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1]2013年在《相关者利益均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盈余管理是管理层通过调整财务报告的盈余结果来影响利益相关者决策的管理活动,公司相关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与公司的经营合作决策中会激励或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哪些相关者会激励或约束盈余管理的过度现象?如何通过相关者的利益均衡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有效路径可以解决盈余管理对相关者利益获得的不利影响?这些都是需要理论与实践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会计行为的角度出发,分析相关者对盈余管理的激励或约束影响,研究相关者的利益均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提出解决盈余管理对利益相关者不利影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保护与均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全文共分七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第三章研究盈余管理的计量与相关者利益获得的衡量问题；第四章分析了相关者对盈余管理的激励与约束影响,并对相关者进行分类；第五章分析了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建立“利益熵”的基础上,纳入宏观经济与公司异质性影响因素,检验了“利益熵”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第六章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利益相关者.盈余管理”(Stakeholder-Earnings Management,简称SEM)的因果关系模型,分析了SEM系统中激励型、约束型、综合型利益相关者和相关者利益均衡与盈余管理的协同演化路径,提出提高SEM系统效率的政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展望。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1)构建盈余管理的相关者分类模型,明确了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三类相关者,即激励型利益相关者、约束型利益相关者与综合型利益相关者。本文以2007-2011年间A股上市公司700家财务数据为样本,建立盈余管理与相关者利益获得情况的回归模型,并将高管、独立董事、股东、供应商划分为激励型利益相关者,董事、债权人划分为约束型利益相关者,监事与分销商划分为综合型利益相关者；并通过逐步回归研究发现高管、董事、股东与债权人四者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影响者。(2)构建盈余管理的“利益熵”评价模型,揭示了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对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本文运用熵理论建立了盈余管理的“利益熵”评价模型,并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影响盈余管理的宏观经济与公司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利益熵”越大相关者的利益越均衡,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小；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负债水平、公司盈利能力、审计意见、市盈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而且公司异质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要强于宏观经济影响因素。(3)构建“利益相关者-盈余管理”(SEM)因果关系模型,剖析了SEM系统中激励型、约束型、综合型利益相关者和相关者利益均衡与盈余管理的协同演化路径。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在分析利益相关者结构与盈余管理结构的基础上,明确了SEM系统的定义与边界。通过建立SEM系统的资产负债子系统、利润子系统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和相关者利益均衡与盈余管理的协同演化路径,提出提高SEM系统效率的政策建议。
徐云松[2]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著,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卢晓云[3]2009年在《和谐利益论—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问题日益凸现，人们对利益关系问题也越来越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社会利益关系问题愈发错综复杂。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加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利益关系的研究。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从社会利益关系角度入手研究和谐社会拓宽了利益问题研究的范围，推动了交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系统研究和正确处理新时期利益关系对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深入研究并合理协调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对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也有重要的意义。全文共分为三篇。理论篇回顾了中外思想史中关于和谐利益的思想渊源，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所包含的和谐利益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谐利益观点才是科学的和谐利益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和谐利益思想。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和谐的内涵、外延与度量。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和谐利益。和谐利益是指社会利益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在利益差异和利益矛盾的前提下实现利益均衡和利益共享，各利益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竞相进发出来，在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的同时，个别利益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构建这样一种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现实篇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度不断提高。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总体是和谐的，也存在着利益不够和谐的因素，利益不够和谐主要表现在：主体利益关系不够和谐、客体利益关系不够和谐及主客体利益关系不够和谐。如果把不及时协调和整合利益关系，利益不够和谐的负面效应会逐渐凸显出来，这会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是当前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深层原因，包括经济制度变迁的非均衡、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变迁的非均衡、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制度变迁的城乡非均衡、地区非均衡、产业非均衡、阶层非均衡共同作用于当前的利益不够和谐。对策篇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实现和谐利益的相关对策建议。实现和谐利益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和谐利益的关键是要妥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以利益统筹兼顾为主要方法，通过构建“四位一体”的和谐利益实现机制、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夯实和谐利益的基础完善利益补偿制度等来推动实现和谐利益。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先，文章对和谐利益的内涵、外延及度量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次，本文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归结为和谐利益，第三，文章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实现和谐利益的贡献。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文章虽然构建了一个和谐利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未能测算出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度及推出“利益和谐指数”；第二，文章虽然采集了一些统计数据，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未能通过社会调查取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及数据，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
