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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学以汉语方言为研究对象。它不仅调查、记录、描写和分析方言，也研究方言的地理、历史、接触、演变和比较等地域方言的问题，以及使用同一种地点方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等引起的社会方言的问题。汉语方言学的源头可以追朔到2000年前的秦汉。秦统一天下后，虽然达到了“书同文”，却一时无法实现“语同音”，而且社会越统一，方言的分岐越明显，汉语方言学由此兴起。纵观整个汉语方言学史，汉语方言的研究是逐渐地从传统语文学的附庸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日益完善的。任何学科的确立都有它独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语言学史也是一个寻求方法的过程。找到合适的方法，就象找到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而且又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研究方法还得受其它因素的制约，比如研究的目的、背景、体系和语言本体等。汉语方言的研究也是如此。
研究目的 目的是人的需要的反映，它不仅引起人的活动，而且有计划地对活动起指导、控制和调节的作用。我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方言》就是应“需”而生的。当时，为了便于朝廷考察民情、达到“不出户牖，尽知天下”的目的，每年秋收后都派使者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等。杨雄的《方言》因此记录了汉代方言的大致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汉代各地方言的词汇和通用的共同语词汇。看来，古人早已意识到了方言和民俗的关系，民俗凭借方言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汉语方言学史上另一次把方言调查作为基础工作的是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的“方言调查会”，他们把研究方言作为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功夫，宣布了协议并制定了计划，只是付诸行动甚少，影响不大。这两次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具有开拓和转折意义的方言调查，正反映了方言研究具有推动其它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方言》和“方言调查会”虽为同一目的而生，但它们的研究还得受时代的限制。如果在同一时代为了同一目的的方言研究，那么它们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清代的“分类考字派”是以为了“正俗世之伪字”而专门考求方言俗语的古雅本字为目的的，如翟灏的《通俗篇》，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所以，他们在辑录方言俗语的同时，广泛征引古书材料，考辨语义，探索源流，虽然著作的内容和体例不尽相同，但因目的和方法相似而自成一派。
而不同的研究目的往往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解经释义为己任的传统方言学和以方言本身为描写对象的现代方言学所用的方法自然不同；同样，为研究歌谣和为推广民族共同语而进行的方言调查，所选择的重点和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同的。本世纪50年代掀起的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普查就是由语言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推动的。1955年10月，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因此，急需对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进行全面的调查。十多种方言调查报告和数以百计的《学话手册》的问世，体现了方言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推广民族共同语的精神。而且，几十年来的“推普”实践证明了方言学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所具有的缺之不可的地位。但是，这种“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研究目的同时也成为束缚方言研究的枷锁。最主要的是它局宥了方言研究的范围，把研究的内容定格在寻找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语言对应规律，以便找到学习普通话的捷径上。且不说这种语音对应规律对学习普通话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方言的重要性绝不是可以一言蔽之的。除了有助于贯彻执行党的三大语文政策外，方言学对于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地方文化和整个汉语史等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单一的研究目的。扩大汉语方言学的广度，更充分地体现汉语方言学的价值。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可以制约汉语方言的研究，但目的毕竟不完全来自于人脑的主观臆断，它归根结底是以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因此，研究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里的背景指的是研究所处的时代或社会的整个科学文化水平、科学与哲学思潮、社会心理状态和社会需要，以及研究者的文化、心理素质（包括结构和风格习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美的方言地理学和描写方言学发展到全盛时期时，我们的清代学者还孜孜不倦地沉醉于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上。它们之所以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背景。即使同处于中国的大地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方言研究的方法和取得的成就也大相径庭。章炳麟的《新方言》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这两本书在汉语方言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方言》堪称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方言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从附庸于经学的“小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现代吴语的研究》则算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但《新方言》毕竟不能与《现代吴语的研究》同日而语。显然，它们分别受到各自作者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背景的制约。章炳麟对传统小学造诣颇深，被誉为国学大师和传统方言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新方言》的问世是由于作者不满足于清代的方言研究，而试图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解释方言中难晓之词并追朔其本字和语源，既以古通今，又以今证古。章炳麟对方言俗语的重视和研究，是带有一定的复古主义色彩的。他以为现代方言的每一个词都能从汉以前的古书中找到，“无一字无来历”。在这一点上与当时流行的两大派之一的“分类考字派”相比，有过之而尤不及。对方言的发展缺少认识，反映了他终究不能摆脱传统语文学的影响。而赵元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他对中国语言学有全面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现代吴语的研究》是20年代末出版的第一部方言调查报告。当时正是欧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陆续传入中国的时候，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逐渐让步于现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在研究目的上，要求方言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对象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方言的正统地位的冲击影响巨大，要求以活的方言口语代替死的“经史子集”；在研究方法上，要求采用现代语音学的记音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观点。《现代吴语的研究》就是这种新精神的体现。它记录了吴语区三十三个地点的方言，整理出声韵调三个对照表，简略地概括了各个地点方言的特点和吴方言共同的语音特点，并附了三十三个地点的七十五个常用词以及二十二个方言中的五十六个语助词。这本著作材料可靠，审音精细，表格详明，方法新颖，慧眼独具。它所创立的调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言的规范，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所遵循。《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创了未来，而《新方言》只能是对过去的总结，这是历史使之然也。所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和前人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
