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欧洲及墨西哥货币危机教训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欧洲论文,香港论文,金融市场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何维护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制的有效运作，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香港作为一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我们确保香港平稳过渡的重大实质性内容之一。
密切注意国际汇市的动向
香港主权移交，这在国际金融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国际汇市“热钱”（hot money ）就是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国际性事件抱有极度的兴趣，企图在任何的风吹草动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金融市场动荡之时大捞一笔。当前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全球资金的一体化，以及资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国际资本能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国际汇市交易额过去3年急剧增加。据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在1995年4月间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现货、期货和外汇交易合同每日平均交易额为1.23万亿美元。目前的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自1995年1 月墨西哥金融货币危机后，国际资金突然撤离该国而四处流窜。有金融分析家认为，东南亚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和政治的不甚稳定，很容易使其货币成为这股投机势力冲击的目标和“猎物”。这股投机势力财力雄厚，蓄势待发，伺机而动，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决不可掉以轻心。要知道在1992年9月，就连英法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货币也曾遭到国际投机汇商的成功狙击。英国央行在二周内遭1/3左右外汇储备的惨重损失下，最后还不得不宣布英国脱离欧洲汇率机制，法国也被迫弃汇率浮动限制。而在另一面，国际汇商“量子基金”经理、大投机商乔治·索罗斯在英镑和欧洲货币脱钩战役中，竟赢得10亿美元的暴利。
因此，面对这股猖獗的国际投机汇商，有可能企图利用港元兑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以狙击港元，我国政府，香港及亚洲有关当局应高度戒备，严阵以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这些敢于入市的投机商遭受重创，或知难而退。这里，我们想讨论一下’92欧洲和’94墨西哥货币危机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反省这两次重大货币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以示一些措施的必要性。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矛盾
欧洲货币体系于1978年12月5日欧洲理事会决定创建，1979 年3 月13日正式成立，其实质是一个固定的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它的运行机制有二个基本要素：一是货币篮子——欧洲货币单位（ECU）； 二是格子体系——汇率制度。欧洲货币单位是当时欧共体12个成员国货币共同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各成员国货币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大小是由他们各自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以欧洲货币单位为中心，让成员国的货币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然后再通过欧洲货币单位使成员国的货币确定双边固定汇率。这种汇率制度被称之为格子体系，或平价网。
欧洲货币单位确定的本身就孕育着一定的矛盾。欧共体成员国的实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变化到一定程度，就要求对各成员国货币的权数进行调整。虽规定每隔5年权数变动一次， 但若未能及时发现实力的变化或者发现了未能及时调整，通过市场自发地进行调整就会使欧洲货币体系爆发危机。1992年9 月中旬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发生的一场自二战后最严重的货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德国实力的增强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当时德国经济实力因东西德统一而大大增强，尽管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用马克表示的份额不变，但由于马克对美元汇率升高，马克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相对份额也不断提高。因为欧洲货币单位是欧共体成员国商品劳务交往和资本流动的记帐单位，马克价值的变化或者说德国货币政策不仅能左右德国的宏观经济，而且对欧共体其它成员的宏观经济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英国和意大利经济则一直不景气，增长缓慢，失业增加，他们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借款成本，让企业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增加产量，并刺激居民消费以振作经济。但当时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引起习惯于低通货膨胀率的德国人不满，爆发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通货膨胀率仅为3.5%的德国非但拒绝上次7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要求，反而在19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 这样，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这是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直接原因。
对德国利率提高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北欧的芬兰。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到9月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 芬兰央行为维持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马克仍下泻不止，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有限，9月8日芬兰政府突然宣布芬兰马克同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
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脱钩成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导火索
当时英法政府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而向德政府建议降低利率，但德国认为芬兰马克脱钩微不足道，拒绝了英法政府的建议。德国央行行长施莱辛格在9月11日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 货币市场的投机者获得这个消息后就把投机的目标肆无忌惮地转向不断坚挺的德国马克。9月12日，欧洲货币体系内一直是软货币的意大利里拉告急， 汇率一路下挫，跌到了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中里拉对马克汇率的最大下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意政府曾在7日和9日先后两次提高银行贴现率，从12%提高到15%，同时还向外汇市场抛售马克和法郎，但也未能使局势缓和。9月13日意政府不得不宣布里拉贬值，将其比价下调3.5%，而欧洲货币体系的另外10种货币将升值3.5%，这是自1987年1月12日以来欧洲货币体系比价的第一次调整。
