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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中国的现代化具体概括为“双重超越”，即从现代化发展的纵轴线上看，要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超越；从现代化发展的横轴线上看，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超越。要实现两个“双重超越”，就要坚持“协调发展”与“持续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本位”。
中国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在现代化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文、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关系于现代化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依据中国的实践，论述其中几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涵义和任务
我们考察中国现代化中经济发展与人文、社会发展的关系，首先要搞清在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涵义和任务。
“天下同归而殊途”。从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进程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任务都是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各国的发展条件不同，因而现代化所表现的特定涵义和任务也不同。从时间座标和空间座标的定位上来看，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涵义和任务概括为实现两个“双重超越”。
第一个“双重超越”是：从现代化发展的纵轴线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超越。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中国要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自本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已开始了向“后工业化”和“信息社会”过渡的进程。因此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单纯是完成“早发”国家从18 世纪中起这200年间所完成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标准的传统工业化任务了，而且要完成自本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后工业化”任务，即实现“现代工业化”。用托夫勒的话说，中国的现代化包括从“第一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过渡的一些内容和任务。
第二个“双重超越”是：从现代化发展的横轴线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超越”。在这里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我们这里所使用的“社会发展”概念是指同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即经济发展以外的一切方面；“人文发展”是指衡量人的自身发展状况的那些指标，如人口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人均实际收入等等，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人文发展的内容放到社会发展的涵义中去表述。
经济发展与人文、社会发展均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基础上努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为解决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前提，又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保证。但人文与社会发展也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如下功能：⑴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保障系统；⑵为经济发展提供非经济支持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⑶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与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系统。
从全球和历史的、现实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必须高度重视人文、社会发展，还是基于如下认识：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第三梯队”现代化国家，应从先行者那里吸取足够的教训。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为经济因素支配非经济因素。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世界观带来两个最严重的问题：一是对自然的破坏，二是人自身的文化危机，“人的内心的崩溃”。这种危机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为英国学者奥立佛·戈尔斯密斯指出了：“财富积累了，人却堕落了”。其实，社会学学科兴起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就是作为对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批判应运而生的。
所以，我们的现代化不能顺着别人的老路亦步亦趋地走，必须清除积弊，从一开始就应注意把“工艺秩序”同“人文秩序”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意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代价观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要尽量减少“双重社会痛苦代价”，即我们要尽快消除由于经济不发达、人民贫困而付出的社会痛苦代价，又要努力减轻由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人文、社会发展所付出的新的社会痛苦代价。如果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痛苦未消，新的社会痛苦又跟踪而至，那么不能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成功的。
其次，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条件下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人文、社会发展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已不允许“后发”国家采取野蛮的原始积累方式搞现代化了。比如，早发国家现代化初期工人周劳动时间在70小时左右，而今天中国实行周40小时工作制。这表明后发国家现代化对“人权”问题考虑得更多了。同时，为维护全人类生存问题，后发现代化对待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也必须采取更文明的方式。
再次，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也不允许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使人自身及社会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提出来的，在以后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固有的弊病，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仍有生命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地统一起来，第一次科学地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创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
实现这两个“双重超越”，可以看做是对我国现代化目标、任务、内容的一种扼要表述。这两个“双重超越”，前一个表述的是我国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赶超性质；后一个表述的是现代化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依据现代化的综合指标体系，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达标”，最终还应用是否实现了第二个“双重超越”来检验，即是否体现了现代化的完整内涵。否则，我们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个现代化的国家了。一个民族只有综合她的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在现代化中如何把经济发展与人文、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至今仍是使人类深深困惑的难题，中国和东亚各国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
二、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思路
如果我们用实现两个“双重超越”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涵义和任务，那么应确立怎样的战略思路来加以实现呢？
