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近代女杰——对1840至1949年间50位杰出女性的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杰论文,统计分析论文,近代论文,文化与论文,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近代历史上50位杰出女性的家庭状况、出生地点及文化教育等项指标的统计，分析阐述了近代女杰能够脱颖而出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 ）传统文化给予近代女杰的积极影响，奠定了他们成才的思想品格基础；（2）传统文化最先在她们生活的地域发生断裂，为他们冲出家门， 投身社会创造了条件；（3）他们自己不断地抵制、 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歧视、束缚女人的观念、陋俗，使他们终于成为一代精英，女中豪杰。
关键词 近代女杰 传统文化 反抗内容
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无一不是以反对传统文化，高扬女性独立意识为重要标志的，这似乎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传统文化给予女性的只有歧视、束缚和残害，所以近代女杰才要彻底地反抗和抛弃传统文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近代女杰的影响是具有正负双向效应的，所谓正面效应，是指传统文化给予她们成长道路上的积极影响，反之，则是负面的。近代女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并非全面否定，而只是抛弃了其中的糟粕部分，即歧视、束缚和残害女性的观念、思想、习俗等。那么，他们到底接受了传统文化中哪些积极的影响？又何以能够冲破传统文化的樊篱，揭开中国历史上女性作为女“人”时代的序幕？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深入研究妇女运动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启迪当代人创造出适合女性人才成长的文化氛围，亦有其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用历史计量法来展开思绪。谬误之处，诚请各位同仁指教。
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自从孔老夫子定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基调后，后世否定、贬抑女人就有了权威的理论武器，直至编织出“男尊女卑”的性别定位论，“夫为妻纲”的家庭格局说，“三从四德”的理想人格设计，“从一而终”的贞节恪守要求，以及“缠足”、“勒腰”的审关情趣追求这一道道枷锁。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存的古代女性，不仅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个性价值被无情地否定了，而且她们的肉体也随之被视为非生命的存在而物化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大劳动妇女仍在上演着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但对于一小部分“天之骄女”来说，这悲剧却被最大限度地终止了。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女”，即是近代二万万女性中仅占几十分之一的近代女杰群体。她们缘何如此幸运？根据“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的科学原理，我们对近代历史上有较详细资料记载的50 位杰出女性最初涉世的第一环境——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见表1：
表1 近代50位女杰家庭状况统计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官僚家庭的共有31人，占总统计人数的62%。而出身于非知识分子，非官僚家庭的人数仅有19人，占有总统计人数的38%。这表明脱颖而出的近代女杰中，相当一部分是首先得助于他们呱呱坠地时那个得天独厚的空间——知识分子、官僚家庭的。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西方。在西方学术界的理解中，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律师或新闻工作者等。“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3〕一言以蔽之：社会良心。
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阐释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古代的“士”极为相似，当然，“士”还较重于自身道德的完善。
中国古代的“士”人，大致相当于近代知识分子，自从儒家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必上》）以后，济世修身便成为传统“士”人理想的自我人格认同。一方面他们为忧患意识所驱使，积极出仕，干预世事，以自己的学说作为拯救乱世的药方，以求得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又注重于逆境中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人格价值。翻开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这类士人比比皆是。其中，尤以“生以理全，死与义和”的东汉士人集团和“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明末东林党人为楷模。特别是北宋儒生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后，“士”人的理想与豪情则进一步被激励起来，其流风余韵至近代未绝。
提起旧的时代的官僚，人们常会想起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中，那一群群昏聩糊涂，卑卑龌龊之徒。的确，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那种“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痼疾，使得中国超强大的封建统治机制中缺乏任何“近君子，远小人”的保障。这样奸臣得势，“小人”受宠，就成为官场一般强劲的浊流。然而，对于那些忠实残履儒家学说的士大夫来说，虽身在政治旋涡，却极少同流合污，以致落得不是辞官归隐，就是屡屡被贬的结局。东晋的陶渊明，北宋的王禹等，均为这类官人，他们政治抱负虽未成就，但人格之伟大、胸怀之宽广、理想之崇高，却长传人间，典范于后世。
