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地缘政治概念已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比较而言，我国今天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应该说是自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如果从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下来分析问题，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却隐藏着危机，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对此，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并就地缘战略应对展开充分的研究。
一、国际政治分析的新视角
地缘政治学是以地缘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战略研究。“地缘政治”是一门既老又新的理论。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首先使用了“人类地理学”的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在一起，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20世纪初，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谢伦首次提出地缘政治学概念，并以此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牛津大学怪癖的地理学家麦金德教授以其“心脏地区说”而闻名于世。他假定，全球将永远被分为两个天然敌对的领域：陆地和海洋。在此模型中，全球陆权的天然储库是欧亚“心脏地带”，即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他认为，“无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将永远寻求控制欧亚大陆，并且最终控制世界”[1]。
这个时期的“地缘政治”基本上还是一个地理学科的概念。因为，无论是拉采尔博士还是麦金德教授都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以满脑子的江河湖海、地理资源、山川风物来观察分析问题的[2](P67)。
美国耶鲁大学的尼古拉·斯皮克曼博士是地缘政治学的扛鼎人物。他对麦金德教授的理论加以丰富，从而提出了“边缘地区学说”。他认为，“谁统治了边缘地区，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2](P68)。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社会处于一个大分化、大动荡的时代，地缘政治学说也因此活跃起来。此后，尽管“地缘政治学”概念本身充满争议，但地缘政治学及其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决策层及其公众舆论，并深刻影响着整个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乔治·凯南、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曾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或地缘战略家，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曾被认为是出色的地缘战略实践家[3](P103—106)。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转型期世界局势的持续动荡，进一步促进了地缘政治学的“全球化”进程。当代地缘政治学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在所有具有国际抱负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或制定了相应的地缘战略。
在美国，和其它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地缘政治研究较为发达，作为国际政治理论一个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一直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欧洲各国均设有地缘政治研究机构。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欧洲学者进行着非常前沿的探索。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性影响：领土缩减到了彼得大帝时代的规模；一系列出海口相继丧失；俄罗斯像被挤进欧亚大陆的角落一样，越来越像一个内陆国家；面对美国和北约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和南部民族国家动荡的局势，俄罗斯的地缘环境日趋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地缘政治理论被充分肯定，成为俄罗斯军事学说和国家安全构想的基础[4]。正像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其被视为地缘政治学宣言的新作《决胜地理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于一个这样的时代，这里地缘政治正在敲响大门，对此毫无所知，将不仅仅是一场错误，而且是一场犯罪。”[1]
二、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
世界形势的发展足以证明，我们在80年代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基于冷战结束和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总的来说，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基本上是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方威胁”得以缓解；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激烈对抗基本结束；周边“热点”问题逐步趋缓、局势改观；区域经济发展，贸易关系加强；邻近国家日益重视发展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关系，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第一次不再面对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外来军事威胁。
但是，军事威胁的减轻、政治关系的改善、经济联系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的解决。居安应该思危，防微方可杜渐。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依然是较为恶劣的。概括说来，改善的事实与恶化的潜忧并存，直接的对抗和间接的威胁同在。比如在未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中俄关系；美国、日本对我国的军事遏制战略；北约东扩对我国形成的挤压；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和头号敌人的印度；东南亚联盟的形成；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核对抗和频繁的军事政治危机；中亚地区的持续动荡，激进的宗教团体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对我国国家利益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有三大冲突带，是全球动荡不宁和深刻影响未来世界局势的地区。第一个冲突带是前苏联集团的主要势力范围，即波罗的海、中欧和巴尔干。这一地区有20多个国家，民族和宗教成分复杂，边界问题甚多。第二个冲突带是沿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和新成立的中亚各国，直至往东的阿拉伯半岛，到阿尔及利亚苏丹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这里从史至今存在着阿以冲突、波黑内战、阿富汗和塔吉克内战、索马里内战、库尔德问题等。第三个冲突带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斯里兰卡及巴基斯坦等热点群。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左右，而人口则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这里是种族、宗教、文化最复杂的地区之一[2](P103—104)。环顾左右，上述三个冲突带中第二、三冲突带竟然与我们近在咫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哪还能容得我们有丝毫的大意和轻松。
