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再思——以“转型时代”(1895-1925)学生生活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史论文,晚清论文,为例论文,时代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142-13
如何从宏观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学术界饶有兴味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对此，张灏提出了“转型时代”的概念①。这个概念力图从整体上观照1895-1925年的历史，并以此为中国近代史重画了一个研究版图，其中所包含的洞见对许多论题都有重要的启发，②比如此时段内生活史的研究。目前一提到生活史研究，似乎总要和消费、世俗、逸乐、商业等等挂起钩来，仿佛缺少了这些“都市繁华”，生活史研究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其实正如周锡瑞所指出：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必须重新放入整个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之中③。张灏“转型时代”论的提出恰恰也是因为在1895-1925年间发生了各种思想、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延绵不绝，互相缠绕，最终合力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格局。④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学生的生活史为例来重新审视“转型时代”中的一些重大变化。之所以选择学生，并不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吃喝玩乐与消费逸乐里开风气之先，而是因为他们是近代大变局中的核心角色——读书人的群类之一。当然，一篇文章不可能对此论题面面俱到地展开论述。笔者只是选择了晚清到“五四”等几个历史关键点来分析学生生活是如何在急剧变迁的时代里产生一个又一个变化的？而这一个又一个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大时代走向的？并在此基础上再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
一
“转型时代”中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四个重要建制性凭借：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都在20世纪初依次倒台⑤。对清末的学生而言，改变其生活世界最为剧烈的是废科举和对政权认同的变化。废科举的深远影响已多有学者申论，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废科举、兴学堂后学生们对求学与前途茫然之感的产生做一些讨论，这是以往研究关注较少、但却是学生生活的重要转折之一。
科举时代，每个士人围绕着功名展开生活，虽也“有杈路走得”⑥，但何为正途，哪是杈路和两者之间的优劣高下却连下里巴人都分得清。即使八股改策论后，只要略懂新学皮毛，稍携《新民丛报》也不至掉队太远。河南就有“善于揣摩者”听闻“京师大学堂新添伦理一科，恐场中命题”，遂急急购买《伦理学》，以“预备调查耳”。⑦
而学堂兴起从本质上说既是一个趋于统一和标准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从通识专攻、科目选择、层级设置再到日后出路的不断分化的过程。在这不断分化之中，一开始因有科名奖励、不收学费和朝廷办新政所开辟的“仕进空间”，学生们尚有其上升的阶梯。但当科名奖励逐渐泛滥，学费开始征收和新政所开辟的“仕进空间”越来越小后，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求学与前途的不可知越来越清晰，随之产生的是一片茫然。
首先，这种茫然在于经济上的压力。像胡适在上海读书时日记中形容自己是：“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此种景况，已不易过；今则并此三字而亦无之，则惟有坐弊而已耳。”⑧即说明由经济压力所产生的茫然之深。科举时代有族例成规、学庄义田、书院膏火等建制来扶持读不起书的士子们。学堂非但都无，而且还增加了学费、操衣、旅费等支出，这显然对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上述因素，在笔者看来尚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传统社会中“读长书”求功名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极小部分，其他人的修学无年期的限制，一般为数月到一两年不等。⑨但如果读了学堂，按照当时学制小学九年、中学五年计，即使前述各类支出不计，单是学生的基本生活费也将相当可观。⑩像当时重庆中学堂食费每月两千四百文，不过约合银元二枚，但在其间就读的任鸿隽也曾数月无钱付食费，幸而学堂监督借款偿付，才得以渡过难关。