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854X（2000）05—0027—04
一
长期以来，在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特点的认识或判定上，国内外经济学界有着相似的见解。如，国内一些经济学者认为，“一般来说，理论经济学的抽象层次较高，而应用经济学的抽象层次则较低。……理论经济学对经济的实际运行实用性较小，而应用经济学的实用性较大”（注：王国平：《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划分值得商榷》，《经济学周报》1987年6月7日；王一龙：《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划分是必要的》，《经济学周报》1987年8月7日。）。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基础科学忽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应用，而应用科学则对这些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基础研究在进行过程中，相对而言，不大强调它在‘现实世界’中政策和管理问题的应用，而应用研究则对那些最现实的问题进行研究”（注：（美）唐·埃思里奇著、朱钢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国内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理论经济学主要指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指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它主要包括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等（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英、美学者则从理论工具的角度界定“理论经济学”。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借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提法，认为“理论经济学”由三部分组成：A.微观性质的工具，内容主要指微观经济学。B.混合性质的工具，内容包括价格理论、一般均衡论，等等。C.宏观性质的工具，内容包括货币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雷诺兹认为，上述理论是经济科学体系的核心。至于“应用经济学”，雷诺兹认为，许许多多的应用经济学都是与这一“核心相连接”，并且据此而建立的。他以劳动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的建立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注：（美）劳埃德·雷诺兹著、朱泱等译：《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9、190页。）。
二
在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界定清楚后，我们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二者特点的判定提出如下商榷与反驳。
1.不仅“应用经济学”是针对实际问题，具有实用性，“理论经济学”也是直视现实问题的，也具有很强的应用色彩。
这可从以下两点中得到证明：第一，从创立理论的目的看。众所周知，即使像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位对价值理论进行抽象分析的理论家，也是一位最现实的人。他利用价值理论武器的目的，就是要铲除封建主义的尾巴——“谷物法”条例，以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凯恩斯创作《通论》目的更明显，就是为了找寻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救对策，其现实性、应用色彩更强。第二，从运用理论的效果看。人们往往把能否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作为区别所谓理论科学与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参考系。如果按此标准衡量，那么“理论经济学”的应用性就更为显著了。这里仅举两例：（1 ）我们正确应用马克思经济学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和以人的个体发展为标志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已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效益。（2 ）凯恩斯的一本薄薄的《通论》，促进了西方国家战后四十年的经济繁荣，使其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可见，“理论经济学”一旦被正确理解和运用，它们创造的巨大社会价值，是难以用金钱货币来计算的。
其实，理论经济学必然具有应用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所探索、反映的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东西：一个要素，或者一种关系。因而，它们必然具有应用性。例如，生产关系就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研究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就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体制设计、战略构想）就可直接运用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尽管“理论经济学”在形式上或许是高度抽象的，但在实质上必须是应用性的。正如原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维·切尔科维茨说：“一种理论，不管达到了多么高的抽象程度，都应该有间接的或直接的应用方面。否则就不可理解，这门科学何以能够产生和发展，社会又为什么需要它和承接它。”（注：（苏）维·切尔科维茨：《经济科学要为实现加速发展的方针服务》，《经济学译丛》1986年第9期。）
据我们所知，国内外经济学界之所以得出理论经济学应用性很小甚至不具有应用性这样的结论，恐怕与其盲目效仿自然科学领域的分类方法有关。但是，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基本理论研究也是具有应用性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曾指出：“作基础科学研究时，就把规律掌握住。基础规律掌握住了，总是有用的。”（注：李政道：《基础、应用科学与生产三者的关系》，《中国科学报》1996年 12月2日。）他以19世纪末美国迈克尔和莫莱的实验、德国普郎克的黑体辐射研究（这两项研究在基础科学上非常重要，它们分别导致了特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为例说明这一点。他写道，“这两个基础科学的实验和理论的发现，当时大家觉得奇怪，……看起来好像与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到1925年，量子力学和特殊相对论（当时广义相对论也出来了）都已得到了充分了解。从此以后可以说几乎所有20世纪的物质科学文化，从原子、分子、原子核到原子能、半导体、超导体、激光、计算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了特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才能实现的。