在中国地缘政治环境方面，笔者认为，有三个相互影响与关联的战略圈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第一是中、美、俄、日四方互动的大国关系；第二是东南亚和以印巴问题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第三是在我国西部国内地缘政治整合方面不容忽视的边疆省区与邻近的西亚与中东国家的次区域性经济与政治的合作问题。
中美关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以及战后持续最久的经济繁荣使美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加之全球干预和咄咄逼人的军事外交战略，使得美国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成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邻国。多极化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一般说来，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五个极，即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这五个极不是自封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的。据统计，1998年上述国家和地区占了全球GDP总量的73.5%。它们拥有全球主要的军事打击力量以及几乎全部核武器，还掌握着全世界的主要科技力量。这五个极包括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当然，我们还应看到，五个极的分量并不相当，只有美国是一个完整的极，在上述领域具有全面的优势。其它几个极在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因素中都存在着弱项，都还称不上是完整的极。正因为如此，人们常用“一超多强”来形容这种正在形成的战略格局[5]。
中美关系一波三折，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各种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关键纽结之一。冷战时期，中国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地缘战略竞争的平衡因素。在美、欧、日全球战略中，对华政策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手段。美、欧、日对华地缘战略通常是其对苏地缘战略的附属物。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亚太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分量不断加重，角色定位发生质变，美、欧、日对华地缘战略已从政策手段转化为政策目标，成为独立要素[6]。
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意识和冷战思维仍在左右着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对于它主观上认为未来时期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国家，采取孤立、排斥、限制和遏制的做法，或者干脆采用在冷战时期惯用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舆论的制裁方式围之、打之。苏联解体，美国因一时没有了对手而极不舒服，它不能没有对手，它要找出一个对手，中国便是它寻找到的一个新的对手。美国政治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和乔治·韦尔弗的话揭示了美国人的这种心态，“实质上，中国问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观念问题：问题是，是否在中国达到那种威胁的程度之前，美国人就在自己的脑子里把中国膨胀成下一个苏联、一个提出挑战的超级大国”[7](P15)。不管中国有没有实力扮演，也不管中国是否愿意扮演，美国的最大对手这一角色已被固执地锁定。由此，美国将中国视为和平演变的重点。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在保持全面接触的同时，又多方施压，加紧渗透。如在人权问题上搞围攻；在主权问题上搞分解；在经济问题上搞麻烦；在军事问题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在基本完成由它控制的单极世界战略调整的同时，将亚太地区作为其欧亚地缘战略的重心，从东西南三面试图挤压中国。与日本合作开发并欲部署TMD，意在削弱和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积极推进东扩战略，利诱和胁迫俄罗斯加入北约。如果有朝一日俄真的加入，将大大缩小中国与西方的安全空间，届时，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地缘政治威胁。
中俄关系。苏联解体是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地缘政治逆向变动，最后导致俄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发生突变，其综合国力遭重创，经济陷入困境，国际地位明显下降，地缘政治环境日趋恶化。俄传统的西翼地缘空间受北约东扩的挤压而日渐缩小；东翼面临日本收复领土的要求和日美安全防卫指针的威胁；南部则遭遇不断向北渗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这一切都是对俄腹地的新威胁，民族分裂势力又常在其内部作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后，更使俄深感地缘政治活动空间日渐缩小所带来的危机。近年来，俄对美国及西方开始失去信任，其战略政策也由过去的向西方一边倒变为现在的同时面向欧亚的“双头鹰”战略。意欲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特别渴望通过加强中俄关系获取地缘力量，从而缓冲其来自各方面的地缘压力。可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重要砝码。在经济方面，俄也深感加强交流、扩大合作的必要。但鉴于俄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加之仍堪称一流的军事工业和军事力量，以及历史上有过的辉煌，俄必将力图恢复其昔日的大国地位。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断言，从中长期看，随着俄国民经济的好转和综合国力的恢复，它必将视中国为其地缘政治对手。
中日关系。近年来，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意识膨胀，并出现了军国主义复活的倾向。日本的军费总额年均高达500亿美元，雄居世界第二，司马昭之心，不可不防。特别是近年出台的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实质上已将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及南中国海也纳入了其防卫范围。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已由“防卫型”开始转向“进攻型”。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与美国的亚太战略互相接应，矛头直指中国。
