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周期”与“第三次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2-0058-07
一、长波经济周期的趋缓与“第三次危机”的产生
无论对于当今世界还是当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都离不开与其紧密相关的经济周期的分析。首先，当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如何时，就是在分析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究竟处于经济周期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还是处于萧条阶段；其次，如何识别与检验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性，也是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必须关注的；再次，经济周期本身也有短波、中波、长波之分。从长波角度看，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究竟处在什么阶段呢？其走势如何呢？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
从当今世界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与20世纪70年代至2007年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见图1、图2）与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见图3）的经济运行轨迹看，就表明了这一点。
图1 1919年以来的美国商业活动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第386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
图2 1949-2002年美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①
图3 1953-2002年日本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②
从图2看，美国在1949-2002年期间，曾出现过两个平稳增长时期。一是1985-1989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1984年高峰之后的向下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4％-4.2％之间，平均为3.7％，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0.8个百分点。二是1996-2000年的5年，出现了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9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3.6％-4.4％之间，平均为4％，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亦为0.8个百分点（见图2中用黑圆圈显示的部分）。
从图3看，日本在1955-1973年连续19年高速增长，其中，1966-1970年的5年出现过经济向上走势中的平稳（1965年低谷之后的向上走势），GDP增长率处于10.2％-12.2％之间，平均为11.2％，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为2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全球经济增长趋减是平缓的。但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两次长波经济周期，且波动幅度大：第一次是1929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2007年，其波动幅度较第一次趋缓。目前正在发生的是第三次长波经济周期。这次长波经济周期始于2007年，凸显于2008年。从它发生的情况看，应当说还刚刚开始，因受近几年增长趋减但却是平缓的惯性影响，其波动幅度就小于前两次。具体地讲，这次长波周期有两大特点：一是经济增长趋向缓减，波动幅度虽小但影响面广；二是经济周期波动与政治周期波动呈胶着状态，即呈双重周期。
从中国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三十年左右的长波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GDP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见图4）。
图4 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4）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经济论坛”编辑的《论文集》，第613页。
近几年内，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高速增长，GDP增长率连续数年超过11％。2008年上半年虽有所下降，但也达10.4％。尽管经济周期在各国的波动幅度不同，但从中国长波经济周期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其波动也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之所以出现这一新态势，是由于当代中国与各国（尤其是工业发展国家）一样，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也较好地把握了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较为恰当地运用了宏观调控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但在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了重重危机，当前的中国经济也凸显出各种矛盾与问题。西班牙《起义报》于2008年7月12日发表了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的一篇题为《三重危机》的文章。该文讲：“现代经济史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金融、能源和粮食这三大涉及范围广泛的危机第一次同时发生，且相互影响并相互关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种危机产生联动效应。于是，随着危机的加剧，实体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了尽可能削弱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各国政府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实际上我们已经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经济地震，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刚刚开始被人们所察觉，而且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迅速引爆。虽然糟糕的局面到底程度如何无法确定，数字学也并非精准的科学，但是2009年很有可能会像不祥的1929年一样。”③ 拉莫内特的这一预言，现在提前发生，由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萧条，进入高危期。
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经济的走势备受关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表明，它的担忧与选择已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向防止经济衰退，即把刺激经济增长摆在首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是罕见的。威廉·恩格尔认为：“美国正处在新的大萧条的开始阶段，这次大萧条比20世纪30年代的那次更严重。”④ 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朝野上下第一次把经济问题放到反恐、伊拉克战争之上，一向标榜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布什政府与共和党的元老们，这次不得不推出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先是在继续推行用为富人减税的办法来刺激经济计划的同时，推出税收回扣计划，即由联邦政府发给每个家庭500-1200美金来刺激消费需求；后是推出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据美国媒体报道，如果将附加内容包括在内，这一救援方案的总金额已扩大到了8500亿美元。面对这一危机，相信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既不情愿去支持政府干预，也提不出有效的解救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沉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宣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出现了凯恩斯对马歇尔的革命，即凯恩斯革命。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生经济“滞胀”，即1929年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周期大波动，又宣判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与理性预期学派向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又一次挑战。事实上，它是自1929年以来的第三次经济长波周期的波动。即第三次危机。
