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共存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2)04－0020－08
笔者曾在2008年发表两篇文章，通过史料考证，梳理出了量子革命所蕴涵的理论还原进路。[1]然而按照时下主流的观点，尤其是库恩(早期)、费耶阿本德等人所提出的历史主义的科学革命观，革命前后的世界是不可通约的，不可通约性将直接推演出科学理论的非连续性，因此也就在根本上剔除了理论还原的可能性。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重新思考和界定还原和革命的概念内涵，尤其是需要修正库恩早期的那种革命观。
一、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的对立观
科学还原事实上可以分为科学理论的还原和科学问题的还原，①因此可从三个角度对革命与还原的对立观加以分析。
1.在理论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对立。对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多次强调，新旧理论之间的那种逻辑联系只是我们的臆造物，是我们心灵一厢情愿与强加其上的东西，在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新旧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观点从他的这一句话中得到验证：“虽然逻辑上的蕴涵关系作为新旧理论间的关系是一种可容许的观点，但从历史上看这种观点是不可能的。”[2]在这里，库恩揭示了我们的思维倾向同现实历史在关于新旧理论关系上的差异。而且，库恩认为，现实历史展示的那种新旧理论的非关联性是全面的、彻底的，“在一个被抛弃的科学理论与其后继者之间，绝大多数的明显差异都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上的”(同上)。因而不同理论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不同的世界里，理论涉及的任何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他所言：“因为这两个理论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为了二者间的过渡，我们还不得不同时改动他们所描述的宇宙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同上)。这样新旧理论之间的所有诸如概念、陈述、甚至预设信念都将发生改变，以致先前理论中使用的术语、表达式，在意义和指称上都不能与我们今天拥有的术语和表达式画上等号。由此一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在这种全盘变更的情况下，以新的理论建构起的新的常规科学“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2](P95)
除了上述在时间维度上前后相连的理论的不可通约外，对于那些同时并存的理论，当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时，按照库恩的观点，也是不可通约的，“由于不同科学共同体集中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团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有时就十分吃力，并常常导致误解。如果继续下去，还可能引发重大的、难以预料的分歧”。[2](P159)
由此看来，依照库恩的观点，得到的结论是理论和理论之间是非连续性的、不可通约的；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也就意味着企图在理论间的相关术语、陈述之间建立任何衔接关系的希望都将破灭，从而使得理论还原的前提就彻底不存在了。
然而，库恩的观点是有漏洞的。有关理论关系的主张是建立在他的范式概念基础之上的，范式的不可通约并不必然蕴涵着理论的不可通约。这里存在的疑问就是是否一个理论就必然构成一个范式。其次，库恩强调的理论之间的非关联性针对的对象是新旧理论，也就是时间上有先后顺序的那些理论。但是假如两种前后相继的理论如果根本就没有关联，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它们是处于一种新旧的关系中呢？最后，对于同时并存的理论，这些同时并存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还原取决于是否属于同一科学共同体专业范围之内。按照库恩的看法，共同体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在涵义最广的层次上，是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而稍低层次上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而再低层次仍然可以进行分类，如物理学家有固体高能物理学家、化学家有有机化学家等等。这种层次的无限性以及新的层次的出现(如弦论专家)，使得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同别的理论是无关联的或是有关联的。例如，当电磁学、光学、力学、原子物理学在物理学整个专业共同体范围之内的时候，这些分支理论都是有关联的；然而将电磁学、光学、力学、原子物理学放在物理学下的低层专业，也就是分别放在电磁学、光学、力学、原子物理学这些低层次专业共同体之下时，那么分属这些不同低层次共同体下的理论则是不可通约的。这样就使得同样两个理论在一种语境下就是可通约，而在另一语境下就是不可通约。
