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1]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成芳[2]2017年在《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型,中国迅速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美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如何相处,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美两国如果冲突对抗就是世界的灾难,而合作共赢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第一章,中美关系处于发展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历史转型时期。一大批新兴国家整体崛起,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中心舞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也把中美关系推向风口浪尖。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走向合作共赢,成为两国面临的问题。适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现实的历史性选择。第二章,美国外交传统和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外交传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大多数时候美国都是在现实与理想中寻求平衡。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外交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华政策也离不开其外交传统的影响。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美国大国霸权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点,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不能脱离大国霸权政策。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美国既把中国视为重要竞争对手,也视为利益攸关方和战略合作伙伴,实行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然而,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如何定位中美两国大国关系,成为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重要选择。第叁章,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对美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心,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确定了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公正、民主、包容、和谐的世界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积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全面崛起的战略选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推动中美战略对话与合作。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建立不冲突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它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定位,也指明了中美走向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第四章,中美大国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建设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易事。中美两国面临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中美两国也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存在着台湾问题、经贸摩擦、安全困境、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东海和南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美存在着各种分歧和争端。中美两国如何增进信任,化解矛盾,有效管控分歧,积极开展战略合作,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五章,中美大国关系走向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的所谓定律,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前提。中国智慧有助于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将成为中美大国关系发展的根本路径。中美两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在深化合作中扩大利益共同点。中美两国存在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但是,只要中美两国保持建交以来相互尊重的传统,尊重彼此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聚同化异,扩大人文交流,就能促进建立中美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张帆[3]2001年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文中提出本文论述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的关系。作者在理解美国国家安全、国 家安全观、及美国民主等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论述冷战时期叁个不同阶段美国国家安全与 国内民主的关系，得出有关结论。 本文前言概述该论文的意义。 第一章提出有关概念及分析框架。作者从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叁个因素(国家生存、 大国地位和意识形态)出发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本章在提出国家安全概念的基础上， 重点论述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观形成的因素(国际环境、政治文化和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观 念上的一致程度)。作者在理解美国民主时，重点放住保障美国民主的政治制度及有利于美 国民主的条件方面。本文的分析框架以国家安全观及其形成因素为主线，分别讨论冷战时 期叁个不同阶段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的关系。 第二章论述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观视 苏联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关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动员全部资源对 付此威胁。这种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受当时美国的实力地位及美同国内政治文化和国内舆论 在对外政策观念上的一致程度的影响。在这种国家安全观的影响下，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 和平时期建立起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国家安全至上的观念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各方面。国家安全的需要压倒民主要求。冷战初期美同国内的反共反民主潮流及 麦卡锡主义是国家安全需要压倒民主要求的具体体现。 第叁章论述60年代末和70年代关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丰的关系。这一时期影响美国 国家安全现形成的因素发生变化。美国实力地位相对衰落；越南战争使美国对其政治文化 中有关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种种假设产生怀疑，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观念上的一致程度 瓦解。尽管这时的美国仍视苏联为其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上述变化使得美国国内在苏联威 胁的程度及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逐渐出现不一致。国会、法院和新闻界对冷战初期以 来以国家安全为名逐步集中权力的“帝王般总统”发起反击，民主要求上升。水门事件既 是“帝王般总统”发展的极致，也表明在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的关系中民主制度又开 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章论述8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的关系。受国际环境及盛行于这一时期的 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美国在看待苏联威胁时重新强调后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以实 力为后盾，全面对抗苏联。但是美国的国内环境己发生很大变化，经过70年代的改革，国 会以更加有力的姿态挑战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特权。国家安全需要与民主要 求的矛盾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激烈。伊朗门事件是这种矛盾的突出反映。 本文的结论部分在总结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关系的基础上，勾勒出冷战后刚代两者关系的大致轮廓。