(11)更要命的是，如果不进入法政、电报等专门学堂，而是顺着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留学之路一直走下去，那就会像舒新城说：“拿着‘将本求利’的眼光来衡量教育效果，仅足温饱的父兄，亦何甘以四五千元血汗之资，送子弟由中学而大学，造成一个分利的分子。”(12)这一点到民国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次，在于各类学堂从考试到教学的“各显神通”，变化无常。如夏丏尊的亲戚都认为他应去上海读外国书，据说如从最有名的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毕业是“包定有饭吃”。他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遂让他往上海去。到了上海，夏氏才知以他的英文程度进不了梵王渡，于是改入中西书院，在那里“英文是最被注重的，国文则最被人看不起”。(13)
可同样在上海，胡适所在的梅溪学堂就和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不太一样。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国文到了头班，英文算学还很幼稚，却可以毕业。胡适由于在安徽老家私塾里“读了许多古书”，应对梅溪学堂里的国文不费吹灰之力，更能进一步指摘老师的错处，从而一天内连升四班。(14)更极端的例子是投考保定陆军学校的张群，考国文、数学、理化三科，仅在国文上“大做文章”，其他两科一题未答，最后竟也金榜题名。(15)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像胡适那样对国文应付自如或有张群式的好运气。像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投考的是一个她梦想中的“维新学堂”，但“维新学堂”的入学试却以国文为主，题目并不难——“女子读书之益”，她也只能写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样的新套语，就笔下枯滞，最后勉强以百多字敷衍成篇的文章进学，分在乙班。可是这个“维新学堂”和梅溪学堂的规矩又不一样，是“各科全要好，并不单重国文”。因此，那些未受过多少新教育却因国文出色入甲班的女学生就读得非常吃力，且由此常怀疑老师偏袒杨步伟等人，进而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可见是时考试与读书之间亦相当分裂。(16)
不过，以上几个清末学生投考学堂都还算顺利。下面这个例子则是关于一个考学堂铩羽而回的学生——广东小县城里的张资平。张氏看到县城学堂读书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能博得村人的尊敬，因此“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17)不过，教会学校出身的他不敢考高等实业、优级师范和军医学堂，因为科考试目太多，除了国、英、算外，还要考物理、化学、三角、几何、博物；可是又不敢考法政学堂，因为只考一门国文。张氏自拊数学不差，英文也可以，投考测绘学堂应有些希望，不料入测绘学堂最重要的考试科目也是国文。张氏第一场勉强过关，但万没想到决定命运的第二场更出乎其意料，没有原先预想的算术和英文，竟还是只考国文，题目是“萧何入关先收图籍论”。张氏面对考卷束手无策，最后名落孙山。从上不难发现，在洋世界中且出身教会学校的张氏，未必就能比土世界里的刘大鹏们更占读书的便宜，两者的无所适从或许是一致的。
在学生之外，父母们也一样感受到了在变化无常中抉择的困难。杨毓麟（笃生）鼓吹反满的《新湖南》洋洋洒洒，动人心魄，是日后文字收功里的一笔浓墨。但当他在国外风闻学部章程小学分文、实两科后，马上写家书询问“满清”政策“究是如何”？并为儿子切实分析了一番读文、实科各自的利弊，在其他家书中他也总是嘱咐子女“英文、算学、国文、体操四项功课，不可缺一”；“凡有讲堂功课，皆须切实领会”；“读群经……于汝大有益处，不可厌倦不读，又不可因读经抛荒算学、英语、体操等紧要功课”。(18)杨氏对子女各科不可偏废的执著反映的恰恰是学堂的要求不定和变化多端。究竟是重新学还是继续读经？究竟是入一般学堂还是专门学堂？学堂科目众多，各科究竟要学到哪种程度？一个个问号下所作出的决断或许今日一无用处，但明日可能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除了切实的求学、前途茫然不可知外，对政权认同的变化也在极大地改变学生的生活世界。这种变化的根本因子来自于亡国灭种的压力，同时也来自于帝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崩溃。它首先表现在种种本深深嵌入传统日常生活中的惯习的剥离；其次表现在新的“日常生活确认”(affirmarion of everyday life)的产生；最后则汇聚到推翻满清政府的强烈冲动之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清末参与反满革命之人往往有一套象征性的行动，比如谒陵、祭祠、刻书、改换日常衣着等等，这些都可称做汉族本身生活传统的复活或再发现。(19)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满进程中并不仅仅颠覆清政府的合法性，更让不少传统日常生活中本习以为常的事起了变化，像钱玄同就说：
