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学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3 年秋天， 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Brundt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四年的研究，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在此之前， 布伦特兰委员会还发表了题为“生存与共同未来的方案”（Programme For Survival And Common Future）。同时，珀墨（ Palme）委员会也发表了有关全球安全与裁军问题的题为“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报告。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观点出现得更早。早在1980年，由联合国环保项目（UN Emvironment Programme ）、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orldWildlife Fund ）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共同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就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但该“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的社会方面。在经济学研究方面，适度增长的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注意到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作为一种战略和政治的承诺，学术界并未能就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供一个更为准确并可操作的定义。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哲学家、人口学家等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作出解释，甚至经济学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可持续发展不同的定义中两个要素最为共同：（1 ）认识到环境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2）强调代际内和代际间的公平。 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需求的满足、代际之间的公平和资源的替代，表明人类对环境和未来世代福利的关注和对代际责任的承诺。同时，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为对环境保护持不同立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本文试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参与这一讨论。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奢侈性地使用能源和资源，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以及盲目地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生产生活方式，加之人口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生存的危机。环境保护运动也应运而生。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片面强调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服从于自然的特征和过程，追求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绝对保护，而忽视人类作为社会——自然关系中的主体的特征，不考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和发展。一些环境和生态保护主义者提倡全球经济或某些经济部门的零增长，以缓和全球环境危机。传统经济学则往往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而将环境资源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
当人类的脚步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停止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特别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停止甚或是减慢经济增长都可能意味着被剥夺了摆脱贫困的机会。与此同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从主体上已不再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对立，而是研究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比可持续增长更广泛的概念，它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局限于实际收入的增加。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必须且可能达到一定的平衡，实现互相妥协。
可持续发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现存纯粹自然状态的维持，或简单地保护目前的资源储备，而是考虑如何在不破坏未来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使与环境相关的经济能长期稳定地发展。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可避免地减少，仅仅通过维持自然资源储备的途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显然不现实。同时，人为改变后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有可能持续的。本世纪初马来西亚将大片原始森林改变成橡胶林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环境变化和经济收益至少是可以共存的。布伦特兰报告的基本要点是当前的发展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不会破坏未来世代的机会，实际也是一种对帕累托最优的追求。在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这一点上，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持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基础。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是互动互补的，不能要求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限制另一个。如果说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那么广泛存在的贫困则同样是环境破坏的根源之一。许多环境问题常常有深层次与经济不发达相关的结构原因。贫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口的过速增长，人口增长速度与贫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被世界各国的现实所证明。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政策和项目都必须有经济的同步发展为支撑。为了生存，贫困的人口造成了污染和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而环境恶化导致的贫困进一步产生大量低素质的人口，形成恶性循环。由于人口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地希望经济增长的加速，以求为日益增加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进而维持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类型向成熟的工业化转化过程的开始阶段，人们可能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自然资源，甚至出现“被迫的环境恶化”（Force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我国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处在这种时期。政府、社会和市场必须共同努力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这一过渡时期并将对环境的破坏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人力资源的积聚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转型。普遍而良好的教育，进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这种转变的希望所在。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是有限的，而不可再生资源的总储量更是有限的，建立在资源耗竭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要求将对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限制在其再生能力之内，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则限制在资源替代的可能性之内。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中逐渐以人力资源及人类制造的生产能力替代自然资源。对此人们有乐观和悲观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悲观论者对人类在近期内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可能的突破并不乐观，认为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只能尽量少地使用自然资源。而乐观论者则强调存在资源替代的良好前景。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论据。从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出发，经济学家一般都乐观地认为劳动力、资本产品、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自净能力等生产要素之间可以有效地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问题就不是人类应不应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以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能长期稳定地发展。