胡腾蛟[4]2013年在《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1947-1961）》文中认为1947-1961年是美苏冷战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方位冷战对抗的关键时期,也是美国国内冷战机制和话语体系的全面建构时期。为了反击所谓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美主义”和“中立主义”对其利益与声誉构成的严重威胁,美国利用形象修辞和反共因素推动了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机制变迁,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公共外交活动,以期强化全球受众对美国身份与利益的认同,进而赢得冷战的胜利。迄今为止,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推进和软实力建设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冷战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偏重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而且具有鲜明的西方话语色彩。国内有关美国文化冷战还只是刚刚起步,有关美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战略思考,实际运作及其效果评估的尚待进一步研究。本论文在充分参鉴前人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外学者近十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依托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DRS)和国会文件集数据库、FRUS等各种途径获取的档案文献,聚焦冷战前期(1947-1961)美国为适应反共需要而全面推进的旨在塑造美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并尝试从冷战——形象政治、心理学、社会文化学等新的视角全面揭示这一主题,尤其对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论文正文分为四个章节,各章内容和中心观点概括如下：第一章探讨了国家形象视野下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及其机制变革进程。自二战结束至60年代初,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环境,秩序、价值与国际格局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美国政府认定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美主义”和“中立主义”对其利益与声誉构成了严重威胁,错综复杂的战略环境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美国信息官员利用形象修辞和反共因素推动了公共外交机制的变革,以更好地塑造美国形象。这一时期先后通过《富布莱特法案》、《史密斯——蒙特法案》和《富布莱特——海斯法案》,为公共外交常态化提供法律保障。新闻署独立后充当美国形象的主要描述者。公共外交最终完全被纳入冷战轨道。第二章论述了美国“和平”形象的塑造。自战后以来,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现,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美国政府一再歪曲苏联的“侵略扩张”是导致“世界紧张的根源”,将共产主义斥责为“红色殖民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发起大规模的“和平反攻”,发表了“和平的机遇”和“原子为和平服务”两场演讲,并且利用公共外交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解释行动。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政府以“开放领空”为噱头,与苏联大玩心理宣传战游戏,但在世界舆论和苏联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坐到谈判桌上,与苏联最终达成了象征性的限制核试验协议。这些活动表明美国力图从和平的层面建构冷战话语,将原子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霸权理想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冷战话语体系中,美国力图将自我塑造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而将苏联贬斥为“世界战争贩子”,以维持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正当性,团结所谓的“自由世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第叁章考察了美国如何塑造“自由”、“民主”与“富足”的美国形象,以集中诠释美国核心价值体系。在美国形象话语结构中,“民主”、“自由”、“富足”、“变革”、“发达”都是其核心要素。美国政府利用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展览等手段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与宣传,发起的具体活动则有宗教宣传、“人民资本主义”、莫斯科美国国家展览等。其中,既有常态性的描述,也有危机应对式的反应,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太空竞争对美国形象的冲击及其修复举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还将美国式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的面貌呈现出来,设法推动世界美国化。第四章探究了美国工人、女性、黑人等特定社会群体的形象塑造。美国政府注重刻画社会公共群体的形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国际声誉不仅依赖国家的实力,而且还取决于其国内生活的结构；(2)共产主义世界对阶级、性别和种族话语的革命性阐述,使美国备感压力；(3)第叁世界进步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勃兴,美国种族问题备受世界关注。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经济繁荣,工人群体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由”而“富有”,美国才是真正的“工人的国度”；同时将女性群体置于工作、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个领域之中,强调她们珍视民主,重视家庭,乐于奉献,过着平凡而富有意义的生活：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美国始终将种族关系置于进步的历史视角之中,强调美国种族关系“不断地迈向平等”。综论部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综合论述了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价值与限度、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内容、特点与效果以及冷战、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苏联形象修辞的刺激与美国政府对自我身份的追求相结合,最终推动了美国形象修辞的“冷战化”。冷战既为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言辞的战场”,也成为公共外交机制整合的最大推手。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外交具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第二,高度机制化。第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进攻性。第四,从宣传和公共外交的双轨运行到公共外交的最终确立。由于公共外交本质上追求的是心理认同,因而美国公共外交的有效性由于如下叁个方面的制约而大打折扣：首先,单向度的强势灌输易于遭到对象国的反弹。