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中的时序变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6-0670-07
绝大多数叙事学著作，对时间问题都有较详细的讨论。在外国，托多罗夫1966年在《文学叙事的范畴》中，将叙事时间划分为时间、语体和语式三大范畴。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讨论的“顺序”、“时距”、“频率”三部分内容更是直接对时间的研究，占全书大半篇幅。热奈特因为对叙事时间的详尽研究在叙事学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此后，追随热奈特的里蒙－凯南、与热奈特论争的米克·巴尔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以专门章节论述了叙事时间，华莱士·马丁在对叙事学进行回顾时，也不忘绘制一张叙事时间表。在中国，无论是侧重介绍西方叙事学的《叙事学》、《叙事学导论》、《小说叙事学》，侧重运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小说史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苦恼的叙述者》，还是侧重建立中国叙事理论的《中国叙事学》，都无一例外地对时间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但在诸多对时间的讨论中，对时间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出现了“写作时间”与“阅读时间”之分；“阅读时间”与“情节时间”之分；“故事时间”与“演述时间”之分；“小说时间”与“编年史时间”之分；“讲述时间”与“被讲述故事时间”之分等等。这些划分不乏交叉现象，使时间问题显得很复杂。在本文看来，叙事总是要表现叙事主体的某种意图和倾向，表现叙事主体的某种评价，叙事时间的安排同样要表现出某种叙事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文本中的“情节时间”，从叙事时间的顺序入手，探讨“时序”变形导致文本美学效果上的差异，分析“时序”变形对叙事评价的影响。
一
所谓“时序”，指叙事时间的顺序。叙事时间是相对于故事时间而言的，托多罗夫指出：“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1](P294)用线性的叙事时间表现立体的故事时间，叙事文本往往会出现时序的变形现象，否则，严格按故事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叙述，容易使叙事成为流水帐式的记录，显得枯燥、单调。正如米歇尔·布托尔所说：“死板地按年代的顺序铺展故事，严禁回忆过去，会带来使人瞠目的结果”[2](P140)。时序变形有很多种，诸如倒述、预述、插述、交错等，但基本的时序变形只有倒述和预述两种。倒述指某个事件的叙述在迟于“故事”应该发生的时刻来进行，或者对某个人物的交代在迟于应该交代的时刻来进行；预述则相反。明言之，倒述“是在事件发生之后讲述所发生的事实”，预述是“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1](P62)。无论倒述或预述，都体现出叙事评价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一变化大体可分为强化和弱化。
叙事评价的强化，与倒述和预述的明晰化有关。明晰的倒述可以是对事件的倒述。对事件的倒述往往是因为两个或多个事件交织在一起，无法同时叙述，不得不说完一个事件后再说另一个事件。中国小说中常见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便是倒述的明显标记。《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在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主线之中，倒述了解珍解宝被陷害，引出一批人投梁山的故事。这一倒述使这批人在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的出现不显得突然，同时鲜明地体现出“官逼民反”的情形和梁山对好汉们的感召力，与叙述者的总体评价保持一致。倒述也可以是对人物的倒述。在人物出场后，对人物的身份来历或此前的重大活动进行扼要的介绍，人物的性格特征由此得到大致的规定，叙述者也由此对人物有了评价基调。倒述还可以是叙述者的自我回忆，即自我倒述。鲁迅《伤逝》的主体便是叙述者涓生的倒述，开篇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诲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可视为倒述的标记。叙述者的自我倒叙往往赋予文章一种感伤色彩。《伤逝》通过涓生的内心忏悔，写出了“我的悔恨和悲哀”，小说通篇都沉浸在感伤悲哀的氛围之中，在这一氛围中，叙述者的价值取向得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叙事评价显得分外醒目。如果没有自我倒述，叙述者很难将“悔恨和悲哀”之情表现得如此动人心弦，也很难使人一下子就清楚他的倒述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悔恨和悲哀”。
