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与输入型通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大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通货膨胀。学界有关宏观经济形势提出的分析观点虽有20多种，然而在通胀成因解释方面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侧重从货币分析角度解释，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段时期总需求过快增长和货币供应过度扩张的结果。另一种侧重从非货币视角解释，强调物价上涨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和成本推动的结果，不属于明显通货膨胀，或者认为现实通胀的根源与总量和货币扩张联系较弱。非货币分析去年比较重视猪肉涨价等因素影响，近来更多强调进口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故有输入型通胀之称。
输入型通胀论2007年年底提出后，2008年春季以来在宏观经济分析场合得到较多表达，同时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然而讨论意见大都通过短评文章、会议发言、媒体访谈等形式表述，正方和反方观点受客观条件限制都难以展开阐述。考虑这一问题具有学术和政策分析意义，有必要通过更深入探讨求得符合实际的判断。本文主要从若干大宗商品国内需求与国际价格关系角度对输入型通胀论进行实证考察。
一、输入型通胀论概念含义和逻辑假设
输入型通胀（imported inflation）理论在国外学术界大体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流行。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输入型通胀概念在两种意义上被运用。一种体现货币学派通胀理论展开运用的国际分析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同国家总需求和货币过量扩张如何通过贸易、投资和汇率进行跨国传导，从而使通胀可能成为超越个别国家的经济现象。另一种体现非货币通胀认识视角，强调外部冲击推动进口价格上升，并通过成本推动机制向特定经济体引入通胀，从而导致通胀成为国际甚至全球现象。
两重意义输入型通胀论建立在不同理论假说基础上。实质性差异在于是从“总量失衡和货币扩张”角度还是从“部门结构和成本推动”角度解释通胀。前者在侧重从需求面和货币扩张角度解释通胀基础上，分析各国经济联系以及开放环境下汇率与国内货币政策相互制约关系等问题，这类分析与各国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主动遏止、抗击国际性通胀压力政策立场相互兼容。后者基本思路是强调外部冲击通过成本推动引发或加剧通胀，特定国家需求管理政策对这类通胀无能为力，或认为需求管理政策会“伤害经济增长”而不具有合意性。从中国最近有关讨论情况看，输入型通胀观点较多在后一种意义上运用。本文分析针对具有非货币通胀论学理特征的输入型通胀论。
对特定经济体而言，输入型通胀发生机制可以用图1“四段式推论”示意表达。首先是与本国无关的外部冲击改变进口商品供求关系，其次是上述供求关系变动传导为用国际货币如美元标示的进口商品到岸价格上升，再次是在非浮动汇率体制下进口价格上升通过加成定价机制传导为进口消费品或以进口品作为原料及中间投入的下游产品国内价格上升，最后是进口相关商品价格上升依据占总物价权重引发或加大用CPI等一般物价指数衡量的国内通胀压力。由于认为通胀起源与本国需求及货币因素无关，因而常规国内需求管理政策对输入型通胀无能为力，并且也不应有所作为，应对政策应是“容忍”或“包容”（accommodating），与国内近来流行“扛通胀”之说异曲同工。
图1 输入型通胀推论逻辑和政策含义
可见输入型通胀论自身逻辑建立在三点前提假设基础上。一是进口价格上涨的事实背景，二是对象国具有价格接受者地位的小国假定，三是固定汇率制的政策安排。三点都是必要条件。任何一条不满足，都可能使输入型通胀的发生传导过程中断和失效。考虑汇率是涉及更为广泛复杂因素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不予专门讨论。下面主要针对前两个假定考察经验证据。
二、中国进口价格增长及其结构特点
数据显示过去15年前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出现过两次较大幅度增长，一次在2006—2007年前后，另一次在2002—2004年前后。2008年1季度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涨幅为16.8％，成为过去15年前后峰值。数据同时显示，初级产品价格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工业制品，例如2008年初级产品价格同比增长率为46.7％，远远高于同期工业制品价格同比增长率11.5％。