我在十岁左右（一八九六），就知道写满清皇帝底名字应该改变原字底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那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有这些字样的文章，但确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还记得十二岁那年（一八九八），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部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我十六岁那年（一九零二）……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十七岁（一九零三）……当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赞同“排满论”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有“满廷”、“彼族”等等字样，我很觉得碍眼，覆信中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諆，抑岂臣子所忍出！”……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的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20)
因反满，本来对士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缺笔避讳”变成了钱玄同笔下的“瘟臭字样”和“屁款式”，而因西潮拍岸改变的惯习也同样不少。像1895年，林纾母亲病重时，他一连九天，每夜“必四鼓起，燕香稽颖于庭。而出，沿道拜祷，至越王山天坛上，请削科名之籍，乞母终养”。第四夜天降大雨，林纾亦坚持在雨中拜祷。母病逝后，林纾又守丧六十日，“夜必哭祭而归苫”。因操劳过度，几次晕倒。(21)
这种至亲从重病到死亡时的种种仪式对士人们来说原是至普通之事，它代表着一个由儒家伦理秩序构建出的生活世界的延绵不息，林纾不过是其中表现较突出者之一。而未过数年，在海上洋场兴起了另一种应对死亡的仪式，它的起源竟是从鲁迅所说的“才子”与“佳人”开始。像钟心青的小说《新茶花》第十一回中就详细描述了这种新仪式的流程：
元戚……一心办理追悼会的事，先去登了各种小报，一面差人去铺饰起来，多做几个花圈，扎得青翠扑人，取出珊珊旧日一个小照，预备供奉。……径到海国春来，只见栏杆上扯起两面白旗，门口扎成一座花山，尽是冬青柏子，扎就异样花头。进门连扶梯上都结了彩，楼上挂满各种挽联挽额，有的是美人黄土，有的是玉陨香消，都是些洋场才子，租界词人的大笔。……展开祭文读过，行了三鞠躬的礼……便走上演说台，将珊珊的容貌性情，着实表扬一番，后来又把自己同珊珊的爱情，以及今日追悼的本旨说了出来，随后也有几个人上去演说。(22)
上面这个被称作“追悼会”的新仪式从叶圣陶的经历看1910年在新学堂中已是相当普遍。(23)如再联系各种回忆中，学生对1908年慈禧、光绪之死的敷衍了事、掩口窃笑就不难看出因西潮而松动的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以至于不少父母要开始苦口婆心地教子女一些在学堂里学不到的亲戚称谓：
汝与静姐写信来，云住在婆家，汝此种称呼于理不合，照通俗语言称呼，母之父应称外公，母之母应称外婆；母之祖父称老外公，母之祖母称老外婆，母之伯叔父、伯叔母，称叔伯外公、叔伯外婆，母之伯叔祖父母，称老伯叔外公、老伯叔外婆。以上皆系俗称。若照文字上称呼，母之父称外王父，母之母称外王母；母之祖父称外曾祖王父，母之祖母称外曾祖王母，母之叔父、伯父，称叔外王父、伯外王父，母之叔母、伯母，称叔外王母、伯外王母，母之叔伯祖父，称叔外曾祖王父、伯外曾祖王父。母之叔伯祖母，称叔外曾祖王母、伯外曾祖王母。如系庶者，于以上各称呼之上，可加庶字以别之汝见汝姐丈之父母或通信，宜称之为太亲翁年伯，太亲母年伯母，见汝姐丈之姑，宜称之为姻伯母，其姑父为烟伯对姨老太太，不可称婆，宜称庶外曾祖王母大人，或因“庶”字刺目，恐触忌讳，只于信首一见，其它可省。或径省去“庶”字，由汝自酌之。则省去庶字，自称外曾孙。叔外公、叔外婆应称叔外王父大人，叔外王母大人，自称侄外孙。舅母则称舅母大人，自称外侄。黄树生姨丈应称姨夫伯父大人，自称表侄。(24)
以上数十个繁琐的称呼对杨毓麟来说并不复杂，因为这些称呼是其生活世界中浑然一体的部分，但对以他子女为代表的学堂学生而言，这些称呼已渐渐外在于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确认其日常生活的新方式是读书、阅报刊、听演说等等。
清末名士依靠书报演说等来造其声光，赢得大名，但言论界的巨子们如章太炎、章士钊等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以往“造报宣传”留下的后遗症有过不少反思。而被书报演说唤起的一代学生却不会随之而有同样的反思。因为书报演说对他们已是“人生必需品”，“如饭食之不可缺者”。(25)以苏州的中学生叶圣陶为例，在某次阅报后他得知“有京电与江督，令其禁止各报馆载中英、中俄交涉事”，就议论说：