在现代化的各项现实任务中，再也没有比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实力更重要的事情了。但当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去实现经济的赶超发展时，整个世界正处于竞争性的增长困惑之中。从全球的角度看，地球村“村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逐同人文社会发展的矛盾、同维护人类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两个矛盾将带入21世纪，成为下一个世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1992年和1995年联合国分别召开的世界首脑环发大会和社会发展大会，就表现了对这两大矛盾的关注。这表明，一个国家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从全球的观点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观点确立自己活动的合理性，从而形成正确的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问题，我国学者做了不少有益探索。我认为可用如下简单的语言加以表述：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本位，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在这个表述中，除强调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外，包括以下两对相互对应的概念：
一是“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持续发展”讲的是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关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险的发展”；〔1 〕“协调发展”指的是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好互动、能量互补的关系，社会某一子系统的发展不以牺牲其他子系统发展的能力为代价。而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两者又是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含义之和可以满足发展概念如下含义的要求：“发展就是经济和社会循序前进的变革”。〔2 〕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本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理，在我国是深入人心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持续发展和人民多种生活需要的满足，都要靠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动力来完成。因此，经济建设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中无疑具有中心地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发展路线。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位”是因为，我们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并逐步创造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体现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构成主要动力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发展的核心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1994年3月25 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些具有纲领性的思想应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本位”的提法，实际上讲的是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根本尺度，即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的尺度。这两个尺度，一个讲的是“物”的发展，一个讲的是人自身的发展；一个讲的是科学评价尺度，一个讲的是价值评价尺度；一个讲的是工具合理性，一个讲的是目的合理性。这两个尺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离开一个讲另一个都会在实践中产生负作用。
在上述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中，除每对概念的内在关联性外，这两组概念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本位”这对概念在整个发展战略思想的表述中具有“纲”的地位，而“协调”、“持续”发展讲的是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理想运行状态。揭示这些概念之间的整体关联性，恰恰表现为一种理论创新。
但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确已出现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以及存在着分配不公、地区差距扩大、腐败、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等严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应有两点论认识。一方面，现代化本身就是由旧的均衡向新的均衡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充满矛盾、冲突、错位、失范现象，我们不能用至善论和理想化的心态去看待现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现代化的指导存在一些偏差。在中国，为了坚持正确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路线，必须从主观指导方面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走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传统战略指导思想的阴影。对现代化的指导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为基础。依据科学的发展理论，我国在解决各项改革、发展任务时，既要讲发展的序列性，又要讲整体性和协调性。经济发展具有首要地位，但它又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也需要从社会其它系统中输入能量。如果政治、社会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势必加大社会运行成本和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最终也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弦”如果绷得过紧，也会招致社会结构失衡的负作用。
第二，注意总结因急于求成而造成失误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史上由于落后挨打，社会精英们在推进社会变革时就存在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过几次因急于求成而造成国民经济大挫折的教训。今天在实现赶超战略时仍需要防止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只顾经济一时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发展利益的倾向。目前在我国确实存在忽视现代化过程复杂性、艰巨性、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这种浮躁心态同某些官员追求短期政绩效应的利益趋动机制相结合，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成为必须防止的危险倾向。
第三，摒弃僵化的哲学观点和思维定势。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着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片面解释和套用现实生活的倾向。按照这种解释，经济因素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因果关系，社会的、精神的因素是“小字辈”，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反作用。这种认识割断了同马克思实践观点和社会系统论观点的联系，特别是没有看到当代世界多因素综合发展增长的趋势。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自己也多次指出，在他们建立唯物史论的时候，为了反驳“论敌”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方面”，而没有更多的对社会发展做社会学表述的情况。所以，如果不摆脱僵化的哲学观点和思维定势，把社会发展做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理解，势必在现代化发展指导上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精神。
4.防止神化、泛化市场功能的倾向。过去的长时期中我们一直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挂钩而加以排斥，但搞起市场经济之后在某些地方又存在“泛化”、“神化”市场机制的倾向，把“一切”都推向市场。市场经济无异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同时对社会变革也发挥着革命性作用。但市场机制的品质是追求利润和效率，并不是所有社会生活部门都能纳入市场体系。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社会部门（国民基础教育、高雅艺术、社会公益事业等）的发展也是靠政府调控和社会组织扶持，靠国民经济再分配途径解决的。如果把一切都推向市场，不盈利就“靠边站”，势必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倾斜，以及出现种种弊端。