二、凸显政治与经济“双重周期”的“第三次危机”面临的问题
第三次危机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凸显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周期”，并面临着“多重难题”。具体地讲：
第一，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根本利益上矛盾激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面貌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当属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壮大，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群体正在加速发展。按美元汇率计算，200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6.7％；如以购买力平价衡量，2005年它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一半多。高盛公司在2003年10月发表的《与
一起梦想——展望2050》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首个字母组成的新词“”，也称为“金砖四国”。该文认为，到2050年，这四国将全部进入世界经济前六强。高盛公司还于2005年底的第134期报告中预测了与“”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并将这组国家称为“N-11”，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这11国与“G7”和“”一起将在2050年共同构成世界前22大经济体。其中，墨西哥与韩国有能力成为全球与“”同样重要的国家。
近年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加速改革的印度，复兴中的俄罗斯，走出危机快速复苏的巴西，都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壮大，大大推进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当今世界正处在向多极化发展的动态演变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因苏东剧变而形成的、以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为主宰的世界单极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世界多极力量的动态博弈中发生世界格局的重大演变，而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兴起，则是世界由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革命。它还带来西方世界长期的政治优势。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现在则是美国之外世界的崛起。
旧的格局、旧的均衡态势正在被打破。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脱于2005年第一个发出了“全球失衡”的呼声。尽管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的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的；它的经济脉搏变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备受关注的美国经济正在减速，正在放缓。美国之外的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还处于经济的上升周期阶段，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则如上所述，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激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始终强调的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如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开始走向反面，发达国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互利合作的途径纷纷崛起了，形成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壮大。于是，一方面发出“全球失衡”的呼声，一方面逆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动，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拉开了全球竞争游戏的序幕；通过贸易壁垒、贸易竞争等方面，展开了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各中小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与贸易摩擦战。发展中国家则针锋相对，重新突出了国家主权作用。于是，世界不仅出现了单极走向多极化，从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而且各国为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各种领域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中，呈现出再国家化的走势，并且由经济领域的竞争走向了政治领域的竞争与对峙。
第二，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金融、能源、粮食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通观世界，南北美洲虽有一些国家缺粮，但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粮食生产与出口大国都不缺粮；欧洲粮食自给有余；大洋洲澳大利亚是产粮大国；亚洲粮食生产总量全球最多但人口也是全球最多，人均粮食消耗与世界人均持平；非洲人多粮少。在正常年份，世界上除了非洲缺粮外，其他地区不缺粮。然而，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7年，世界饥饿人口达9.25亿；据其预测，2008年，世界挨饿人口还会增加7500万。对此，各大新闻媒体究其成因，普遍近乎教科书式语言：发展中国家需求量增大、气候变化与生物能源抢占耕地造成产量减少、资本投机与美元贬值使粮价居高不下。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全球食品巨头对粮食的垄断性操控。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形成了粮食帝国，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粮食危机不过是这一帝国扩张的结果。由于任何商品市场价格都是波动的，涨跌起伏不定，在2008年8月出现大宗商品降价，包括粮食价格也有所回落，于是有人乐观了。然而，我们对此一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不可盲目乐观。有专家提醒，全球粮食危机在2009年可能重来。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应该掩蔽人们对粮食危机的关注。二是以芝加哥市场玉米、大豆的最近收盘价为例，其价格仍处于高位；国际市场上大米的价格也仍然是2007年的两倍。因此，我们应从经济周期的长波趋势着眼，而不应被时起时伏的短波现象所迷惑。
近年来的国际油价先是暴涨，1998年每桶原油价格仅为10美元，2007年每桶突破90美元人们已经惊呼了，2008年每桶原油价格居然飙升至140多美元，于是人们在恐慌中发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了。这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的冲击很大。近期油价又出现暴跌，跌破每桶40美元，使得俄罗斯等国损失明显。事实上，油价的暴涨与暴跌，对于目前出现的金融风暴后的经济复杂形势都是不利的，尤其是目前油价暴跌是由经济减速所致，更不利于今后的经济复苏。
当前这场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级房屋贷款危机（以下简称次贷危机）。次级房屋贷款即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住房按揭借款人提供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有利于次级房屋贷款发展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增强了货款机构发放抵押贷款的动机。1998-2006年，美国次级贷款占总贷款的规模急剧上升，截至2006年第四季度，接近了15％的水平。次级贷款规模的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以及对衍生品的投资热情高涨是同时出现且存在内在联系，而这既造成了繁荣，也孕育了危机。在2007年8月，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日渐疲软并迅速波及全世界；2008年，由于不受约束的市场肆意妄为，终于导致华尔街金融海啸，并由此将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形成全球金融灾难，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纷纷投入巨资，紧急应对这场危机。