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无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换回。今乃如此，奈何奈何。彼之意必且以为边虞我之边虞，何关尔等事。哭！哭！!(26)
叶圣陶的“哭”，说明清末读书人身上日益加强的亡国灭种压力：一方面确实源自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严峻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被报纸等媒介放大失真的产物。不过这样的“放大失真”却因学生要依靠书报演说来想象世界、发泄不满、寻求认同而不被他们所在意。正如叶氏的小说《倪焕之》中所说：
他对于校长的演说，也深深感动。……他的演说并不怎么好，又冗长又重复；但态度非常真挚，说到恳切时眼角里亮着水光。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必要，其实每回都是那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27)
“老调”之所以听不厌是因为“老调”成了清末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虽可能“皆天师符”也(28)，但也能极强烈地牵动学生们的心：
阅报纸，见各国在法京已密议妥实行瓜分中国。诸同学皆有不豫之色，相与促膝聚谈，论以后之究竟，都一语三叹也。金轶韦面尤不乐，屡发长叹而唤奈何，有心人也。归家心中不快甚，乃作五律两首，曰《感愤》。(29)
这样的情绪埋下的当然是后来激烈民族主义的根苗，以致清末的国耻潜流在民初爆发出来。(30)但亡国灭种的压力当时是与反满革命，以及由进化论打开的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演化出了急切希望推翻清政府的冲动。叶圣陶在前引日记的最后就曾写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
余以为让人分，不如我中国人自分，十八行省十八小国也，更举一总统以统各小国，则中国
成合众国矣。夫今日之百事无成者，政府之腐败也！(31)
这段话一方面显示了省界意识的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反体制的力量，由“各省响应”而起的辛亥革命正根植于此基础之上；(32)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末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是“内转”的，正如罗家伦总结辛亥前的群众心理时所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无非三段推论：“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满洲政府——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33)但果真推翻了“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吗？
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让不少学生踏上了援鄂之路，也使不少学生仓促转校、颠沛流离，(34)但为更多学生带来的则是每天由阅读“纸上的革命进程”而产生的情绪高峰体验。这其中既有暂时远离刻板学习生活的兴奋，亦有坐过山车般战事胜败真假消息的刺激，更有试图摆脱日后困窘命运加入时代洪流的些许希望。如在富阳老家自读的郁达夫就“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来”，“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35)在苏州的顾颉刚每日里则又多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买报，买上海的报：
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班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我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36)
和顾氏一起读报的同学少年中就有他的挚友叶圣陶，叶氏详细地把那段时间在学堂、茶楼等各处阅报的情形和感想一一写进了日记，从其中一则我们就能充分看出当时学生和其他人物对纸上革命“云和景从”的程度。
午后报纸来，则各种互有异同。……闻不利之消息，则闷郁特甚。苟冥目静思，革军如一不利，再不利，而终至于消灭，则其后之情景当不堪设想，而若吾侪者，尚何以为生乎！……顾心中终觉不畅，上堂受课亦若充耳而未有所闻……同学有在习足球者，观之亦无甚趣味。归家后心中怅怅然，未能温课也。急购《时报》一份阅之。第一条专电即见二十八日革军系伪败……心油然喜，以下各电亦殊可人意。……以报纸携进教室，则同学争夺之，见第一条，皆笑色现于面，暗相告语言，不顾程先生在讲台上矣。是课毕，同级人出以告众同学，则顿闻至响至宏之欢呼发于自习室中，是真爽快欢乐哉。课毕后即归家，以报纸呈大人。大人观之，其欢愉之状自流露于言词间也。(37)