徐小容, 朱德全[4]2017年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逻辑与价值旨归》文中研究说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复杂的动态发展体系,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核心指标、发展过程及发展承载体三个层面,分设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素、过程和空间三个维度,构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维度"均衡结构。"全要素"指向的核心要素维呈现配置性均衡,"全过程"指向的发展过程维呈现受益性均衡,"全方位"指向的空间推进维呈现一体化均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向度"价值关系:公平与利益是配置性均衡向度的价值考量,均等与效率是受益性均衡向度的价值考量,均衡与效益是一体化均衡向度的价值考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层级"均衡水平:公平与正义是义务教育初始均衡水平的价值表征,质量与品质是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的发展旨归,个性与卓越是义务教育后均衡水平的核心诉求。立体化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维度"均衡结构、"三层级"均衡水平和"三向度"均衡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周景勤[5]1995年在《利益均衡与效率》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企业的运行效率为基本命题，展开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国有企业改革要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重建，使企业运行的效率建立在企业各行为主体利益均衡之上，完成对企业独立市场主体的组织塑造。 导论部分 企业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率的外化组织和制度安排，企业制度在追求效率中演进。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低底效率运行的基本原因在于产权制度安排违背社会化要求，企业在封闭状态下实行行政化经营，宏观经济微观化，否认企业的独立地位和独立利益。放权让利的改革，运用行政性制度安排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对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不具备稳定发展形态。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政府退出企业的直接经营，使企业成为财产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利益结构和重组利益关系，形成高效率的企业运行机制。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利益独立的财产权利基础。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财产权利是基础。产权改革是形成国有企业财产权利的基本途径。产权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对各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确立有效的经济秩序。传统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组织，其产权高度集中于政府，产权权能在政府各层次实行行政化分解，权能角色由各职能部门承担。产权运行行政化，产权利益和政府行政利益相互混淆，政府利益取代并淹没了企业产权利益。政府和企业间对财产权利的运用和收益，没有明确的责任边界。改革进程中，将一些称作为“经营权”的产权权能下放给企业或下一级政府。通过行政性政策规定或行政性契约安排，企业可获得一定的经营收益，而这种收益的行政性授予，不被当作企业财产运行的利益安排。收益的数量规模不决定于企业财产运行规律，而决定于政府的行政利益和政策偏好，或者决定于企业与政府间谈判的均衡。产权改革，就是将产权权能分解，用财产关系来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并规范政府行为。 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产权改革，就是要运用企业法人制度，确立企业法人地位，使企业法人占有和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企业法人财产其来源呈现多元化，具有整体集合性和组织依附性，有其自身独立的生命运动规律。企业运用法人财产权，不但独立地面向社会，而且独立地面向拟制它的出资者。由此，企业以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权利，承担责任和享有利益。财产权利的运用效率，构成了对企业的有效激励和最高约束，并由此得到规范化。
刘淑芳[6]2007年在《博弈论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文中研究表明西方理论界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探讨。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分配领域中新的矛盾的出现及其尖锐化，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博弈论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理论已经飞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博弈论不但改变了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也改变着社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在以往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中，无论是主张公平优先于效率的学者，还是主张效率优先于公平的学者，以及认为应该二者并重的学者，都不是在博弈论的视域中讨论这一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进行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博弈树给人以清晰的、直观的视角感受，使人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目了然。对效率与公平进行“囚徒困境”探析，意在指出导致目前矛盾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均衡点问题，各派学者都定位在制度上，我国经过不断博弈找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解决当代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均衡点。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哲学问题，或者说对哲学问题进行博弈分析，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埃尔斯特和罗默强烈主张把博弈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他们认为博弈论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和建立微观基础“特意锻造的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研究员认为，之所以对博弈论进行哲学分析，是以促动学科之间的互相反思为目的。博弈论在当代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中，则是以利益博弈的姿态出现的。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利益均衡，利益均衡的关键是利益协调机制，均衡机制的基础是表达的博弈。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其实就是利益的博弈，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利益博弈中出现的利益分化，以及解决当前利益表达的矛盾。
保建云[7]2008年在《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地方利益协调分析》文中指出本文针对转型期中国地方利益分化与地方利益冲突的形成与演变特点,从微观角度构建地方利益均衡模型,分析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协调问题。作为各种微观利益主体、利益群体的各种利益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综合表现的地方利益,其实现需要一定的均衡条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协调机制是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
陈光[8]2010年在《利益均衡与立法公正的冲突及协调》文中研究指明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博弈,其结果是形成某种利益均衡状态。立法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均衡状态应当符合公正的要求,即体现立法公正。然而,利益均衡仅是实现立法公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在某些情况下与实现立法公正相冲突。为此,应该通过充分赋予并保障各利益主体政治自由、缩小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等措施来加以协调。
陈婷[9]2016年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演变关联,本文利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制度—利益关系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动态演进分析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思想为理论逻辑起点,探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变动的特征与态势,揭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并就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均衡利益关系提出思路和对策。本文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定是针对前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状况所做出的缓和与调整,而该时期旨在为缓解前期利益关系矛盾所作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由于其自身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如收入分配制度自身的某些固有惯性,新旧制度改革的摩擦,市场化分配方式的“马太效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等,又为下一阶段利益关系的再次失衡埋下伏笔。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追溯自新中国建成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所引起利益关系的相关变化,总结利益关系演变的总体特征很有必要。对此,本文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确立及实施过程中平均化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该时期在单一公有制下实现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根本利益关系的一致。