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铸币论文,流通领域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起源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流域最早出现的短陌现象，也就是不足一百枚铜钱而当一百枚铜钱来流通的现象，是理解中国古代货币流通的一把钥匙。关于短陌的起源及其内涵与性质，前此学者进行了多种视角的研究，并未取得完全的共识。本文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角度，运用数理模型对短陌现象的初始发生机制进行探讨，以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结构与特征的认识。
一、关于短陌性质的既有研究
中国古代最早用短陌来表示不足一百钱而当一百钱使用的特殊货币现象，后来受中国铜钱流通影响的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也采用这种货币流通方式。
彭占清使用历史—词汇法从语言学的视角透彻地分析了短陌(省陌)及相关名词的内涵。秦代的货币单位只有“钱”(在魏晋南北朝后称“文”)，到了汉代，最初货币单位分为两级，基本的货币单位是“钱”，最高的货币单位“千”。“千”又称“贯”、“缗”：计数为千，穿成串叫贯，借穿钱的绳索之名而指这个单位叫缗。后来，大概由于千文的大串比较笨重，不便日用，便出现了百文的小串，也就是中间货币单位“百”。沈括《梦溪笔谈·四》称：“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佰字，如什、伍耳。”由于这个中间货币单位从数词引申分化而来，“百”和“百”的假借字都可以记写它。百、伯、佰、陌，四字音义没有差别，到唐宋时代，“陌”取得用来表示中间货币单位的正字的地位。短陌与足陌对立，一切以不足百数之钱为一陌者皆为短陌，省陌是短陌的特例，是法定的短陌形式。“陌”的中间货币单位义和“贯”的最高货币单位义，由汉代至清末一直使用着。①但是，由于制度和语言指代的变化，“陌通百”最初指100文的中间货币单位，在后来“一陌”的历史记录中，并不指100个钱，大多是引入了短陌制度约束的实际交付中少于百钱的虚拟中间货币单位②。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铜铸币流通时期短陌发生的起因和性质，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由于作为流通手段的铜钱不足，进而产生了短陌的现象。自从日本学者加藤繁提出以来③，这种观点成了通行的说法。也就是说，短陌发挥的作用，就是以较少的货币量实现更大价格的商品交易。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短陌，如果将它看成是对本位货币的价格标准进行贬值的话，宫崎市定就将它理解为一种平价贬值④。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一种单位价值标准(计价单位)的下调或贬值。
第二，日本学者井上泰也提出的新主张，唐末和五代的官定短陌，是从铜钱与铅锡钱、铜钱和银两这样两种货币各自的交换之中产生的⑤。就短陌形成的原因，他总结了包括由于捆扎铜钱手续费和铜钱重量的扣除、铁钱或者银两等与铜钱的交换、四进法的结算以及国家任意的操作等几个方面。但就经济层面来看，短陌是由于铁钱或者银两等与铜钱的交换而出现的，其他几项非经济的因素只是对由此形成的短陌的值产生作用，并引申出各种各样的变化。
中国学者孙文泱指出，短陌是铜钱之间存在价值差异的情况下产生的，“只是由于贱金属货币的价值低微，所以铜钱间的价值量差异才明显表现为短陌”。短陌是货币贬值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它明白地显示出，“在中国铜钱从实价货币向名目货币演变过程中，价格单位(文)不仅与重量单位(两、铢)相脱离，而且与数量单位(钱)相脱离。”⑥
第三，短陌不是由于金属货币的短缺货币价值的上升，而是一种从长短的差额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用钱方式。程民生、张瑞生认为，短陌制的社会形成，不是由于货币稀缺而不得不以短陌当足陌使用，恰恰是因为滥铸贱金属货币铁钱，钱币太多，引起货币贬值造成的。由于铁钱的泛滥，物价飞涨，市场交易的货币需用车装载，动辄数十万、数千万、数亿，“至此，贯作为钱币计量单位正式流传使用。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现今某些大款们支付现金论以斤两或尺寸，更像是大额钱币的创制。……由于难以一一点检钱数，那么以贯计量就给人以投机的机会，从长长的一贯钱中预先取下若干文，并不显眼，仍做一贯付出，实际上少支出若干。这一偷漏技巧被广泛运用，短陌制因而成为公开的秘密，并形成地域差异。”⑦
第四，本田精一的观点，是由于商税征收的制度和计算的便利形成的。关于民间的短陌，本田精一围绕《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官用以下六种类的短陌安排是必要而且充分的，作了以下解释。77(官用)；75(街市通用)：77-2(过税)；72(鱼、肉、菜)：77-2-3(住税)；74(金银)：77-3;68(珍珠、雇婢妮、贸虫蚁)：[77-2-3]-4(牙契税)；56(文字)[77-2-3-4]-4(牙契税)-3(住税)-5(保证费)。也就是说，商税(过税、住税)、牙契税的负担，不是转嫁到商品价格中而是转嫁到钱陌里面。由此观点出发，宛如解读密码暗号一样，解释了对开封入城的行商人(75、72)、定住商人(72、74)、中间商人——宝石、下女、爱玩动物(68)、文字劳动应酬(56)各自流通领域配置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都市钱陌。⑧
就上述各种短陌的性质，中国学者陈明光和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又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陈明光将唐代的“除陌”分为三种。一是中央政府在唐朝后期藩政林立的情形下，除陌成为财力分配的一个手段。依靠“除陌”从地方方镇手中抽取财物，除陌常额由每贯“给用钱”20文递增至100文，此外还要额外量抽，归中央支配。二是作为交易税的“除陌”。税率在天宝间为每贯交易额20文，建中四年(783年)赵赞推行“除陌法”，将税率增至每贯50文，成为一项苛重的封建剥削，加重了社会矛盾。第三指铜钱在实际流通中，允准每贯垫除若干文，依旧充当一贯的价值使用。这是一种新的货币流通形式，首先在民间约定俗成，后为唐朝颁令承认。⑨后来，陈明光又将短陌的性质分为三类：不合理也不合法，合理不合法，合理又合法。第一类是指“取人长钱，还人短陌”⑩的占人便宜的做法，第二类是指民间约定俗成却被官府禁止的短陌行为，第三类是指以唐朝中央认可并统一规定的“除陌钱”和宋朝官定的“省陌”为代表的经官方认定的短陌现象。(11)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在《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第2部第1章《唐宋时代的短陌与货币经济的特质》里，以自身构筑的概念，最为系统地分析了短陌的不同性质。他将短陌明确地划分为三类。也就是，与国家财政有关的短陌、充当铜钱与纸币交换比率的短陌、与商品流通相关的短陌。而这种分类里边，本身就隐含着对短陌形成原因的认识。(12)