对于当前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由于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只好保持沉默。而且，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虽然没有保持沉默，但无论是在分析资本市场、商品价格，还是在分析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时，也未能提出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效的办法。究竟是经济学失灵了呢？还是另有他因？其实这不是经济学有没有失灵的问题，而是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凸显的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并担心这场经济危机会引起甚至加剧政治危机，尤其担心“出现制度危机，或者说担心全球经济制度全面崩塌”⑤。客观地讲，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当今世界看，经济问题总是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基辛格曾经讲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从近几年情况看，美国就同时使用了粮食与石油两大武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粮食出口国，粮食涨价只会给其带来巨大收益。石油虽然是美国需要进口的商品，但是美国制造业只占其GDP的13.6％，价格上升对生产成本压力不大，这与制造业占GDP大头的中国不同。在近几年内，美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中四处受挫，国内先是因次贷危机，后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的爆发而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了重振世界霸主雄风，为了有效打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导演世界粮食危机与拉高国际石油价格，对于美国来讲，的确是很好的政治选项与经济选项，尽管美国对此予以否定，并且油价的上涨，对美国来讲是双刃剑。油价的下跌对美国来讲，也是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尽管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超过了油价下跌的影响，由于经济萧条导致的消费者因手头拮据而捂紧了口袋，但油价下跌在萧条的经济面前仍将继续发挥令人注目的作用。诚如美国能源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分析师戈德斯坦所讲，如果油价维持在每桶80美元上下，将相当于为美国经济提供了275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普通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将显著下降。⑥
其次，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由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看，也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200％，美国1％的最富的家庭现在控制了1／3的国家财富；10％的最富的家庭控制了2／3的财富；另一部分人则陷入越来越深的劳苦贫困之中。现在，在美国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12.7％。然而，美国富人的赋税负担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目前，美国政府还要给富人减税。尽管沃伦·巴菲特这样的巨富，每年能从减税中得到数亿美元的好处，但他也不得不客观地讲：减税“发出不公平的尖叫”。这一政策的实施，就与布什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的政治主张有关。
从当代中国经济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按照波谷—波谷的划分方法，中国经济波动已呈现十个周期。在这十个经济周期中，前五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前（即1953-1957年、1958-1962年、1963-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这五个周期显示的是一个约三十年的长波经济周期；后五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后（即1977-197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7年），这五个周期显示的也是一个约三十年的长波经济周期；由此推论从2008年开始经济周期展示的又将是一个约三十年的长波经济周期。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目前，中国经济尽管面临种种国际不利因素，但并没有改变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然而从国内看也面临着几大突出问题。一是结构性矛盾问题凸显。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先污染、后治理”的积累性问题，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尽管已经走到尽头，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短期内又不可能形成，导致经济转型进入阵痛期，各地的一些污染型企业、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增长企业，尽管步履维艰，增长下滑，但一时又关不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自主创新型企业、处于制造业高效环节的企业又难以建立。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上，发展的仍是来料加工型制造业，其原材料的采购与零部件的制造尽管逐步实行了本土化，但研究开发与市场销售网络仍由跨国公司控制着，中方企业仍然充当着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难以实现由中国加工、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加之，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国内消费疲软、经济走弱，并使世界市场出现了不利于中国出口增长的变化；而中国出口企业在走了三十年低成本扩张道路的今天，其危机也凸显了。中国出口产品一直靠低价占领全球市场，现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到了该转变思路的时候了。二是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拉动内需的困难加大。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10.4％，CPI上涨7.9％，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6.3％，其增幅小于CPI指数。2008年前三期，GDP增9.9％，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涨6.9％。这一数据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向新的长波经济周期之初，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但CPI上涨仍偏快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则跟不上CPI的上涨，农村居民收入又较城镇居民更低，这就影响到整个国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预期，导致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升级趋减，造成拉动内需的困难加大。尽管有人认为金融危机使通货膨胀危机大大减小。但从目前情况看，CPI指数虽然也下降了，但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体制性矛盾从经济体制扩大到政治体制。1958-1960年的三年天灾人祸，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逼着中国人人心思变，形成改革开放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累积了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在中国也凸显了；利益集团中国也产生了；并且一些利益集团已开始试图从他们的集团利益出发来左右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凸显了。
三、化解“第三次危机”难题的思考
要化解“第三次危机”，应着眼于未来，从长波经济周期的视角思考当前面临的问题。