2.问题之间的不可通约。库恩不仅拒斥了理论之间连接的可能性，而且将问题之间的那种联系也一并加以排斥，这就使得借助问题还原甚至借助问题去沟通不同理论间联系的希望也好似破灭。他说：“然而，若想为科学的正当问题和解答标准是积累发展的这一论点辩护，甚至比为理论是积累性发展辩护还要难。”[2](P99)在他看来，当范式变化以后，“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2](P100)之所以得出问题不可通约的结论，原因是库恩认为任何问题都是一定范式里面的问题。范式一改变，那么理所当然问题也将全部改变。按照这一观点，好似问题之间的还原也无法进行。
然而所有问题都属于某一范式，这种观点是有很大的疑问的。一个问题，它是属于导致它产生的范式还是属于解决它形成的范式呢？根据上述库恩的观点，得到的答案是当一个问题相镶在不同的范式之中时，已经变成两个不可通约的问题。换句话说，由前范式导致的问题，当寻求它的解决方案时，它在最终获得解决的时候，此问题已经不是彼问题了，不仅如此，而且二者根本上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这何以可能？假如这两个分化了的问题不可通约，由于前后问题架接不起因果关系，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前问题不是后问题的必要条件，但这显然是荒谬的。无论如何前后问题存在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肯定依赖于问题内部存在的某种基本的质。
3.库恩革命观彻底否定了还原论者看待科学的方式。在库恩他们看来，新旧理论不仅是不可衔接的，而且二者本质上就是不可比较的。因为没有所谓超范式的比较标准，一般构想出的那些标准往往也是从属于某种范式之中的。进一步，他们彻底地脱离了科学的经验性，认为理论只是思维的纯粹构造物，真正的实在，科学是永远触及不到的，也就是说，科学同实在是非连续的、是无连接通道的。库恩在比较自己同波普尔的观点时提出：“我们都把理论看作是想象的假定，发明出来用于自然界。”[2](P272)这种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科学的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者、操作主义者。拉卡托斯就认为，库恩的真理观变成了“随公议而变”[3]的一种真理。这样，理论的确立以及理论的验证全部取决于人，取决于社会。理论的转变不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3](P3)的事情。新理论的确立来源于一项理论的支持者的人数、虔诚程度和鼓吹力量，或者顽固派的一个个改宗或死去。这样，所有的认识都同实在自身无关了，理论变化也就是重新皈依一门宗教。与此相反，还原的基本信念是理论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的某种秩序，它的内部的符号、概念以及这些因子的关系应该指称一种经验的东西。还原主义的这种信念根源是逻辑经验主义所持的理论和经验之间具有证实或证伪的相关性。总之，库恩的观点会导致科学上的相对主义，尽管他后来在《必要的张力》中否认了相对主义的头衔，但依据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不可通约性主张，导致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库恩关于科学本质的主张是同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逻辑经验主义完全就是一种绝对主义，或者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符合论，以致偏向了另一极端。近来一些学者在批判库恩的那种相对主义的同时，强调了在主观和客观之中寻求一种调和。其中普特南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他提出的合理可接受性观点，打破了为数众多的有关真理和理性的主观论和客观论的二分法，既克服了摹本说的缺陷又避免倒向完全主观的那种立场。
纵然如此，假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的相关主张成立的话，那么还原和革命的对立将必然是全方位并且永不可调和的。其中全方位指的就是不管是理论还原还是问题还原都是不可能的，而永不可调和是指二者关于科学本质的基础性主张是截然对立的，以致没有任何还原的通道。
以上就是还原和革命对立的根源所在。然而，这种对立是绝对的吗？在笔者看来，事实上，革命同还原并不是纯粹的对立和分裂。
二、历史上驳斥还原与革命对立的两种主张
在驳斥还原和革命是对立这一观点上，作者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历史上对库恩的反驳有多种观点，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主张：