关于短陌的认识还与货币单位的设定相关。如前所述，彭占清从语言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陌”作为中间货币单位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内涵上与短陌制度的互动关系。从货币单位这样的思路来讨论短陌的内涵也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所采用。井上泰也在系统总结前人关于短陌研究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指出它是宋代货币制度的一个单元接口，它与钱或文的关系，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人民币“元”和“分”的关系一样，是一个货币的层次单位。(13)黑田明伸教授将“短陌”归结为，在各地缺乏统一的大面额货币的情况下，对共同拥有地区和行业通货的每一个集合，设定单个大额的计算单位。“短陌”正是这样一种集合单位。(14)
在特定的研究层面和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上述的各种研究结论，都具有合理性。但是，短陌本身的含义，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在功能和内涵上有着主导与从属、原生与衍生的差别。除了“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属于不道德行为外，上述的第三种看法和第四种看法，也就是包括宫泽知之所说的与国家财政相关的短陌、陈明光所指的作为交易税和用于财政资源分配两种类型的短陌在内，都属于非经济强制行为。这些行为都是货币流通中形成的短陌的派生。只有作为货币流通原则的短陌，才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上述第一和第二两种看法正好从不同的侧面，触及到了短陌的本质特征，但均失之片面。
作为货币流通原则的短陌，其演变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是一种民间习惯。早在东晋时期，便出现了“短陌”一词。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就有“取人长钱，还人短陌”的话。《宋书》卷72《文九王传·晋平刺王》：“景和元年……以短钱一百赋民田。”这表明在两晋和南朝的刘宋时期已经存在。到萧梁时，“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庾)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15)这时可以说是民间的习惯。
第二个阶段，到了唐代，便从梁的民间惯例转化为官方的规定。长庆元年(821)九月敕：“……如闻彼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从今以后，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少欠”。(16)
第三阶段，成为官方稳定的规则，并扩展到纸币制度上。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使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17)。在此基础之上，“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18)。后来，北宋交子产生，纸币标明“一贯文省”，明确了一贯纸币兑换770文铜钱的兑换率。
那么，短陌存在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将它看成一个中间货币单位或者一个服务于交易集合的大额单位，可以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人们自由地选择的一个惯例呢？我们承认这个惯例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到后来给人感觉不过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和行业长期形成的一个习惯而已。但是，在初始它一定是一种合乎经济规律的制度设计。否则，将不足100文而当100文用，怎么也难以理解。我们必须从货币体系的结构和铜钱流通的规律中去寻求答案。
二、铜钱经济规律、货币体系结构与短陌的功能
短陌产生的初始动因，以及它的性质和功能，是由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和铜钱流通的规律决定的。它是铜铸币流通时期，存在着多种不同重量和价值的铜钱以及铜钱替代品的货币体系结构下的产物。
中国学者李槐指出，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基本上分为秦汉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的货币形态主要是黄金和铜钱，后者的货币形态主要是白银和铜钱。东汉末到明朝之间的一千二百多年之中，货币形态长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出现了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货币组合的货币体系的缺环，没有黄金和白银这样的贵金属货币。短陌就是这种货币体系缺环状况下货币体系的自救，是这种混乱局面下货币的不规范的表现。从货币体系的结构来看，唐代中后期的“钱荒”，用“金银荒”的表述才符合实际。根据货币体系的结构要求，在缺乏金银贵金属主币的情况之下，中国发明了自身的解决办法。铜钱计量单位“贯”(或为汉代的千钱)实际上是金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形象代表。“如按前述贯(在汉代称为千钱)实际上是贵金属金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形象代表，那么短陌就可以理解为是普通金属货币与贵金属金银之间比价的变动。”(19)
李槐正确地从货币体系结构的角度来探讨短陌的根源，但他用近代西方货币现实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来简单地类推古代中国货币结构(20)，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必然导致对短陌的错误认识。我们知道，今天的各种主权货币，有大小不同的面额，从而形成主辅币制度。在金本位制时代，主币和辅币就分别由交换价值高的货币与交换价值低的货币来承担。近代西方的主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而辅币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近代西方式的主辅币制度。尽管秦汉时期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规定，明清货币有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双重货币，但是，黄金在秦汉与白银在明清，与百姓日常生活毫不相关，货币流通存在两个世界。这与近代西方主辅币的制度内涵和功能大相径庭，不能比拟。
