究只是限于主要行业,可能不够全面,还需要在以后资料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应用价值。第二,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互动策略,由于本文是学术研究,并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本文建立的经济互动投入产生模型中,也并没有涵盖政治因素。但是政治因素对于中吉两国的经济互动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如今国际关系复杂多变,让国家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这需要在之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胡枚玲[4]（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程名[5]（2020）在《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与中国补贴清单动态变化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美国是中国受到反补贴调查最主要的发起国。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愈加激烈与复杂。2006年美国第一次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及国内进出口企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中国自入世以来积极向WTO提交补贴清单,2006年第一次提交补贴清单开始,补贴清单逐年在调整与改善。但美国针对中国提交的补贴清单不断提出质疑。基于此,美国反补贴调查中涉及到的补贴项目与中国补贴清单中的补贴项目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美国反补贴调查是否影响中国补贴清单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首先整理了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核实的补贴项目,并根据补贴的定义将补贴项目分为优惠贷款类、税收项目优惠类、低价提供原材料类、政府赠款类、地方性补贴项目类五类;在梳理了历年来中国向WTO提交补贴清单的基础上,分析清单中补贴项目的类别,考察不同清单中各补贴项目的动态变化特征;在对补贴项目分类和考察补贴项目变化的基础上,将反补贴调查中核实的补贴项目与补贴清单中补贴项目进行比对,按照补贴清单提交的年份及动态变化划分三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中二者的关联度。通过上述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的项目众多,可归纳为五类:优惠贷款类、税收项目优惠类、低价提供原材料类、政府赠款类、地方性补贴项目类。这五类中补贴形式最多的是税收项目优惠类和低价提供原材料类,地方性补贴项目类最少;第二,中国补贴清单中补贴项目整体呈现逐年增加与完善的趋势,涉及税收项目优惠、财政拨款、利息折扣三类补贴项目,其中财政拨款类和税收项目优惠类在所有补贴项目中占比接近90%;第三,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与中国补贴清单中补贴项目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度较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针对中国产业补贴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应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孙舒[6]（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张吾乐[7]（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形式面临深度变革和结构转型,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程度日益深化,经贸合作机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以及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势态良好,经贸合作机制也逐步建立并完善。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背景,以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基础,结合国际机制理论、国际投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为研究机制提供理论支撑,找出其中深层次机制问题,指出相应的完善路径。通过对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完整性、健全性、协调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分析,分析合作机制的运行状况、运行进展以及运行效率,在金砖国家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下进行多边机制的建设分析,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进行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俄经贸持续健康发展,最终需要稳定高效的合作机制来提供长远保障。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与加强,使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维护双边贸易体制更加稳定有效。
林明灯[8]（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游启明[9]（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孙凤洋[10]（2020）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借助采购规模、实施效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调节经济、产业扶持和政策引领方面的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采购的购买力非常巨大,国际范围来看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0%左右。政府采购在不仅在规范公共支出过程、提高公共支出使用效益、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利得成本目标方向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各国政府实现更广泛政策目标和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政府采购既体现市场竞争的属性,又发挥其契约合作下产业前伸后延的拉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部分发达国家奉行单边贸易主义政策和投资争端加剧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通过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贸易协定来应对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以及预期陷入衰退的不利影响。对此,本文的思考是,WTO框架下的诸边协定GPA能否成为未来全球贸易体制的深度发展方向?通过什么模式能有效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这些模式对双边贸易影响有何区别?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情况下,我国应该选择何种模式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本文试图指出,通过扩大以GPA为代表的诸边贸易协定成员国范围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议题在内的高标准FTA等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促进多边贸易体制深度发展的重要优化方案之一。进一步的,以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研究如何深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我国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为研究目标,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概念,构建研究边界,以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作用、流程、采购方式和政府采购规模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探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围绕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贸易边际、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产业的影响进行理论机制分析,提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贸易促进效应、贸易边际影响效应、国家差异化效应和产品行业外溢效应。