但革命狂热所维持的时间不过是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鲁迅曾回忆民元时“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2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38)但学生的心境由高峰跌入谷底要更快得多。1911年底，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叶圣陶在一首赠顾颉刚的诗里就已感慨：“我欲向天一诉恨，风云时势负斯人。”过了数月，更写下了“少年落拓甚，差幸保天真”这样的句子。(39)所谓“负斯人”、“落拓甚”正是革命狂热过后要面对的现实。叶氏有文才，极想参与办报，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在社会中爬升的理想选择。但就连他看不起的本地报纸《大汉报》也并没有给他提供进入报界的机会：
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所以军政府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我和叶圣陶君都心痒得很，请愿到报馆里帮她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40)
苏州报界无机会，因家境窘迫上海报馆他也同样进不去。(41)中学堂毕业后只能去当小学教师，当时的心境我们从他的小说里或许能推测一二：
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现在霹雳一声，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但是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像无数小蛇，只是要往外钻；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然而哪里来机会呢！毕业期是近在眼前了，倘若父亲再叫他去考电报生，他只有拿着毛笔钢笔就走，更没别的话说。于是，“搭，搭，搭”，平平淡淡的一生……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他想一个人来到世间，只是悲角登场，捧心，皱眉，哀啼，甚而至于泣血，到末了深黑的幕落下，什么都完了。……“小学教员”四个字刺入焕之的耳朵，犹如前年听见了“电报生”那样，引起强度的反感。先前怀抱的希望何等阔大，而校长答应的却这样微小！虽然不是“搭，搭，搭”，一世的“猢孙王”未见得就好了多少。(42)
而踏上讲台后在叶氏日记、书信中屡屡流露的总是“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和“如坐针毯，时思引去”等“甚厌教”的情绪，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43)教书半年后，相比革命时在茶馆读报的痛快淋漓，憧憬满怀，再去茶馆，滋味竟已迥然不同：
阅世几月，已觉曩时所抱无穷之希望渐就消磨。希望虚悬而不达，徒增苦楚耳，为之一叹。(44)
叶圣陶的情况并不是特例，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落差在参与革命的学生中实非常普遍。这说明辛亥既给予了那些既得利益群体更多好处。比如张资平就说：“革命之后，我们学校里的教员（由日本回来的）个个都做官去了。”(45)但同时却未能满足那些本巴望着革命能改变生活轨迹的学生们。他们试图去参政，去从军，可最后仍未觅到出路的却不少，因此只能暂时蛰伏。(46)不过蛰伏并不能消解其“思出其位”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们努力向熟悉的教育、出版等权势网络靠拢，但靠拢的绝大多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这些失望正成为了日后“五四”的强大推动力。如1915年，在顾颉刚的鼓励下，一友人投考北京大学，在上海考四天，八个科目，但考完三科，此人已谓“必无希望”。叶圣陶也承认他如去考亦“弗终局也”。从叶氏给顾颉刚的信看，三科中出毛病最大的恐怕又是题目取自《文心雕龙》的国文。(47)
教育界如此，出版界也是一样，如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它们有着政府的支持，源源不断的作者群，遍及各地的发行网和庞大的读者群，(48)因此相当的不可一世，牛气冲天。曾在商务印书馆打杂的朱东润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作者着蓝布大衫，好像从乡间来，但小说却写得很生动。《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决定录用，稿费定为千字二元。当即有人提出：“那么生动的描写，千字二元太苛刻些，怕作者不会同意吧。”恽铁樵的回应是：“哪能不同意？不同意底关系？我估可以重写一篇，这故事大估偕可以听到吧。”得意中恽氏连常州口音都不由得带了出来。(49)恽铁樵底气十足的背后是商务印书馆的强势，但也正是这种强势造成了诸多人的不满。柳亚子就写信向吴虞抱怨说：“商务馆资本充足，恽铁樵亦自命不凡，刊印一二册不合销路之书，亦何妨于事。《小说月报》文苑所选均同光派之宋诗，而尊作则入之附录，恐亦目迷黑白，未能为钟期之赏耳。”作为《东方杂志》忠实读者的吴虞也回应道：“营业非铁樵一人所能主持而文苑更似有垄断之者。”