其次,关于公共外交机制的官僚倾轧仍然存在。最后,很难解决全球性主题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冲突。美国形象塑造体现出如下明显的特征：从主体内容设计上看,美国形象塑造明显按照战略、经济、社会文化叁条主线同时行进；从运作手法来看,美国形象塑造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即注重通过反击“反美主义”和塑造共产主义的“邪恶形象”以反衬自我形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体现出了“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话语特征；从实施策略来看,美国形象是一种选择性塑造；从反应方式来看,美国形象既有常态性的描绘,也有危机应对性的公关。但是,由于形象话语本身就是精心修饰的言辞,它的客观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方面,自我描述并非相互交流,获得受众的认同需要时间。另一方面,自我建构与他者认知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由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奉行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行径,它所建构的“反殖民主义”形象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因而是脆弱的。关于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文章认为,公共外交在交换思想、沟通信仰、交流文化、传播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逐渐成为战后世界众多国家塑造自我形象的重要工具；国家形象认知与塑造对该国全方位的文化活动又具有整合功能,因此,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是密切互动的,前者是后者的主要依赖手段,后者是前者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鲁霞[5]2012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就是美国把本国的民主形式和民主价值观等，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美国独有的民族使命感和宗教天命观使美国认为，对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民主制度是美国的历史使命。虽然美国的民族使命感等思想文化因素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综合国力有了大大的提升，对外民主输出制度的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实质上来讲，美国对外进行民主制度输出的根本目的就是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综合实力之强，使其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达到美国所谓的“普世化”，美国加大了民主输出制度的力度。为了利用民主制度输出来实现利益，美国分别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很多地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可想而知，美国民主制度的输出，给自身及输出对象国将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改变其对外传播价值观、输出民主的宗旨，可以肯定，美国将会继续推行民主制度输出。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民主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了解到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内在动因及演变;第二章主要论述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新举措及新特点，并且对冷战后输出民主呈现的新特点进行归纳。第叁章主要阐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影响，主要是从对美国自身及对象国的影响展开分析。第四章阐述了输出对象国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的应对措施。
赵伟宁[6]2016年在《韩美联盟视域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文中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拥有自身独特的利益及行为方式,能够按照其特有的逻辑行事。国家自主性的实现不只是需要国家相对于社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是在国际社会中所实际享有的地位、资源以及相对于国际压力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能力。民族国家在主权观念的指引下追求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国际机制、规则、国际法等外在制度的约束,国家自主性的发挥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联盟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合作机制,加入其中的成员有明晰的权责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限制的结果。如果不考虑联盟的性质,权利义务的规定对所有成员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实力地位相差较大的不对称联盟中,小国是否拥有国家自主性、自主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韩美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联盟。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挽救了韩国,所以战后韩国对美国言听计从。韩美联盟是韩国自身安全防卫的一个重要保证,并渗透进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这种全面的依赖才使得韩国在国家实力增强之后逐渐表现出更多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其中卢武铉政府时期表现的最为激烈。韩国要求加强在美韩同盟中的独立地位,希望改变长久以来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互惠关系。韩国的自主性本质上意味着韩国应该为其命运负责,完全恢复主权国家身份并在韩美关系中实现平等地位。韩国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看,韩国自主性需求的增加是弱小国家争取平等地位以及将不对称联盟发展成对称联盟的一种必然过程。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理解这种现象?本文基于对既有联盟关系中叁种“平衡”理论的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即联盟的过程取决于成员之间彼此需求的程度。不对称联盟最显着的特点是成员之间的“自主安全交易”。在形成阶段,大国提供安全保护而以小国的自主性让渡为代价,让渡的结果是不对称联盟中出现了自主的“盈余”。“盈余”的大小是小国在联盟中实际地位及其对安全需求程度的体现。在联盟管理的过程中,弱小国家具有维护自身主权、不断争取国家自主性、获取平等地位的诉求。如果大国没有及时对联盟关系进行调整,将表现为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联盟的解体。换句话说,联盟关系的结成和维持是基于成员在自主性问题所达成的妥协和一致,即一种“平衡”状态。当小国自主性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意味着联盟也开始由完全的不对称联盟向对称联盟转变。以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影响联盟成员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因素主要是威胁、权力及决策者。叁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联盟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将最终决定小国的国家自主性能否真正实现。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结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应对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威胁不仅是联盟结成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联盟维持的重要原因。威胁等级的提升将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反之则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竞争冲突,表现出更多的离心倾向。威胁因素能够对联盟内部的自主性“需求平衡”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联盟成员不同的威胁感知以及由此导致不同的联盟需求程度。