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与人的存在方式——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与人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人类社会就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是发展问题，即我们的世界究竟如何发展。笔者认为，还有比发展更迫切、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类究竟如何生活的问题，才能真正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究竟如何发展。发展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一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一定的发展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说明目前人类的存在方式究竟会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以及目前人类存在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有必要分析一下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进入了一个过度消费的时代，全美国的信用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在引导人们消费，极大地刺激了人对物的无节制的欲望，许多美国人都在贪得无厌地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
如何来满足这种贪得无厌呢？要有资本、财富、金钱。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消费文化将人们引向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赌”，想方设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美国的资本主义成了“赌场资本主义”。但在赌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总是赢少输多。怎么办？还有第二条路，叫“借”。向银行借，跟他人借，今天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至于明天的钱是不是能够挣到，不知道，用了再说。
因此，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当今美国的主流生活方式：贪、赌、借。这就是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主导的生活方式。美国的危机不仅是管理贷款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如一些管理学家所说)，也不仅是金融政策出现了偏差(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美国的危机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向中国逼近。如果当今的世界坚持走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更大的危机都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坚持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危机也在等待着中国。
所以，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它的根源是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人类就没有希望、地球就没有希望、世界就没有希望。
为什么要重温马克思的“意义世界”
究竟如何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存在状态呢？这需要借助已有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需要吸收以传统儒学、佛学为核心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新老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优秀的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的思想，但最主要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意义就是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意义世界”，正是这个“意义世界”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创建新的存在状态。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已成了“他者”。在当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统治者、精英们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异端邪说加以围剿、打击，不断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业已死亡而加以埋葬，从而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边缘”艰难地生存着；而在当代世界的另一些地区，尽管马克思主义仍被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也遭到一些人肆意的曲解而被“掏空”、变质。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遭遇和处境这一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代世界的“他者”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一种学说是不是仅作为当今人类的“他者”而存在，关键不是看其现实的遭遇和处境，不是看其在形式上是否占支配地位，而主要是看其对当今世界的实际价值。具体地说就是，主要看其能否揭示出当今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所在，能否为当今人类的发展指明一条正确的道路，能否为当今人类构建出一个“意义世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这种学说与当今人类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它不是“外在于”而是“内生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当下这个世界的“他者”。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学说。当代世界无数的有识之士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代世界上不断地被边缘化，但唯有它才能为处于困惑和迷惘中的当代人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唯有它才能真正满足当代人对精神向导的需求。21世纪的人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人类的将来。正如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一书中所说：“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①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沦为当代世界的“他者”，而是越来越显示出了其“主体”地位，尽管这种“主体”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潜在的，但确实已有“非它莫属”的意味。
对于把自己的生活活动作为意识和意志的对象的人来说，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探索自己能够也应当通往的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人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类存在物，必然要把活动的实际目的提升，普遍化出生存的“绝对目的”。这种人的活动的“绝对目的”，就是人活动的终极依据或全部生存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绝对目的”，人就是了无意义的破碎的非人。因此海德格尔说，意义是在人领会着自身并展开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加以关联的东西。没有意义，人的生存就失去方向，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要走向何处，人就不能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就不能获得自己本质的现实规定性。显然，生存的意义，便是人生存的理由与依据，是人安身立命之本。确实，马克思曾反对“人的意义”的提法，但马克思反对的不是对人与意义的关系的探讨，而是要说明：意义除了是人的，难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的意义吗？他说：“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②所以，马克思把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意义的研究作为自己理论创造活动的宗旨，他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
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不满，不仅是因为这种社会形态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那种以对物的依赖——即“占有”为特征的存在方式得到充分地实现，从而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来使之得以实现，而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强烈不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否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批判前者是为了否定后者而不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后者，这样，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有别的新的存在方式。
建立使人的生存具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人都是经济人，都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都是自私自利的，这正在成为一个“公理”广泛流传。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行，信奉这个“公理”的人与日俱增。而实际上，正是在这个“公理”的影响下，社会变得越来越尔虞我诈、善自为谋、唯利是图。如果社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因无法承受内在的冲突而走向毁灭。
我们需要一种能正确地揭示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的关系的理论，来矫正目前的人际关系，以及指引人们去建立符合人本性的、能使人的生存真正具有意义的新的人际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只能求助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包含着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唯有这些准则才能使我们建立起真正使人生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人际关系。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既使人的生命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对这种存在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这是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特别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马克思所说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所谓“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的关系的问题。对两者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④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这位“圣者”就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约翰·施米特。施密特以施蒂纳·麦克斯的笔名出版过一本题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他在书中从作为“自我”、“唯一者”的个人出发，宣扬绝对自由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并用虚构和夸张的宣传把“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对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这段话，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整部著作，一方面解开了施蒂纳布下的利己主义的迷魂阵，另一方面又深刻地阐明了“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又成为他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起码可以获得以下三点启发：其一，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其二，既不能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能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其三，努力揭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对立的物质根源，必须明确只有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不能把克服“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以及反对“利己主义”的道德要求建立在想象的、幻想的基础上，而要把它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千万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理解成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批判“利己主义”，更不要宣扬“自我牺牲”。