近代女杰的父辈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僚，有许多人继承了儒家士人的优良传统。最早以宣传不缠足，兴女学，男女平权为主要内容的《女学报》创刊人之一的康同薇，其父是以“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两件大事救国救民，最终落得官丢家破的康有为；著名妇女运动先驱，民主革命家秋瑾，她的祖父是不甘忍受外国侵略分子的欺辱，在愤懑与不平中以弃官回籍作为对世事抗争的秋嘉禾；“五四”时期，名声大噪的文坛新人谢冰心，其父亲是毕业于北洋水师的高材生，参加过甲午海战死里逃生，后任“海圻”舰副舰长等职的谢葆璋。他把中国的前途寄望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之交往过密，被同事告发而辞官回乡；井冈山上的第一名女战士贺子珍，其是为政清廉，为事公道，为反动势力所不容，抛妻别女先后在日本、英国留学长达九年的杨昌济。近代女杰的这类家事实属普遍，文字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旧时代的家庭，母亲多为家庭妇女，父亲便成为影响孩子性格形成和特定心理品质培养的主要角色。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品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情绪，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身边的孩子，给女儿幼小的心灵播撒了愤世疾俗，忧国忧民，正直无邪的种子。秋瑾还在童年时，就曾对母亲说过：“红毛人（指外国侵略分子）这样厉害，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4〕不久， 她就发出了“红颜谁说不封候”的感叹。七岁的冰心曾在自己的习字造句本上这样写道：“好官皆有爱民之心，烈士皆有报国之心，灭族之惨不忍闻，亡国之惨更不忍闻。为社会尽义务虽觉可贵，但不可以此自夸……。”〔5〕杨开慧上小学时，同学问她“发愤读书，将来准备做什么？”，她答道：“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喜欢做就不做，要做就需做对人有益的事。”〔6〕在这样的家庭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市场。女孩子大多还可以同男孩子一样享有读书的自由。象秋瑾、郭坚忍、唐群英、康同薇、陈衡哲等一大批人都是自幼跟父读书学习的。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她们往往对那些表现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激昂慷概、苍凉悲壮的诗词歌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情有独钟。特别是北朝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中木兰的形象，更成为她们崇拜的偶像。
自北宋以来在妇女中普遍盛行的缠足习俗，是“男外女内”理论的产物，开明的父亲们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对女人怀有极大的同情，因而免去了女儿们的缠足之苦。康同薇、何香凝等人都是天足的表率。
女人读书和不缠足，是走向社会获得经济独立进而达到人格独立的重要前提。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近代女杰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人生旅程的第一站——家庭环境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较多，而负面影响较少。
任何一种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都需要有一大批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相当高的道德品质的人，为它奋斗、为它献身，这在古今中外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近代女杰们在其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有的为民族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不惜肝脑涂地；有的以笔作刀枪，历尽坎坷仍痴心不改；有的倾其家产创办教育，甘为人梯；还有的一生孑然，却始终在为他人做嫁，充当生命的使者……。他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和美好的思想品格，是与童贞时从父辈身上间接受到儒家“士”人济世修身传统影响和从古代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文学作品中直接受到感染、激励分不开的，就这一点来说：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二
自北宋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歧视、束缚女性的观念、思想，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腐朽，愈演愈烈，至清末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突出表现是：（1）传统的贞节观念宗教化了。例如夫死守节， 不能再嫁，因为她命中犯了披麻星、克夫星；未嫁夫死，也要尽节，“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使历代的贞节观念，披上了宗教迷信的外衣。（2）封建的伦理道德系统化了。 清朝蓝鼎元著的一部六卷本的《女学》巨书，集两千多年封建礼教之大成，系统地提出“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四要，作为妇女生活和行动的准则，是历代诸家封建儒学“三从四德”的全面总结。所以，就大多数妇女来说，她们已经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接受了那些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残酷制度，甚至爱上了自己的奴隶状态。《儒林外史》第48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一个叫王玉辉的儒生，他的第三个女儿才出嫁一年，丈夫便病逝了。三女儿受儒家贞节观影响，欲绝食殉夫以完妇节。王玉辉不仅不劝阻，反而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一些儒生对王十分钦羡，赞扬道：“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从这个故事中，可窥视出旧时代的女性在封建重压下自我奴役，甘愿就范的心态。
然而，近代女杰拉，却与此相反，她们频频走出家门，一方面投身社会民族民主革命的激流，另一方面高扬起妇女解放的旗帜。她们这种违反“常规”的果敢行为，除了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使她们在少女时期便已初具爱国救亡的心态，萌生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外，还与她们生活的地域优势有关。见表2：
表2 近代50位女杰出生地区统计表
这个统计表显示，出生在东南沿海一带和两湖地区的共有38人，占总统计人数的76%，其他地区只12人，仅占24%。这么多人才集中在东南南沿海和两湖地区，并非历史的巧合，是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女性成长的观念、思想、习俗，首先在这些地区受到冲击并发生断裂的结果。
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口岸，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向这些地区，严重地摧残了五口地区的民族手工棉纺织业，使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首先在五口地区开始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从一而终”、“夫死不嫁”等观念，以及在肉体上残害女性的“缠足”习俗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反映，而人身依附关系乃是植根于男耕女织这一主一从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任何文化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为背景形成的。一旦基础坍塌，建筑其上的文化也必然发生变异。五口地区自然经济生活模式被打破后，社会极度动荡，谋生也日益艰难。往昔牧歌式的那和含情脉脉的大家庭已失去天堂，历来是一家之主的男子已拖拉不起沉重的家庭之累。他们对女子“全属分利，而无生利者”〔7〕的老规矩，已感到压力， 觉得“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实在是三累，即“未嫁累其父，既嫁累其夫，夫死累其子。”〔8〕因而， 男人头脑中固有的对女性的某些传统观念开始发生动摇。1884年，康有为在广州第一个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并从自己的女儿、侄女做起。此后，上海、江苏、福州、广东等各地也纷纷成立此类会团。1898年6月， 经元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学——经正女学，后女子学校便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向警予，刘亚雄等人都是本地第一个进入女学的学生。