第一，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与总体长远发展战略着眼，思考如何化解“第三次危机”的途径。当今世界发生的“第三次危机”是三十年未遇的危机，目前事态的发展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观察。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应从今后世界经济三十年的发展，作长远的考虑，而不应仅仅从一时一事着眼。比如，粮价问题，从全球范围看，粮食储量是足够的，现在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是急速膨胀的需求与不断上涨的价格，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未曾遇见过的。但从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看，世界粮荒的主因是消费大于生产，这一主因的产生是逐年累积的，譬如美国将玉米改为发展乙醇燃料，消耗了大量粮食资源，就是早已发生的事。又如亚洲各国，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由过去主要消费大米等粮食作物转向肉类。而亚洲地区没有大片牧场，肉类主要靠饲养的牲畜，而这需要消耗大量饲料。这也是近三十年内逐步累积的，并非2007年至2008年才发生。国内粮食问题突出的是苏南。以苏州为例，二十年前，苏州还是世界著名的鱼米之乡与国内著名的粮仓，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推进与开发区的扩张，现在出现了“地荒”，农民手中的耕地没有了，自然粮食也不能自产自给了，只能依靠其他地区供给。可见，要解决粮食问题，单纯从粮食本身着眼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从整个世界长远发展趋势、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着眼，才能较好地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第二，按照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寻求解决“第三次危机”的途径。尤其是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换代升级，更必须按照经济周期运行规律进行调整与换代升级，以求逐步缓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换代升级，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为突出的是农业比重下降了。到今天，农业只占中国GDP不足15％了，也就是说，现在85％以上的中国经济都是工业、矿业和服务业了。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也累积了许多问题，尤其是资源与能源消耗大而效益却不高，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换代升级的时候了，这是经济周期运行规律所使然。由于在当代中国85％的GDP中制造业占了大头，因此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应降低制造业的比重，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认为，当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动摇不得的。首先，当代中国仍处于工业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在认识上犯超越阶段的错误，在工业经济中级阶段，应以制造业为主。在中国，凡是制造业发展得好的地区，发展就有根基，有后劲，城市也有活力。如苏州、温州的发展，靠的就是制造业。其次，工业发达国家，尽管进入了后工业经济即信息经济时代，但其整个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产业资本与工业经济基础上的。有人以日本为例，不赞同我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工业发达国家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时候，日本却始终沉溺于“制造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发展制造业等于是与工资低廉的亚洲和东欧国家竞争。这样一来，日本就必须降低工资和成本。日本工人工资下降，陷入贫困，原因就在此。中国不能走日本之路，重蹈其覆辙。这一看法我不赞同。日本的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虽不及美国（70％）但并不比西欧（65％左右）低。再次，日本已处于后工业社会时代，而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仍处于工业经济的中级阶段，当然不排除沿海地区会在这期间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制造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在十分贫困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但由于核心技术至今仍大多掌握在人家手中，造成国内企业利润率较低，加之至今仍是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转变。不过，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尽管今天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要转变也只能逐步来，我们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就将那么多高耗低效的粗放型企业一下子搞掉，换上低耗高效的质态型企业。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呈经济周期性的，至少也要经历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扭转。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积极性很高，试图在“阵痛”中升华，进行“集中洗牌”、“大拆大建”，其积极性虽可嘉，但凸显的却是短期行为，缺乏按照长波经济运行规律有步骤地进行长远规划、调整与换代升级。这是不可取的。
第三，借鉴与运用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提供的理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解决政治问题。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是解决不了。譬如，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如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长的事实面前，粮价被强行控制在低价位，农民利益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是否可以采取保护价，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于对于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如何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缓与通货膨胀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需要我们运用政治分析中的理性选择工具加以解决。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政治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探讨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在宏观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阿尔特、阿莱西纳、德雷泽，瑞典经济学家佩尔森，意大利经济学者家塔贝里尼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使用一般均衡方法，将模型建立在明确的微观基础之上；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使用经济学概念和工具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强调了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运用社会选择理论，重视规范的政治分析，分析了集体决策的制度结构。总之，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采取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均衡方法，利用政治分析中的理性选择工具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问题。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发展，其中累积的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利益集团问题等等，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如果仅仅试图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来加以解决，而不是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借鉴与运用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双重周期”与“第三次危机”面临的难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注释：
①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经济论坛”编辑的《论文集》，第615、614页。
③拉莫内特：《三重危机》，载《起义报》，2008-07-12.
④威廉·恩格尔：《谁在操纵世界石油走势？》，载《参考消息》，2008-08-21.
⑤拉莫内特：《三重危机》，载《起义报》，2008-07-12.
⑥管克江、段聪聪：《油价暴跌不止是欧佩克噩梦》，载《环球时报》，200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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