特别的,本文通过引鉴多部门双边贸易的动态模型,分别探讨了单边不歧视、双边协定以及诸边协定等情境下对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进行特征化事实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代表多边贸易体制类型、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具体途径就是加入GPA和签订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据此,深入探究不同途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影响,从而提出不同类型国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优化方案。由此,本文利用50项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以及225个国家和地区和国家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在这里不仅考察了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的促进效应,而且考察了促进贸易的实现途径、不同国家影响差异性以及影响条件等具体内容。论文在探究国际政府采购规则与典型国家政府采购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加入GPA和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GPA模式和FTA模式显着地促进了国际贸易;GPA模式和FTA模式会同时增加贸易扩展和集约边际;GPA模式和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在不同国家方面存在差异,GPA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大,而FTA模式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则更大;GPA模式贸易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单边加入GPA的贸易促进作用不显着;FTA模式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产品和行业的外溢效应,嵌入政府采购条款的FTA不仅会对政府采购特定产品和行业产生促进作用,对广泛一般产品和行业都会一定促进意义。本文以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进行多维度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政府采购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本文还基于跨国经验、机制设计、制度经验、发展取向构建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双边贸易、加强国别契约合作的政策建议体系,对我国通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现进一步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政策建议。
二、加入WTO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 ——国际趋势与中国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 |
| 二、关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研究 |
| 三、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研究 |
| 四、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理论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意义 |
| 第一章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自由贸易协定 |
| 一、制度与国际合作 |
| 二、FTA与贸易合作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的多重目标 |
| 一、采购目标 |
| 二、非采购目标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 |
| 第二章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国际趋势 |
| 第一节 涵盖政府采购的FTA发展现状 |
| 一、世界范围内涵盖政府采购的FTA |
| 二、涵盖政府采购的FTA的缔约方情况 |
| 第二节 部分经济体开放范围分析 |
| 一、FTA框架下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范围 |
| 二、FTA框架下新加坡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范围 |
| 三、FTA框架下韩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范围 |
| 第三节 最新FTA政府采购条款分析 |
| 一、近三年FTA中政府采购条款的特点 |
| 二、最新FTA政府采购条款分析——以CPTPP为例 |
| 第四节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特点和趋势 |
| 一、扩大合作领域,维护共同利益 |
| 二、聚焦本国目标，争取国家利益 |
| 第三章 FT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现状 |
| 一、GPA谈判态度积极 |
| 二、国际投资推动市场开放 |
| 三、FTA加入政府采购议题 |
| 第二节 通过FTA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考量因素 |
| 一、基于国际体系的共同利益 |
| 二、基于政策目标的国家利益 |
| 第三节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建议 |
| 一、持续完善国内政府采购制度 |
| 二、以灵活的策略融入国际市场 |
| 三、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制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投入产出理论 |
| 1.3.2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及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
| 1.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的理论依据 |
| 1.4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与评价 |
|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
| 2.1.1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 |
| 2.2.1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贸易的现状 |
| 2.2.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合作的现状 |
| 2.3 两国间经济互动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2.3.1 经济方面 |
| 2.3.2 政治方面 |
| 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吉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
| 3.1 经济互动投入产出模型 |
| 3.1.1 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 |
| 3.1.2 模型构建的目的 |
| 3.1.3 主要数据 |
| 3.2 经济互动的投入产出模型 |
| 3.2.1 基本模型的构建 |
| 3.2.2 经济互动参数 |
| 3.3 经济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4 产业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 3.5 中吉经济、产业互动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进出口规模较小 |
| 3.5.2 没有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
| 3.5.3 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 |
| 3.5.4 农产品不符合国际标准 |
| 4.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合作可行性分析 |
| 4.1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依存度分析 |
| 4.2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贸易结合度 |
| 4.2.1 贸易结合度指数计算 |
| 4.2.2 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 |
| 4.3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投资SWOT分析 |
| 4.3.1 优势分析 |