当联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越大且主要指向大国时,小国的自主性则较高,“需求平衡”向着有利于小国的方向发展；反之,“需求平衡”向着有利于大国的方向发展。朝鲜威胁的持续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了韩国的自主性追求。国家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权力因素。权力关系所导致的变化主要影响国家的独立程度,同时也表明国家对联盟关系依赖程度。联盟内的权力因素表现为成员之间的权力地位差异。不平等的权力地位是自主性丧失的根源,也是影响自主性追求能力的主要因素。双方实力地位的变动将导致自主性需求程度的改变。韩国从一个贫穷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因而使得国家实力上升,韩国自主性需求也随之增加。历史上韩国的弱小状态成为本地区问题不断产生的根源所在。国内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决策者因素。决策者是国家自主性追求的主体,面临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做出何种自主选择的问题。由于决策者的不同偏好而采取亲联盟或反联盟的态度使得联盟表现出强化或弱化的现象。‘两者的差异主要是对自主性实现方式的不同认知：亲联盟者通过依附取利的方式追求国家自主性,而反联盟者则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摆脱联盟关系的方式。韩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进步派在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联盟关系表现得紧密或疏远。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每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分量不同,但是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叁个变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伴随着联盟发展的全过程。韩国自主性的表现是叁个变量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韩国试图增加在联盟中的话语权,增加对朝政策中的主导地位,降低不对称联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现阶段,韩国自主性的增强并不一定以联盟的破裂为目标,而是体现为将不对称、不平等的联盟向对称、平等同盟转变的努力过程。如何在维持韩美联盟对其安全保护的同时扩大其在联盟内的自主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新的历史阶段,韩国需要借助美国对其需求的增加而扩大自主性,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利。美国则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可能将韩国绑在其“战车”上。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考验韩国人民的智慧。
陈玉蓉[7]2017年在《冷战初期非美活动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美活动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调查机构,该委员会的前身早在一战后便已出现,但随着美苏冷战的酝酿与开始,该委员会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见证和经历了一段异常活跃的美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本文拟通过梳理冷战大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防卫中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方式、主要活动及其成果和弊端,并以冷战初期着名悬案——“阿尔杰·希斯案”的调查始末及其影响为例,探索和分析冷战初期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认识非常时期内非美活动委员会对维护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和对抗苏联渗透的作用,并分析其调查手段事实上对当时美国国内司法和民主的破坏,以新的视角从美国内部考察冷战和美国社会的变迁。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主体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美国的反共传统、共产主义的发展及其两党政治斗争的角度对冷战前非美活动委员会成立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概括了非美活动委员会前身的演变历程及早期的主要活动和发展情况。第二部分分析了成为国会常设机构后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与运作情况及其调查程序规则,并梳理了冷战初期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要立法、立法主题和在其影响下的行政政策命令及司法命令的制定情况,概括了冷战初期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导下的主要调查活动及其反响。第叁部分以冷战初期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导下着名的间谍案件“阿尔杰·希斯案”的调查为例,概括了案件调查的过程,并分析了该案对委员会本身、美国国家安全观和美国现代斗争势力的影响。第四部分对非美活动委员会在冷战初期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角色进行了评析,一方面认为非美活动委员会在冷战这一特殊时期对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有特殊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活动对美国社会民主和法制的破坏,客观上给它所要维护的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并由此分析和思考了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平衡。
孙云飞[8]2016年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提出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叁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曾艳梅[9]2014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视域下的布什主义研究》文中提出“布什主义”是美国21世纪第一位总统乔治·w·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对美国大战略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本文尝试以美国大战略为研究视角,主要研究了布什主义的形成因素、核心内涵、全面实践以及历史影响等内容。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缘起与意义；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文章的框架、写作方法、重难点和力图创新之处等内容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从美国大战略相关概念入手,介绍了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进过程,剖析了其与布什主义之间的关系。布什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是在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进行探索基础上的一种实践。第二章阐述了布什主义的形成因素。布什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美国雄厚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强大无比的军事实力；思想基础是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新保守主义思潮；它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布什总统个人因素的烙印；“9·11”事件是“催化剂”,最终促使布什主义成型并出台。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布什主义的核心内涵。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布什主义包含反恐(近期)和称霸(中长期)两大战略,由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叁个核心要素组成。这叁个核心要素的内在联系如下：“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反恐、遏制“无赖国家”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就必须采用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的军事手段；这个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连接途径就是单边主义对外政策行为。