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梯式”发展路径选择——基于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源配置论文,战略性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粗放特征明显；产业发展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竞争力不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是继续增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径，特别是本次危机之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诸多新兴经济体都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作推动新一轮经济、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等特征，关系到国家的产业安全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于2009年12月正式提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并将其作为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则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进经济发展动力、提升就业吸纳带动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当前阶段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在这一轮经济、科技发展浪潮中把握产业发展主方向，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本国产业结构水平、实现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既代表着特定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也反映着一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基本都面临着社会需求小、盈利能力弱、融资难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升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成了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但是，不同国家(地区)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不同，资本配置的调节方式各异，这也就需要结合特定国家(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合理有效的调节方式。特别是我国的当前阶段，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传统产业不发达、核心技术水平低、资源环境压力大等诸多问题，科学有效的资源配置调节方式显得特别重要。
目前，关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较多地体现在支持政策设计、国际经验对比、产业分类分析等方面。比如：万钢以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的对比分析作为研究切入点，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科技在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在具体推进策略上，他认为应着重从“为产业调整与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加强自主创新推广以及提升自主创新的扶持政策力度”等方面来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王忠宏和石光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提高生产力等诸多方面阐述了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2]。周晶和何锦义则基于现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框架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门类进行了划分，并利用2004年、2008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两个年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和分行业增加值[3]，为深入开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较强的分析方法和数据资料。熊勇清和李世才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并借助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对环保产业和橡胶制造业进行了分析，认为两类产业的耦合关系尚处于发展阶段初期、耦合机制尚未形成[4]。而该文对产业耦合机制的分析及其所构建的产业耦合评价模型，为今后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分析工具，丰富了此类研究的定量分析技术。李扬和沈志渔则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创新问题，研究内容包括集群创新的内涵、发展条件、发展过程以及发展政策四个方面[5]。此外，李晓华和吕铁、刘洪昌和武博还分别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6]、产业选择与培育原则[7]等方面展开了专门研究。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本文分析思路的展开提供了帮助。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基本现状描述、意义及发展方向的宏观论述上。(2)未涉及分阶段的协同策略路径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通常有长期性特征，需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性。但考虑到我国是在传统产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需要按照演进阶段的差异性来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政策。(3)缺乏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很大差异，如何根据这种差异性采取不同的调节方式是现有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根据马克思理论中关于资源配置机制和调节方式的论述，结合技术经济范式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资源配置问题及其调节方式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丰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实践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和演进策略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特征的认识，可以借助相关代表性概念进行分析。赵刚[8]从新兴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定义，突出其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上的代表性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促进作用。冯长根[9]则从科技和产业融合的角度进行了定义，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科技创新方向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的代表性。魏海涵等[10]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则主要从战略地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成为支柱产业可能性等方面进行展开。综合以上研究的观点，本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总结为：(1)对一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能够带动全局；(2)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3)现阶段发展不充分，但却代表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且具备成为主导产业的潜能；(4)面临着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融资风险等方面的潜在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取决于一国(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产业发展条件，其合理与否对一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诸多产业发展条件中，核心技术地位的高低是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产业发展核心技术条件的国家(地区)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顶端，能够获取绝大部分的产业收益，同时也引领着产业创新的方向。根据不同国家(地区)技术地位的差异，本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类型进行了简单划分，主要有：(1)寻找产业发展方向和结构高级化的突破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孕育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的技术效率提升较快。(2)已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但缺少足够的原始创新能力，大多靠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排除部分行业技术水平已接近领先水平，这一阶段更多地表现出产业发展的“追赶效应”，技术效率提升较慢。(3)整体上掌握核心技术能力、开展原始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全球技术浪潮的引领者，伴随原始创新技术的转化程度提升，能够获取高技术效率和高增加值。
上述三种类型的划分，按照演进顺序来看其实也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即起始阶段、调整阶段与成熟阶段。其中，调整阶段又可以分为“前期拨正”和“后期协调”两个子阶段，“前期拨正”主要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后，针对可能出现的盲目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所进行的调节；而“后期协调”则指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过“前期拨正”后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另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之后，又会进一步衍生出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开始新一轮更高层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根据上述分析，在图1中绘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般化演进过程。
