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主导论文,有效性论文,金融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效性分析的区间界定：一个必要的前提
金融支持政策其有效限界如何界定呢？我们认为，应以1996年为界较为合适。其理由如下：
（一）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1996年以前，主要表现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1996年以后，主要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下跌和通货紧缩（见图1-1）。
图1-1
从1980年转轨经济发生第一次通货膨胀开始，连续经历了1985年、1988年—1989年、1993-1994-1995年的高额通货膨胀。1996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10月，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按年价格变动速度计算的零售物价指数的通货紧缩，并持续了44个月。到了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迫使中央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主动地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滑。[1]另外，从1993年开始的三年宏观调控，到1996年为止，在经济保持9.6%增长速度的情况下，物价逐年回落，由1994年最高为21.7%控制到6.1%，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2](P113)
（二）从我国主要商品供求关系看
国内贸易部1995年以来对600余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1），虽然1995年开始出现了商品总量供大于求的现象，但其趋势在1996年下降。而从1996年以后，其商品总量供大于求的现象个分明显，标志着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三）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看
1996年以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如从1996年以来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改革，将“缴来一般存款”和“备付金存款”账户合并，把法定存款准备金从13%调至6%等等。但其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从1996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并确定
为中介指标、
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见表1-2）。这标志着1996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
表1-1 单位：%
时间 供不应求比例供求平衡比例 供过于求比例
1995上半年14.4
67.3 18.3
1995下半年13.372.3 14.6
1996上半年10.574.5 15.0
1996下半年 6.284.7
9.1
1997上半年 5.389.4
5.3
1997下半年 1.666.6 31.8
1998上半年 0 74.2 25.8
表1-2：货币供应量目标值与实际值对比 单位：%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主编：《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四）从宏观调控和银行行为看
1996年中央政府和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严厉的控制银行坏账的措施，并把控制银行不良贷款作为银行头等任务。这种防范金融风险、控制银行坏账的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转折点。[1]调控政策的实施，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贷款的增长速度突然下降。1996年第四季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银行“贷款额度”用不完的情况；1997年全年银行贷款额度没有用完，出现了剩余，从而使中国经济产生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
总之，以1996年为界，可以清楚地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走势，特别是1996年以后，随着经济、金融体制的变革，市场上商品供求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企业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受到市场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硬化”。传统上货币政策可操作工具在新的环境下受到挑战，金融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等等，进一步表明，中国转型经济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卖方市场条件下有效性分析（1996年以前）
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政府控制金融资源配置权总体来说是有效的。因为在财政控制力下降情况下，政府通过控制金融资源为体制内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从而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出现的“J”型和“L”型经济下降，其标志性成果是取得了转型第一阶段的成功。这也被西方经济学家如彼得·诺兰、韦茨曼、麦金农等人称为“中国之谜”。那么，中国政府逆“华盛共识”的政策取向是如何操作和实施的呢？总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卖方市场条件下受市场实现较少约束的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社会有无闲散资金，如何动员和聚集国民储蓄，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保证资金的流向，就是实现经济增长又一重要的必备条件。
（一）金融机构的数量扩张与趋同配置
首先成立和恢复国有金融机构，并按行政区划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使金融机构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出现了业务交叉、相互竞争的局面。其次中央银行不再直接经营商业性银行业务，而是单独行使信贷管理和货币发行权，从制度上转向存款决定贷款的运行机制，使国有银行形成了存款立行的约束机制，并在资金配置的制度上，由统存统贷过渡到存贷差额包干，[3]再到实存实贷、限额管理。这大大激发了各国有商业银行吸存的积极性，甚至出现了“储蓄大战”。再次，国有金融机构纵向配置的同时，横向上各个地区布局趋同，无论是东部、西部，还是内部各个省、市、县四大金融分支机构齐全。通过以上金融机构的配置和信贷制度变革，1996年底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额、存款额、贷款额分别为52268.32亿元、42122亿元、36253亿元，其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66.13%、61.43%和59.28%。从而为体制内经济增长聚集了大量的垄断性资本。
（二）政府通过对存款利率的控制和金融机构准入限制，为国有银行和国有经济创造租金
金融控制下的资金供求，可通过一个简单的三部门体系贷款市场的供求模型加以解释。假设经济体系分为居民、企业和银行三大部门，其中居民为资金供给主体，企业为资金需求主体，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并假定存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以预测，实际利率为正，则各部门租金创造如下：
1.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居民资金供给和企业资金需求在市场上达到均衡，
这进一步表明，银行扩大存款，就可获得一笔金融租金，受租金效应的影响，银行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吸储动力。
2.由于存在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从而使银行租金具有稳定性，银行通过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储蓄存款，使资金供给曲线S右移到S′。如图1-2(b)，储蓄存款的增加，
对居民部门来说，由于租金效果产生的存款和安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利息的损失。
3.如果政府既控制存款利率，又控制贷款利率，
图1-2
总之，在金融支持政策下，存、贷款利率都被控制在均衡水平之下。在租金效应的影响下，重点公有企业以远低于瓦尔拉斯均衡价格的代价从国有银行获得了大量的信贷资金，租金效应带给公有企业部门相当规模的金融补贴。[4](P197)据胡和立估算，1988年的市场利率与政府控制利率的利差带来的金融租金达1138.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2357.24亿元的48.3%；万安培估算了1992年利差租金为1983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3483.37亿元的56.9%；张兴胜在以上估算的基础上得出1996年利差租金的估算值为4011.47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7407.99亿元的54.2%。这进一步说明，在国家财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实施金融支持政策为政府创造了能替代财政功能的大量租金。