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布什主义的实践情况。本章分两个阶段探讨了布什在其两届执政期内对美国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第一阶段从“9·11事件”发生到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结束,关键词是“反恐”、“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代表性事件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中伊拉克战争是对布什主义的全面实践。第二阶段主要介绍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针对前一阶段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整、修补和“善后”,被学界称为“新布什主义”。第五章主要从美国大战略视角出发审视、剖评析布什主义,并对其历史遗产和历史影响作出评价。布什主义是一种野心勃勃、充满冒险因素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纲领,它的实质是后冷战时期新时代背景下的帝国战略,对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它自身存在的若干缺陷及其面临的种种限制决定了它有限的生命力。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郑毅[10]2012年在《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文中指出冷战后，美俄关系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在此期间，美俄两国宣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宣称两国要构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的相互定位下，迅速在核裁军谈判和防核武器技术扩散等诸多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美国也积极介入并推动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但随着美国开始启动北约东扩进程、介入独联体地区事务，美俄之间龃龉和摩擦逐渐增多,两国在诸多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开始争吵。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美俄之间援助资金丑闻的频现，俄罗斯人开始怀疑美国和西方指明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国家利益。在1999年3月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而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后，美俄关系跌到冷战后的冰点。而此时美国国内开始质疑俄罗斯是否已在西方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上“脱轨”，要求调整对俄政策，美俄关系也因此进一步弱化。本文致力于通过综合分析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美国总统对俄政策的宏观战略目标与微观决策环境，尝试对美俄两国关系从“蜜月”到“摩擦”的转变原因提供解答。在政策剖析过程中，笔者将注重考察老布什与克林顿对俄政策变化的原因与动机，结合分析影响冷战后美国外交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要素，以求更清晰地定位冷战后的美俄关系。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剖析了老布什时期美国对苏超越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内容和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笔者认为老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应对戈尔巴乔“和平攻势”的一种被动性反应，美国并没有为执行此战略做好充分准备，其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实际上分为“试探”、“合作稳定欧洲”与“合作稳定苏联”叁个阶段。笔者对这叁个阶段进行了简要地论述，并指出老布什对苏遏制战略的本质是一种冷战胜利主义。笔者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老布什对俄政策的主要动机、特点以及克林顿早期对俄政策的变化。老布什政府对俄政策继承了对苏政策保守和审慎的特点；他本人信奉政治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地区安全和力量均衡，而对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援助显得并不热情。而克林顿信奉政治自由主义，认为美国介入和支援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是可行、必要和紧迫的，且美俄的良好关系可以为美国集中力量恢复经济、推动军工转产创造良好环境。为此克林顿执行了“叶利钦第一”和“俄罗斯优先”政策。而这种政策趋向使得两国“蜜月”气氛更为浓厚。第叁章主要探讨了美俄关系由“蜜月”到“摩擦”的演变过程以及克林顿对俄政策的两次调整与对俄定位的变化。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进入战略扩张阶段，美国战略扩张的明确性与俄罗斯改革转型的不确定性形成鲜明的反差，并最终促使克林顿对俄政策的调整。这一时期克林顿的对俄政策主要通过改造俄外围战略环境和继续介入俄罗斯内政的方式实现。但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忽视和损害、支持叶利钦掌权的功利性、口惠而实不至的经济援助促使俄罗斯开始质疑美国的动机；这导致两国原本掩盖的利益冲突逐渐激发，两国关系也至此进入“摩擦期”。而美国国内对俄罗斯外交行为变化的不满以及怀疑俄罗斯转型“脱轨”的声音最终促成了克林顿对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并导致两国关系继续弱化。笔者将对此次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和深层次影响进行分析。第四章简要探讨了导致美俄关系弱化的深层原因和影响要素。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护持和战略扩张倾向是限制两国关系发展的体系性因素；美国“救世主”心态和俄罗斯“大国情结”的冲突是促成两国关系摩擦的文化根源；美国在政策实践中“理想主义”言辞和“实用主义”选择的矛盾导致了俄罗斯怀疑美国对俄政策的真实动机；俄罗斯对美国国内政治过弱的影响能力、美国国内多层面的“恐俄力量”是阻碍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国内因素。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俄关系由“蜜月”到“摩擦”的主要责任者在美国，其理想主义包裹下的援俄行动并不能掩饰其从长远角度出发、限制和遏制俄罗斯崛起的深层动机。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战略诉求使其不能平等地对待俄罗斯，两国关系的下滑也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2]. 21世纪中美大国关系研究[D]. 成芳. 吉林大学. 2017
[3].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内民主[D]. 张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4]. 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1947-1961）[D]. 胡腾蛟. 武汉大学. 2013
[5]. 后冷战时期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研究[D]. 鲁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6]. 韩美联盟视域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D]. 赵伟宁. 山东大学. 2016
[7]. 冷战初期非美活动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分析[D]. 陈玉蓉.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8].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
[9].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视域下的布什主义研究[D]. 曾艳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0]. 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D]. 郑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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