(50)张闻天则说：“看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界，眉头就皱起来了，不是甚么‘指南’甚么‘精华’，便是代数、几何……教科书。但是这尚不至害人，最可恶的一本头的《灵魂学》、《因是子静坐法》、《长生不老法》……还有某生某女士聊斋式的爱情、言情、苦情……肉麻小说，薄薄的一本，面上很美观又很贱。唉！这是中国文化所寄吗？”(51)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对辛亥后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期盼有一个改造时时阻碍他们深造的旧文辞章句的运动，期盼出现一批他们能够挤入的报刊与“店大欺客”的商务印书馆等及其旗下报刊抗衡，更期盼能有一个比辛亥更彻底的运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重新被纳入社会的上升轨道中去。正是在这种种的期盼中，学生们迎来了“五四”。
三
罗家伦在总结“五四”时认为“五四”最大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52)，夏丏尊和叶圣陶也有类似如“动”、“潮”、“运动”之类的认知(53)。但这种“动”如从学生生活世界的角度该如何去理解？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层面尚可供继续讨论。
第一，从新的权势网络的建构层面看，只要与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同人群体有密切关联，学生们其实就“动”入了一个有强大推动力的上升阶梯。陆费逵在1919年已注意到北京超越上海成为了新的思想中心：
大学、高专，北京为盛。大学又人才荟萃，几有学府之观。蔡先生兼容并蓄，任其发展。益以部院学校之关系，求事、求学者群趋于京华，故其势骤盛矣。更就形而上推之，则他处大学无真正之文科，且国文程度稍逊，故思想发达不如北京。即有思想，或以文学欠佳，或以个人力弱，不能发表，故不得不以首善让北京也。(54)
而1921年北大文科出身的顾颉刚在日记里记下了不少为他介绍工作之人，其中来自北京的人脉就足证陆氏所言非虚：
圣陶来，谓沈伯安先生拟介绍我为尤鼎孚家教书，又彼拟办市乡自治报，拟聘我为编辑。问圣陶，圣陶谓我必不就，劝其不必想。……欣伯、凤生介绍于苏州师范校长王饮鹤处，秋白又怂恿师范学生华君等请于校长。得王氏函，聘我担任国文十二时，月薪六十元。章伯寅先生介绍于上海约翰大学为国文主任，月薪百元。徐子俊、李守常介任于吴弱男家。适之先生嘱我接程演生预科国文课。子水让大学预科或女高师课与我。兼士先生嘱我任预科课程。徐伯轩先生聘我任民国大学国文。翟觉群君邀我任交通部职工教育社事。吴承露嘱我教其子。伯祥邀我任厦门集美中学图书馆事。伯安为我说二事。绍虞向李石岑说编中学教科。(55)
光就薪水而言，诸人介绍给顾颉刚的工作并不算高。1922年，北京大学毕业去教书的陶希圣对薪水的心理预期就是“四十元至六十元”，而且入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书后达到了一星期十二时功课一百三十元。(56)但值得注意的是给顾氏介绍工作的人脉和他与叶圣陶的态度。有人介绍工作，如不肯屈就至少应客气回绝，而一句“劝其不必想”足见顾氏与叶氏在此事上的昂然意态。如果我们再看到他们的人脉，就不难理解他们昂然意态的本源。除了原来苏州的同学、师友网络外，胡适、李大钊、徐子俊、毛子水、沈兼士、徐伯轩等都是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这一网络中人。正是有了他们，顾氏方有如此底气，处于外围的叶氏也才能凭借网络的联动效应慢慢地从甪直小镇进入了大上海。
第二，在“五四”前，因为皇权的颠覆，读经的废止和法律的变革，学生事实上已进一步从晚清开始松动的儒家伦常秩序中走出来，但因没有得到强大的正当化理由，这种“动”往往要承受着家族的压力和个人的自责。蒋碧微就回忆与徐悲鸿私奔后，因她家是宜兴望族、书香门第，出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所以成了地方上天大的新闻！好事者渲染附会，消息越传越广。只不过因她逃到了国外，两家都顾着面子才不了了之。她自己也因此感到万分惭愧和难受，写信给父母请求宽恕。(57)而在婚姻选择之外，入了城市的学生们处处都在与传统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但又因新旧杂处而处于矛盾苦痛之中：
中国从前的一切习惯制度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们生活在近代工商社会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难的。大家以农为业，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处过活，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汤药亲尝，对兄弟可以出入必同行，对长者可以有事服其劳，扫墓不必花川资，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么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还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里读礼守制。可是我们已经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面这种农业社会的习惯制度，还遗存着势力，如果不照做，别人可以责备，自己有时也觉得过不去，矛盾，苦痛，就从此发生了。(58)