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之所以希望人们不要从情感的形式或单纯的思想的形式去理解“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之间的对立，之所以强调在现实的社会中这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而不能简单地用其中的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之所以要求人们通过消除两者对立的物质根源来最终消除两者对立，就是为了使人们自觉地从“利己主义”的个人成为社会化的、高尚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注意人们不可能不追求的个人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应当反对“利己主义”的时候也不加以反对，应当提供公共利益的时候也不加以提倡。施蒂纳提出“在我们能够为某件事情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就像工作必须首先为了自己的胃而吃饭一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的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错，要加以吸收，但他们同时又强调，不要因此而陷于“利己主义”的个人中，而是要把“利己主义”的个人引向一种社会化的、高尚的人。恩格斯就曾经说过他和马克思也是“从利己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
马克思当然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不是对“自我牺牲”和公共利益的强调，而是突出“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视为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品格，即并没有把“经济人”视为是天经地义和永恒不变的，而是把这种倾向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是马克思坚持“不是原则创造出经验生活，而是生活创造了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普遍人性的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又如何在维护和扩展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马克思既然看到人的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历史地看待这种本性，从而深信这种人性的统治地位也会历史地改变，即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历史地改变了，如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有可能是注重公共利益和“自我牺牲”的人性。不过，必须明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公共利益至上、集体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也并不意味着集体主义成了否定个人存在与阻滞个人发展的障碍，而只是意味着集体主义为促进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有中心的地位，马克思在“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两者之间，认为尽管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但前者比后者更高尚，从而前者更应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但由于这里所说的“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完全对立的，“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只是说明人已实现了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向社会化的、高尚的人的转换，以及集体主义已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认为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个人与集体、“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是统一的。我们只有这样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关系的内容，并坚持将此付之于行动，才能有效地反对当前那种一味地把“经济人”神圣化、永恒化和普遍化的倾向，即才能有效地用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价值取向校正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
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为人类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各种精辟的阐述，引出人的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全面发展的结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基本内涵就在“全面”两字上。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即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铢两悉称地、相互协调地得以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的意义在于全面发展这一点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注意到，苏东剧变后，西方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推崇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主要是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现实性的论证。这里仅以法国共产党的两个理论家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法共理论家吕西安·塞夫指出，要通过向人民提出反对金钱至上和金钱统治社会的资本主义，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马克思有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当今世界依然是这样一种状况，人文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怎样才能使人得到共同全面的发展。⑤法共另一理论家拉扎尔也指出，如果仅仅从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吸引力确实大不如以前，但如果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从整个社会的精神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做的事情很多，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状况，吸引人民，求得法国社会的发展。⑥显然，这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极其重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现实意义，认为这种意义主要表现为：可以用它来评判现代资本主义，提醒人们对所处境遇的认识；可以用它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赢得人民的支持。
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资产阶级怎样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们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等社会状况，与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分化，物质生活充裕而精神上极端空虚，用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的社会状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
朝着“劳动解放”的方向前进
当代社会有一个社会现象正在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这就是：通过微电子生产力而大大增多的社会时间储蓄并没有等量地转换为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闲暇，而是一方面制造了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劳动的紧张程度。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转变成一个机器人，人当然不可能获得幸福和解放，人们满以为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真正获得幸福和解放了，但客观现实把人们的幻想辗得粉碎。人们所看到的残酷现实是：现代社会在不断地抛弃“过剩者”使之陷于贫困境地的同时，其成本核算机器又昼夜不停地驱赶那个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人如何在劳动中实现人生的意义并相应获得享受的问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
在这个时候，只有求助于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才能索解这一时代难题。
马克思主要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入手来阐述人的生存意义之所在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三个分裂：其一是使劳动的主客体相分裂，即工人从主体变成了客体，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为机器或附件，使劳动失去了人的自主性；其二是造成了人的目的和手段的分裂，劳动成了劳动者纯粹谋生的手段，劳动者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机械的沉重负担；其三是使人的劳动和享受相分裂，人的劳动过程是个强迫的痛苦的过程，只要劳动的强迫性一解除，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过程，也是阐述劳动是人的本质，阐述劳动对人的意义的过程。他不但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把人类劳动规定为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即认定人类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者主体把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对象化到某个产品上的创造性过程，而且又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人类劳动规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在其对象化劳动实践中非但没有丧失自身，而且表现、实现和确证了人的内在力量和主体性。马克思还非常明确地把劳动的意义概括为可以满足人的三个方面的基本需求，即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和享受的需求。正因为他对劳动的意义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失去其本真，成为劳动主体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异化劳动深恶痛绝。
由此可见，劳动的解放，即把异化劳动变成真正自由自觉的人的活动，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马克思把作为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劳动复归”的社会。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中，真正消灭了异化劳动，树立起了人类劳动的全新的观念，即劳动不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觉的，不再是痛苦的而完全是一种消遣和享受。他甚至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劳动复归”的历史视为是“人—非人—人的复归”的历史。这里的关键是实现人的劳动的自主性，因为在实现劳动的自主性的同时，人的才能可得以充分地发挥，即每个人都能够在他所喜欢的活动领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因此，上面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心环节就是实现人的劳动自主性。