明晰的预述也离不开叙述者的指点。这种指点既可以是局部指点，也可以是关于整个叙事的指点。局部指点，如话本小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当范二郎跟踪周胜仙回家时，叙述者指出：“因这一去，引起了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明确预示了跟踪将引发的后果。从叙述语气看，叙述者似乎认为，如果没有范二郎的跟踪，这场官司就不会出现，范二郎的跟踪有点无事生非的意味；而这场官司的“没头没脑”，又明确预示了官司的复杂性和难解性。由此看来，这一预述，既提前交代了“官司”，使读者心理有所准备，又表露出叙述者对范二郎跟踪的隐隐约约的不满和对官司的复杂难解的担忧。整体指点，如《水浒传》一开头就指出：“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儿洼内聚飞龙。”既说出了梁山108将之数，又点明梁山好汉是“猛虎”“飞龙”，并用“宛子城”“蓼儿洼”预示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一预述中，叙述者的总体倾向很明显，即梁山108人都是英雄好汉。对照后文，这一倾向性更明显。在武十回、林十回中，武松、林冲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愧有天罡之威严，地煞之气概。尤其是当入伙梁山的英雄上山动机不充分时，叙述者一句“也是地煞星一员，就降了”便解决了一切，将人物的行动与预述应合起来。以此观之，《水浒传》开头的预述，其实已奠定了《水浒传》整个事件的基础，也昭示了叙述者的评价基调。
倒述和预述也可以弱化叙事评价。如果严格按时间的顺序来叙事，叙事评价一般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候，倒述和预述的介入，使时间交错，时序错乱，如果叙述者又不出面加以交代，很容易使人对叙事产生混乱感，也容易使叙事评价隐藏于错乱的叙事之中，让人难以把握。一般而言，单纯的倒述或预述不会弱化叙事评价，因为单纯的倒述或预述容易识别，就是说，叙述者对时间的交代还是比较清楚的，叙事评价在清晰的时间中较容易获得。如果倒述和预述交错在一起，相互包容，很难找到一个时间的基点，叙事文本中，分不清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叙事像一个解不开的线团，此时叙述者的评价包裹在这个“线团”中，由于“线团”的难解而使评价弱化。时序错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叙事时缺少明确的“现在”，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方式是一句话中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现在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游移，既包含过去，又包含未来，难以确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便是：“多年之后，面对着行列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了冰块。”从这句话看，“父亲带他去见识了冰块”的事件是清晰的，但“多年之后”的预述、“久远的一天下午”的倒述交错在一起，使这句话变得不那么肯定。叙述者试图用含混的时间消除那种肯定的陈述，叙事评价在这种含混中也显得模糊起来。如果不是时间交错，“面对着行列队”，上校想起“见识了冰块”可能会透露出叙述者的某种意图，但时间交错使人们关注的是时间而不再是叙述者的意图。另一种方式是表面上看来有确定的“现在”，而实际上没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便如此，小说的四个部分都有明确的“现在”，但四个部分的“现在”不同，而且，在前三个部分中，现在与过去交叉在一起，过去的内容压倒了现在的内容，这一切使“现在”在小说中事实上也成为不确定的时间。流露于小说中的，不是时间的精确，而是时间的错乱，以及错乱中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萨特指出：“至于福克纳对现在的概念，它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定界限或有明确位置的点”[3](159)，所以它已不具有“现在”的意义，从中反映出生存的一种荒谬性和虚无倾向。但这种“反映”需要通过对文本的仔细阅读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叙述者的意图并不容易获得。
时序变形对叙述评价的影响，说到底是时序变形造成因果关系的清晰和模糊，从而导致叙事评价的强化或弱化。应该说，时序就是时序，因果就是因果，所谓“前因后果”早已被拉丁修辞学家们驳倒了[4](P196)，叙事学家对“前因后果”也颇有微词，米克·巴尔便认为“时间先后关系和因果关系总是相互关联”是“一个屡屡出现的错觉”[5](P47)。但至少就叙事而言，时序关系与因果关系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过去的。过去的事件很多，至于讲述何种事件，取决于这一事件对后来事件的影响，“被讲述的最早的事件仅仅是由于后来的事件才具有自己的意义，并成为后事的前因”，正是这一“前因”使叙事评价多为“后见之明”。由此，从时间上看，“是时间系列的结尾——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决定着是哪一事件开始了它：我们是因为结尾而知道它是开端……因此，历史、小说、游记都基于一种逆向的因果关系。知道一个结果，我们在时间中回溯它的原因”[6](P81)。当然，这种“回溯”是针对叙述者的叙述动机而言的，文本中完全的“回溯”（即整体上的倒述）并不多。但前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潜在的，不论是倒述、预述还是倒述和预述的交错，“小说叙述的时序关系总是隐含者因果关系”[4](P197)，我们理解时序的变形，主要是在变形的时序中寻找一种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