二、人口转变与生态转变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本世纪中期以来，人口学家对人口的增长变动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突出成果之一就是人口转变理论。这一理论根据一个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水平确定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位置，并分析影响人口变动的各种因素。一般来说，人口转变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转变前，转变中和转变后。人口转变发生之前，人口动态以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为主要特征。人口转变从死亡率的下降开始，但在起始阶段生育水平居高不下，导致人口增长的加速。当生育率开始下降以后，人口增长速度随之回落。人口转变完成以后，人口的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生育率处于替代水平左右，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合理的社会发展政策、人口项目的实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等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在人口转变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是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居高甚或上升的共同的原因，同时也是其后人口转变加速的重要动因。
生态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与人口转变相类似的关系。经济增长经常是以经济活动类型的变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标志的。污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有害的副产品。污染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经济活动类型以及所使用的技术的不同所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同的。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状况下，人们主要从事温饱型农业，经济活动的类型决定了其产生的污染相对较低，污染总量也基本在自然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随着温饱型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制造业，每一单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污染相应增加了。同时，以杀虫剂、化肥、农用机械的使用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新的污染。可以说，工业化的过程一般都与环境污染的增加同步。当经济发展到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时，环境保护的意识开始普及，产业类型的转变使每一单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下降。按照生态转变理论，环境污染相对于人均收入来说呈钟型关系。污染量在随人均收入而同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其拐点因污染物和污染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赛尔登（Selden）和宋（Song）1992年根据世界各国数据进行的研究证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人均收入为8000—9000美元时最高，然后开始下降，而铅的排放则在人均23000美元时达到拐点。
与人口转变理论一样，生态转变理论只是为我们研究问题提出了一种可以使用的工具。生态转变各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因各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政府控制能力的大小等呈现巨大的多元性。各国能源和资源结构的差异也对污染类型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人口转变的基本要求，并正在经历人口转变。这可以从各国生育率水平的变化得到佐证。同时，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正处在生态转变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上升阶段。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污染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污染总量仍是可观的，且正在随其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而迅速增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人口增长开始减慢、而环境恶化正在加速的挑战。在部分贫困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正处在人口转变的初期（死亡率开始下降而生育率维持在高水平）和环境恶化的上升期，造成人口高速增长和环境急剧退化的恶性并存。如果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不能有效地控制，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影响将迅速上升。因此，人口控制就成为控制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
三、人口增长与生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人口因素对环境的作用绝对化。对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的三个要素是人口增长、消费模式和人类生产活动所使用的技术。人口的绝对数量和一定的消费及生产方式相结合形成消费人口，才成为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要素。全球性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能源密集型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富裕国家或人群对环境的要求和索取比穷人更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八十年代末期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是中国的13.8倍，印度的35倍。全球生态退化的四分之三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所造成的。在同一个国家内，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不是均衡地在不同人群中分配的，往往是相对富裕的人群更多地使用和污染本已匮乏的自然资源。
正如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环境状况的恶化在发达国家是由富裕所导致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通常由贫困而产生。如果说贫困驱使穷人因缺乏货币收入而向大自然索取，富人则在有充足购买力时因过度消费而破坏环境资源。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穷人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消费水平以摆脱贫困，小康了的人们希望进一步改善生活。与此同时，一种危险的倾向也正在蔓延，即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群模仿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方式，追求能源密集型的消费模式，而政府也往往以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其结果是将对环境的压力不成比例地转移到相对贫困的人口头上。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刚性，发展中国家基于庞大人口基数之上的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将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环境污染总量是人均污染量和人口总量的乘积，要控制污染总量的增长，需同时控制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和人均污染水平的增长。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必须改变，对全球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方式作根本性的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而贫穷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不能照搬富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成为富国转移环境污染的目标。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通过刺激消费以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学观点。