1.无革命说。及至目前，对库恩观点提出最强硬驳斥的要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科学史教授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他率先提出了无革命说，从而在根本上同沿袭柯瓦雷、巴特菲尔德、库恩将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经典研究领域的传统历史主义进路背道而驰。
无革命就是说科学史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革命，即使对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力学以及量子力学，这些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是革命。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存在什么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上的非连续性。而所谓的革命完全是后来的历史学家用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眼光强制标榜其上的一种东西。在《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中，夏平提出：“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4]以此为核心，夏平从根本上否定了16、17世纪曾发生过一场科学革命的观点，所以本质上传统的历史主义所认为的那种科学革命是含混的，是人为的一种臆造。这一观点彻底破坏了传统的科学革命解释、传统的科学史观与历史观。夏平认为，“科学革命这个想法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对先人兴趣的表达”，“我们所讲述的关于伽利略、波意耳、笛卡儿和牛顿的故事，多少反映了我们20世纪末的科学信仰和我们对这些信仰的评价”；他认为事实上“17世纪人口的压倒性多数……更没有意识到一场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4](P6－7)如果无革命说成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之前认为的那种具有革命性跳跃的新旧理论存在着连续性就成为必然了。正如他所言：“17世纪自然哲学与中世纪自然哲学的连续性现在成为老生常谈，而紧随历史学家对‘那个’最初的科学革命的确定之后，则是关于‘延期的’18世纪和19世纪化学和生物学革命的话题。”这种一贯的连续性正是还原进路所依赖的。然而，尽管不可怀疑无革命主张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作用，但就笔者本人是不太愿意接受该观点的。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科学长河中存在革命是不容置疑的，那种革命的存在和那种无革命的平庸科学发展的差异不仅直接来源于科学理论发展的自身，而且还来源于革命与没有革命所带给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差异。量子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革命，其原因是它的一些核心观念同以往观念的一种极大的差异。一种世界是连续的，而另一种世界是非连续的，这就是革命，这种从连续性到非连续性转变并不是后来历史诠释者强加其上的，也是强加不了的，而是理论内在进化的真实特征；而哥白尼革命将宇宙的中心扭转换位，将地球中心说倒转乾坤到太阳中心说，我们也决不能说在当时就没有引起思想上的革命，从当时宗教对这一学说的恼羞成怒、凶恶压制便可窥知该学说所引发的革命和慌乱。从某点意义上来说，否定了科学存在的革命就等于否定了科学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可以从经验层面上获得说明的，包括解释经验数据的增加以及更多新预言的证实。
无革命说中提到的历史诠释者对历史解释所带有的不可消除的偏见这一观点恰恰也是库恩所特别强调的。在库恩那里，该观点被用以论证他的范式不可通约的论证。每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的思想里都预设了专属于他所处共同体的特有的信念，这就使得不同共同体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而在夏平这里，却从信念预设推导出所有关于历史的诠释都是依赖于诠释者的目的、意图或者潜意图，如果撇开历史诠释者，历史本身是无所谓革命不革命的，这样就彻底地否认了革命的存在。
事实上，夏平在这里所犯错误的关键是过分夸大历史诠释者的信念预设在撰写历史所起的作用，以致彻底否定了本体论意义上革命的存在，从而走向极端。不过，尽管夏平的无革命说是极端而鲁莽的，但他却率先开辟了一条突破革命论的粗糙路径，他的无革命说至少预示着还原具有突破革命壁垒束缚的可能性。基于此，还原的生存能力将得到辩护。
如果说夏平的观点过于强硬的话，下面还有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就是直接将库恩的革命观当作一种还原方法来处理。
2.革命、还原同一说。驳斥库恩革命观的另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是斯卡夫劳(Kenneth F.Schaffner)的革命乃是还原的观点。他并不彻底否定革命的存在，而是认为它恰是还原的一种，这种处理的策略是赋予还原以新的意义，将革命和还原合二为一。