到了此时，德国政府才出于为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而作出细微的让步，于9月14日正式宣布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由8.75 %降到8.25%，这是德国5年来的第一次降息。德国的这一举动受到美英法的高度赞赏，但为时过晚，一场更大的风暴在英国的外汇市场上刮起。就在德国宣布降息的第二天，英镑汇率一路下跌，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冲破了三道防线达到1英镑等于2.78马克。英镑的狂跌使英国政府乱了阵脚， 于16日清晨宣布提高银行利率2个百分点，几小时后又宣布提高3个百分点，把利率由10%提高到15%。一天2 次提高利率在英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作出这种反常之举的目的是要吸引国外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对英镑的需求以稳定英镑的汇率。但是，市场的变化是微妙的，一旦信心动摇，大势已成，汇率变动趋势就难以遏阻了。
英镑狂跌，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
从1992年9月15日到16日， 各国央行注入上百亿英镑的资金支持英镑，但也无济于事。16日英镑与马克的比价又由前一天的1 英镑等于2.78马克跌至1英镑等于2.64马克，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 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最低水平。在一切机关用尽之后，9月16日晚上，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宣布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息率3个百分点，17 日上午又把利率降低2个百分点，恢复到10%的水平。
意大利里拉在13日贬值之后，仅隔3 天又一次在外汇市场上处于危机，马克对里拉的比价再次超过了重新调整后的汇率下浮的界限，意政府为了挽救里拉下跌，花了价值为40万亿里拉的外汇储备终未奏效，只好宣布里拉退出欧洲货币体系，让其自由浮动。
欧共体财政官员召开了长达6 小时的紧急会议后宣布同意英意两国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西班牙比赛塔贬值5%。从1987年1月到1992年9月，5年多时间内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只进行过一次调整，而在1992年9月13日至16日，3天之内就进行了二次调整，可见这次欧洲货币危机的严重性。
直到1992年9月20日， 法国公民投票通过了其中心思想是把在文化和政治上仍有很大差别的国家建立成一个近似欧洲合众国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国不仅要使用同一种货币，而且还得奉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才使欧洲货币风暴暂时平息下来，英镑、里拉趋向贬值后的均衡状态。
欧洲货币危机的深刻教训
这场货币危机有不少深刻的教训，仅就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稳定而言，也有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要加强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配合。西欧金融9月风暴，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共体主要工业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不协调。当时德国在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马克坚挺的情形下，还偏执于本国利益，不顾英意两国经济一直不景气，而为了他们本国经济的发展要降低利率的要求，不仅拒绝了7 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呼吁，反而提高利率。在芬兰马克被迫与德国马克脱钩的情况下，还意识不到维持欧洲货币体系运行机制的迫切性，甚至公然宣布其绝不会降低利息率。等到外汇市场风暴骤起，才宣布将其贴现率降低半个百分点，但这只能给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者以这样的预期，即他们认为德国过去提高利率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现在降低利率仅仅是对通货膨胀的让步。当然，这场危机的过错不能全部归罪于德国，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各国间各种经济矛盾日益加剧，但任何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各国只能在合作与协调中才能求得稳定和发展，世界正在朝着国际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所谓政策协调就是要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共同的调整，对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进行联合的干预，以达到互助互利的目的。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即一国所采取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运行。由此，各国采取协调的经济政策就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各行其是，往往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在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保卫港元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上，联系香港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港元对美元的联汇制，就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动态和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及其趋势。美国政府应从大局出发，以共同利益为重，发扬相互协调加强磋商的精神，实行更高程度的国际合作来稳定世界金融，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的正常有效运行。港府也应积极主动配合，进一步发挥香港银行公会在调整利率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当然，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不能局限在利率政策上面，还应包括各国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某些重大的制度变迁之前，在增加和预留必要的外汇储备以及结合外汇储备的最终用途，合理地安排币别结构的基础，联手达成一些预防性和补救性措施，在必要和危急的时候能以更强大的力量干预外汇市场。值得赞赏的是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已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竭力谋求合力对付国际金融投机商，在香港、澳洲、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央行签订了双边谅解备忘录，达成以美国国库券作抵押来换取双边流动资金的回购安排。我国和菲律宾央行也相继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同样协议。这还是中国首次签订这样的协议，足显我国政府的协作精神和高度重视。通过回购协议，央行可将资产在短时间内变成现金，可更有力更及时地干预外汇市场，打击投机活动。希望日后各国央行还能在更广范围上连续签订相似协议，以及有关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及发展金融基建，如支付结算系统等协议。
墨西哥货币危机的原因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994年底墨西哥货币危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其爆发经过是这样的：近年来墨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稳定汇率的政策，即利用外资的流入来支持本已非常虚弱的本国货币，使新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仅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波动。但由于外贸赤字的恶化，外国投资者信心动摇，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15.3%。然而这一措施在外国投资者中引起了恐慌，资本大量外流愈加凶猛。墨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几天之内新比索下跌了40%。