（三）政府通过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控制和金融资源配置权控制，保证资金的体制内流向
政府通过金融机构的扩张和租金效应聚集的金融资源，如何转化为体制内产出增长需求，取决于相应的融资机制。假如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在市场条件下完全按照商业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那么它会严格遵循市场规则，通过信息甄别机制对各类贷款申请进行筛选，并通过比较不同风险项目来确定最终贷款对象。如果这样，国有经济中大部分依靠金融补贴的企业将得不到贷款，从而就不能实现体制内合意的增长水平。因此，要保证体制内产出的较高增长水平，就必须存在一个不是按商业原则，而是根据政府偏好运作的国有银行体系。[5]政府就必然通过控制金融产权使国有金融机构能够按照政府目标要求来分配资源，以保证金融资源流向与体制内产出的增长。同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无论地方政府要求多么强烈，都未能从总体上动摇国家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支配地位，其目的也在于此。金融部门的滞后性，不是政府不愿改，而是不能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部门市场化的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专业银行更多地服从行政领导，远远甚于工业企业，尽管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中央政府却加强对专业银行的行政控制，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来分配信贷。[6]当然，政府的金融支持政策在取得体制内产出增长的结果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造成了金融部门发展滞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量的金融风险，这些都将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政府不得不支付的改革成本。
三、买方市场条件下有效性分析（1996年以后）
如果说政府控制金融资源配置权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有效的话，那么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就可能弱有效抑或无效。这是因为：
（一）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国有经济产出的增长主要受市场约束
即产出必须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有效产出，产品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否则就是产品的堆积，从而造成资本的损耗。这说明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产品能否实现成为制约国有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产品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7](P439)它既是内部均衡，又是部门间的均衡。从企业内部来看，产出不仅是技术的函数，而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抉择，是包括体制、机制在内的市场化安排。产品的实现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而不再是政府的金融补贴。如果政府不加选择地一味地提供金融支持，将不利于企业机制的转化和企业自主能力的形成，更不利于通过投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政府垄断而形成的不可信承诺，从而进一步强化“倒逼机制”的效果。
另外，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存在，政府不可能充分了解和掌握企业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状况，也就不可能利用最少的信息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率高的生产环节上去。这也客观要求政府必须改变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控制方式。
（二）金融支持政策在取得转型经济第一阶段成功的同时，其累积的金融风险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
金融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与货币当局化解金融风险的紧迫性政策之间产生了内在的矛盾。是继续实施金融信贷支持政策而无视金融风险的累积，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而减少直至取消对无效企业的金融补贴，将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转型经济再转型的成功。
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各部门产出——资本比率来看，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1997年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已降至0.104，即每增加1元人民币的国有资本在一年内只能增加0.1元的实际产出。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平均投资效率为国有企业的14.6倍。[8](P101)这表明，如果不改变倒挂型的金融资源配置的金融支持政策，将会在化解旧的不良资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不良资产。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1997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25%，2002年为26.12。这进一步说明，如果不消除滋生风险的制度基础，防范化解风险的组织措施和管理措施，都不具有实行的条件。[9]，因为，在原有制度的条件下，强调减少不良贷款的比率，银行可以通过新增贷款额，从而加大分母的方式就能实现。其政策效果从短期看，不良贷款比例的确可以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新增贷款有可能形成新的不良贷款。因此，解决制度性金融风险不仅要化“旧”，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要防“新”。
（三）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国有银行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
如1998年取消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的管理体制，从而使商业银行融资行为的市场性进一步增加，各家银行先后调整了统一授信政策和转授权政策。尤其是从2004年1月起，商业性银行的贷款利率被允许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7倍，而2003年为1.3倍，因此，实际短期有效利率提高到9%。以上措施的实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行为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银行代理人的目标和偏好，可能与政府金融支持政策偏好不一致，从而使政策工具调控效果降低。同时，国有银行信贷自主权的扩大，在不改革政府对金融产权控制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转嫁金融风险，从而搭政策性呆账的便车。正如张杰分析到，国有银行的公有产权机构要求风险与收益都必须内部化于国家，可是，国有银行私人利益的凸现与信贷支配权的扩大却使这种内部化情形出现了外部性。因此，在不改革公有金融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行为越自主，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产生商业性呆账的几率就越高。
（四）通过以上分析，传统金融支持政策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面临挑战
其有效性的降低，内在要求对国有金融产权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角色，改变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方式，通过对金融主体创造平等的竞争的制度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发挥有效监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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