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新闻——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汇率稳定非常重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科院论文,非常重要论文,汇率论文,所长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模型并不可靠
《21世纪》：高盛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一整套模型来计算出，人民币汇率将在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内分别调整到1美元兑人民币8.07元、7.68元和7.54元的水平。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扬：我没有看到你所提及的这家公司的最近的研究报告。不过，该公司过去几年的其他有关报告我曾看过。我的总体感觉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始终一致的说法，相反，其“研究”更多的似乎是在“造市”。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预测，精确到这种程度是不可能的，相反，将自己的研究声誉束缚在这么严格、精确的时间表上，正是预测者之大忌。
人民币汇率制度当然是需要调整的，但是，这里牵涉到顺序，而且还有一个要创造适当环境的问题。我过去多次说过，人民币汇率涉及三个问题：稳定与否、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我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保持稳定是首要的，这不仅因为汇率稳定本身符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因为，缺乏这个条件，我们便很难采取任何措施来进行汇率制度本身的改革。我认为，建立基于市场机制之上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否则，我们就很难说怎样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适当”的，是“均衡”的。
这里需要对汇率模型说几句话。做研究和制定政策，建立模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模型及其结果至多也只是供人参考的东西，若完全根据它来做决策，十有八九会出乱子或闹笑话。就拿人民币汇率来说，现在国内外恐怕有上十个模型在对其进行预测。但是，首先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看似不错的模型所算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关于人民币汇率，从8点几、7点几、6点几、5点几、3点几到2点几的都有，还有的索性就说一美元等于一个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想调整汇率，我们究竟应当依据哪个计算结果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呢？
汇率是一种价格，我想，对于诸如此类的价格问题，存在一个不可逆转的铁律：机制第一，水平第二。这就是说，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不是算出来的，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通过供给与需求的自由显示，反复对比而自然形成的。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快改革，创造汇率形成的市场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制第一、水平第二”的意思。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让市场机制在汇率决定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银行则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对之进行调控。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汇率制度要同我国的经济制度一致起来。
这样看，现在提供的各种汇率调整方案，包括高盛公司的方案，涉及的其实都只是汇率水平问题，而且都还是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调控汇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它们的问题所在。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阐述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汇率固然重要，但绝非最重要。我们绝不应为了应付国外有关中国汇率问题的争论，而放弃了国内经济稳定的根本目标。只有当汇率的不合理达到了造成国内经济不稳定的程度，调整汇率才是必要的。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李扬：我认为，经过2003年的反复较量以及争论各方的适应性调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暂时告一段落，这不是说人民币汇率不存在问题了，相反，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渐淡的同时，更为严峻的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任务紧迫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21世纪》：要完善人民币的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解决哪几个关键问题？
李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主要包括：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积极推行利率市场化、加速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框架等等。
首先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问题。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将导致外汇的供应和对外汇的需求信息是虚假的，扭曲的。举例说，一家中国企业想到国外去投资，由于实行资本项目管制，它的投资行为就难以实现，于是，它的投资需求就不能反映在外汇的需求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汇率水平，自然很难合理。因此，建立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方面就是放松资本项目管理。2003年，我国政府除了进一步放宽经常项目管制之外，在放宽资本项目管制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在十余个省市采取了一些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措施；再如，QFII开始实施；另外，我国现在正在考虑让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等。
《21世纪》：其他对汇率产生影响的因素，央行是如何考虑的？
李扬：央行正积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将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基础上，央行才能掌握有效的手段去应付汇率波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就是说，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放开汇率，就会使得我们面对汇率的波动而手足无措。因此，从顺序上说，应当是利率市场化在前，然后汇率市场化跟进；不考虑国内利率条件就提出汇率市场化，是不负责任的。
2003年，央行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银行的贷款利率进一步扩大了浮动范围，存款利率的管制也在逐步放松，这一年，央行在发行央行票据时，开始试验性地在价格招标的基础上使用数量招标方式，其目的就是不让央行的行为对市场利率发生不利的冲击，进而让利率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一是逐步开始采取利率调控的政策手段，二是让央行逐渐适应利率变动的环境，增加市场化调控的经验。
第三个方面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前些年，在很多人鼓吹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鼓吹人民币贬值，更多的人相信，人民币汇率应当先升后贬。所以产生贬值预期，就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我们知道，所谓人民币的供应，从统计上说就是现金加存款，存款就是银行负债，而存款对应的是银行资产。处在这种联系中，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就意味着大量人民币是没有真实资产支撑的，其价值是虚空的。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汇率市场化，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人民币贬值。在这个意义上，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必要条件。2003年年末，国家一次性对中行和建行投入450亿美金，以充实它们的资本金，改善两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汇率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香港谈及人民币汇率压力减轻的原因时，就已经指出了这个因素。