中国铜钱经济具有自身特有的规律。黑田明伸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封建王朝是只将铜钱作为事实上唯一的硬币来发行的。而中国铜钱最大的特征在于，致力于保持在空间上的统一性、在时间上的一贯性。尽管跨越2000年之久的历代王朝不断地铸造铜钱，但是，一枚铜钱的重量(4克)和成色(铜占六到八成)没有太大的偏差，一直保持着统一性。由于以前各个朝代发行的铜钱在民间有大量的库存，铸造定值过低的铜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强制让新的减值铜钱按一文来使用，民间方面也会最大限度地对旧铜钱加以升值以调整货币间的关系(21)。
中国铜钱主导的货币流通，一方面，由于铜钱本身的特性和铸造方式的制约，实际流通的铜钱体现出多元化的面貌。首先是铜钱本身流通中的自然磨损，其次是铸造过程中所谓“即山铸钱”因各地铜材料成色的不一，最后是人为的劣币铸造，即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盗铸和私铸。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管理能力和财力的限制，官方措施的不力，统一的合乎标准的官方铸钱不能充分供给。这样，在整个流通着的铜钱里边，就有完好铜钱、中间层次的铜钱和极劣铜钱的层次结构。如果它们在商品交易中，以相同的交换价值来媒介商品的流通，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良币铜钱必然为人们退藏。在这种铜钱结构之下，历史上发明了不同办法来应对。
一个是“选钱”，也就是铜钱使用时，一枚一枚地挑拣，拒绝使用一些劣质铜钱。这在日本的中世纪时期，以大名和室町幕府发布的“撰钱令”(禁止选钱令)形成独特的铜钱使用方式。首先是流通中的不同质地的铜钱等价值地比例使用，1485年最早的大内氏“撰钱令”规定，在段钱(室町幕府通过守护、地头向公田征收的土地税)征收中，每100文混入较精钱宋钱不同的永乐钱、宣德钱20文，民间流通混入30文。后来从织田信长1569年颁布“撰钱令”开始，演变为不同铜钱分层次分领域地使用，也就是说，劣质铜钱只用于本地的日常小额交易，称为“精钱”的好钱则用于财富蓄积和远距离贸易。各个地方面对多元的铜钱并存的局面，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规制(22)。
另一种办法，要让它们并行地流通，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它们的实际重量和价值确定比例。而这正是短陌的功能所在。由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全国的铜钱在重量和形制上整齐划一，铜钱铸造和流通领域形成铜钱体系的内在矛盾，同一时期流通领域存在着多种不同重量的铜钱，而商品交易又同是以“铜钱一个”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来测度。在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下，要使不同重量的铜钱同时存在于流通领域，根据它们的实际金属含量进行折价就是必然的，这个折价比率，就是短陌比率。
前揭孙文泱论文，用80钱=100文的等式，指出了80枚铜钱来实现100文的交换价值，完成100文价格商品的交易。市场价格的1文，其代表的铜材料币材价值只是特定真实铜钱的80%，即0.8钱。而1钱的价值含量相等于1.25文所表示的金属重量。在这里，体现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市场价值低于体现个别劳动时间的价值量，市场价格低于币面价格，1文所标示的金属重量低于1钱的实际价值含量。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了是由于充当基准价值单位的“文”所代表的实际币材价值的下降，导致了用比例来调整实体钱币和价格单位的关系。但是，铜钱本身不是符号，它的交易媒介不可能脱离它本身的币材价值。所以，严格说来，现实生活之中，一定有相应减重的实体单位货币1枚钱来充当基准钱的功能。短陌就是这减重了的基准钱和原来统一的官方标准钱的比例调整，是新的基准钱和原来统一的标准钱并存流通的前提。
孙文泱称，“短陌产生于货币贬值，而且短陌比率本身就在表现货币贬值的程度”，并由此引出长期存在于货币经济领域的价格标准多元化的矛盾，在短陌现象上又同时表现为货币贬值与货币升值的矛盾现象的长期并存。(23)实际上，这里的货币贬值是指在特定时空内新设定的基准钱币材的减值，货币升值是原有的统一的官方标准铜钱相对于新基准钱的升水，并不是同一种货币存在着同时态的价值升降矛盾。而且，这里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升值容易引起歧义，它们与物价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今天，我们谈货币贬值，通常是指它的购买力下降，也就是说物价上涨。所以，铜铸币流通领域基准货币的减重和质地的低劣，不宜表述为货币贬值，而是前面所说的基准货币贬值(currency debasement或者denomination)。
实际上，以“货币贬值”的概念来概括中国铜铸币流通时期铜钱减重或减值现象(24)，会误导人们对古代铜铸币流通状况的认识。作为特定环境下的基准铜钱的减值，既不宜称为货币贬值，也不能称为通货膨胀，它与物价无关。
下面，我们利用简洁的数理模型，结合历史事实来透彻地分析在不能充分供给合标准的官方铜钱、多种铜钱或铜钱替代品并存流通的环境下，短陌产生的机制和功能。
三、短陌产生的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我们主要研究符合货币流通规律的“合理的短陌现象”，即在正常民间交易中，良币铜钱不足一百钱而当一百钱使用的现象，以下简称“短陌现象”。(25)
(一)“短陌”产生动因和机制的模型分析
前面引用的孙文泱论文(26)将短陌现象归纳为以下等式：
80(钱)=100(文)(等式1)
“钱”是良币铜钱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文”是商品市场价格的计量单位。因此，研究短陌现象产生的根源就等同于研究交换价值单位“钱”和市场价格单位“文”出现分离的原因(27)。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假设商品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小米。该市场上小米的供给数量为Q克。该经济体用于小米的消费支出为C。流通中的良币铜钱为M钱。流通中的劣币铜钱额面为
文。P(钱/克)为良币铜钱表示的小米交换价值，
(文/克)为小米的市场价格。定义短陌比率为H，则H ×1(钱)=1(文)，短陌比率则可理解为钱和文之间的转换比率，满足P(钱/克)=H×(文/克)。