三、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动力因素
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善于聚集一切社会动力资源。以往的学术著作，往往把经济发展的动力简单化，从某一单一因素或只从经济自身因素中去寻找，这是无助于全面揭示其动力的。从发展学的角度总结各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做是由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一国内部和外部的、随机的和非随机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各种因素良性互动和巧妙配置所形成的“合力”，或称“社会动力资源系统”。这一点，无论用来解释早发或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都是适用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早发或后发国家来说，各种动力因素起作用的大小、先后顺序和组合方式是不同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非经济动力因素所起的作用在增大，特别是现代化初期，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往往大于经济因素。这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早发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自然、盲目的发展过程，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经济因素处于支配地位。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个自觉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对主体性因素的要求要多得多。这就必然使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非经济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二）后发国家现代化面对的外部条件是发达国家所创造的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后发国家要想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采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必要的条件是要有能吸纳先进文明的高素质的社会精英人才和各种熟练的从业者，这也要求加大社会发展步伐，特别是要求教育、科技事业超前发展。
（三）中国的现代化面对的是21世纪的发展。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都指出，“推动未来发展动力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是人的素质，这些因素很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使至今仍然处于贫困中的国家旧貌换新颜，形成高度发展的经济实力。”〔3〕同时，在未来的世纪， “在科学技术与知识产业超高速进行中的地球村里的所有人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拥有世界所有的情报的无国界的信息社会里生活着”。〔4 〕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分享信息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而要真正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必须创造主体条件。所有这些都要求发展中国家重视人文、社会发展，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
（四）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6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走“科教兴国”的路子。但在短期内我国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那么高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所以除靠科技进步外，还应发挥自己之所长和优势，其中包括挖掘人文资源。有的学者分析日本企业创造了比美国企业更高的生产率时指出，许多日本企业的技术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技术水平并不占优势，而日本企业取胜之道恰恰在于文化，在于家族精神和群体精神。我国处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资源、人文资源潜力很大，社会结构转型又会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些也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社会资源的巨大推动力量。
非经济因素的强大动力作用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聚合反应”的结果，其中包括一些极特殊的条件和机会。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至少以下两个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中巧妙地把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结和起来，发挥了有效干预作用。二是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好地建立起了保持传统文化特色和大胆采借西方先进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特别是民族自强意识和忧患意识，构成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东亚文化中重人文的特点也使这些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指数。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说明，在当今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的因素是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就要求高度重视人文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分析。比如，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资源条件好，科技力量雄厚，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发展相对迟缓的现象被称之为“东北现象”。要破译“东北现象”的密码，恐怕重要的方面要从非经济因素方面去寻找。比如，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刚性的高度集中的官本位体制制度因素，人的素质特别是陈旧的观念素质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使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主体能动性资源十分匮乏。如不大力改变社会、人文资源落后的状态，不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和主体能动性，“东北现象”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
所以，从综合发展动力观的角度说，为了促进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学会把“正弹琵琶”和“反弹琵琶”结合起来。所谓“正弹琵琶”，就是抓好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抓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从正面把经济带动上去；“反弹琵琶”就是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通过抓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动力因素，从反面把经济推上去。有人说，具体的思路应是“文化引路，教育奠基，科技开车，社会制衡，经济腾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我国来说，在经济发展中注意“反弹琵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发挥和解放人的主体能动性，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我们共同的未来》，第19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同上。
〔3〕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美国学者《权力的转移》（托夫勒）、 《90年代世界发展大趋势》（奈斯比特）、《资本主义以后的经济》（彼得·德鲁克）等著作。
〔4〕[韩]黄秉泰：《21世纪的亚太时代》， 《国外社会科学》（中文版）1995年第6期，第6页。
〔5〕路逸， 张晓林：《当前农村文化工作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1983调查和研究》，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02－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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