不要认为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才高扬人类劳动的旗帜，实际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对劳动之于人生意义的阐述贯穿于他终生的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之中。《资本论》当然是论资本，但是论资本的实质就是论劳动，即论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确实，马克思在中后期的著作中较多地关注的是现实的劳动，即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关心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实现。马克思在中后期根本没有抛弃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理想，他只是要为实现这一理想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他在关注现实劳动的同时，脑海中所想的仍然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实现。他之所以转到现实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劳动，就是为了通过研究雇佣劳动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但要论证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的必然性，而且还要论证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的现实性。
人们总喜欢把马克思劳动解放的思想说成是一种“劳动乌托邦”。实际上，正如一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所谓“劳动乌托邦”的思想显示出了极高的当代价值。当今社会虽然尚不能完全实现劳动的真正的解放，但必须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我们必须牢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句话：人的最终满足不在消费活动而在生产活动。
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罗马。在那里，几十名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罗马俱乐部”，写出了一份份足以驰魂夺魄的报告。这些报告告诉人们：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人类借以生存的整个生命圈在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吞噬……
几十年过去了，“罗马俱乐部”的告诫与呼唤，以及随后联合国就环保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并没有使人类真正苏醒。纵观整个世界，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在继续，并且在有的地区变本加厉。人类面临着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威胁。
为什么人们在环保方面如此举步维艰？关键在于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之意义尚未真正认识。现实告诉人们，当今人类确实迫切需要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予以启蒙。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是马克思要我们追求的崇高境界，也是马克思为人类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说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他还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向人们所描述的这一共产主义前景，正是他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人与自然完全和谐高度统一的前景。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任何哲学都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可惜在马克思之前的所有哲学都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基于他的感性活动原则和实践思维方式，用其毕生的心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正确地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基本原则，从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角度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早在青年时期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通过考察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中的差别，来说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只有掌握自然界的客观理性才能达到“定在中的自由”，马克思在当时就已开始重视自我意识和现实世界、人和自然界内在的有机联系，这些思想成为马克思后来关于人与自然理论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方面摒弃了“抽象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又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自我生存的，从而初步形成了人与自然的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确立实践思维方式，超越了人与自然界截然相分的理论思维前提，从而克服了传统哲学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在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为深刻地阐述了“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他站在感性活动的立场上，揭示了在“工业”活动中，向来就存在的人和自然的现实统一性。至此，马克思基本确立了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自此，马克思的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经过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检验，不断得到补充、深化和展开，这一进程的最终成果都凝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内蕴于思维方式中的革命、批判主旨进一步披露，从而寻找到了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摆脱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在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明明包括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明明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作为实现人的生存意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有些人却偏偏否定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论，否定马克思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他们强调，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是忽视或者根本不理解这种形式的过度生产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后果，从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他们抓住马克思讴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改造自然的功能的有关词句大做文章，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个鼓动人类利用知识去征服与伤害自然界从而带来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思想家。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的解放包括了人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但没有包括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大误读，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可以找到与其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宗旨不一致的个别词句，但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观点是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强调。
为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而努力奋斗
在马克思为人类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与公正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显然马克思所说的平等与公正与目前被一些人所极力推崇的那种平等与公正不是一回事。为了使人类真正享受到平等与公正，就必须走进马克思为人类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看一看他是究竟如何论述平等与公正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真正按照马克思所要求的去做。
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人与人之间天然是平等的理论为思想武器，推翻了以封建等级制为主要标志的贵族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以维护平等与公正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了人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平等与公正，如买卖的平等、选举的公正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无数就形式而言是平等与公正的规则条文。追求平等与公正是人的天性，资本主义社会从形式上满足了人的这一天性，就此意义而言，将其视为一种美好与进步的社会确实是有理由的。
资本主义是如此“美好”与“进步”，那为什么马克思还要对其不满呢？为什么马克思还要批判和推翻它呢？为什么马克思不把资产阶级的平等与公正观现成地拿过来纳入他的“意义世界”呢？关键就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所祈求与实施的那种平等与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与公正，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这种平等与公正比起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来说是一种进步，而且人们也确实借助于这种平等与公正获得了许多权利，但是，倘若人们只是停留在这种平等与公正上，那么其结果不会是人类的普遍解放，而是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会因为有了这种平等与公正，生命就变得有意义了。
马克思深入阐述这种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观，并把其作为他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内容的，是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