市场供求平衡模型：Q=C/P=M/P(等式2)
商品价格决定模型：P=M/Q(等式3)
=/Q(等式4)
模型的基本假设有：(1)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2)市场出清，商品市场供需平衡；(3)无交易成本，商品自由流通，一价定律成立。
假设货币市场上只流通一种货币——良币铜钱。由于商品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M钱良币铜钱只能用于小米的消费支出，C=M。因此，小米的需求量为C/P=M/P，小米的供给量为Q，市场出清要求供给和需求平衡，即等式2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将等式2移项可得P=M/Q(等式3)，可知P表示以良币铜钱重量表示的小米的交换价值。假设该经济体内商品自由流通，无交易成本差异，则一价定律成立，所有的小米都以价格P(文/克)出售。
(文/克)=P(文/克)
根据定义，H=P/=1
可知，当经济体只有良币铜钱流通时，短陌比率为1，即作为交换价值单位的“钱”和市场价格单位的“文”没有出现分离，因此，没有出现短陌现象。遵循了等价交换原则。
假设市场上流通着两种货币——良币铜钱和劣币铜钱。M钱良币铜钱中有aM钱铸成了aM/K(K＜1)文劣币铜钱，则K是劣币铜钱和良币铜钱的价值比。有(K-a)M钱良币铜钱继续在市场上流通，而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有(1-K)M的良币铜钱退出流通。小米商具有完全信息，知道1文劣币铜钱的价值等同于K钱良币铜钱(K＜1)，即K钱=1文，或1=K钱/文。
根据商品价格决定模型：
可见，短陌比率恰好就等于良币铜钱和劣币铜钱的价值比。而在历史上，短陌比率确实和不等值货币的价值比呈正向波动。因为H＜1，交换价值单位“钱”和市场价格单位“文”出现分歧，短陌因此产生了。
在此情形之下，在流通领域存在的良币铜钱其折算为劣币铜钱的数量和劣币铜钱合并计算的总额，与没有良币铜钱退出流通领域全部以良币铜钱实现市场均衡时铜钱数量一样，小米的名义价格不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此时，打破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足值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当商品价值量既定时，采取货币减值的办法实现了市场出清。
在上述模型的框架内，下面进行情景分析，以研究短陌现象产生的根源。
基准情景：经济体A只有一种流通手段——良币铜钱。
T时刻，经济体A共有100钱良币铜钱，小米100克。M =100，a=0。由商品价格决定模型(等式3)可知T时刻小米的交换价值
=1钱/克；T时刻小米的市场价格
=1文/克。
1(钱/克)=H×1(文/克)
可见，在基准模型中，不存在短陌现象比率。并且此时小米的市场交易价格为1(文/克)。
情景1：只有良币铜钱流通情况下的货币短缺。
T+1时刻，假设有50钱良币铜钱由于熔铸铜器等原因而退出流通，此时仅有50钱良币铜钱追逐100克小米。相比基准情景，这里出现了货币短缺。M =50，a=0;T+1时刻小米交换价值为
=0.5钱/克；T+1时刻小米的市场价格
=0.5文/克。
0.5(钱/克)=H ×0.5(文/克)
可见，在这两种情形下，短陌比率皆为1，意味着即使在出现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交换价值单位“钱”和市场价格单位“文”没有出现分离，短陌现象没有产生。
结论1：良币“钱荒”导致以钱的枚数计算的商品价格下降一半，打破了等价交换的原则。
结论2：上述解决办法坚持信用货币流通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原则，以货币数量和商品价值总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形成商品价格。“钱荒”导致通货紧缩，表现为小米市场价格的下降=1(文/克)＞=0.5(文/克)。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难以持久，因为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价格在以本身有价值的实体货币来表示的情况下相对稳定，不能像今天不兑现信用货币那样随意进行数量调整。
结论3：“钱荒”直接导致了结论1和结论2，但以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相分离的“短陌”现象没有出现(H=1)。
情景2：A经济体有两种流通手段——良币铜钱和劣币铜钱。
T时刻，共有良币铜钱100钱，小米100克。如情景1，T时刻小米的交换价值=1钱/克；T时刻小米的市场价格=1文/克。
T+1时刻，假设有20钱良币铜钱被改铸为金属含量减半的劣币铜钱，20钱=40文，即K=0.5。则有50钱良币铜钱完全退出流通，留在流通领域的良币铜钱仅为30钱。即Q=100，M=100，a=0.2，K=0.5。代入等式5、6，则=0.5钱/克；代入等式6、7，则=1文/克。
0.5(钱/克)=H ×1(文/克)
H=0.5
结论4：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在足值铜钱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计价基准为实体货币时，只能在货币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货币减值)。在商品价值既定的前提下，以“文”表示的市场价格没有上升。
结论5：部分良币铜钱退出流通，劣币投入使良币铜钱相对于基准货币劣币铜钱升值(=1钱/克＞0.5钱/克=P[，1，T+1])。
结论6：与情景1相比较，多种购买力不同的流通手段并存是“短陌”现象产生的根源。具体来说，由于价值含量低、相对购买力低的劣币铜钱的存在，在以劣质货币作为流通用钱(计价基准)的情况下，导致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钱”和表示市场价格的计量单位“文”出现分离，从而出现“短陌”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假定50枚良币铜钱退出流通只是使模型典型化，说明短陌存在的情况下，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倘若退出的不是50枚良币铜钱，而是20枚良币铜钱或者80枚良币铜钱，那么，将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劣质铜钱和良币铜钱并存流通，以劣质铜钱计价的总量不变均为100文，其中流通着的良币铜钱分别为80枚和20枚的差异，就在于短陌比率的变化，流通中只有20枚良币铜钱时，它的折价比流通着80枚良币铜钱时为高。二是进入流通的劣质铜钱数量和留存在流通中的良币铜钱折算为劣质铜钱的数量之和，在以劣质铜钱计价的条件下超过原来商品总价格100文时，就会出现物价的上涨。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铜铸币的短陌现象源于购买力低的流通手段的出现，而非铜铸币供给量的减少。在情景1中，若小米的总供给不变，良币铜钱供给量的减少最终会导致通货紧缩，引起良币铜钱绝对升值，即实际购买力上升，然而分别表示市场价格和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没有分离，不存在“短陌”现象；在情景2中，劣质铜币的发行使得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的计量单位出现分离，短陌产生。但历史上，多数情况下，由于劣币铜钱的投入是以民间私铸自发的形式进行，为了获利往往超过了商品价值总量所需要的货币数量，所以带来物价的上涨。短陌和通货膨胀便成为共生现象。