图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般化演进过程
正因为存在的复杂特征和阶段化演进过程，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有效资源配置显得至关重要。对此，本文主要借助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进行分析。与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不同，马克思理论主要通过“社会劳动”来阐释资源配置问题，将“生产资料和资本”视作劳动资源的物化形态和货币资金形态，认为“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稀缺性”并非由纯粹的自然因素决定，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①；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劳动”披上了价值外衣，资源配置也就以“物品价值关系”这一特殊形式表现出来[11]。
马克思认为“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12]，即强调借助“市场供求运动”可以很好地协调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促进商品的供求衔接。借助市场机制的价格运动引导生产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以逐利为原则满足供需要求，进而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只有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那么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才能成为现实[13]，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的对比，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技术优势一方会在市场中存活下来，而劣势一方则会被淘汰，价值规律的存在使得商品经济的参与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14]。同时，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产业部类间存在着密切地联系，为推动社会生产的进行，“社会劳动”需要在各部类及其内部企业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者根据价格供求关系的变动，进行相应地投入配比；而正是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使得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实现了“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间的自发分配[15]。
但实现这样一个状况需要近乎完美的市场条件，现实中往往难以满足，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也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主体决策的分散性”上。与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了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外，在发展初期还伴有现期需求低和盈利能力弱等特点。资源逐利流动是市场机制的自然状况，也正是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往往面临要素资源约束，此阶段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机制难以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借助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而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产业发展状况的好转和竞争力提升，特别是盈利能力提高后，过多资源流入在增加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行业的发展风险，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即会引起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16]，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除了需要较长的调整时期外，还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针对市场机制调节所存在的自发性与盲目性，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16]，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也就意味着需要根据特定经济或产出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社会劳动的分配。这种针对性主要是为满足社会生产比例与需求比例协调的要求，将劳动时间在部门间和不同方向上进行恰当的配比。为此，在充分肯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②，开展有效的政府调节也就十分必要。就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言，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目的在于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条件。
三、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技术演进的视角
马克思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两个层次上的界定：一方面，从节约社会劳动的角度来看，有效的资源配置应使得单位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耗最少的劳动量；另一方面，从社会总劳动在部门间的比例分配角度来看，有效的资源配置应以保持社会生产比例与需求比例一致为准则[11]。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个界定的内涵更多地扩展到价值的范畴，即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在内的生产投入要素的数量及结构，需要按照一定的经济或产出目标，通过恰当的配比来实现不同方向上的分配[17]。同时，要素配置数量和结构需要满足生产效率提升的要求。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义和特征来看，引领性技术水平和导向性演进路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尽管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贴近全球产业发展路径(表1)，具有很强的导向性③。但当前阶段，在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核心技术能力等方面却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缺乏引领性技术水平。
就产业发展阶段而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上处于起始阶段向调整阶段的过渡时期，且调整阶段的一些特征已经在部分产业中出现，比如太阳能行业等。这段时期也即“市场机制反复调节的时期”，即面临着产业发展初期源自于融资能力弱、技术风险大以及传统产业打压等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约束，也存在着部分产业部类资源流入过剩而引起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现象。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利于较好地调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众多的细分门类，不同产业部类之间发展并非同步(表2)，因此，政府很难实施统一的调控措施，需要制定差别化的发展策略路径。
马克思理论以社会劳动为价值的内在尺度，在价值决定的内在联系中探讨资源配置的条件。对于资源配置的两个界定而言，前者的有效性取决于后者比例分配的合理性，但后者一定的经济或产出目标的实现也取决于前者的有效程度。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言，节约社会劳动的个量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水平是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其高低程度不仅影响着产业附加值的多寡，对于改善产业绩效、转化产业结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前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般化演进路径的分析，以产业技术水平为依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归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进吸收外来技术、开展原始技术创新三类。考虑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有细分门类的技术水平多样性，可对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部门按照上述划分进行归类，并从技术提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突出不同产业类型资源配置应关注的重点。具体如下：
第一，对于那些基础薄弱的传统产业而言，资源配置的重点应是寻求整体技术的改进与提升，从改进生产结构、工艺流程等方面来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可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创新探索，不应该漫无目的地寻求前沿技术突破。
第二，对于那些具备外来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产业，资源配置的重点应投向外来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和吸收等方面。当前阶段，正值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资本和研发投入的供给有限，很难兼顾各个部门的需要，从技术赶超的角度来看，较好地利用引进技术方法也有助于缩短产业赶超时间。特别是那些成熟的技术方法，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关于阶段技术性质的描述(表3)，伴随竞争的日益激烈，成本差异对生产的影响日益重要。也正是这个原因，该类产业转向低成本区域的动力增强，而我国则以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合理引进此类生产技术。
第三，对于开展原始创新的产业技术类型，本文认为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与之关联的传统产业发展已较为成熟，产业基础雄厚。(2)对一国(地区)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础性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和研发力量支撑。(3)与传统产业关联性弱的新兴产业，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产业技术。(4)国防安全领域的相关产业与技术。(5)在产业浪潮的交替期，新技术的孕育阶段是开展原始技术创新的机遇期。