但“五四”的一个后果就是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压力、自责、矛盾、苦痛都用价值的重新估定给消解了。非孝反孔，做自己的主人，家庭是牢笼，家族制度是罪恶之源等等言说给了学生们种种原本不能被社会家族所接受的“动”以正当化的理由和坚持下去的信念。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在去法国的邮船上因读《新青年》而产生的心理大转变和沈从文笔下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们出走的义无反顾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59)
第三，对学生群体来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五四”的“动”都埋下了日后进一步激进化的种子。“五四”过后，许多学生离开家乡，怀揣着新书报（刊）为他们编织的梦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动”去，沈从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我于是按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辞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须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那么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
但刚“动”到北京，他就被投靠的亲戚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你来北京，做什么的？
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
瞎，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三十六块钱一个月，还是打拱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尽管有种种阻力，但沈氏还是遵从着自己对文学重造，读书救国的“信仰”住在湿霉房间，无火炉过冬，三两天不吃东西，穷极也想过重去当兵的艰难岁月中坚持了下来。不过，在此过程中，与其同道者却好像越来越少。据他观察，“五四”后的整个士风正起着微妙变化：
这四年中（从“五四”后三年起）也可说是在一个新陈代谢挣扎过程中。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轻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那个人之师的一群呢？“五四”已过，低潮随来。官僚取了个最官僚的政策，对他们不闻不问，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唯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学生方面则热忱纯粹分子中，起始有了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且与“五四”稍稍不同，即“勤学”与“活动”已分离为二。不学并且像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传染病。“五四”的活动分子，大多数都成了专家学者，对社会进步始终能正面负责任，“三一八”的活动分子，大多数的成就，便不易言了。(60)
沈从文虽从心底里看不惯那些不学的“活动分子”，但从历史因果看不学的“活动分子”的造就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学堂并非科举。科举取士以考试结果为凭，不问学习之方式与时间，入学无定期，修业亦无一定期限。(61)但学堂则是年年都有大、中、小学毕业生拿到文凭进入社会找事。“五四”前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的舒新城就说：“湖南的全省，在当时不过十余所中学及师范，如何能骤容此百二十余之数理化、英语、博物本科生，更如何能容同数之文史专科生。”因此只能捧着教育司和学校的介绍书各奔前程，如无父兄余荫，亲故引援，就要靠母校收容，家境富裕或凭偶然之技能，补他人之缺，否则基本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失业。(62)到“五四”后更是人满为患，问题严重。当时大、中学生的绝对数量其实并不多，但量上的统计对个体来说毫无意义，对北京、上海等毕业生汇聚之地也毫无意义。郁达夫就曾给一个来到北京的文学青年写过一封规划其前途的公开信，言辞虽带着不少刻薄，但却也道出了当时位置难觅的真实情形：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想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吗？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个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63)