研究体系 王力先生说过：“搞描写语言学的人在著作中应该尽可能不涉及历史语言学，但是他们必须具备历史语言学的知识，然后描写语言学才搞得好。”这句话既阐明了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辨证关系，也反映了研究体系内部的逻辑性和匹配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导致结论互相矛盾的方法很难共处一堂，矛盾的方法将导致方法论体系的解体。描写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是对某一具体语言的静态描写，而不管它的历史演变。传统的汉语方言学受复古主义的影响，向来不重视描写语言学。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后，学者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才随之改变。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汉语描写方言学的开山鼻祖。这以后的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版了十多种方言调查报告，其中重要的有：陶
民的《闽音研究》(1930)、罗常培的《夏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36)、赵元任的《钟祥方言志》(1939)、黄锡凌的《粤音词汇》(1941)、董同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这些著作虽然注意记音审音的准确性，能对方言语音进行比较细致的描写和分析，但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高本汉的影响，不是纯粹的描写方言学。到了50年代，汉语描写方言学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特别是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昌黎方言志》(1960)，吸取了以往几十年的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而又有明显改进。全书调查细致，记音严格，重视方言词汇和民间文学材料，注意语言结构的分析和平面的比较，同时附有12幅方言地图和详细的分类词汇。1979年以来的汉语描写方言学就其描写的细致入微的程度而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汉语描写方言学从设计调查表格到整理调查报告，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牵连，所以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它是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汉语历史语音学相结合的产物。在全部现代的方言学著作中，只有董同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一个例外，它抛开以中古音系为框架的调查字表的束缚，直接从事物的名称或说法入手，用纯粹的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来调查汉语的地点方言。
体系本身是具有封闭性的，所以，任何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研究体系都无法解决系统外所有的问题。何况，任何一个学说都有形成、发展和最终走向衰落的过程。汉语方言学如果墨守描写语言学的成规，将会固步自封，难免会重蹈经学繁琐考证的末路。所以，我们还得抛弃一个旧观念，那就是，方言学的全部内容只是描写语言事实。数学、计算机、实验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借鉴和运用，都将有助于汉语方言学向新的领域突破。
语言本体 语言的发展和研究还是受语言自身特点的制约。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地方是以单音节为主，缺少形态变化。这个特点导致词语的组合很方便，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此外，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借助虚词和词缀来表达，而它们又往往从实词虚化而来。在轻视口语推崇书面语的古代，方块汉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汉字往往掩盖了语言符号的表音功能。所以，当印欧语言的语音研究和语法研究都已相当发达的时候，中国的训诂学却最早出现并长期占统治地位。本应以鲜活的口语为研究对象的方言学也一头扎进古书堆里，成了训诂学的附庸。但是，语言归根结底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社会的变革、民族的交融和外来文化的传播都会使本来处于平衡状态中的语言各要素产生动荡，引起语言内部结构的调整。汉语史上四次大的“涨落”，使得大量周边民族、西域、印度及西欧国家的语言成分进入汉语，从而使汉语的语言成分和语法结构等产生异变。研究本体的变化虽需经历较长的时间，却能促使语言学的整个研究体系随之改变。汉语方言学作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例外。
语言本身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有机体，所以，语言三要素发展的不平衡将会导致语言研究的不平衡。一般来说，词汇的发展最快，因为它一方面主要承载语言交流信息功能，一方面跟社会生活结合最紧。先秦就已经需要专门的学者来诠释古籍中的难懂词语了。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词汇的更新将会更加迅疾。不过，从汉语方言学史来看，撇开以训诂为旨的词语诠释，词汇的研究还是显得肤浅。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差异最大的是语音，再加上传统语文学中发达的音韵学的影响，方言研究的重点向来是放在语音上的。而语法相对来说最稳定，方言之间语法的一致性程度较高，而且语法的研究本来就是具有较大的难度，不大容易出成果。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来看，语法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远不如语音和词汇重要。所以，方言语法的研究最薄弱。语言内部诸要素的发展固然是不平衡的，但是，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要素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的，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制约。如方言中的连续变调、轻声等现象，从表面上看是语音问题，但其中包含着构词或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的作用。有些音变甚至就是由语法和语汇引起的。宁波方言中的“鸭”等字有入声和舒声两读，或者韵母两读（见徐通锵《宁波方言的“鸭”[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历史发展中，语音、词汇、语法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不同程度地突破原有系统的平衡，引起体系内部的一系列调整以建立新的平衡制约关系。所以，我们在调查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时，除了记录单字音外，还必须通过大量的词汇、语法例句和长篇故事来加以验证和补充；而词汇和语法特点有时也需要通过对语音的分析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只有从系统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三要素之间及其和整体之间的辨证关系，才能比较完整地描绘和展示一种方言的语言特征。不过，从汉语方言学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语言三要素往往被割裂开来而孤立静止地研究，导致盲人摸象般的结果。语言本体是比较客观的，因此，我们只有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才能不致于带上太浓厚的主观色彩，陷入“一叶障目，难窥全体”的境地。
研究的目的、背景、体系和语言本体都制约着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也是互相联系，共同起作用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某种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汉语方言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方言调查研究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方言研究的课题不断拓宽，也日益加深。“总起来说，是向着广度、深度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注重传统语文学的学者们还会继续着力于把方言与汉语的历史发展，与音韵学、训诂学挂起构来；注重语言理论和语言比较的学者还会继续探索方言的分区问题，方言与社会，与民俗，与地理的关系问题；甚至触及某些方言的属性（如粤语、闽语）等重大的问题”（詹伯慧语）。我们不能说我们目前的研究方法是最好的，因为方法具有相对性，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将在60多年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基础上，寻找更适合今天的汉语方言的特点和研究背景的新方法，把汉语方言学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