男人提倡禁缠足、办女学的目的，虽然在当时是为了“近可宜家，远可善种”，〔9〕但客观上却为女人走出家门， 有机会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
位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最先遭到冲击的地区。
湖南是19世纪维新派最为活跃的省份。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19世纪末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是由于先进的思想、文化所致，所以他们决心“学西方，行改革”。湖南是首开维新风气的地区。1897年，谭嗣同先在浏阳设立算学馆，集合维新人才，讲求变法。继后又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主讲。这个学堂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培育了一批人材。第二年又创办《湘报》，发表了不少激进的维新变法主张，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令人欣慰的是在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相当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作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反复强调：“……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10〕谭嗣同则更加明白地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11〕这些为女人的不公平待遇而大声疾呼的维新派志士们，还在实践中以不缠足，当作实行男女平等的起点，在这方面搞得最认真最有生气的，当属湖南。例如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等人曾向妇女们免费赠送《不缠足歌》，发动鞋店出售新款式的放足穿的“云头方式鞋”。按察使黄遵宪还出示劝谕。《湘报》陆续刊出的不缠足会题名录和捐资发起者，达1300余人。甚至偏远的山区，如善化县东乡仙庚岭也有了不缠足会团体出现。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也是妇女觉醒的表现。
湖北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地区，武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之一。1904年以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组织工作，才使武昌起义获得了成功，宣告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作古。武昌起义期间，有些妇女参与军事行动，有些妇女则侧重战地救护，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表示男女原应一例平等参政。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新的，曾打动了多少苦于解放无望、报国无门的热血女子，并把她们引向斗争的道路。
50位女杰中，唐群英、邓裕志、李文宜等14位，均出自两湖地区，这不能不是历史的必然。
东南沿海一带和两湖地区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巨变，使建立在原有政治、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最先遭到怀疑、批判。生长在这些地区的女人们，当她们得到男人的同情、怜悯甚至是支持时，当她们相继受到这些地区开放意识，维新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影响鼓动时，有着良好的思想品格基础的女性就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三
近代女杰在其成长的道路上，并非总是占尽地利、天时，所以，她们成功的秘诀，主要还是依靠主观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为不断地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反抗歧视、束缚女性的观念、陋俗。同时，又积极地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在我们的统计中，50位女性几乎都具有明显的叛逆性格。见表3：
表3 近代50位女杰叛逆内容统计表
反对"从一而终"贞节观 拒绝裹足 反抗包办婚姻 解除包办婚姻
二次婚姻者
8人次20人次 5人次 7人次
这表明，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冲突中，她们都很好地把握了自己并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女杰们反抗传统文化中对女人歧视、束缚的观念、陋俗，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在少年时期，她们反抗的内容主要是二个方面：1.争取同男孩子一样的读书权力。在一些趋于守旧的封建家庭里，女子“唯酒食是议”、“女子无才便是德”乃是家长们的信条。所以，他们的女儿并不象较开明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女儿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读书学习。女孩儿要念书，必得一番苦斗。素有著名“女兵”之称的作家谢冰莹，在其童年时为要读书而绝食三天，后终于打动母亲让其念上了家中私塾。妇女运动著名领袖杨之华，是通过在学堂门外持久地偷听，才获得了老师与家人的同情而同家中男孩儿一起坐到了书桌前。2.拒绝裹足。封建社会倡导裹足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女性对男子的依附程度，限制参与社会的正当活动，把妇女束缚在家庭的狭小天地中。这一陋俗自北宋以来历久而不衰，要想破除，没有顽强的反抗精神是不行的。著名作家方令孺有8 个姐姐均都遵父意旨裹成了小脚，只有她暗中坚持了“持久战”，才保留了一双大脚，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女孩儿能够读书和不缠足，对她们未来成长为一代英豪，意义非同小可。秋瑾曾说：“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之心。”〔12〕她的话道出了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不缠足则是女人得以走出深闺幽阁，投身社会，从而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重要身体条件，
在青年时期，她们反抗的内容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在旧中国，婚姻当事人完全无权做婚姻的表示，媒妁传言于前，父母决定于后的成婚习俗，固若金汤，无论青年男女怎样挣扎，最后也只能落得象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悲惨的结局。近代女杰们为了冲破这种不幸福婚姻的束缚，普遍进行了反抗。宋庆龄、郭隆珍、杨之华、胡兰畦、钱英、邓裕志等一大批人，都是这方面的表率，从而争取到自由之身。