墨西哥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从1990年起，其经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高利率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涌入，每年流入量达250至300亿美元；其次是实际汇率逐步持续上升，损害了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增加到每年约230 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再次是国内储蓄率急剧下降，由1990年的19%降到1994年的14%左右，同时，国内投资和生产率停滞，经济成长率仅为2%。
第二是墨政府推行控制通货膨胀措施之一的稳定汇率政策时间过长，使外国投资者觉得这是一种隐含的“汇率保障”，为他们减少了风险，因而吸引了外资证券投资的涌入。然而大部分外资被用来增加消费，投资和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这就使整个经济过份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流入减缓，外汇储备就大量减少。外国投资者一旦察觉，便开始把投资于股票证券的资金撤回本国，由此触发了危机。
墨西哥货币危机的教训
一、应给汇率以适当的灵活性，外资不应被用以过久地支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二、在资本流动比较开放自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本身往往不够有效。因为高利率会吸引大量短期性资本的流入，助长通货膨胀。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如削减政府开支、补贴和政策性贷款对控制通货膨胀会更有效力。
三、用外资来资助消费是无法持久的。在东亚各国，外资流入大部分被用于投资，这样能提高生产率，增加出口和日后偿还的能力。
四、外国组合性证券投资（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远比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稳定性差。 前者指外国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债券投资，这种投资投机性高，外国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一旦有风吹草动便会转移资金。因此，相对来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直接投资大多是投资于实业，其目标是争取在较长时期内获取较高的回报率，或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投机性较小，稳定性较高。
墨西哥货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墨西哥货币危机爆发的历史背景虽然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维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相当的距离，但仍能给我们不少有价值的启示。首先，香港的经济基础要比墨西哥强得多，并且是世界上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1972年起就撤销了外汇管制，1973年后又容许货币自由兑换，联系汇率制的实施又逾10年，在政府无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迄今运行良好，被证明是能经受考验和冲击的，并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的均衡汇率。而墨西哥新比索与美元的汇价却主要是由外国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来支撑的，一旦外资流入速度缓慢，或者在外资不能被利用来提高国内生产率以促进出口，并且实际汇率持续过高又出口商品竞争力，从而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大量赤字的情况下，引发外资大规模恐慌性撤逃时，汇价的大幅度剧烈调整就势所难免，最终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并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其次，香港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甚为健康有序，而不象墨西哥当时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也无需为之而提高利率，从而可以避免由此而引发的大规模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在一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不受本国经济某些薄弱环节严重掣肘的情况下，能更好更灵活地采取适应性、针对性措施。香港在这方面是具有相当优势的。
再次，从上述墨西哥政府利用外资的政策中可以看到，墨政府对于爆发这样的货币危机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大量的外资用来资助消费，在涌入的外资中又有相当部分是组合性证券投资，并且与主要相关的各国中央银行之间也无任何实质性的合作措施，以应付波动性流动资金流向的问题。无怪乎一旦危机引发，只能望洋兴叹，不堪一击。至于香港，不仅在赶走1987年底大量流入的投机港元升值热钱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且除了上述与亚洲一些国家央行达成一些联系协议外，还锐意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善，早在1988年7月15日， 港府就宣布外汇基金与汇丰银行之间的“新会计安排”（New Accounting Arrangement）。这项新安排的目的，是使政府可通过运用外汇基金对同业市场内资金的来源和价格，产生更有效的影响力，从而帮助它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更好地维持汇率稳定。1990年3月中，港府又推出外汇基金票据， 借着票据买卖来进行公开市场活动，以便可以有较多元化的措施来影响同业市场资金的流量，从而加强对汇价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仍可以发挥作用，并经受了考虑，无论是1989年10月日本股市暴泻，抑或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事件的冲击， 都能通过它对同业市场的干预能力来稳定联系汇率。
提高信心，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从上述对墨西哥货币危机和香港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分析中，我们应增加有能力保卫港元的信心，并做到“别人吃堑我长智”，未雨绸缪，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实际上，这种信心最终也会成为市场的信心，而市场的信心是金融市场稳定的灵魂。世界银行就已发行了2001年到期的10亿港元债券，被广泛认为是世行对’97主权移交后的港元币值稳定充满信心的标志。
总之，在如何保卫港元，联手抗拒投机，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及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90年代以来欧洲金融风暴和墨西哥金融危机所昭示的国际金融重大事件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敦促我们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唯有这样，才能做到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抗拒投机，维护港元兑美元的联系汇率制，而决不会屈服于可能出现的投机浪潮。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维持港元兑美元联系汇率制对稳定香港经济的重要性。相信在广泛的国际合作基础上我们一定能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标签：货币危机论文; 墨西哥货币论文; 金融论文; 墨西哥金融危机论文; 香港汇率论文; 德国货币论文; 英镑汇率论文; 美元英镑论文; 外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