| 4.3.2 劣势分析 |
| 4.3.3 机遇分析 |
| 4.3.4 挑战分析 |
| 4.3.5 战略分析 |
| 4.4 影响中吉贸易的相关因素分析 |
| 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区域经济互动策略研究 |
| 5.1 经济互动的思想框架 |
| 5.1.1 经济互动的原则 |
| 5.1.2 经济互动的理念 |
| 5.1.3 经济互动的目标 |
| 5.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合作的必然性 |
| 5.2.1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
| 5.2.2 中吉双方经济发展需求 |
| 5.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吉合作的基础 |
| 5.3.1 地缘优势突出 |
| 5.3.2 政治互信深入 |
| 5.3.3 贸易互补优势突出 |
| 5.3.4 发展理念相近 |
| 5.3.5 人文基础坚实 |
| 5.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 |
| 5.4.1 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营分析 |
| 5.4.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模式的选择 |
| 5.4.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方向 |
| 5.5 经济互动的运行策略 |
| 6.“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区域经济互动的支持政策 |
| 6.1 国家的支持政策 |
| 6.1.1 经济互动中的产业政策 |
| 6.1.2 经济互动中的财政政策 |
| 6.1.3 经济互动中的对外贸易政策 |
| 6.2 地方的支持政策 |
| 6.3 中国企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遇到的问题及发展策略分析 |
| 6.3.1 实体企业遇到的问题 |
| 6.3.2 大型企业的发展策略 |
| 6.3.3 中小型企业的扶植政策 |
| 6.4 促进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4.1 发挥三个优势,加快中吉经济合作进程 |
| 6.4.2 建立共同能源市场,加强边境经贸合作 |
| 6.4.3 发挥产业互补优势,开展产业互助合作 |
| 6.5 借助区域政策,逐步扫除贸易投资障碍 |
| 6.5.1 加入关税同盟,降低关税门槛 |
| 6.5.2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加速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进程 |
| 6.6 增强中国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
| 6.6.1 提高中国软实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
| 6.6.2 尊重当地的法律和风俗,注意与本国的区别 |
| 6.6.3 提高中国出口商品档次,树立品牌形象 |
| 6.7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促进措施 |
| 6.7.1 发挥地缘优势,加强边境经贸合作 |
| 6.7.2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开拓资源合作市场 |
| 6.7.3 发挥产业互补优势,推动产业互助合作 |
| 6.7.4 改善国内贸易投资环境 |
| 6.7.5 借助WTO平台来消除贸易壁垒 |
| 6.8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吉关系的建议 |
| 6.8.1 加强高层往来,注重双边对话 |
| 6.8.2 完善经贸合作机制,调整合作模式 |
| 7.总结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5）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与中国补贴清单动态变化的关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遭受反补贴调查原因及相关问题综述 |
| 1.2.2 中国补贴政策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基本情况 |
| 2.1 美国对主要国家实施反补贴措施案件情况 |
| 2.2 美国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案件情况 |
| 第3章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认定的补贴项目 |
| 3.1 补贴项目认定过程 |
| 3.2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认定的补贴项目分类 |
| 3.2.1 优惠贷款 |
| 3.2.2 税收项目优惠 |
| 3.2.3 低价提供原材料及其他 |
| 3.2.4 政府赠款 |
| 3.2.5 地方性补贴项目 |
| 第4章 中国向WTO提交的补贴清单内容及其动态变化 |
| 4.1 WTO通告制度 |
| 4.2 补贴清单内容 |
| 4.3 补贴项目动态变化 |
| 4.3.1 按补贴形式分类的动态变化 |
| 4.3.2 按具体事项划分的动态变化 |
| 第5章 调查认定项目与补贴清单项目的关联性分析 |
| 5.1 反补贴调查中认定的补贴项目和补贴清单中补贴项目的关联性分析 |
| 5.1.1 关联性三个阶段划分依据 |
| 5.1.2 第一阶段关联性分析 |
| 5.1.3 第二阶段关联性分析 |
| 5.1.4 第三阶段关联性分析 |
| 5.2 反补贴调查对补贴清单变化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文章的基本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7）“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绪论 |
|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中俄金融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中俄政策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中俄组织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中俄智库支持机制 |
| 第五节 中俄特区合作机制 |
| 第六节 中俄媒体合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分析 |
| 第一节 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完整性 |
| 一、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法律制度 |
| 二、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协调性 |
| 三、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健全性 |
| 第二节 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 |
| 一、中俄经贸合作现有机制运行状况 |
| 二、中俄经贸合作机制运行进展分析 |
| 三、中俄经贸合作机制运行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中俄经贸多边合作机制建设 |
| 一、中俄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合作机制建设 |
| 二、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合作机制建设 |
| 三、中俄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机制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中俄经贸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中俄贸易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中俄贸易协调机制的不完善 |
| 二、中俄海关机制的局限性 |
| 三、中俄法律保障机制的缺乏 |
| 第二节 中俄金融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中俄贸易结算的互换机制相对匮乏 |
| 二、中俄金融市场的对接机制利用率低 |
| 三、中俄合作基金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中俄投资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中俄投资合作引导机制的不健全 |
| 二、中俄融资担保机制的不规范 |
| 三、中俄投资保障机制的不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完善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中俄贸易合作机制建设 |
| 一、建立健全的中俄贸易协调机制 |
| 二、建立完善的中俄海关机制 |
| 三、建立高效的中俄法律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完善中俄金融合作机制建设 |
| 一、强化中俄贸易结算的互换机制 |
| 二、完善中俄金融市场的对接机制 |
| 三、推动中俄合作基金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优化中俄投资合作机制 |