正因为时序关系的外衣下掩盖着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又是我们理解文本、寻找叙事评价的必经之途，所以我认为，时序变形通过引起因果关系或明或暗的变化，从而调节叙事评价。明晰的倒述和预述，用时间上的明晰性使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晰化，使叙事评价不至于比线性叙述时的评价难以理解，而且倒述与预述，还可以产生某种线性叙述所缺少的审美效果，这些审美效果使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突出，从而强化了叙事评价。这些审美效果中主要的一点是产生悬念。所谓悬念，就是通过事先提供的有关情况，让读者对这一情况产生寻根究底的兴趣。从这一点看，倒述和预述有类似之处。倒述是先有事件的结果，然后回溯原因，可以说是一种结局性悬念；预述是预先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相关情况，此后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果然出现了这一情况，可以说是一种过程性悬念[7](P161)（注：从悬念来看，所谓倒述和预述只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故事的自然顺序是ABC，叙述时变成了BAC，那么，相对于A来说，B是预述，相对于B来说，A则是倒述。有时候，倒述和预述很难区分，但倒述和预述的侧重点明显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倒述和预述是就叙事的总体情况而言的。）。就结局性悬念看，从结局中寻找原因，寻找过程中便会产生“原因到底在哪里”的疑问，这一疑问使事件的因果关系显得很突出，叙事评价也突出。就过程性悬念看，在过程中寻找结果，在寻找过程中会产生“情况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疑问，这无形中增强了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增强了叙事评价的力度。
明晰的倒述与预述，之所以“明晰”，是因为它们在总体上不妨碍叙事的线性进展，读者也能较容易地将它们恢复到事件的正常位置上去。倒述与预述的错乱则不然。热奈特指出：“内容上的任何推论都不能帮助分析家们确定失去一切时间关系的时间倒错的地位，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无日期无年代的事件”[8](P50-51)，“无日期无年代的事件”只是一个特定的事件，它抽去了事件的时间序列，抽去了事件的进展过程，抽去了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事件作出判断，叙事评价的弱化也就理所当然。时间错乱即使没有达到热奈特所说的“无日期无年代”的程度，但只要错乱的程度使叙事的线性时间难以呈现时，叙事评价就容易弱化。正如上文所说，线性时间意味着因果关系，线性时间的难以恢复，意味着因果关系的难以把握，从而弱化叙事评价。
二
探讨时序变形在中西小说中的表现，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涉及的是关于叙事中的时空这样一个大问题。就叙事时空而言，西方总体上较重视时间，中国总体上较重视空间。说西方的叙事总体上较重视时间，有其神话的、哲学的和思想观念上的原因。就神话看，《荷马史诗》中记载的神话有连贯的情节，时间的线索很清晰。就哲学看，赫拉克利特宣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强调万物流动的同时，也强调了时间的重要；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本体”时，也指出时间是“本体”的三个特性之一[9](P11)；就思想观念看，西方在“逻格斯”传统的强大影响下，非常重视因果关系；“由于古代神话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的崇高地位”[10](P334)，神话中清晰的时间线索，使后来的叙事也往往以时间为脉络；哲学界对时间的重视，使叙事无法不关注时间；因果关系更直接导致了“线性的、基本上是时间性”的情节结构[11](P344)。说中国的叙事总体上较重视空间，也可以从神话和世界观等方面来找原因。较之于西方神话，中国神话体现出“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的特点[12](P43)，《山海经》便“主要记录当时人对空间的观察……以山川海荒为经，以东南西北为纬”，其中“几乎看不到时间的流逝”，呈现出“静态叙述”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空间感[13](P140-141)。中国人的世界观有一个特点，即“天人合一”，其基本精神是：宇宙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和谐的整体，宇宙的各部分是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很难说一个部分是另一个部分的原因。神话中强烈的空间意识，反映出先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空间性思维，它不注重事件在时间流程中的变化，而注重事物在不同地域中展示的姿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它使叙事“不以故事为主，而是以论述关系和状态（或者是宇宙的顺序和方位的安排），作为叙事的重心”[12](P44)。神话的这种叙事特点被史传叙事所吸收，不少神话叙事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引入到《史记》中，使《史记》整体上以空间性的展示为主，史传传统对中国叙事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的叙事总体上对空间较为重视。世界观的整体意识，使“中国人不重视事物系统里因果关系的概念之间存在着联系”，具体到叙事，便不再重视事件中与因果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时间因素，代之而起的，是对空间因素的重视，在叙事中，事件主要不是被看作“直线的因果关系链条里次序井然的事件”，而是被“看作正在形成的一种广袤的、交织的、‘网状的’关系或过程[11](P344)。