斯卡夫劳在1967年《还原的方法》一文中，将库恩关于理论进化的观点界定为一种还原的范式，并将其同波普尔、费耶阿本德关于新旧理论的观点统称为PFK还原范式。他说：“正如下面所见，某些人可能会质疑PFK范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还原重构，在他们看来，那正是还原发生可能性的否定。但是，我却相信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它是还原问题的一种不同的方法，这一方法并不是全部否定意义上的。”[5]在论证这样考虑的理由时，斯卡夫劳首先承认这种还原范式并不是在任何正式可推演的意义上从
可以推演出
，甚至不是有什么属于的原始术语被表达在的语言中，而是能够解释为什么能够“运作”(worked)，并且能够去纠正。这时，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从到的推演。然而，斯卡夫劳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获得从到的推演，例如，如果某人将同某些在实验语境上不是实验可错的事实前提结合起来，那么就可以获得。斯卡夫劳提出PFK范式也是一种还原方法的关键是认为它是一种“近似”(approximation)意义上的还原，“近似还原”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后来得到许多人的发展，其中后来的“弱还原”(weak reduction)概念就是这种发展的结果。
而就何谓PFK还原范式这一问题，斯卡夫劳提出了一个精致的模型，他认为一个还原如果认为是PFK还原，应当且仅当满足下面条件：
斯卡夫劳做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方法论角度将库恩等人所持的革命观念界定为还原方法中的一种，二是将这种新还原方法做了规范性的定义。这些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他明确确立起了革命同还原之间的一种不可分割性，从而也就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所认为的革命同还原的对立主张。
斯卡夫劳的同一说本质上是站在还原论立场，欲将革命容纳于还原之中，以此消解革命困扰，达到维持还原通道之目的。但是这样做就使得革命失去了相对独立性，以致所谓的革命就变成了还原的方法之一。他同夏平的不同之处是承认革命的存在，而只是倾向于抛弃革命的独立性，这一点恰是本人不认可的，本人尽管认为还原与革命具有相通性，但却始终坚持还原和革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关系我将在下章作详细说明。在保持还原和革命的相对独立性这一前提下，我们如何去驳斥还原和革命是相互对立的主张呢？从逻辑的角度，我们剩下的路就是要去驳斥库恩的那种革命观，这也正是笔者认为的驳斥还原和革命对立的第三种策略。
三、从库恩革命观的几点争议来驳斥还原与革命的对立
解释革命内蕴还原的另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库恩的那种革命观(尤其是库恩前期的革命观)从根本上就出了错。范式的不可通约、范式之间的相对主义、非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对范式的不可通约、相对主义的批判已经积累相当多的版本，下面我将稍做介绍。
1.范式的含糊性。夏佩尔对库恩范式的模糊性做了批判。通过解读库恩早期的思想，夏佩尔认为这种范式概念的模糊性在于“范式最终似乎包罗了科学家可以做的全部事情。于是断言科学传统受范式支配，似乎就变成了同语反复”。[6]另一方面，夏佩尔认为范式“这个词是那么含糊，以致在某些特例中，很难认清所设想的范式究竟是什么”。[6]尤其是，这个词的含糊不清，就“使得常规科学同革命科学之间的区别似乎只是程度问题”。[6]这样，就在不同的传统之间“倒是永远存在着多少具有共同性的指导因素”。[6]在夏佩尔看来，尽管库恩在后期对范式概念欲求加以澄清，也就是清理出符号归纳、形而上学范式、价值、范例，这样也就将这些在前期混为一谈因素的加以区分，但是他认为库恩的这种清理并没能解决掉这种模糊性，因为困难的关键是“库恩从来没有充分阐明，范式这个词所包含的其余因素是怎样与具体事例相关和体现具体事例的”，[6](P59)“也没有阐明一般范式是怎样通过具体事例来决定科学研究和判断的过程的”。[6]由此，关于范式夏佩尔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库恩不仅仅“否认科学事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6](P64)而且他的结论所依赖的证据“也是不清楚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6]
2.回击范式的不可通约——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通约之说，在库恩那里，原话之一是：“在这样做了以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2](P102)对于不可通约性的反驳，目前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两种趋势：第一种是在某些方面否认不可通约性的断言，并建议在理论之间设计出一种语言比较的方法；第二种趋势是不去考虑语言比较的问题，而是去寻求新的比较科学理论的方法。第一种一个典型的进路是认为至少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指称)不会改变；第二种典型的进路有两条，首先是强调数学理论间的某些结构的相似性，也就是走结构主义进路，其次是运用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者(connectionist)的研究纲领，也就是走科学的认知进路。下面，笔者将对第一种趋势以实例加以说明。