(二)两个不同地域间短陌比率的差异与铜钱流动
上述模型的结论说明，短陌起源于不同质地铜钱的并行流通。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伴随着劣质货币的充斥和通货膨胀。那么，同样数量的良币铜钱在不同的地区可以充当不同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区当1枚使用的铜钱，在另一个地区可以当多枚来用。短陌的地区差异，其间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
南宋与金争夺铜钱的斗争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子。地处北方的金王朝利用人为的短陌政策，大肆吸收南方的走私铜钱。
在唐宋时期，中国铜矿的生产，南方比北方处于优势，铸钱工业也较北方发达。这样，在唐和北宋统一的时期，铜钱大多在南方制好供北方流通使用。但是，自宋金对立，在政治上将南北分割为两个政权后，这种情况被打破。“这时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弥漫全国，朝野上下都认为铜钱外漏足以减损本国的财富，故南宋政府严禁铜钱出口，当与金国在榷场上贸易的时候，只准以各种货物来偿付入口货的价值，即实行物物交换的办法”(28)。金国自铸既缺乏充足的铜矿，铸钱成本高昂，得不偿失，在当时金国的市场上，铜钱流通稀少，交易筹码至感不足。在此情形下，金国便采取种种手段来奖励宋钱的秘密输入。其中办法之一便是人为地实施短陌政策。比如乾道三年(1167年)闰七月十二日，尚书度支郎中唐琢就称，“……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闻于光州枣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29)绍兴三十年(1160年)九月，右正言王淮说，“两淮多私相贸易之弊。……若钱宝则有甚焉。盖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头钱而过淮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30)
金国为了增加国内铜钱流通量，便贩运食盐等物产到南宋，以此秘密换取宋钱。金国境内铜钱很少，就在流通中将一二十文铜钱当作100文来使用，采取短陌的办法。南宋的1枚铜钱在金国可当数枚之用，可以承担更高的交易价值。这样一来，将宋钱走私贩卖到金国就可获取大利。
这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短陌现象又如何解释呢？这里我们基于上面提出的模型对金国时期边境贸易“短陌”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情景3：两个经济体A国和B国。
T时刻，A国总共有50克小米和20钱良币铜钱，其中有10钱良币铜钱在市场上流通，而10钱良币铜钱按K=1/2.5的价值比率铸造成25文劣币铜钱。T时刻小米的交换价值(A)=0.4钱/克，市场价格为(A)=1文/克。A国的短陌比率为1/2.5。假设在T时刻A国的邻国B国共有50克小米和25钱良币铜钱，其中5钱良币铜钱流通在市场上，而剩下20钱良币铜钱按照K=1/2的价值比率铸造成40文劣币铜钱，在B国小米的交换价值为(B)=0.5钱/克，市场价格为(B)=1文/克。B国的短陌比率H =1/2。一个良币铜钱在A国值2.5个劣币铜钱，在B国值2个劣币铜钱；在A国，一个良币铜钱可以购买2.5克小米，而在B国仅可以购买2克小米，显然，良币铜钱在A国的购买力更大，因而从B国流向A国。假设T +1时刻，B国的良币铜钱有5钱被吸引到A国，则B国的市场价格P[，1，T+1](B)下降至0.8文/克，而A国的小米市场价格上升至1.25文/克。这时，B国小米市场价格的下降和A国小米的市场价格上升到使良币铜钱购买力在两国相等，良币铜钱从B国流向A国的趋势才会停止。倘若A国再增加5钱良币铜钱，铜钱购买力下降，便会向B国回流。
可见，在上述分析中，只要在A国，1枚铜钱的交换价值和购买力大于B国，也就是同一枚铜钱在不同的地域存在购买力的差异，铜钱就会从B国一直向A国流动。由于A国相当于金国，B国相当于宋国，金国由于通货紧缩时引入高于基准货币的他国货币形成本国计价基准单位货币和流入宋朝良币铜钱的并存，短陌的功能得以发挥。
结论7：由一个经济体通货紧缩引起的短陌现象，以相对较低的铜钱或纸币为基准计价货币单位，可以吸引对方国家良币流入以实现比对方国家更高的交换价值。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是由于各自设定了不同的计价基准，同一种铜钱在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购买力。这种差异就如同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水平一样。
上述模型分析表明，在情景3中我们注意到，A国和B国的良币铜钱有购买力的差异，这种购买力差异在A国表现为实际的铜钱数量(不足100枚钱)与基准价值单位(100枚钱的交换价值)在数量和价值上的分离。也正是这种购买力差异的存在才导致了短陌的产生。在情景2中，以劣币铜钱1枚及其替代品作为计价基准单位，购买力远低于良币铜钱的购买力，“短陌”作为解决两者之间购买力差异的手段才得以诞生。因此，短陌现象产生的真正根源是良币铜钱购买力的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是表现于良币铜钱在不同的地域之间，还是表现在良币铜钱与其他流通手段之间。因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也就是，不同流通手段之间存在的购买力差异是短陌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过多的劣质货币进入流通、良币与劣币并存导致货币的总量增加(此时的价格基准是劣币)，在这种情况下，短陌现象与通货膨胀就成了伴生现象。在这种购买力差别表现不明显的情况下，短陌现象并不普遍；而在唐宋劣币、纸币大肆流通造成劣币、纸币贬值严重的背景下，良币铜钱的购买力优势就表现得很明显，短陌现象也就演变成民间交易的普遍行为了。