第四，金融市场的完善。资本项目管制放松之后，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肯定会增大，其中有相当部分会出入资本市场。这就需要我们的资本市场有一定的深度，有比较大的规模，有比较大的弹性，有较多的产品，相应地，需要我们的监管当局掌握有效的手段来管理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对照这些要求，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第五，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金融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从大半年的运行来看，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各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金融监管，特别是银行监管确实专业化了，确实得到了加强。我在前年曾经说过，中国分业监管格局确定之日，便是考虑四大监管当局协调机制之时。现在我更坚持这个看法。我认为，下一步应当从组织上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央行这四个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我个人认为：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协调组织，而不能将协调问题都集中在国务院的层面上，更不能流于松散的联席会。至于是采取韩国那种正式的组织形式，还是采取英国那种非政府协调机制，可以研究。我想，今年在这方面肯定会，而且一定要有进展，否则，监管不协调问题将危及我们的稳定，也不利于我们推动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21世纪》：你谈到了超级监管机构问题，这个机构今年能成立吗？
李扬：今年会在监管当局之间相互配合方面有许多安排，但制度能不能稳定下来，我说不准。关键在于，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协调的重要性。而且，大家也都认识到，这种协调应当是制度化的。我觉得，既然银监会的分设已成定局，就不要停留在议论利弊得失上了，我们应当积极地向前看，建设性地考虑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
汇率稳定非常重要
《21世纪》：看来你特别看重汇率稳定，就此你还能再深入分析吗？
李扬：我之所以强调汇率稳定，一是着眼于为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二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外部条件。最近我几次出国访问，集中对汇率稳定问题做了一些考察研究，这期间有些心得，希望同大家分享。
分析的思路是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的差别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三个最强的经济体都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制，但是，观察这几年的实践可以看到，美国和欧盟基本上不干预汇率，例如，美国央行已经好几年没有进入外汇市场了，至于欧盟，则在其货币政策原则上公开申明对外汇汇率实行“善意的忽略”，也很少进行干预。唯有日本例外，它的央行频繁干预市场，但是，日元的汇率波动剧烈。
我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日本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的答复非常令人深思。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在美国和欧盟，举凡货物与劳务的进出口、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以本币定价的，因此，美国和欧盟的针对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同时就有达成外部均衡的效果。说得深入一些，这些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同时就是它们的汇率政策、就是它们的贸易政策。日本则不同，在国内，日元是交易的媒介，然而，一旦越出国界，举凡货物与劳务的进出口、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则大多是以外币定价或以外币为交易媒介的（最近的研究显示，其比例在70%以上）。这就是说，日本的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事实上采取了两种计价标准，对内是日元，对外是外币（经常是美元），基于这一格局，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并考虑到对外部门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货币当局频繁地干预外汇市场，使之满足国内企业的需要，就是很自然的。说到底，汇率制度相同而汇率政策不同，是因为美元和欧元是国际上通行的货币，而日元则不完全是。
我认为，有一天中国汇率放开了，将会遇到类似日本的复杂情况，我们做不到像美国和欧盟那样“忽略”汇率，更做不到放手不管，因为人民币要想成为国际通用的货币，成为国际经济交往中被普遍使用的货币，还为时甚远。因此，我们要长期面临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使用不同货币计值的状况，因而就会总是要处理国内外价格不一的问题；基于这一格局，我们就免不了要频繁地干预人民币汇率。
分析到这里，我一下子对蒙代尔、麦金农等著名国际金融专家对中国汇率的政策建议有了进一步理解。他们都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起飞的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货币“钉住”某种世界货币是最为可取的战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动荡的国际经济不至于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不确定性冲击。即是说，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保持一个不“添乱”的货币环境。过去我曾经认为汇率制度向更有弹性转变需要加快，现在我觉得可以重新考虑。鉴于日本的教训，我们恐怕还是要钉住一段时间为好。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人民币可兑换的步伐，似乎可以加快一些。
《21世纪》：你谈到了人民币可兑换问题，SEPA的实施，人行同香港经管局“备忘录”的实施，可否加快这一进程？
李扬：是的。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因素，这就是我们有一个香港。很多事情可以先在这儿做，然后向其他领域拓展。SEPA也罢，备忘录也罢，其实都是对香港和大陆之间之前已经大量存在的货物和货币往来以及货币兑换这一事实的追认。大家要注意，港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人民币可兑换港币，就等于说人民币可以兑换成其他的货币。这条通道十分畅通。因此，人民币与港币之间的自由兑换其实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验。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备忘录之后人民币与港币之间的联系问题，我们就须特别关注。从去年以来，我们就始终在跟踪整个过程，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SEPA和备忘录的实施，可能会成为促进人民币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因素和通道之一。
《21世纪》：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由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你怎么看待盯住一揽子货币？
李扬：最近我们有些研究，其结论显示：盯住一揽子货币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国外一些人想把它变成一种汇率制度，但是鲜有成功。我自己觉得，一揽子货币的功能，在于它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是汇率制度从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动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因为，一旦改行钉住一揽子货币，就意味着人民币对所有的货币都浮动了，只是其浮动范围被人为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从完全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再走向完全浮动，可能是一个平滑的安排。
《21世纪》：去年外汇增加了1100多亿，汇金公司使用了450亿，还有一大笔外汇，而且，从2001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非常迅猛，政府对于释放外汇压力有什么考虑？
李扬：这次汇金公司投入450亿美元用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造，就含有释放外汇储备增长压力，增加外汇储备用途的意思。这些年以来，我们事实上一直在考虑给外汇储备找到更多更灵活的投资安排。这次通过汇金公司来进行投资，就是一个办法，它的实质，就是国家从持有外币定值的资产，转变为持有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
200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例如，经常项目可能不会有过去那么大的顺差，外资的流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总起来看，长期的双顺差局面有可能缓和，这样，外汇的增幅估计也会下降。因此我们认为，2004年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不会比2003年更大。
《21世纪》：有学者认为，持有美国国库券等其他境外资产的回报率一般明显低于持有的境内资产，所以央行有很大的损失，这些将来还是要财政来买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扬：我认为，上面所说的情况可能与事实不符。我国的外汇储备投资相当稳健，而且增值可观。由于得不到公开数据，这些观点当然较难得到公开印证。不过，我想，可以做一点周边的论证，大家不妨仔细分析一下，在所有被提及的可能的替代投资中，确实有哪种投资要比现在的外汇投资的收益高而且比较稳健吗？我觉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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