在笔者看来，革命前后的那种格式塔转变、范式前后的不可通约通常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哪怕是像量子力学这么大的一次革命，也有它的不彻底之处。说得更强一点，没有所谓彻底的革命。在革命后的理论中总能找到革命前理论的影子，这就为存在还原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证据。在量子力学这一场革命中，即使到了1912年之后，也就是在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的10余年之后，玻尔建立在量子论基础上的原子结构理论，依然还是半经典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艾伦菲斯特就认为，一个绝热不变量v/T的函数的经典维恩位移定律在普朗克量子理论里亦然有效，并且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普朗克关于谐振子的量子条件。彼得·迈克尔·哈曼在《19世纪物理学概念的发展》中更是明确提醒我们：“尽管术语‘革命’有利于说明科学并不是简单地由于科学事实的增多而逐步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个术语在说明思想观念的非连续性突变、甚至概念出现重大改变时又是模棱两可的……虽然习惯上强调经典物理同现代物理间的飞跃是对的，尤其从哲学上将18和19世纪的物理学学说同20世纪物理学的相对性、非决定性等学说加以区别时，以及区别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出现的前后物理学的差别时，特别要强调这种突变，但也不能将这种突变强调过头而错误地忽视了经典时期和现代时期在观念上的连续性。”[7]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历史主义者提出的那些自以为支持其自身主张的论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具有革命性。例如，H.巴特菲尔德说：“处理与以往相同的材料，只是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其置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这一切其实是意味着要做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8]人们经常用这一句话来说明革命前后的特征，并以此认为彻底根除了还原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仔细推敲这句话，特别是“处理与以往‘相同的材料’”这一句话，其实说明了无论怎样变化，其根基“材料”却永远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我们人的心灵如何去思考它，用何种框架去透现它。在我看来，那个不变的根基恰恰就是还原可能存在的依据。除非没有了那个相同的材料，或者材料发生了变化，否则就一定存在还原的条件。要是有什么彻底的革命，那就必然从根到顶全部变化，包括那个内核“材料”也将变化。
除了上述从本体论层面上推敲革命前后理论所持有的不变性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构建理论的主体的意识的本性来建议论证。事实上，所有的人类思想，无论它如何深邃，但是它的基础始终还是来自孕育它的那个时代。尤其是，科学中的理论通常被认为只是一种发明，也就是仅仅只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物(artificiality)而已，它的建立必须依赖人的思维。既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创造物，那就不得不烙上时代的痕迹，从而在新旧理论间存在着关联之网，而这种关联网正是还原所依赖的。还原论的新拓展已经预示了只要理论之间存在着关联，我们就可以称其为广泛意义上的还原(例如随附性)，哪怕那种关联里的因果关系还是一个谜。而这种关联也是可以得到大量的科学事实的证明的，旧量子论里面经典范畴同量子假设并存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点。所以，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的事业，要在前后相继的理论中产生一个截然的断裂，以到达库恩所标识的那种格式塔式的革命，笔者认为很难完成。艾伦菲斯特对此就有过这样的观点，“维恩位移定律(一个完全是由经典电磁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的理论)在普朗克的谐振子量子化处理里面依然还是合法有效的，尽管量子假说同这些经典理论是不相容的”。[9]尼克斯赞成艾伦菲斯特的上述观点：“艾伦菲斯特对位移定律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观念，那就是普朗克线性谐振子理论仅仅是波耳兹曼统计力学的修改，爱因斯坦甚至包括普朗克本人都持有同一观点。”[9](P39)尼克斯甚至明确指出，在普朗克理论提出的过程中，那种“持不可通约主张的人所期望的同波耳兹曼强有力的统计工具完全决裂的观点是一个十分不现实的观点。普朗克的量子理论部分是建立在波耳兹曼的思想和技术之上的。简单地排斥和忽视‘经典’统计力学将削弱而不是帮助普朗克理论。”[9](P39－40)库恩本人在重解黑体理论非连续性的提出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这种改变绝不会是完全的。不管他会看到什么，革命之后科学家仍然注视着相同的世界。而且虽然他以前使用语言、实验室仪器的方式可能不同于革命之后，但是其大部分语言和仪器在革命前后并无二致。其结果，是革命后的科学总是包括许多革命前的操作，用同样的仪器完成，并由同样的术语描述”。[2](P117)