以上的分析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印证。台湾学者王怡辰指出，南朝刘宋以后，通货环境形成按大钱论钱重物轻，以小钱论钱贱物重的状态。“这种多轨制的货币使用，一定需要兑换，东晋南朝发展出来的陌钱，就成了后世解决钱币不足重时的办法”(31)。北宋初年太平兴国二年(977)九月，制定77省陌的时候，也遵循了这个原则。那时，宋朝仍然处在全国统一的过程之中(统一是979年)，刚刚着手对旧南唐管辖区域的通货整理(江南铜钱化政策)。在这种状况之下，“每千钱必须达到四斤半(四斤八两：唐代开元钱法定规格千文=六斤四两(一斤160文)的72%，宋代标准重量五斤的话，就是80%)以上”，以铜钱重量最低规格对应的形式制定了77文省陌，在货币统一的浪潮之中，难免有一种相对较低地设定基准值的感觉。而且，可以看成77文直接继承了五代的80陌(924、927、950年(支出时征收3文，称为省陌))(32)。
四、与短陌现象相关的几个问题
上述模型剖析了短陌现象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学术界关于短陌的见解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下文就利用本文建立的模型，对短陌现象进行新的解读。
(一)通货膨胀与短陌
通过建立模型，上文已经明确阐述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只是浮在大部分历史事实之上的表象，流通手段之间的购买力差异才是短陌现象产生的根本土壤。因此，“通货膨胀是短陌现象的原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将短陌看成了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概念，实际上它只表现不同价值钱币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短陌是指不同铜钱的比例使用，它解决的问题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铜钱与商品的关系。所以，严格说来，它与物价无关，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的含义，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内涵。它起因于多种铜钱的并存。我们只能追根溯源，继续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多种铜钱的并存。如前所述，是统一的合标准的官方铜钱供给的短缺。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说短陌产生的根源是合乎标准的官方铜钱的短缺，或可称为通货紧缩。短陌具体产生的货币流通环境是多种货币的并存，这是短陌面对的既存的货币流通局面和前提。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合乎标准的官方铜钱的短缺，短陌是应对这种局面而创造出的货币流通方式。但是，短陌产生时的货币环境是货币总量相对于商品供给恰到好处，或者说劣质货币泛滥、过多货币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的产生并不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1258-1799年纸币发展之前和19世纪向纸币的过渡时期，大量欧洲国家货币减值的时间和规模。比如英国在1551年使它的货币的银含量降低了50%，1810年俄罗斯减值57%，以减值来进行征用。“它们显示出君主在通过货币减值实施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功”(33)。我们知道，中国主流的铜钱体系与西方不同，官方标准铜钱长时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每一个历史朝代的中后期，由于官方标准统一的铜钱供给的不足，经常出现私铸劣币，流通领域呈现良币与不同劣币共存的局面，并大多伴随着由此形成的货币总量的过多，表现为通货膨胀。短陌不是通货膨胀的产物，货币的减值、劣币的泛滥，大多伴随通货膨胀，这样短陌往往就成为通货膨胀条件下解决不同价值货币的共存流通的手段。二者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关于“短陌引起通货膨胀”的观点，以程民生、张瑞生的看法为例。南朝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制止短陌现象的诏书称，“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34)他们认为，这证明短陌只能引起人为、虚假的物价上涨。虽然前面指出通货膨胀不能作为短陌产生的根源，但通过改变不同流通手段之间的购买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也会出现短陌。实际上，短陌既不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不必然导致短陌。在上文的模型中，短陌比率H=P/，因此，短陌比率的决定并不是任意的、人为的，它取决于代表市场价格的，通货膨胀水平越高(表现为越大)，短陌比率就越低，即良币铜钱的相对购买力越大。通货膨胀只是影响短陌比率的高低。
“通货紧缩说”和“通货膨胀说”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究竟是流通中良币铜钱的缺乏导致了良币铜钱的绝对升值，还是劣币泛滥引起的总体物价上涨而导致良币铜钱的相对升值。将它们作为短陌形成的动因，其缺陷都在于将不同品质铜钱之间的关系与铜钱和商品的关系混淆起来。
(二)短陌与钱荒
我国货币流通史中经常出现钱荒和短陌现象并存的情况，因此有学者认为“钱荒”导致“短陌”的发生。上文已经明确得出结论，在同一经济体内，“钱荒”只能导致良币铜钱绝对购买力上升，而无法使短陌现象出现。
关于钱荒的原因和性质，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一是相对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合乎标准的官方铜钱供给的不足，一是流通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驱使已发行铜钱退出流通的各种因素。所谓钱荒，是指一般民众日常生活和交易中的铜钱短缺(35)。而短缺的铜钱是指作为良币的官方标准铜钱，也就是说，钱荒是“具有贮藏职能的货币的短缺”。而这种铜钱退出流通形成钱荒，与铜钱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货币贮藏的发达，就是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货币没有资本化的结果。”(36)同时，钱荒与零细面额货币易于滞留在地方，地域流动性对铜钱依赖度高，难以回笼的特点也有重要的关系(37)。
严格说来，钱荒与短陌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如何解释短陌和钱荒并存的局面？当具有贮藏职能的官方标准货币短缺时，社会上就会出现劣质铜钱、铁钱或者纸币。正是因为钱荒引出的多元化的货币流通局面，通过短陌来维持它们的并存流通的关系。