由于人口动态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差异，我国各地区处在人口转变和生态转变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资源基础和环境问题。部分贫困地区人口为了生存而造成“被迫的”环境恶化。而一些相对发达地区则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过度消费的问题。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日趋不平衡的状况下，适当控制一些先富起来地区的过度消费，防止“消费示范”弊病的蔓延，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是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事关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政府政策必须在推动经济增长、公平地满足社会需求和控制环境恶化之间作出权衡。人口转变的现实证明适当的社会政策和项目，如对教育特别是对妇女教育的投资以及政府直接的宏观调控对人口控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样，合理的富有远见的社会政策可以在推动人口转变的同时有效地减缓人均污染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良性增长和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环境法规的制定对资源保护和财富再分配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无铅汽油的推广使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四、代际平等问题
对当代和未来世代人口福利的同样关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铁坦伯格（Tietenberg，1988）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即我们留给后人的选择或能力将与当代人一样。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科技发展持乐观态度，人类巨大的创造潜力是难以估量的。但在新的科学技术出现之前，将我们的行为寄托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实际是将不确定性和风险不负责任地推给未来世代。而可持续发展正是要遵循代际公平的原则。当代人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变化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这使得代际间的道德责任问题更显得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人的生存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要为未来世代的人们着想。不仅要关注人类自身的利益，还要对所有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动物和植物的存在和发展有道德的责任，而不论其是否对人类有直接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人们还必须对这些活动对整个自然，包括资源、生物圈、物种、土壤、水和空气等的影响负责。
人口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惯性和滞后效应，当前的生育行为在影响现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其主要作用是向未来延伸的。人口变动存在着代际间的外部性，使人口生产成为关系当前和未来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事务。人类生育行为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含有代际延续和群体生存的意义，但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单个个人或家庭根据自身的目前利益对家庭规模的选择会自发地使人口增长符合社会的和未来世代的利益。每个家庭追求自身最优决策的理性行为，经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并不能自发地使人口实现全社会的最优。市场机制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即所谓的市场失效。传统的人口经济学在分析生育决策时以个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也有待根本性的突破。
未来世代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由当代人赋予的。问题在于未来世代是尚不存在的世代，他们无法参加今天的政策制定和讨论，对他们利益的论证是根据当代人的偏好而进行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今天所谓的可持续性，只是立足于现有的认识水平对现在和未来作出的评估和预测。同时，未来世代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中可供选择方案。未来世代的群体规模和结构和当代人的人口行为息息相关。如同当代人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们的生产和生育的后果，未来世代是在一个给定的人口环境中开始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的。如果热带雨林到那时已经消失，那么在他们的偏好序列中就没有雨林的地位。亦即当代人通过我们自己的活动部分决定了未来世代的选择，而未来世代对当代人的选择无法投反对票。由此，人类必须在当前的包括对人口控制方案的选择中充分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
当前经济行为的某些环境后果如全球变暖等要在很久的将来才会完全显现，有一个时间滞后的逐渐积累过程。同时这种影响并不一定以灾难性的形态出现，而可以是一种缓慢的环境基础的恶化。这给我们的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带来了大量新的问题。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用贴现率（discount rate）来分析涉及不同时间不同世代的福利问题。然而， 按照传统的贴现率分析方法，当前经济决策考虑未来长远以后的时代就不是理性的选择了。因此，在任何一个效用贴现的分析模型中，结果都可能是对未来世代不公平的，效用贴现还否定了未来世代生活得比当代人更好的可能。同时，在作跨时间计划时，分析模型涉及不同世代人口的偏好总合问题，涉及的时间界限和世代多少直接影响分析结果。时间界限越短，在较长时间内可持续利用资源的可能性越小。但另一方面，时间界限越长，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分析困难越大。短期的经济与环境的平衡并不一定与长期平衡相一致，局部的区域平衡也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宏观不平衡。环境后果在时空上的伸展延续性成为环境资源定价的主要难题，直接影响到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运用。虽然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综合经济制度对环境的影响作用，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基础上，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分析，加强环境保护并导致福利水平提高和维系的发展，但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变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型尚有待学术界的不懈努力。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人们对其的偏好主要取决于道德判断而不是基于货币单位的评估，当前效用最大化选择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当代人应当为了未来世代作出多大的牺牲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向未来世代借支生存发展的资源，如何确定个人当前的欲望偏好与基于道德基础上的选择等都不完全是科学问题，而有一个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在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同时，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在平衡当前和未来利益方面必然发挥主导的作用。同样，在现实中，这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政策的选择。社会在政府必须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对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资源的管理中、在不同的关联群体间、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当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寻求能实现最大限度平衡的理性的选择。
由于人口要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调整人口的结构特征，以及使新增人口的素质更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是政府人口政策的主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也就是要为当前和未来提供一个数量合理质量优化的人口群体，是在中国实现“在不损害未来世代发展潜力的前提下的发展”，即可持续发展的最应优先考虑的发展战略之一。政府应能为成功的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人口环境，并以消除实现社会最大福利的障碍为己任。同时，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在微观层次上从事各项具体的计划生育工作。政府人口政策应从外在强迫的控制内化成家庭和个人理性的约束。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个人、政府和社会在对待增加人类发展机会的问题上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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