作为19世纪70年代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哥达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到为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一看到这里的“公平分配”的字眼，马上发问道：“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⑦马克思的意思是，《哥达纲领》所推崇的未来社会“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正是当今资产阶级所实施的那种分配，资产阶级同样强调这种分配是“公平的”，而且这种分配原则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能推行的“公平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接着就对这种“公平的”分配进行了分析。他强调，这里所说的平等的权利按其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种平等的权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里的关键是生产者的权利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战胜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就不称其为尺度了。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这种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来相应地进行“平等的”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因为它的“平等”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与实践”是“互相矛盾”的。而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分配原则，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原则所带来的弊端。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处只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这一“公平分配”原则。但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来看，马克思确实并不把这种形式上“公平的”分配视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他所期望的是“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当然马克思深深地知道，即使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种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他提醒人们，在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实上的平等而只能实施形式上的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千万不能忘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的实质与弊端，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向事实上的平等方向前进。我们要真正向马克思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关于实现事实上平等的要求前进，得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一方面必须斩断权力参与分配的问题，必须不断地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从而使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与实践相一致；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按劳取酬这一形式上公平的分配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从而不断地限制这种权利。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差异以及个人情况的其他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配，而不能在按劳分配的名义下实施完全无视个人差异的、满足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的分配方式。从表面上看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当然是平等的，但由于把同一尺度使用在状况本来就完全不平等的个人身上，就显然不平等了。完全推行考虑能力等差异的实际平等，那当然是很遥远的事，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当今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仅仅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从眼下开始一步一步地做起，哪怕是跨出很小的一步，也必须向那个方向迈进。
中国道路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于创建新的人的存在状态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按照马克思的“意义世界”在中国的大地上构建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道路的内涵与意义。
当今中国人民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强调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而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创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来越呈现于眼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只是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它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对这种贡献的意义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之时，如此大体量的中国经济充当了一种稳定的“金锚”，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绝不仅在此。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渴求不简单地是GDP，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体现于GDP的调整增长，那对世界来说未必完全是好事。
全部的关键在于，如果当今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也就是说，西方人怎么活我们也就怎么活，那么我们不可能创建出一条自己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人选择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选择什么样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创建中国道路的前提就是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活法。新的生活方式会促使我们走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的存在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必然会在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亦步亦趋。
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所带来的不仅是GDP的高速增长，而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此背后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追求的发展是一种和平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只要我们放眼看一看当今中国是如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又力图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如何在努力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使做大的蛋糕惠及所有人，如何在推崇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注重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提出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致力于实现小康的同时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置于突出的位置，如何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塑造一代新人，就能深刻地领悟到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就可以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之所在。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人的存在状态在当今中国已完全形成，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做出判断，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坚定而大步地迈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一种对真正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那种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何估计其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会过分。
在新的意义上认识“科学发展观”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双重扬弃。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吸取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与局限，同时也反思了改革开放30年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贯彻和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及基本要求都清楚地表明贯穿于其中的正是对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创建。
由国家权力直接驱动的发展与由资本驱动的发展之间只是构成一种抽象的对立，它们没有超越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从而导致人全面异化的现代发展主义模式。科学发展观吸取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和经验教训，同时也直面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问题，克服片面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是对当今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发展形态的自觉改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于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实践精神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思了人类冲突型发展道路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困境，是对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是一份和平发展的宣言，是对人类和谐的召唤，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和期待，在并不太平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呼唤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蕴涵着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探索和改造，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知道，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在竞争理念的推动下占有和征服成为基本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不论从国家关系的宏观层面还是从个人生存的微观层面来说，现代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模式，“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成为“经济人”，人的能力本身也成为资本，成为能够占有资本的资本。这一发展模式创造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异化关系，触及到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环境底线(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底线(战争中的毁灭和其他人为的意外事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吸取现代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是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是创建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努力，充分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这一发展理念，熔铸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不论对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对于不断自我调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主张和谐发展的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会坚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建新的人类存在方式做出切实的贡献。对此，我们到目前为止深信不疑。
注释：
①［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下)，钱敏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5页。
⑤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访欧纪要之二：欧洲学者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2期，第55、55～5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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