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既平等又相对公平,符合当时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塑造并加固了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关系与相对协调的利益关系格局。然而,十年“文革”时期,打乱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调,按劳分配制度在立与废之间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利益关系的失衡,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一阶段,转轨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的多样化利益关系格局。该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收入分配原则随着要素资源配置出单一分配方式向多样化分配方式转变,分配市场化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趋于增强。政府从初期保证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理念,朝着克服、破除平均主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目标迈进,而该时期的利益关系也随之进入到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化,即利益关系暂时平衡的阶段。然而,随着该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要素分配过程中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分配市场化过程中的“非法”、“灰色”收入的产生等,在扩大利益分配差距的同时,利益关系矛盾不断聚集,使前期暂时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再次陷入了失衡状态。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复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的市场化趋势愈加明显。此时,随着转轨时期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在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了愈加频繁的调整,以期达到合理利益关系格局的同时,利益关系实际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同质异量的变化。相比前期,收入分配制度与利益关系之间的互动关联显得尤为明显。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日渐扩大,使利益关系再次走到了失衡的边界。在分析并阐述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及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化,及随之所导致的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的几个演变特征,即“整体利益不断增进,利益关系大致和谐”,总的利益关系呈现“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循环特征。但“分配主体呈现不断重组与分化态势”,“利益关系矛盾呈总体扩大趋势’等,并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均衡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配市场化与分配公平的关联、政府权力介入利益分配的把握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所有制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效应、过度市场化与市场化不足、既得利益人群和部门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干扰、政府定位不清以及分配政策价值选择模糊的现实困境。为改变当前我国因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失衡的局面,论文提出要坚持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利益公平分配与倡导共享发展理念等指导思想,相应处理和把握好市场与政府、“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延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利于利益关系和谐的制度设计,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完善具体分配体系以构建均衡利益关系,实现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享,走向共同富裕。
李仂[10]2016年在《基于产权理论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使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从以政府主导的单一配置模式转变为多利益主体参与的配置模式,空间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空间资源的配置无法仅仅依靠单一的技术框架形成具有适应性的配置框架,必须将视角转向对于市场环境以及市场行为的关注。空间资源具备一般经济品的稀缺性特征,但又不同于一般经济品,受到地方政府管制以及市场利益诉求的双重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配置更加复杂。空间资源的配置环境、配置主体及其行为模式、配置过程以及利益诉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规划师作为空间利益的协调者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对自身的工作方式重新加以审视,将原本在技术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更多的引入对于利益机制的分析,增强规划工作的准确性与可实施性。论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视角对空间资源属性及其配置进行重构。产权理论对于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是从交易费用、公共领域、外部性等方面着手。认为城市空间资源是城市中的稀缺资源,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是通过利益主体对于资源的产权界定实现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因此,空间资源配置的本质是空间资源产权的界定。一般认为,明确而高效的空间资源配置结构应该是基于“成本——收益”均衡的空间资源产权结构,而这一状态并非等同于产权结构界定清晰。空间资源配置不完整由信息不完备导致的交易费用引起,使空间资源配置始终表现为一个向终极目标逐步收敛的过程,而任何给定阶段的配置均衡都是成本——收益的均衡状态而非空间形态的理想状态。这一思考方式与以往城市规划对于空间的研究框架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却更关注实际的配置环境以及不同角色的行为模式。大体上看,空间资源配置大体上可以分为社会利益与生态利益诉求以及经济利益诉求两大类。对应的,空间资源则分为非营利型以及营利型两类,配置主体也就可以划分为政府主体以及市场主体两类,现阶段这两类主体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上述两类主体外,还涉及部分零散的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他们将以组织或个人的形式参与空间资源配置的利益博弈,即所谓的“公众参与”。空间资源配置的产权结构形态表现为完整性、完善性以及公共领域三部分。产权结构完整是一个参照系,代表了空间资源权利结构的完整形态,通常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产权结构完善是现有产权框架的完备程度,代表了空间资源已被界定的产权框架的利用效率。未被界定的空间资源使用权利则被置于公共领域。将空间资源配置按照产权结构的初始状态划分为初始配置以及配置调整两大阶段。认为初始配置能够形成空间资源产权初始结构,这一结构对于利益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是配置调整的基础;而配置调整则是对于现有空间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以及对于不足的改进,一般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初始配置虽然试图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受到客观环境、利益主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都无法一次性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因此空间资源配置调整总是或多或少的出现于初始配置完成之后。按照初始配置与配置调整两大阶段,论文分别论述了营利型与非营利型空间资源的配置主体利益诉求、配置环境以及配置技术,按照产权结构完整性、完善性以及公共领域三部分的空间资源产权状态论述其配置与优化技术。论文以实例解释了这一理论应用于规划的具体思路。最后结合论文研究成果分析了将产权理论应用于空间资源配置分析的发展趋势,认为产权理论揭示了空间资源配置的利益机制,尤其对于配置失效比以往的相关研究有着贴近实际环境的视角。认为本研究今后重点研究的内容包括产权制度设计以及产权制度稳定性、交易费用、以及配置的外部性研究三方面,使产权理论与规划理论有更好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相关者利益均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系研究[D]. 刘伶.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2].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3]. 和谐利益论—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研究[D]. 卢晓云.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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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益均衡与效率[D]. 周景勤. 中共中央党校.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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