说西方叙事重视时间，中国叙事重视空间，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的。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叙事都是时空的统一体，西方较重视时间并不排斥其空间因素，中国较重视空间也不排斥其时间因素。在上文对时间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分析了倒述和预述这两种“时序变形”。虽然这两种“变形”在一般的小说叙事中都有可能存在，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哪一种“变形”占优势还是大致可以看出来的，因此，对之进行纵向分析并寻找其背后的原因便有了可能。在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对中西小说叙事的“倒述”和“预述”展开分析。
总体上看，西方小说倒述多而预述少，中国小说预述多而倒述少。先看西方的情况。不少理论家对西方小说中多倒述少预述的情况作过说明。热奈特指出：“提前，或时间上的预述，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8](P38)；里蒙－凯南同样认为：“预述远不如回叙那么频繁出现，至少在西方传统中是这样”[14](P86)；米克·巴尔在论述“时序”时，基本上引用倒述的例子，在她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预述出现的频率要少得多”[5](P71)。但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则言之不多。在本文看来，说西方小说中多倒述少预述主要是指20世纪前的西方小说，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逻辑分析的制约。逻辑分析的根源可归结到世界的创造上。西方人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是有终极原因的。由此衍生，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乃至消亡都有其原因，从而形成强大的逻辑分析传统。这种逻辑分析突出了线性时间中的因果关系，对叙事有深远的影响。由于重视逻辑分析，叙事时对事件发展的前后承传关系便很注意，使叙事往往一线到底，时间感很强。当然，为了摆脱依次叙事的平板呆滞，叙事可以在因果关系上做文章。在因果关系上做文章，主要便是打破时间次序，摆脱“前因后果”的束缚，就是说，实行倒述和预述，将原因后置。倒述主要是事件的倒述，叙述者本人一般不直接露面。倒述的内容一般便是前面所说情况的原因，这样，倒述一方面将事件的结果放在前面，然后对这一结果进行分析，寻找原因，这符合逻辑分析的要求；另一方面，将结果放在前面，使其位置比较突出，使倒述的内容围绕着前面所说的结果，这就显示了叙述者对结果的关注，表明了叙述者的意图。较之严格按线性时间展开事件，这种将结果放在前面的做法，由于其时间上的次序变更，使人们更加注意其逻辑关系。预述主要是叙述者直接露面，或假借人物之口，对事件将来的某种情况预先加以指点，它总体上对事件的时间次序影响不大。叙述者预先指点的内容，经常不是事件的某个场景，而是对某种情况的总结和说明，由于将总结和说明放在前面，使叙述者颇有先入为主之嫌，他所叙述的事件似乎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先见之明，只是一个生动的注释而已。这就给人一个印象，叙述者主要是在灌输他的某种思想或观念，而不是在对事件进行逻辑分析。因此，逻辑分析的强大力量，使西方叙事中的预述比较少。
二是文学传统的影响。在西方文学史上，《荷马史诗》具有崇高的地位。《伊利亚特》一开始就写阿喀琉斯的愤怒，就事件进展而言，这显然是倒述。倒述在西方文学的远古时期就开始出现，而且相当成熟，所以这种倒述手法甚至被认为是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本领[4](P111)，由于强大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倒述在后来的小说叙事中被广泛运用，不少经典小说中都以倒述开头，《呼啸山庄》、《复活》、《茶花女》等均如此，这些经典小说产生的时间、地域都不一样，但都取得了成功，从而使倒述“几乎成为一个常规手法”[4](P111)。
三是叙事重心的要求。按伊恩·P·瓦特的看法，现代小说叙事从18世纪早期开始，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虚构，在他看来，“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其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或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15](P6-7)。既然是虚构，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让读者沉浸到虚构的故事之中，制造悬念可以说是一个方便的途径。倒述一般首先出现一个扣人心弦的场面，激起读者寻根问底的兴趣，产生悬念，这样，读者便被倒述的内容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构的故事中去。同时，虚构的一个目的是故事看起来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为此，叙述者“应当看上去好象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8](P39)。而预述是叙述者首先直接现身或借人物之口，交代故事的主旨或故事进程中的某个阶段所蕴含的寓意，由于叙述者预先的交代，读者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只是一个故事，是叙述者为了某种目的向我们虚构的一个故事。读者首先强烈地感觉到故事的虚构性，对其真实性可能便有所怀疑，因此西方小说中预述较少。叙述者虽然想强化自己对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但一般不是通过预述的形式先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来强化评价，而是通过倒述的形式，让读者沉浸到故事之中，慢慢领会自己的意图，产生强烈的印象，从而强化评价。