仅仅有短陌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够缓解钱荒。以陈明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短陌可以作为政府或民间应对钱荒的措施。在前引《唐代除陌释论》一文中，他提出“短陌是应对‘钱重货轻’的新的流通手段”。然而，根据前文建立的模型，短陌作为缓解钱荒的手段在坚持等价交换的条件下是无效的。假设一经济体T时期有100克小米，100钱良币铜钱，此时小米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均为1文(钱)/克；T+1时刻由于生产发展，小米商增加了100克小米的供应，则小米的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均为0.5文(钱)/克。显然，物价下跌，出现通货紧缩。假设政府试图利用短陌的手段缓解通货紧缩，人为降低短陌比率至0.5，规定100钱当200文使用，如果小米价格仍为0.5文/克，则有200克小米的超额需求，市场出清要求小米价格上涨为1文/克。可见，人为规定短陌比率虽然保持了名义上的物价不变，这却是以计价基准的下调和劣币进入流通为条件，以放弃等价交换原则来解决良币铜钱短缺的策略。在实际交易中，仍然是用0.5钱购买1克小米，这与统一使用良币铜钱条件下的货币短缺一半、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是一样，因此作为具有贮藏职能的官方标准铜钱意义上的“钱荒”现象并没有缓解。
(三)政府行为与短陌
政府行为与短陌的关系分为两种：承认和利用。政府承认短陌，即省陌，官方认定民间顺应市场交换规律而自发产生的短陌现象。官方认定的短陌，与上文讨论的短陌现象一致，这里不予赘述。相反，政府利用短陌的行为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短陌现象，因此给予特别说明。
政府利用短陌的行为以唐代最为典型。据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唐朝政府利用短陌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给予”的除陌，发生在官方的财政支出行为之中，指中央利用“除陌的手段”缩减财政支出；二指“交易”的除陌，指官方支付给民间时不足一百钱而当一百钱使用，相当于征收交易税以盘剥民众。
“给予”的除陌实质是缩减财政支出的手段，对市场价格行为没有实质影响，与我们探讨的货币流通中的除陌现象无本质关联。严格说来，这种短陌行为只有短陌的形式，而没有短陌的实质。
“交易”的除陌显然属税收性质的政府强制征取，与流通中由货币规律决定的短陌现象完全不同。利用上述分析框架，假设小米的交换价值为1钱/克，而官方在购买小米时仅支付0.5钱/克，出现了0.5钱=1文的短陌。小米商承受了-0.5钱/克的损失。这种交易的短陌严重损害民众以及商人的利益。
唐代赵赞于德宗建中四年(783)推行的除陌法，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它触发了泾原兵变，叛乱军人以“不夺汝商人僦质矣！不税而间架、除陌矣！”(38)的口号安抚长安市民，表达了民众和商人对官方利用除陌法来盘剥人民的强烈不满，对唐朝廷冲击很大。施行才半年，德宗不得不在兴元元年(784)正月下“罪己诏”的同时，命令停罢(39)。因此，建立在政府获取利益动机之上的短陌现象由于其本身的不合理性，是不可能在历史上长久存续的，只能作为偶发的、非主流的短陌现象的插曲。
(四)作为虚拟计价单位的“短陌”
黑田明伸教授明确指出，如同近代白银流通制度下上海的九八规元一样，“使用铜钱时候的短陌习惯也是一种假想性货币单位。宋代，虽然官方用以七七为一百的省陌，但是民间各种各样的七七以下短陌习惯也共存着。……我们可以说，中国货币历史曾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假想性货币单位。在各种通货回路交错的情况下，为保证交易的稳定性，人们用游离于实体通货的记账单位成交。多样性通货回路的并存和假想性货币的盛行揭示了货币的可接受性不一定根据通货的内在价值或者外在的国家指令。货币是在做买卖的商人们的链条里运行的。重要的是那链条不能无限制地延长，因此，货币以地方性和多层性来显现是自然的”。(40)
确实，就如同前面揭示的彭占清从语言学角度做出的分析，到了宋以后的文献里，“一陌”已经不是指实实在在的100个铜钱，而要根据当时的习惯来核实，它已经演变为一个虚拟的中间货币单位。这个虚拟的“假想性货币单位”的存在是以地域性的、行业性的默契和共同体约定为存在前提的。这里隐含着近代信用货币的一些要素，那就是货币的公法色彩(41)。但是，铜钱作为本身有价值的货币形态，短陌初始的发生原理在于多元铜钱的并存。两者并不矛盾。
以上我们考察了中国铜钱主导时代货币流通领域短陌形成的动因及其性质。简单地说，短陌是在官方标准铜钱不能充分供给难以形成统一货币流通的情形下，以私铸地方铜钱的自组织化方式弥补官方铜钱不足从而形成多元化铜钱，解决它们并存流通的一个创新。这通常表现为基准计价单位以减值的铜钱来承担，原有的官方标准铜钱相对升值。短陌是处理不同价值的铜钱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处理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手段，所以，与物价无关，也就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通货膨胀的货币流通环境下处理不同价值货币的共存流通。政府利用支付手段职能对短陌的滥用，与作为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所要求的短陌有本质的差别，而作为假想性货币单位的短陌则是信用货币的曙光，它是基于铜钱价值基础的短陌的衍生。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它对文章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保证。
①彭占清：《省陌制度名词通考》，《辞书研究》1993年第2期。
②彭占清：《释陌·释贯》，《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2期。
③[日]加藤繁：《唐宋時代における金银の研究》，東洋文库1926年版，第476—478页。并参见[日]日野開三郎《北宋時代に於ける銅鉄錢の需給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六——五、六、七，1936年，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6卷，三一書房1983年，第375—377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3—265、350页；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等等。
④[日]宮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書店1943年版，《宮崎市定全集》第9卷所收，岩波書店1992年版，《全集》，第31页。并参见[日]宮下忠雄《中国幣制の特殊研究》，日本学術振興会1952年版，第38页。
⑤参见[日]井上泰也《短陌慣行の再検討——唐末五代時期における貨幣使用の勤向と国家》，《立命館文学》475、476、477合併，1985年；《銅錢を束ねる—中国貨幣史のための覚書》，《立命館文学》493、494、495合併号，1986年；《宋代貨幣システムの継ぎ目—短陌慣行論》，载[日]伊原弘编《宋錢の世界》，勉誠出版株式会社2009年版，第46—63页。