在成婚之后，她们反抗的主要内容是“从一而终、夫死不嫁”的贞节观。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是自宋代以后得到全社会认可的。其含义不仅指有夫之妇和未嫁之女须守住贞操，寡居之妇亦须守在夫家，终不改嫁。如果说前者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那么后者实乃对人性本身的蔑视，也是女性人格独立的枷锁。近代女杰不管她是从事何种职业，首先都是以高扬女性独立意识为重要标志的，因而必然会反抗之。第一位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26岁死了丈夫。婆家要她留在夫家为守节，然而她却冲破层层阻难，毅然回到娘家孀居。后自己筹款东渡扶桑，投身到民族民主革命激流中。辛亥革命女英雄徐宗汉，在丈夫去世后没有恪守封建礼教，而是立即加入了同盟会，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后与黄兴自由成婚，成为革命伴侣。
近代女杰在其反抗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又不断地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使她们的反抗更加自觉，也更有力量。我们统计的50位女性都受过近代高等或中等教育，其中近一半人还留学日本和欧美等国。见表4：
表4 近代50位杰文化教育状况统计表
大学文化中学文化留学日本留学欧美留学苏俄
31人19人8 人13人4 人
1905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其间，把“奖游学”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于是中国在校学生立即掀起了留学热潮。日本距中国较近，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所以成为中国青年学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主要去处。日本明治维新后，妇女运动兴起，福泽谕吉和森有礼诸人提倡女权，主张人类皆有自由自主权力，展开了争取女权运动。以陈撷芬、秋瑾、唐群英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留日女学生受到日本明治遗风的刺激，迫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于是，回国后一面创办报章，宣传妇女参加革命，摆脱奴隶地位，社交公开、参与政治、婚姻自由的思想，提出“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及新的道德观、贞操观，妇女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等问题。另一方面又创建各种妇女团体，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把自身的解放和民族民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女人自己已经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勇气向社会申诉、声辩和抗争了，男界代为立说的局面已经结束。
1940年前后，法国因缺乏劳力向中国招募华工。中国教育界的爱国人士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又希望在这个具有革命的民主的传统国家里能为中国培养出一些人才来，便积极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样形成了留学法国的热潮。向警予、蔡畅、刘清扬和郭隆珍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阅读了法文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恩著作，深为其中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所鼓舞。回国后，她们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针，结合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如：妇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妇女压迫也是阶段压迫；妇女解放是整个劳动人民的解放；劳动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等。这些理论从根本上摈弃了早期资产阶级领导妇女运动时曾流行的有关妇女问题的狭隘观点，也抨击了仅仅醉心于个别妇女做官当议员的所谓女权运动。总之，中国近代女杰反抗传统文化的历程，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不成熟到成熟，个体到群体的艰难里程。在这一过程中，“男尊女卑”逐渐失去了生命力，“男女平权”已露端倪。建国后，中国女性作为女奴的时代彻底结束，实在应该首先归功于她们。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a.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近代女杰的积极影响，是他们走上反传统道路的原动力。b.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歧视的观念、思想、习俗的去除，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以男人首先破除传统观念为前提，再以一部分妇女精英身体力行成为楷模为条件，逐渐完成的。c.近代女杰成为反传统的斗士，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只是抛充了其中的糟粕部分。d.女性人才的出现，除家庭、社会因素之外，更要靠自身的自尊、自爱、自力和自强。
附：近代50位杰出女性自然状况一览表*
* 据《华夏妇女名人录》、《古今著名妇女人物》、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女人》及有关书刊资料汇制。
* 本文所指的近代女杰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指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象秋瑾、宋庆龄、向警予等人；另一部分是指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并在科学文化各个领域颇有建树人，如吴贻芳、林巧稚、丁玲等。
注释：
〔1〕《论语·阳货》。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3〕辛华·任菁：《内在超越之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第126页。
〔4〕〔12〕郑云山：《鉴湖女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4、7页。
〔5〕卓如：《冰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扬开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页。
〔7〕梁启超：《变法通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38页。
〔8〕勇立：《兴女学议》，《东方杂志》1907年第3卷第13号。
〔9〕梁启超：《倡设女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二，第10 页。
〔10〕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第130页。
〔11〕《仁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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