20世纪后，倒述不再占主导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时间的往复交错。时间的往复交错中，不仅有倒述，预述也占相当大的分量。就其原因，主要有这么两点：其一，逻辑分析传统的破坏。德里达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的“逻格斯”传统，瓦解了逻辑分析的哲学基础。在德里达看来，“本文之外，别无它物”。就叙事来说，它不再有什么寓意，不再需要进行意义解读，“文字就足以使本身永远不朽”[16](P369)。这样一来，有利于逻辑分析的倒述和有利于直接表达叙述者观点的预述都变得没有什么实在意义了，但一切叙事，又很难离开倒述和预述。较之受逻辑分析影响的叙事，此时的叙事不再特别注意倒述，无形中对倒述的关注要少得多，从而使预述有所增加。其二，各种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的运用，使叙事的线性时间受到破坏，叙事不再关注时间的顺序，倒述也好，预述也好，都不重要，甚至出现了“无时间”的“静态叙事”。由于对倒述和预述的随便态度，使叙事中出现倒述和预述的可能性大致差不多，较之过去倒述占主导地位的情况，预述的分量显然有所增加。从这两点原因看，预述在20世纪后的西方小说中的增加，不是由于叙述者对预述的偏爱，而是因为叙述者对倒述的不再偏爱。
三
和西方小说中倒述多预述少的情况相反，中国小说中的预述很多，倒述较少，这种情况在20世纪前的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赵毅衡指出：“传统白话小说中，预述是时序变形的最主要方式”[7](P159)；杨义也认为，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中，预述“不是其弱项而是其强项”[17](P152)。在本文看来，中国传统小说中预述较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甲骨问事”的影响。“甲骨问事”主要是通过占卜来预言吉凶，与我们所说的小说叙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甲骨问事”作为统治者的官方行为，并作为易于长久保存的第一手原始的叙事资料，对后世的叙事还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3](P41-50)。“甲骨问事”中的“占辞”便是“根据卜书对烧灼后爆裂的甲骨‘兆’纹作出判断”[13](P41)，预言某事将会发生或不会发生，或者预言某事的吉凶，这些“占辞”可认为是早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预述。由于“甲骨问事”对后世的影响，这种预述方式也自然对后来的叙事有所影响，《左传》中的有些预述，便是来自“甲骨问事”中的“占辞”[17](P152)。在本文看来，“甲骨问事”中的预述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影响。“甲骨问事”的直接依据是甲骨“兆”纹这一简单的物理表象，从这些物理表象上，占卜者可以看见表象背后的许多东西，虽然这种“看见”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但占卜者和当时的人们一般都相信表象背后的东西确实存在，因而对这些外在的表象极为重视。这种“尚象”思维对中国的传统小说叙事有着强烈的影响，使传统小说的叙述者在描绘某个场景之后，往往从叙事中跳出来，对蕴含在场景中的寓意直接进行预言。如《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在刘官人借了丈人的十五贯钱之后，叙述者出面插话说：“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却叫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从十五贯钱中，叙述者便预见到将要发生命案，并认为刘官人死得很惨，也很不值得，预言中还带有评价。应该说，这样的预言和话本小说的特点有关，但和“甲骨同事”中的“尚象”思维也有关系。十五贯钱并不必然导致命案，叙述者完全可以不作预言而让故事发展下去，但“尚象”思维的习惯使叙述者忍不住寻找这十五贯钱所隐含的内容，从而迫不及待地作了预言。
其二，是史籍的影响。在众多的历史典籍中，存在着大量的预述，这对后来的小说叙事有直接的影响。《周易》中的“卦爻辞”与“甲骨问事”中的“占辞”有类似的功用，而且，由于《周易》是经书，它对后世的影响比“甲骨问事”要直接得多。《左传》不仅沿用“甲骨问事”和《周易》的卜筮方法来进行预述，还通过梦兆等形式来进行预述[13](P205-207)。《史记》中更通过人物之口来进行顶述，《陈涉世家》开头，陈涉抒发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远大抱负，《李斯列传》开头，李斯也发出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其自处耳”的感慨，纵观《陈涉世家》和《李斯列传》，陈涉起义、李斯从政，都是他们话语的极好写照，因此这些抱负和感慨都可以视为预述，预述通过人物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显得极为自然，这也许可算是预述成熟的表现。史传叙事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影响很大，史籍中的预述也对小说叙事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本文看来，主要表现在预述方式的多样性上。不仅话本小说一般在开头就通过叙述者直接进行预述，《水浒传》还通过“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楔子来进行预述，《红楼梦》则在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时，通过警幻仙姑之口，预言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并通过宝玉所见的十二支曲子，预述了金陵十二钗的结局和命运。预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叙述者的意图一开始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从而帮助读者领会蕴含在小说中的叙事评价。