考虑到上述进口价格增长构成特点，把初级产品分为“石油”、“铜、铝、铁三种矿物原料”、“食品”和“其他”等四个子类考察。四类初级商品价格波动很大。如石油在1999—2000年间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2％飙升到92％，矿物原料价格从2002年初－11％一路猛涨到2004年第2季度121％。最近同比价格增长最大特点在于，各类初级产品同比价格普遍强劲增长，石油、矿物原料、食品价格2007年4季度和2008年1季度同比增长率涨幅都在40％～60％，是样本时期最高涨幅。
图2报告四类初级商品1993年以来进口价格定基指数。从过去15年进口价格累计增长情况看，增幅高低依次为石油、矿物原料、食品和其他初级商品，过去15年间分别累计增长308％、218％、107％和44％。2002年1季度定基指数分别为93％、67％、82％和72％，可见中国进口价格上涨发生于2002年以来六年间。
图2 中国进口初级商品分类定基价 （1993Q1—2008Q1，1993Q1＝100）
上述观察说明输入型通胀论第一个假设条件有一定事实依据。由于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涨较快，其中涨幅最高依次为石油、矿物原料、食品，下面侧重考察初级产品国际价格与国内需求及国内价格关系，检验中国是否满足价格接受者等相关假设。
三、四种矿产品国际价格变动及其与中国需求关系
首先选择铁矿石、精炼铜、原铝和石油等四种矿物品进行考察。这些矿物品国际市场价格近年大幅上升，除了原铝之外目前价位都远远超过历史峰值水平。从最近五年增长情况看，2007年精炼铜价为7131美元／吨，是2003年1779美元的4倍；2007年原铝价格2640美元／吨，是2003年1432美元的1.87倍；2007年原油价格72美元／桶，是2003年31美元的2.32倍；2007年铁矿石85美分／DMTU（dry metric ton unit），是2003年31美分的2.74倍。考虑同期美元有效名义汇率变动因素，上述价格上涨中的大约两成可归结为美元贬值影响。
从经济学常识看，特定商品价格飙升逻辑上可能是两方面因素变动的结果：或者是需求超常增长，或者是供给逆向变化，当然也可能是二者某种组合变动结果。观察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需求超常增长是近年上述三种矿物原料价格上涨主要因素，需求增长对石油价格上涨解释作用很小。表1比较1970—2001年和2001—2007年时期四种矿物品的全球消费需求增长率。晚近时期与20世纪最后30年比较，精炼铜需求增长率平均水平提高56％，原铝提高一倍多，铁矿石的增长率为早先的近十倍。石油消费每年增长绝对水平虽提高约三成，然而增长率基本相等。初级产品价格飙升主要与经济景气联系，供给面逆向冲击仅有次要解释作用。
采用类似方法观察中国有关数据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成长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矿物品消费量增长提速。表2数据显示，与1970—2001年情况比较，2001—2007年间中国铁矿石消费增长率是早先时期平均增速的4.5倍左右，铝是早先增速的2.6倍，铜增长率提高了37％，石油增长率提升8.7％。
采用度量中国消费增量全球贡献比率这一简单方法定量讨论中国消费变动对全球消费影响。首先计算中国对这四类大宗矿物商品年度消费增量相对全球消费比重，然后获得全球对这些商品消费年度增长率，并用二者比率度量中国消费增量占全球消费增量比重，本文称之为中国消费增量贡献比或贡献度。给定全球消费需求变动对国际价格影响，增量贡献比指标衡量中国需求变动对相对世界其他部分对国际价格影响，对我们讨论中国在新一轮商品价格景气是否具有“小国假定”地位具有定量评估意义。
考虑全球增长率和中国增量相对全球消费量增长率指标历时性波动很大，提取两个增长率指标常规HP滤波趋势度量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中国消费增量贡献比。图3～6报告这四种矿物商品中国需求增量全球贡献比趋势值。2002—2007年精炼铜和铝消费增量全球贡献比趋势值分别为55％～44％（平均为49.5％）和51％～63％（平均为57％）。过去近十年全球铁矿石需求强劲增长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消费增量贡献，2002年以来中国增量贡献比大体保持在75％左右。除去80年代前半期西方经济衰退期例外，中国石油消费增量占全球消费比重持续相对稳定增长，2002—2006年从27.5％上升到31.4％（平均为29.5％）。
概括上述估测结果，中国四种矿物原料和能源过去五六年需求增量全球贡献比平均值分别为0.50、0.57、0.75、0.30，四项增量贡献比简单平均值为0.53。这一结果可粗略解释为晚近时期这些商品全球增量约有一半源自中国相关需求增长。一国对基础矿物全球需求这样高水平相对贡献率在历史上应是罕见现象。就经济成长特定阶段大宗矿物商品国内需求增量对全球贡献度而言，中国具有“巨型经济体”的地位和影响应是一个客观事实。