夏佩尔和普特南也对革命的不彻底性做了论证，下面我们稍微介绍和评价一下他们的观点。
科学革命本身，其变革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并不是全盘变化。对于这一点，夏佩尔给予了明确的说明。夏佩尔认为科学事业当中是存在免受修改和摒弃的“必然论断”的，象各种推理规则，如演绎逻辑或归纳逻辑不会因任何科学成果而改变，还有那些“诸如‘证据’、‘理论’、‘解释’这样的一些元科学的概念，它们的意义也完全不依赖于发展中的科学具体内容，这些元科学概念共同给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将永远是什么作出规定”。[6](P285－286)此外，尤其是对认为科学全盘变革的那些人带来麻烦的是，假如一切关于科学的东西原则上都会发生变化，那么“衡量什么是变化的‘充分理由’的标准”也必然在变化的东西之列，这就必然带来悖论。
这里涉及了我们关于先验真理的争论，在蒯因看来，我们认为我们先验地知道的许多事情都不得不做修改。但是普特南对蒯因的这一观点予以了反驳，他认为蒯因的这一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但我认为，蒯因在某些方面是走得太远了”。[10](P93)
夏佩尔和普特南对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可修正性概念需要不断被摒弃和修正这一观念的反驳，提出的核心反驳意见都是认为这种修正是有限制的。“这种修正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再有关于任何我们能称为‘合理性’的东西的概念；但是这种限制一般来说我们是无法说出的”。[10](P94)但是在本人看来，他们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其实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姑且我们承认可修正性，那么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修正、修正的程度如何确定，如何把握修正的过程？也许一些观念在若干年之后才可能面临修正，而有些观念可能刚提出就面临修正。按照现代系统学的说法，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而言，它往往呈现为一个系统，它是由众多术语、陈述、命题、定律等要素组成，然而这些命题的可修正的速度不可能是全同的。这种修正相对速度的差异，必然会呈现理论内部一种不变与已变、变多与变少这种差异，而那些相对不变的、变少的正是衔接前后理论的基础。
普特南对不可通约性也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该命题本身是个自相矛盾的命题，因为“假如这个命题确实是真的，那么我们根本就无法翻译别的语言——甚至以前阶段的我们的语言。而如果我们对有机体的声音全然无法诠释，那么我们就没有根据把他们当作思想家、说话者甚至人”。[10](P128)这样，我们的古人们就仅仅是对刺激做出反映的动物而已。而“先对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通约的’概念，然后进一步去详细描述这些概念，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10](P128)
3.对相对主义的再批判。所谓的那种彻底的相对主义，通常也是不可存在的。自从库恩的相对主义提出之后，已经有无数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里，我只提出一点反驳他的观点。假如相对主义成立的话，那么量子力学同经典力学、量子力学同孟德尔基因定律的亲密度就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二者都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事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前者的关系更紧密。不同理论间紧密程度差异的识别就说明了理论之间还是存在可比性的。这正如阿兰·加芬克提出的：“如果任何观点都与任何别的观点一样好，那么，相对主义是假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就不和其他观点一样好呢？”②从这里其实看出了相对主义其实是一种自相反驳的假设，也就是它的真蕴涵着它自己的假。