| 一、完善中俄投资合作引导机制 |
| 二、加强中俄融资担保机制 |
| 三、重视中俄投资保障机制 |
| 第四节 建立全面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对接机制 |
| 一、改变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的创建模式 |
| 二、鼓励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的管理制度 |
| 三、促进中俄跨境经济合作试验区的贸易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国际认定的规则 |
| 1.2.1 政府采购与公共采购 |
| 1.2.2 政府采购的原则 |
| 1.2.3 政府采购制度及其目标 |
| 1.2.4 政府采购流程和一般采购方式 |
| 1.2.5 政府采购宏观调控措施和风险评价 |
| 1.3 研究方案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内容和逻辑框架 |
| 1.3.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多边贸易体制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2 政府采购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3 GPA模式和FTA模式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1.4 衡量政府采购市场规模的文献综述 |
| 2.1.5 文献简评 |
| 2.2 理论机制分析 |
| 2.2.1 整体理论框架分析 |
| 2.2.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整体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机制 |
| 2.2.4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国家贸易的影响机制 |
| 2.2.5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不同产品行业的影响机制 |
| 2.3 相关理论模型 |
| 2.3.1 单边不歧视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2 双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3.3 诸边协定情境下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模式的特征化事实分析 |
| 3.1 GP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1.1 GPA的历史沿革 |
| 3.1.2 GPA的制度设计特征与贸易价值评估 |
| 3.2 FTA模式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1 主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2 客体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2.3 市场门槛价发展与贸易价值取向 |
| 3.3 GPA模式与FTA模式相互作用的机理 |
| 3.3.1 GPA模式对FTA模式的主导作用 |
| 3.3.2 FTA模式对GPA模式的补充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GP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4.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4.1.1 计量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说明 |
| 4.1.3 描述性分析 |
| 4.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4.2.1 GPA的贸易促进效应 |
| 4.2.2 GPA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4.2.3 GPA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4.2.4 GPA的贸易模式选择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4.5 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与双边贸易 |
| 5.1 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2 计量结果和分析 |
| 5.2.1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的贸易促进效应 |
| 5.2.2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边际分析 |
| 5.2.3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国家差异化效应 |
| 5.2.4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FTA模式促进贸易的外溢效应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
| 5.5 结论 |
| 5.6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两种模式的比选与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政府采购国际制度发展与国际经验启示 |
| 6.1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
| 6.2 欧盟《公共采购指令》 |
| 6.3 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采购指南》 |
| 6.4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4.1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4.2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5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与现实经验 |
| 6.5.1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 |
| 6.5.2 日本政府采购制度现实经验 |
| 6.6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现状与现实思考 |
| 6.6.1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历程 |
| 6.6.2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谈判进程 |
| 6.6.3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模式选择的现实思考 |
| 6.7 借鉴与启示 |
| 6.7.1 对标国际政府采购制度经典规范,健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
| 6.7.2 深度参与政府采购全球治理和制度安排,积极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 |
| 6.7.3 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例外条款和加强契约合作,保护扩大本国产业发展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跨国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2 机制设计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3 制度经验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4 发展取向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加入WTO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 ——国际趋势与中国策略[D]. 吴文正. 国际关系学院, 2021(08)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互动策略研究[D]. Eliza Mambetova.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2)
- [4]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与中国补贴清单动态变化的关联机制研究[D]. 程名.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9)
- [6]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7]“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研究[D]. 张吾乐.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10]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GPA和嵌入政府采购条款FTA的视角[D]. 孙凤洋.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