需要指出，中国作为快速成长经济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定阶段对资源投入需求密集增长是难以避免的，也具有经济合理性。中国需求增长显著提升全球需求，并对资源供应国以及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这类产品短期供给弹性较小，中国需求增长会通过“巨型经济体”效应对国际价格走高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因而输入型通胀“小国”前提假定与经验证据不一致。就中国对上述矿物品需求与进口价格关系而言，如果一定用“输入通胀”之类概念描述，与其说“外部输入通胀”，还不如说不同程度“通胀出口转内销”。
四、国内外粮价比较及其与贸易流通政策关系
近来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和价格上升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粮价大幅飙升一度导致少数国家出现短期市场性抢购，甚至引发个别国家政局动荡。新一轮国际粮价急剧增长对粮食安全、国际援助、能源政策、贸易规则等全球治理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因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能否由此认定中国通胀压力增大主要源自国际粮价上涨，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考察。
国际市场粮价过去两年多确实强劲上涨，飙升幅度仅见于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和石油市场剧烈动荡时代。表3数据显示，2006年1月至2008年5月，粮价涨幅最高为大米（257％），最小为大豆和玉米（138％和140％），小麦居中（163％）。玉米最大涨幅发生在2006年（全年上涨61％），小麦、大豆在2007年上涨超过80％，大米价格飙升主要发生在2008年年初（157％）。
图7和图8分别报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四种主要粮食品种市场价格的名义值和实际值，显示粮食供求大体经历了三个下降和上升承接继起的运行周期。第一个周期包括上世纪80年代。70年代末农业改革刺激粮食生产超常增长，不久出现粮食相对过剩并伴随实际粮价走低；1984年相关政策调整调减产量，80年代后半期粮食供求进入相对紧缺并伴随实际粮价走高。第二个周期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80年代末宏观经济严重不景气和衰退，加上第一个粮价上涨周期峰值推动，粮食1989—1990年两年空前增长并带动粮价下降；1992年以后投资拉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加上90年代初年粮食增长率较低，粮价1993年开始反弹，并于1995／96年达到第二个周期峰值。
1995／96年三种谷物达到阶段性高峰并出现相对过剩，伴随产量、进口和库存大量增加，90年代后期粮价几年持续下降，世纪之交在低谷徘徊。大豆从1997年也开始类似变动。粮食供求到2003年底发生阶段性转折并进入周期上涨通道，三种谷物价格最大幅度上涨发生在2003年底和2004年上半年，2005年前后有所下降，2006和2007年分别上涨8％左右；实际价格除玉米略有上升外，小麦、大米略有下降，大豆上涨较高约为21％。图9～12分别报告用汇率转换的国内四种粮价并与国际比较。目前大豆国内价格仍大比例高于国际价格，玉米价格基本持平，大米、小麦国内价格则远远低于国际价格。
可见有关国际粮价近期飙升对中国粮价和通胀影响问题，至少需要区分大豆和其他粮食两种情况讨论。大豆是中国现阶段需求增长最快的粮食种类，近年中国大豆需求增长对全球增量贡献比超过三成，大豆还是中国净进口最大的粮食品种，上述背景下国际大豆价格飙升确实相当程度传导为国内大豆价格增长。就评估输入型通胀论而言，考虑中国大豆需求增量贡献比和大规模净进口等方面情况，对大豆可采用类似上节考察矿物品得到的结论。
大米、小麦、玉米情况很不相同。过去十多年这些谷物国内消费增长率较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此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近两年国内价格仅发生相对温和增长，显示国际粮价飙升对国内传导效应很小。三点原因解释国内谷物价格近来涨幅较小并出乎意料出现“外高内低”的“倒挂”现象：一是国内粮价变动周期与国际周期不尽一致，前几年国内粮价上涨较早，部分释放了周期性调整压力；二是给定贸易净进口地位，政府有关部门实行临时贸易干预措施对国内外价格联系产生暂时隔离作用；三是国有库存和储备吞吐调节短期抑制国内市场粮价。初步结论是，国外粮价向国内输入通胀观点也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支持。