没有特殊相对论，没有量子力学，就不会有这一切，而这些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不能想象，没有半导体，没有计算机，现代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注：李政道：《基础、应用科学与生产三者的关系》，《中国科学报》1996年12月2日。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家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针对一些人认为基础研究离生活较远、没有什么用途的看法指出，按照这种观点，我现在进行的粒子研究是没有用途的。其实，有用没用很难立即判断。100年前X光刚发现的时候，一位很著名的科学家就宣称这项发现没有什么现实的功用，不但没有用，还是伪造的。他没有想到后来X光能为人类健康做出巨大的贡献。 还有原子能，刚被人们发现时，一些人说，原子能将来永远不会对人类产生价值。现在呢？其作用大得不可估量。一项科学成果从发现到应用，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时可以长达20—30年，甚至上百年。但一旦投入到生产领域，便会对经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注：丁肇中：《要用长远眼光看待科学研究》，《科学日报》1999年8月25日。）。
2.不仅“理论经济学”具有抽象性，是由若干概括事物普遍性的范畴有机结合构建的知识体系；“应用经济学”同样具有抽象色彩，也是由诸多概括对象一般性的术语有序排列组成的理论系统。
对此，许多学者都给出过明晰的阐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列克·凯恩克劳斯在谈到经济研究必须处理实际问题和具体情况时指出：“可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的经济学专科，称之为应用经济学，这一分科仍然是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它仍是由一系列逻辑连贯的问题和从许多可能在实践中影响执行政策的情况提取的抽象概念所组成。”（注：（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著、李琮译：《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10页。 ）“应用经济学”所以也具有抽象性和理论色彩，恐怕与下列原因有关：
第一，任一经济知识体系，任一经济理论框架都是以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或方面作为自己的认识客体的。但在实际经济原型中，任一要素、方面总是与其它的要素、方面处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联系之中的，是复杂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任何知识领域，必须通过抽象掉其它要素或方面，才能把自己选定的研究对象从客观实在中剥离出来，从而开始科学思维的过程，否则就不可能有实际认识活动的发生。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不但“理论经济学”是如此，“应用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以由泰罗创立、并经梅奥、孔茨、西蒙等人发展的经济管理学（所谓应用经济学科）为例。孔茨在谈及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抽象规定时指出：经济管理活动“涉及到任何事物的生产和销售，从面包到金钱，涉及到宗教和政府服务等，决不会与物质的、生物的或社会的环境相隔绝。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如果在那里或在任何其他领域要作出有意义的发展，那么某些知识的划分是必要的，并且必须规定一些界限”（注：（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9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众所周知，经济管理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管理活动”这一要素上，集中研究构成管理活动的计划（决策）、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些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至于其它要素、方面与管理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则被抽象掉了。其实，任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由内外诸多要素或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整体，而任何知识框架、理论体系所揭示、所映射的都不可能是这一复杂整体的全部要素或方面，只能是撇开其“不必要的”情节，从中分离出、抽象出某一要素或方面，也即创造出一个“理想客体”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换言之，企图使一种知识体系毫无遗漏地反映客体的全部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这不但在实际上做不到，也不是科学的追求。所以，与具有复杂构成的实际原型相比，任何学说体系都具有抽象色彩，都是由只描述事物某一要素或方面的抽象概念与范畴组成的知识系统。
第二，在任一经济知识体系中，其任一概念或范畴，任一原理或定律，所反映的都是研究对象集合体中共性的东西、普遍的本质，舍弃了众多个性“诗意的感性光辉和丰富多彩的个性”。不但“理论经济学”是这样，“应用经济学”也是这样。以国内外出版的所谓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为例。该学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市场营销概念、市场营销环境、市场选择、市场营销组合、市场营销计划、市场营销组织、市场营销计划实施、市场营销控制等等。学习或涉猎过这一课程的人都知道，该学科是选取企业这个复杂整体中的营销活动这一要素或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所揭示的、所映射的，只是有关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各个企业如何根据各自面临的错综复杂、迅速变化的市场状况组织营销活动的具体作法与途径给出来。换言之，它所给出的仍然是纯粹化、静态化、规则化的知识。或许就是针对这种情形，经济管理学家孔茨才强调说：“理论和科学的任务，从来不是今后也不会是规定一定应该做什么，而是寻求事物的基本关系，基本的技术以及组织有用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力求建立在清晰的观念基础上。理论和科学如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要视情况而定。”（注：（美）哈洛尔德·康茨、西里尔·奥登纳尔著、李忠凡等译：《管理学精华》，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众多所谓应用经济学，就会发现，尽管它们在研究对象、涉猎领域上存在着不同，但从其概念、范畴的内涵看，从原理、定律的内容看，包括最具体的概念、范畴、原理、定律，所揭示、映射的依然是研究对象集合体中齐一性、普遍性的东西，它并没有将该集合体中的个体之间的特殊性、差异性揭示出来，这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否则理论与实际就没有任何差别了，二者完全等同了。实际上，正因为“应用经济学”也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所以，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在将其应用于经济实际、指导经济活动时，也有个灵活运用的问题，也必须注意到被抽象掉的因素和关系，考虑到个体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即理论和科学如何运用到实际中去，要视情况而定。
