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命题——“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命题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人民服务论文,命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国情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这在党中央的决议当中还是第一次。为人民服务产生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提出过，但都没有提高到这样重要的位置，如何理解这个重大的变化，对于自觉地贯彻决议精神是十分关键的。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以供参考。
一、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现代社会气息的道德命题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有许多人不太理解，认为这个提法是不是太“过时”了，我认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失误就是没有弄清楚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道德命题的深刻含义。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有相当现代气息的道德命题。
为人民服务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主要是对共产党人的要求，是作为政党伦理提出来的。因此人们对它的理解主要是从共产党的宗旨这个角度来认识的，认为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使命就是把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必须时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处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准则。建国以后，为人民服务也主要是对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的要求，所以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常识性的东西，并未深究其更深刻的含义。因此当今天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且是道德的核心时，人们觉得突然，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今天现实状况分析，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有很深刻含义的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来支持革命，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动员对象，但当时社会上人与人关系主要是宗族血缘关系，这种以传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曾发生过不小的使用，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革命，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革命。因此传统的人际关系是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的，必须在社会中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来支持中国革命的进行。那么，建立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呢？这样的人际关系以什么为指导原则呢？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中能否得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从而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号召，作为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是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与人民结成了鱼水情深的关系，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回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国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把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风貌带到城市，带到全国，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也提倡为人民服务的优秀道德，然而给人的印象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象革命年代有号召力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样的。从理论上讲，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对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内涵进行研究，仍然停留于革命年代的认识水平上，停留于政党伦理阶段，没有给人民群众讲清楚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行这样的道德究竟会给群众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我们的宣传往往停留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大家应该互助友爱。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我们应该明白，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再好的口号一旦带不来实际的利益，他们是不买帐的。如果为人民服务仅仅停留于这样的宣传上，那同传统文化的“仁爱”口号又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现实中不就有主张以儒家的“仁爱”伦理观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说法呢？因此，如果不弄清楚为人民服务的含义，即使我们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来强调，也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为人民服务究竟有什么深刻含义呢？笔者认为，第一，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概念，虽然它产生于传统社会，产生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但它的内容反映的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它的平等观已经不是传统社会的“均贫富”观念，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平等观；它的互助友爱观，也不是传统儒学的“仁爱”观，而是建立在社会“普遍联系”基础的，突破了传统的狭隘社会联系的互助互利观。第二，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就是社会“普遍联系”的出现，如果是在一个家庭里和狭小的人际关系服务内，是无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范围内不需要为人民服务，而是说为人民服务的针对对象是社会依赖性很强的社会关系范围。而这种社会的“普遍联系”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存在。所以说，为人民服务真正能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实践，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里。这也说明那种认为为人民服务是过去的道德观，不适应现在需要的观点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认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的核心，仅从它本身的特点和含义就说明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道德命题。尽管它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它的现代化倾向更适应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为人民服务成为全社会道德具有了现实基础，同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又要求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十四届六中全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还有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提法是否有点不适宜。其实不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的实践状况分析，为人民服务恰恰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才能真正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正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才为人们提供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平等、互助、互利的人际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离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市场经济的作用为什么如此巨大呢？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次打破了人身依附的枷锁，使人们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被马克思称之为没有任何非人格中介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相统一，人们以群体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在狭小的群体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是直接的，简单明了的。社会联系还没有同个人相分离，每个人都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体没有获得自由，没有获得独立。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关系，人与人起码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马克思称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第二，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社会联系普遍化。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限制，人们的相互交往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常常限于血缘关系范围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日益扩大化，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大也就是扩大了人们的社会联系。与自然经济中人们闭关自守、安土重迁相反，市场经济使人们建立起普遍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它消除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孤立状态以及因孤立封闭而形成的愚昧，首次开创了人的文明史，使人由区域性公民发展为世界公民。第三，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为“中介关系”，由直接交往变为间接交往。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联系，其社会联系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市场经济方式下人与人的联系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所谓“物的依赖关系”，就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劳动关系。第三，更高层次的依赖。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人与人虽然是通过市场，以商品为中介来发生联系，似乎不象自然经济环境里那样联系直接，也似乎不象自然经济环境里人的际关系有人情味。其实不然，市场经济环境里人与人的联系实际上更紧密，人的依赖性更强。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人的活动和行为越来越专业化，但其需要却越来越多样化，人们已经无法依靠自给自足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欲望和需要，每一个人离开他人的劳动就无法生存下去，每一个人既是服务的主体又是服务的客体。这种关系或联系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构成人们相互服务的客观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为社会中出现新型的人际关系准备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型人际关系的诞生，并不会出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道德规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全社会没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个人的私利为出发点的，人与人的合作常常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在人人都追求私利的社会里，“利”的原则经常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因素，道德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虽然也意识到了正确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使人们无法驾驭他们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思想家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也难以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依赖关系中的真理性内容提升出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于指导人们的交往实践，所以，尽管在西方有不少关于人的理论观点，其中也不乏合理的东西，但从总体上讲仍然未找到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联系要发展为新型的人际关系。必须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也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因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我党也主要是对党员的要求，主要是作为政党伦理而提出的。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全体人民有了共同的利益。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的人际关系已经有了制度基础。因此，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关键在于是否有合适的道德指导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是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有正确的道德指导原则。