中印关系。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一向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并以此为直接借口加速发展它的核武库和常规军备。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有过摩擦乃至武装冲突，至今仍是两国交往的阴影所在。印度还一直暗中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企图策划将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从而变成其与中国之间的地缘“过渡带”或“缓冲带”。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印度与中国的立场相近。在传统上，印度反对西方，而且其战略利益主要在南亚及印度洋，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不多，且与中国有高山阻隔，近期如无意外，与中国不会有大规模的正面冲突。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中国重视东南亚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处于这个贸易活动中心地区的最佳地位。地缘的因素使中国极为重视这一地区，就像美国重视拉丁美洲和俄罗斯重视东欧一样。东盟各国一方面视中国为其商品市场，与中国有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国在该地区是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至今有领土、领海之争，彼此关系发展中也有阴影存在。在关系发展顺利时，东盟将谋求更多的自由与自主权，会在中、美、日之间搞等距离外交；而当关系发展不顺时，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会对中国加强戒备，其政策可能向美、日倾斜，并借美、日力量来制衡中国。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中亚五国地处内陆，出口不畅，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需要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寻求出路。此外，中亚五国对俄重新统合怀有戒心，视中国为平衡俄影响的砝码。在维护民族与宗教文化特性、反对西方文化入侵以及在维护统一、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上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但中亚是欧亚东西、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地，加之丰富的能源储藏，美欧等西方国家始终未放弃对该地区的战略渗透。它们采取经济上参与、军事上渗透和文化上入侵的手段以期达到控制该地区的战略目的。基于历史上的原因，俄对中亚也没等闲视之，与美欧在该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如前所述，由于中亚国家对俄怀有戒心，所以，对美欧等西方国家势力的进入并不抵制。大量事实表明，美国与中亚一些国家的军事战略关系已得到加强，这种局面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来说是非常大的隐患。
三、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经济上最有活力的新兴强国。伟大的国家有着伟大的抱负，它将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如果它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高经济增长率，这一抱负必将成为现实。中国是个大国，它的对外政策如何演变，将会影响到世界力量的均势，其影响方式不但对中国人来说是重要的，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是恶劣的，应该说，安全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和突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曾对中美两国各自所处的地缘环境作过比较分析，读来令人深思。(1)美国与亚洲和欧洲远隔重洋，与美国毗邻的两个国家比美国弱得多，而且它们是盟国关系；中国则位于亚洲的中心，周围有一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2)美国拥有技术先进的工业经济，人口疏散在肥沃的农业平原。而中国的人口却庞大得多，其中大部分拥挤在靠近海岸线，仅占领土22%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领土是人烟稀少的山地和荒漠；(3)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侵犯；(4)美国的安全问题是在国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则是在它的边界线上和边境之内。美国军队是在远离国土千万里之外的世界各地巡逻，中国军队操心的却是抗御入侵；(5)在本世纪，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南朝鲜和台湾等发生过军事冲突，它们现在仍是中国潜在的军事对手。美国与自己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在军队兵力上为6:1，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则不同，尽管它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但即使撇开较远的美国不算，上述七个主要邻邦的兵力加在一起竟比中国的兵力多一倍；(6)中国的边界易入侵而难防守，在潜在入侵者的进军路线上，中国却没有缓冲国。中国最可能打仗的战场是在自己境内，而不在海外，这一点与美国也大不相同[7](P15)。
面对恶劣的地缘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谋求和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和主动的战略地位。正如中国古代先哲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应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方针，运用因势利导和借势而为的政治艺术，形成自己清晰的全局谋划。通过积极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来推动多极化进程，增强中国这一极的地位和分量，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实现我们的地缘战略目标。这就是(1)安全上确保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及领土主权不受侵犯；(2)经济上确保稳定并不断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线安全；(3)政治上确保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6]。为实现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笔者认为，如下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一）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是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
江泽民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8](P920)他在1998年视察北京大学时还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不断进步的灵魂。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对此，我们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要充分估量高新技术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技搞上去，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搞上去。江泽民还多次指出，科技进步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国家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大大提高。那时，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所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
（二）增强综合国力是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主要基础