⑥孙文泱：《短陌性质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⑦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⑧[日]本田精一：《〈東京夢華録〉の都市錢陌について》，《東方学》92辑，1996年，转引自[日]井上泰也：《宋代貨幣システムの継ぎ目—短陌慣行論》，载伊原弘编《宋錢の世界》，第46—63页。
⑨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⑩[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之6。
(11)参考陈明光《“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2)[日]宮澤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創文社1998年版。
(13)[日]井上泰也：《宋代貨幣システムの継ぎ目—短陌慣行論》，载伊原弘编《宋錢の世界》，第46—63页。
(14)[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
(15)《隋书》卷24《食货志》。
(16)《册府元龟》501《钱币三》。
(17)《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
(18)《容斋三笔》卷4《省钱百陌》。
(19)李槐：《短陌研究》，载《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参见李槐《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上、下)，《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4期。论文关于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结构许多现象的分析给人启示，但用近代金本位制条件下产生的西方货币理论来比附古代中国的情形，不敢苟同。
(21)参见[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第88—95页。
(22)参见[日]鈴木公雄编《貨幣の地域史——中世から近世へ》，岩波書店2007年版，第319—327页。[日]川戸貴史《戦国期の貨幣と経済》详细探讨了中世纪日本钱币流通的制度演进，吉川弘文館2008年版。
(23)参见前引孙文泱《短陌性质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4)孙文泱：《中国古代铜铸币货币贬值的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此文的缺陷也在于混淆了铜铸币自身减重和今天货币贬值是指购买力交易价值下降的区别。
(25)值得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官府主导的“不合理的短陌现象”社会影响甚大，下文会作出简要分析。
(26)孙文泱：《短陌性质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7)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用“钱”和“文”分别代表一枚铜钱及其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事实上，历史上往往将“钱”和“文”混用，同指实际存在的一枚铜钱，并无这样的区分。
(28)参见全汉昇《宋金间的走私贸易》，载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台湾稻禾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
(29)《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42。
(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
(31)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与发行》，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32)参见前揭[日]井上泰也《宋代貨幣システムの継ぎ目—短陌慣行論》。
(33)[美]卡门·M.莱因哈特、肯尼斯·S.罗格夫：《这次不一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141页。
(34)《梁书》卷3《武帝纪》。
(35)关于钱荒的论文，请参考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袁一堂《北宋钱荒：从币制到流通体制的考察》，《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叶坦《论宋代的钱荒》，《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6)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44页。
(37)[日]黑田明伸著，何平译：《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第92页。
(38)《新唐书·卢杞传》。
(39)陆贽起草的《奉天改兴元元年赦》称，“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载《唐大诏令集》卷5。
(40)2009年12月15日东京大学黑田明伸在所主持的“中国货币历史再考察——从多元性和互补性的观点来看”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并参考Akinobu Kuroda,“What is the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nies?:An introductory note”,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1(April 2008),pp.7—15; “Concurrent but non-integrable currency circuits: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monies in mod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5.1(April 2008),pp.17—36。
(41)参见季卫东《货币的公法色彩》，《新京报》200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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