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对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他的批判是沿袭柏拉图——维特根斯坦③和蒯因和戴维森两条路线进行的，前者的论证结果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相对主义者不能把自己当作说话者(或思想家)”，而后者论证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相对主义者根本不应该把别人当作一个说话者或思想家”。[10](P134)
在普特南看来，相对主义的深化观点就是认为“对你来说是真的东西，在他看来远远不如对他来说是真的东西那么显而易见”，[10](P134)也就是，任何个人对其自身的概念比别的概念更清楚。这时候按照相对主义的观点，当某人“说某事”时，其实是“某人认为某事”。如果这样，也就是每一个陈述的意义都是“我认为某事”，那么我其实就得说“我认为我认为某事”，这时候添加“我认为”就将是永远重复的。事实上，相对主义最初的涵义是认为每一个人有其自己的观点、预设、标准，而真理是相对于这些而言的。然而某事实相当于这些东西是否为真的这一点本身就是某种绝对的东西。在普特南看来，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论证是一个反对整个相对主义的出色论证，维特根斯坦认为“相对主义者到头来都无法理解是对的和认为他是对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样就使得“断言或认为”就同“发声”这两方面毫无区别，这样我就不是思想者而是一个动物了。普特南认为，如果相对主义者对维特根斯坦要进行反驳，唯一的道路就是提出一个假言条件句，那就是“如果在我足够仔细地观察、足够多时间地推理或诸如此类的情况下，‘X对我来说是被证明为正当的’可能是真的，那么，X就是对我来说是真的”。[10](P137)然而，把“如果……，则……”这样的陈述当作本身是绝对地真或假的，这其实他本身已经拒绝了相对主义。
四、从还原的革命性来驳斥还原与革命的对立
以上我们只是从革命这一点上揪出还原、革命共存的依据，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还原这一概念揪出二者共存的理由。本质上，还原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思想上的断裂。之所以还原之间的理论存在思想上的非连续或称为革命性的东西，原因就在于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二者本质上都是自主的、相互间具有异质性，而不是完全的同一。
通常，还原有强弱之分，内格尔最早建立的还原标准模型属于一种强还原(strong reduction)模型，它要求在相互还原的理论中的理论术语间具有严格的可定义关系，同时还要求二者的定律具有逻辑上的可推演性。后来的还原论同反还原论之争使得不少还原主义者提出了弱还原(weak reduction)概念，弱还原其实就是放宽了还原的条件。按照林定夷先生的理解，强还原就是“∧
→”，其中B[,P]是连接两种理论相关术语的桥接原理的集合，这种连接一般是外延性定义关系，而不是逻辑学中所谓的描述性或者规范性定义，它本身体现了一种经验上的科学发现。例如基因，后来被发现主要是那些DNA双螺旋分子，这种分子甚至被还原为有机化学中的碱基对之类的概念。而弱还原在林老看来，是一种“∧A∧→”[11]的形式，这里的A是指增补的另外附加原理集，这些附加的原理集可以认为是理论的补充和附加。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余地，就是如果作为一种外延型定义的话，那就必然蕴涵着一种新的科学发现，而这就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一次革命。的确，DNA分子的概念同基因概念，二者只有通过经验上的发现才能同一，仅仅依靠逻辑的构造是决计构想不出它们的联系的。而弱还原中新增的附加原理集A更是放宽了严格推演的那种条件，放宽条件就相当于允许不可演绎性的东西的存在。来看一下普朗克辐射定律的提出，普朗克在理论的推演中，为了调和低、高频辐射的统一性，加了一个限制性条件、也就是将辐射能量假定为一份大小为hv的量子。在这一限制性条件之外，一切还是遵循严格的逻辑推演的关系。在本人看来，那一限制性条件hv正可以看作还原论者提出的那一附加原理集。可是我们知道，在物理学界，公认的观点恰是hv代表了革命。
应该注意，在这里出现了同我前面提出的“革命的非彻底性”观点的一个衔接。革命的非彻底性就是说新旧理论内部还存在着藕断丝连的情况，这种丝在还原的定义里面就代表了那些维系还原的逻辑关系，而断的藕恰是那些桥接原理和附加原理集。或许有人要反驳我们没有看到藕和丝的主次性，然而理论关系之间存在的连续和非连续，在比重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数量概念，也没有什么标准限定它们各占了百分之几就可称其为还原或者革命。正是基于这一点，革命与还原的共存成为可能。
收稿日期：2012－06－18
注释：
①问题还原的内涵参见沈健《问题还原模型及其独立性论证——基于量子革命的案例》，《哲学评论》第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211－227页。
②转引自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③就批判相对主义这一进路上，柏拉图和维特根斯坦二者存在相通之处，具体分析参见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5－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