当前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在日益加强，但是，新的世界格局的最终形成需要经过各种力量长时期的较量和竞争。虽然这些力量的消长变化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最终要看这些力量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看它在综合国力方面是否占有优势。国际竞争已从过去单纯军事实力较量演变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综合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对外影响力的总和。发展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与发达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确立自身国际地位的需要，更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的需要。综合国力是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精神实力和基础实力等多种要素共同构筑而成的。但在这些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最直接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对外影响能力，以及它的国际地位。
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角逐，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和较量的主要形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竞争的主导方式和主要趋势。正像江泽民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必须看到，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关键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增强经济实力。”[9](P1366—1367)
（三）加快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实现地缘战略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外交与军事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两个互为补充的手段；军事手段还是外交手段的后盾。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弱国无外交。这里的弱是综合国力的弱，自然也包含军事力量的弱。历史的经验无数次证明，国防军事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地缘战略目标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主要靠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是我们一贯倡导和追求的目标。但不应忘记这样一条规律：不论是战争解决问题，还是和平解决问题，军事要素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在主要靠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同时，随时准备以武力解决问题，从来都是各国国家战略的现实选择。特别是今天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的现实，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放松国防建设。环顾炎凉世界，冷战确已结束，军事安全的地位虽因经济安全的突出而退居其次，但是，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各大国的武库更新和扩充的速度不是放慢了，而是加快了。在一定场合，军事安全仍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以高新技术为特点的军事安全挑战日甚一日。美欧发达国家高精度武器的快速发展，以及在两次局部战争中的运用，给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安全问题。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国必须格外重视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同步增长。中国的强大自然要包括军事实力的强大。历史的教训和今天冷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不可一日没有强大的国防。
江泽民在军队内部讲话中多次告诫人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经过无数次战争考验和改革开放20多年洗礼的中国军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正日益成为一支谁也不能小视和忽视的武装力量。英国皇家联合部队研究所《军事力量指数》杂志评出1998年世界十大军事强国。它们依次是：美、中、俄、英、法、朝、印、韩、日和沙特阿拉伯。这是外国人排的名次，我们被荣幸地排在第二，但客观地说，这有些抬举我们。因为，在战争模式已经更新、高科技现代化武器日益重要的今天，中国的军事实力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实力强大的俄罗斯[10](P24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任重道远。中国军队应按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加强建设，在保持相当水平的核威慑力量的基础上，高新尖装备的研制开发与更新要加快，作战指挥系统要现代化，国防工业要市场化，以适应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战略的转变。我们要重点解决远程军力投放手段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和平建设环境难以保证，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四）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全方位外交，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开展全方位外交，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我们既要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又要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以促进世界的多极化，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要继续奉行不结盟原则，与此同时，要积极改善和调整同大国的关系。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大国间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既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又是不结盟原则在新时期的重要体现和发展[11](P88—92)。
在独立自主原则指导下，开展全方位外交以努力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样化，是江泽民同志重要的外交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包括两个方面：除了与一些大国发展关系外，还包括全方位外交，即与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展关系，推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这既是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目标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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