对于前两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而言，其资源配置的重点是如何处理与传统产业的密切联系，需重点关注与传统产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大多数细分门类均满足这一特征，当前阶段应注重产业发展的赶超。而第三种路径，其所涉及的几种情况在部分产业细分门类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其资源配置的重点则是为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可行的基础条件。当然，从提升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引领全球技术经济浪潮的视角来看，开展原始创新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开展原始创新面临较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同时还带有市场需求弱、产业转化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增强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合理作用力和有效调控方向。
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视角下的“阶梯式”发展路径分析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面临着传统产业改造、技术赶超和自主创新三重任务，对资源配置也提出了不同要求，需要确定不同类型特征所对应的差别化策略路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资本配置理论强调资源配置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与社会经济制度、发展阶段等均无必然联系，在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可采取不同的调节方式，也可以实现不同调节方式的组合。对此的阐述，本文尝试从影响产业发展的投入资源展开分析，图2给出了投入资源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中可以看出，影响产业产展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并通过投入资源数量和结构两方面来影响产业发展，这里关键的环节在于如何有效协调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相互作用，使得既遵守价值规律又能够较好地避免市场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图2 投入资源推动产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图3 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梯式”发展路径
根据前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演进路径的描述，并结合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的相关要点，本文认为当前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取“阶梯式”发展路径(图3)，同时兼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进吸收外来技术、开展原始技术创新三类活动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实现整体发展的“三轮驱动”格局。
根据图3的描述，本文以资源配置满足产业发展的差别化需要为准则，将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的相关要点融入到以技术演进为依托的产业发展诉求，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阶段化策略路径：
(一)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类产业发展模式主要针对传统产业中发展虽不充分但却具有较好前景的产业，其最大的特征是整体技术水平落后、产业效率低下，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受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为追逐竞争利益，类似特征的企业存在自发改造升级技术的动力，应着重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并将资源配置的重点确定在提升产业效率方面。从其改造内容来看，需要从材料、结构、工艺流程等整体技术路线展开创新，主要针对那些有利于本地优势资源要素利用且预期市场需求旺盛的产业门类。这种类型的产业发展可通过多样化的创新形式在短时期内提升市场需求，而政府在此类产业发展中，则更多地扮演着“引路者”角色，旨在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可在产业创新辅导、整体推介、招商政策等方面提供扶持。现实中，旅游产品开发以及带有地方文化色彩的动漫产业等都是这种类型中较具代表性的产业。
(二)通过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除了带有很大不确定性外，还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很难从各个层面兼顾诸多产业创新的有效资源投入，且从新技术到产业化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不利于实现技术的“赶超”。在此背景下，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方法来推动产业发展，是一条相对可行的建设路径。具体到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是当前阶段的重要选择之一。从节约社会劳动，提升生产率的角度来看，这一路径主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来改进要素投入结构，并要求资金、劳动力等资源与之匹配；而政府调控则主要体现在培育相对健全的融资机制和较为完整的人才结构等方面。
在具体的推进策略上，应坚持在宏观调控指引下发展开放、完善的市场体系，以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的运作水平。为此，资源配置过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1)引进技术应是当前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有良好应用前景且可产业化程度高的技术。(2)引进技术应与现有产业基础相匹配，即要有充分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3)该路径资源配置策略的重点在于提升技术的产业转化能力。
(三)通过开展原始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开展自主创新一直以来也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科技发展战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科研院所和企业是开展自主创新的生力军。然而现实中，大多数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动力却十分匮乏，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有效的资源投向最能获取收益的环节。一方面，原始创新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单个企业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技术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对此所导致的发展风险产生了很大的顾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科研院所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原始创新，这对于类似于航天科技等民营化程度低的行业领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其本身也是国家支持下的研产结合。
而在民营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中，因官研产结合不够紧密，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准则的原始技术创新较为落后，加之整体技术基础与前沿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此类创新的动力不足。此外，在资源配置方面，投入要素的总供求也在传统产业和原始创新上存在竞争和矛盾，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资源调节方式不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也就需要政府调节的作用；从具体的调节内容来看，主要是在研发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科学发展规划等方面引导自主创新，强调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提升。另外，还需要积极引导产业联盟建设，鼓励官产研合作以及企业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在推动自主创新上的积极作用。
(四)不同“阶梯”层级间的衔接问题
产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如何做好不同发展层级间的有效衔接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引进技术吸收过程中的再创新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过程中的技术跨越。特别是当前，正值全球第五次科技革命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折的关键阶段，积极把握技术浪潮并通过产业组织和制度安排上的创新来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19]④。产业组织建设及其创新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产业自身寻求有效资源配置的途径之一，有助于合理配置社会劳动在产业部类间以及不同生产环节的分配，推动技术进步。而制度创新则更多地表现为，解决市场机制调节过程中所遇到的“失灵”问题，是政府调节为提升价值规律运动所进行的制度性安排。因而，抓住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开展调节机制的创新也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
①根据马克思的相应观点，社会劳动时间的分配必须符合社会生产的需要，即需满足劳动时间的节约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以及不同使用方向上的有计划分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这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②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内部企业之间竞争所涉及的资源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微观价值规律的调节，即通过减少个别劳动时间获取盈利的情况，以及为此所进行的技术改进和生产效率提升措施。
③通过与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规划对比来看(表1)，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门类选择上与代表性国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都是针对当前的能源环境问题和增长乏力现象，以市场需求为基准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突破点，而这些产业选择也总体上代表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④朱瑞博(2010)以全球性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替为研究切入点提出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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