这样的指导原则必须既反映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本质，又与市场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原则我们认为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分析研究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本质，又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所以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为人民服务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本质内容转换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因此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理所当然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行为规范，首先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人际关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其次我们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基本是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势必对既有的社会联系产生影响。过去的道德规范肯定会显得不适应现实的需要，需要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而提出新的道德规范。可是如果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使人们得出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行动准则，那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必须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出超前选择，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选择；第三，为人民服务是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最优选择。从发展方向看，坚持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这同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历史传统看，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又是我们党长期倡导的伦理道德观的核心；从现实需要看，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的核心；从为人民服务的内容看，它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的好规范；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联系的特点看，为人民服务的针对性很强，社会交往的普遍化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从血缘关系和小范围中扩展为更大范围的道德规范，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命题就反映了这种要求，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社会联系“中介”化的一个消极方面就是容易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缺少感情交流，从而影响人们的互帮互助，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大力提倡，广泛宣传和充实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人与人依赖性的进一步密切，为社会主义社会平等互助人际关系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作为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根本道德规范，是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关键步骤。
三、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处理人与人关系经验教训的总结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来的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原则，但为什么今天才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而提出呢？我们认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处理人与人关系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开辟了广阔的图景。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小生产的自然经验的生产方式环境中，其人际关系势必带有小生产的特征。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关系为轴心而运转的。我国的情况尤为突出，我们的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伦理型文化，这是人们公认的。伦理型文化为我们中华文明的源源流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文化遗产，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然而，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密切相关的。所谓“差序格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我国社会交往特征的描述。这种社会格局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是有远近亲疏的。最爱的是父母子女，其次是兄弟姐妹，再后是邻居朋友，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种交往方式的一个消极后果是极易陷入“自然道德”的规范，并受小集团利益的狭隘观念束缚，而不愿意承担自己在进一步扩展信任关系和分工秩序时所面临的义务和风险。因此，伦理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差序格局的伦理文化，在现代社会里极不适应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是仍然继承了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同时，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进入了社会生活当中，这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形成于革命年代，那时，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同志关系”胜过了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同志”是一个相当神圣的称呼。“同志关系”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关系，其次是互帮互助的关系。“同志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差序格局”伦理关系的不足。如果说传统的伦理准则是调整私人领域关系的，那么，“同志关系”就是调整“公共领域”的道德准则。正因为如此，建国后50年代我国的社会道德，社会风气是十分不错的，至今还让人留连不忘。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些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在所谓的“大义灭亲”的行动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遭到了破坏，在不断的运动斗争中，“同志关系”芨芨可危，曾被人称呼一声“同志”而激动的落泪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同志”二字除了在领导讲话中，在书面语言中还能见到外，在日常语言中几乎消失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陌生人之间打招呼不用“同志”而用“师傅”。“师傅”本来是一个与“徒弟”相对的专用词，现在却成为社会当中普遍使用的词汇。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简单变化，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同志”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词汇，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的称谓还反映了一种人们对互相之间关系的茫然，找不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真正内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人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为扭转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良好的趋向。但是，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心理问题的解决，“文化大革命”留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也不是一下能驱散的。这种阴影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为市场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了不少问题，集中的反映就是人情淡薄了，人与人互助友爱的传统缺少了。那么，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我们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的相应建设，导致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人们在抓经济，抓生产的同时，放松了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革”在人际关系上留下的弊端没有得到根本的清除，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关系与“关系学”搅在了一起，私人关系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出发点，个人主义盛行，视他人为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舆论界在控诉“文革”对人的摧残时，没有相应地搞好正面建设，更多地给人们留下了社会生活丑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一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和弘扬。在加上一些错误观点的影响，使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一是“代价论”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出现的问题是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自然消除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会自然而然会消除的，精神文明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自然提高，也可称之为“自然成长论”。这样的观点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完全变成了环境的被动适应者。其结果是虽然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人们都看到了，但却觉得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发牢骚者有之，悲观论者有之，但采取行动者不多。
当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就利用什么道德资源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内容的问题，其中有一种很有市场的主张，就是以“复兴传统文化”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传统文化为资源来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种思路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和建议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同人民大众存在一种隔膜，话语的隔膜。我们的文字的特点是表意文字，意思和形状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实际上也进行了一场“词语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合理的继承和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传统文化的合理考核，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环境”。长期以来，几代人都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生活，这样的语言已经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当中。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人们对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正确理解和实践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给其蒙上了阴影。但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仍然存在，并未失去其价值和意义。一俟消除蒙在它上面的迷雾，它的意义就显出来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搞道德建设时，一个失误就是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年代形成的道德资源，认为那是战争和革命时代的产物，现在是建设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需要新的道德规范。这样的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已有的道德规范和语言。但是，在实践中确实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一些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断层”，现在需要接续起来，言外之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无论是其思想或语汇都需要重新考虑。因此，在无数的关于文化和道德建设的文章中，象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原则，助人为乐等词汇很少见了。许多的道德构想不是以马克思的道德基本原则为基础，而是以新儒学思想为内容来构建。这些理论建议反映到决策当中，进入到实践当中，其效果不会理想的。因为究竟新的道德体系以什么为核心，论者之间不一致，尚在争论当中，难以对实践形成有效的指导；所用的语言有的已多年不用，与大众形成了一定距离，有的语言太学术化，百姓难以理解。其实践价值太小。而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无论是其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很大的。第一，重新明确和强调了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道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为主要内容，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来构成。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在道德领域的指导作用具体化了。第二，为人民服务是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其是十分熟悉的，现在重新提出来并加以强调，人们心理上是易于接受的。第三，为人民服务过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现在我党重新强调它，对于群众对党的形象的认识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科学思想概括为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赋于它不同的地位，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首先作为政党伦理在先进分子中推行，然后再在一般群众中推行。首先作为政党的道德核心，其次作为全社会的道德核心，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又一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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