其三，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佛教理论中，有一种观念相当引人注目，即因果报应思想。“佛教认为众生在未达到‘神界’之前总是处在生死流转、因果轮回的痛苦中。生死祸福、贫贱富贵都是报应”[18](P143)。自高僧慧远用后“三报”说对因果报应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后（注：所谓“三报”说，即“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参看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143页。），这种观念便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小说叙事同样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因果报应由于强调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换句话说，就是在原因中其实已经暗含了结果，这种思想渗透进小说叙事，极易形成预述。由于因果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模糊，而且结果与原因之间的时间跨度一般也比较大，所以因果报应一般在叙事差不多快结束时才清晰起来，它对预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叙事结构上，使叙事总体上处在一种因果报应的“构架”之中。《说岳全传》第一回的预述便有很浓的因果报应色彩。它预述道：“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正说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之际……女土蝠……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大鹏金翅明王……不觉大怒，展开双翅落下来，望那女土蝠头上，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土蝠……在下界王门为女，后来嫁于秦桧为妻，残害忠良，以报今日之仇”。这样，《说岳全传》一开始，就用佛教世界的故事预述了人间忠良被残害的结局，这一结局之“果”早已在佛教世界中种下了“因”，所谓忠良被害也只是复仇的结果，预述中因果报应的色彩非常浓厚。同时，这一预述直到岳飞屈死风波亭后才得到回应，岳飞屈死风波亭已是小说的结尾，开头的预述到结尾才得到较彻底的说明，这一头一尾使预述具有较强的结构功能，使《说岳全传》的叙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因果报应的框架结构。
以上从思维、方式、结构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小说中预述较多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但预述较多，并不意味着没有倒述。相反，早在《尚书》《左传》时代，便已经有了倒述[17](P148)，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可算是倒述的程式，《红楼梦》的“发现手稿”套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倒述。只是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往往是为了说教，而最适宜说教的是预述而不是倒述，才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中预述较多而倒述较少。到晚清和五四时代，由于外国小说的影响，倒述的运用多起来了。晚清小说家由于受西洋小说“开局之突兀”以及侦探小说设置悬念的影响[19](p48-50)，较多地使用了倒述手法，吴研人的《九命奇冤》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不仅在第一回中用“开局之突兀”法制造了一个倒述，并在第十七、十八、三十一和三十五回中，四次运用倒述方法[20](P123-125)，使《九命奇冤》成为晚清时期的经典之一。五四时期，倒述更是司空见惯，小说家们不再像晚清时期那样刻意用倒述，倒述似乎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较之晚清，此时的倒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19](P57)。鲁迅《故乡》中对少年闰土的回忆，便是充满感情的倒述。从五四开始，由于倒述的广泛运用，预述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重视。郁达夫在谈到小说结构时说：“或者顺叙，或者倒叙，或者顺倒兼叙，都不要紧”[21](P437)，压根就不提预述。到新时期，随着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方法的引进，充斥于小说叙事中的是大量的时间交错，很难分清是倒述还是预述。
叙事时间是当代叙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叙事时序的变形进行形式的分析，探讨时序变形所造成的美学效果和对叙事评价的影响，进而对中西小说中的时序变形的历史演化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叙事时间，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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