对于“应用经济学”不仅具有应用性，而且还具有概括性、理论性的特点，原苏联经济学家费·波梁斯基曾明确肯定。他说：“当然，具体经济学科（即应用经济学——引者）可以列入特殊类别，但不能认为它们仅仅是应用学科。它们具备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和可能，它们可以解释经济机制本身和经济规律的表现，而不仅仅是说明其实际应用问题。‘应用学科’这个术语是从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借用来的，它不能反映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本质。”（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术讨论综述》，《经济学译丛》1984年第7期。）
三
由上述可知，国内外学术界对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特征的判定是错误的。不但上文所提到的前苏联经济学家维·切尔科维茨和费·波梁斯基对这种分法提出了批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也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只有“应用研究”才关注现实问题，而“基本理论研究”不注意现实问题的区分是“人为性的”，“它导致科学家和研究者无法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工作范围。”（注：（美）唐·埃思里奇著、朱钢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或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唐·埃思里奇在谈到此问题时，无可奈何地承认，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常常共同发展，且难以区分”，二者在定义上也许是可分割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非常难以区分的。”（注：（美）唐·埃思里奇著、朱钢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其实，从逻辑关系上讲，这种区分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应用经济学”具有应用性的话，那么，从逻辑上可以推出，作为其构建理论依据的“理论经济学”也必然具有应用性的特点；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说基本理论研究不具有应用价值，那么，以此为其理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怎么会突然具有了应用性呢？
诚然，为实现四化、强国富民，我们需要创建大量的“应用经济学”，需要进行诸多的“对策研究”，但实践一再表明，没有基本理论研究的支持，“应用经济学”的创建就失去了思维坐标；缺少系统深刻的理论依托，对策研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必然得不到保证。这说明，基本理论研究、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应用价值，无论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或许就是由于这种原因，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才一再强调，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从事有关更为长远利益的研究，而不是研究短期的政策。我认为在先进国家，在最好的经济学家中应有恰当比例的人去从事基础研究。”“美国的大量经济学家从事基础研究；中国将来最终也要有更多的人从事基础研究。”（注：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迄今为止， 诺贝尔经济学奖才一直只颁给那些在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在其它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同时，只要我们认真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创建的诸多所谓应用经济学科，就可发现，它们大部分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严密的论证过程。据由王慎之、邱兆祥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经济学新学科概要》一书的介绍，仅到该书出版时为止，学术界创建的所谓应用经济学科就已多达几十个，新学科的创建是否太容易了些？其实，任何一门学科满足于就事论事，其“理论”必然是肤浅的，是不会成为科学的，当然也不会对人们的经济活动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具有真正的应用价值。
实际上，由于经济分析、经济研究有着层次上的差别，所以在考虑经济学的应用性时，必须引入主体标准，运用对应原则。众所周知，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不同，它是由人、由众多主体引致、推动的社会过程。其主体主要有个人（劳动者）、企业（家庭）、政府（国家）等等。这些主体是带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函数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参与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而经济学家创立不同层次经济理论的目的，就是为指导不同主体有效地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在对某一层次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应用性进行考察、判别时，必须具有主体标准，注意贯彻对应原则，即以不同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和价值取向作为判别某一层次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应用性的参考系。例如，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它对个人、家庭，甚至企业恐怕没什么太大的应用性，或者说没有什么直接的运用价值。但它对以保证社会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函数的宏观调控者、管理者——政府而言，意义却是重大的。而微观经济学、企业管理学、证券投资学对负责整体经济活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府领导人、宏观决策者来讲，意义可能不大，或者说没有什么运用价值。但它对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个人、家庭，或企业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由此可联想到，学术界对经济科学分类及其特征认识上的失误，恐怕与忽视主体标准，缺乏对应原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