五、棉花国内外价格比较及其特点
最后看棉花情况。图13显示，国际棉价过去三年显著增长，尤其是最近一年前后增长较快，不过与部分粮价目前“外高内低”格局不同，国内棉价近年一直高于国际价格。虽然差距近来缩小，但国内棉价目前仍显著高于国际水平。国内外棉花价差一段时期持续存在的政策背景，是近年中国对棉花贸易实行配额和滑准税（sliding levy）管理措施。由于国内棉花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直接关系看当然谈不上输入通胀问题。
图13 国内外棉花价格比较（1981／1—2008／4；美分／磅）
近年中国棉业经济表现出两方面特点，对评估输入型通胀分析思路具有认识启示意义。一是近年中国棉花进口需求大幅增长，对同期国际棉花价格上涨应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国棉花净进口在2002年几乎为零，猛增到2006年进口创纪录地达到363万吨，2007年虽显著下降，但仍有244万吨，棉花净进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过去五年从10％上升到30％以上。2003年中国棉花消费量为562万吨，2006年首次超过1000万吨，过去5年中国棉花消费占全球比重从26％上升到38％。中国棉花消费增量比趋势值2001—2003年为69％，过去四年该指标值上升为91％。中国棉花净进口和消费量超常强劲增长，显然对近年国际棉价回升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
二是中国棉纺织品净出口近年强劲增长。从整个棉花生产加工供应链角度看，中国大部分净进口棉花通过棉纺织品净出口“返销”国外。2001年中国棉纺织品净出口134亿美元，2006年444亿美元，是2001年的3.31倍。据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棉纺织品间接净出口250万～300万吨棉花，可见近年净进口棉花绝大部分由制造业净出口实现外销。通过广义加工贸易和产品内分工实现的中国棉花净进口与棉制品净出口有机匹配，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入世后进一步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它同时也提示我们，对中国这样经历开放成长的巨型经济体而言，输入（输出）通胀（通缩）这类概念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认识价值。
六、简短的结语
如何解读新一轮通胀是近来宏观经济学界探讨的问题之一。侧重从供给冲击和成本推动视角阐发的解释观点，去年比较重视猪肉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近来则较多强调进口价格上涨输入通胀。输入型通胀论蕴含的“容通胀”或“扛通胀”政策立意，与更为重视从总量关系和货币视角解释观点提示的“反通胀”政策取向，二者存在明显区别。中国经济成长犹如在没有航标水面上行驶的航船，人们对不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有不同认知和解读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加深研讨，以求获得比较接近真实经济规律的理解。
本文考察若干大宗进口商品经验证据以实证评估输入型通胀论。近来中国进口价格显著增长，初级产品价格增长较快，其中增长最快的商品依次为石油、矿物原料、食品等。考察有关具体情况发现，过去五年前后中国石油、铜、铝、铁矿石等四种矿物品需求增量全球贡献比在30％～75％之间，大豆、棉花也有类似情况，可见输入型通胀“价格接受者”假定与这方面经验证据不一致。最近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价格猛涨，然而受国内相关政策调整屏蔽效应等因素影响，国内粮价最近两年上涨相对温和，目前国内米麦价格远远低于国外。粮价大幅“倒挂”说明国际粮价飙升对中国传导效应至今很小，也不支持输入型通胀推论。
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虽然结构性因素有一定解释作用，但新一轮通胀的主要根源应是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增长偏快和货币供应偏多累积过程作用，需要更多采用货币和其他总量性紧缩措施主动彻底治理。另一点启示含义在于，中国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很高，客观上具有“巨型经济体”地位和影响，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之类假定并不适用。理解中国经济成长具体规律，需要重视和运用大国分析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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