相比起北京的严峻形势来，上海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夏丏尊就发现：
三年以前（1925年），只上海一区就有大学三十八所，每逢星期，路上触目可见到着皮鞋洋服挂自来水笔的学生，懿欤盛矣！……民十三年上海邮局招考邮务员四十人，应试者逾四千人。我有一个朋友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英语部的，亦居然去与试，取录是取录了，还须候补，这位朋友未及补缺，已于去年死了。去年之秋，上海某国立大学招考书记七人，而应试者至百六七十人之多。我曾从做该校教授的朋友某君处看到他们的试卷与相片履历，文章的过得去不消说，字体的工整，相貌的漂亮，都不愧为知识阶级，其履历有曾从法政专门毕业做过书记官的，有曾在某大学毕业的，有曾在师范学校毕业做过若干年的小学教师的。我那时不禁要叹惋说：“斯文扫地尽矣。”(64)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大批学生“动”到城市，因无所安置而成为城市游民；另一方面，在学堂里的学生则因“五四以后，学生在社会上的势力极大”(65)，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时代之潮推动着与政治越走越近，离书斋越来越远：
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学校始有学生自治，但因为无训育的历史，一旦解放，反流于放纵，加以不健全之舆论以迎合青年心理为手段，提倡所谓“学生即国民”、“教师为公仆”的议论：学生自治竟转变为学生治校，而中学教育界的风潮亦日多一日。近因政党之利用，更变本加厉，学生与教师竟成为对抗的两种阶级，而演“阶级争斗”的活剧。因政治之紊乱，生活之不安定，教育界常为外界势力所侵侮，政治者、教育者且常利用学生为政争及教争之工具，于是学生的气焰更张，导率青年的教师反而不仰学生鼻息，几不能自存。(66)
以上是城市里“五四”给学生生活造成的后果，乡村里的情形则似乎更糟。自清末学生进学堂学习欧罗巴、亚细亚、声光化电始，学生与中国乡村社会就是处于日渐疏离的进程之中。同时，到了民国，学堂建制相较科举建制其实恰形成了一个更森严壁垒的等级结构：
到了中学，贫困者就无资格入门，因为做中学生的不是富家儿，即是中产者的子弟。至于入大学，费用更巨，年须三四百元以上，故做大学生的大概是富家儿，即使偶有中产者的子弟蛰居其间，不是少数的工读生，即是少数的叫父母流泪典制了田地不惜为求学而破家的好学的别致朋友罢了，这样，教育的阶段宛如几面筛子，依了财产的筛孔，把青年大略筛成三等。(67)
这样一个由财产来区隔的等级结构，如再联系清末开始的“西洋一品，东洋二品，中国三品”(68)，和前述“五四”后连大学毕业生都前途茫茫，就可想见当时回到乡村里或呆在乡村、城市边缘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充当中小学教员，工资低，待遇差，无书可看，改变境遇亦在当时的阶层区隔中显得毫无希望，更关键的是学堂学的那一套和城市社会里潜移默化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一旦进入乡村非但毫无用处，反而更增添了他们和当地精英与民众的疏离感：
教员的忙于应酬，穷于应酬，形成最奇特的一种现象。通常给孩子起个名，写封信，报个喜，检读张邮单，立张契约，讣文，请帖，借据记单，合同，表文，看个日子，合婚，甚而庙文，祭文，给小孩治病的“幻童子”，“止哭歌”，正如他们对塾师的要求一样，认为也是洋学教师的工作，是义务的本份的事情，要应酬校董，要得乡民的信仰，要和塾师争地位争面子，教员们是不能不干这一套的，不然就得挨骂，“什么狗先生，连看个日子都不会”。先不说我们的小学教员有没有这个准备，一个洋学高小毕业或是师讲所毕业的毛小子有否这种能力，一二十个奇形怪象的学生，许多教员已是无法应付，再加上这些社会人事，礼俗，无怪乎我们的教员说：“当个小学教员，不如在衙门里当个听差。”(69)
余论
城市里多的是处于“智识阶级”底层的学生游民和因搞政治而不学的“运动分子”，乡村里多的是师范生出身的落拓教员，林林总总的学生群类都是当时社会中的边缘人，但又都渴望着能有一天重回中心。这正是令“转型时代”走向终点的“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产生的重要动因。而从这终点回望，我们或许能进一步看清那些重大的时代变动，尤其是众说纷纭的“五四”。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即“说有易，说无难”。凡立一结论，都不难找到足够的史料来予以支撑。比如，有学者就认为：
“五四”只是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和转折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坏的作用，但和其他历史节点相比，无论其口号激进与否，至少其作用及影响都极为有限。
“五四”后至1949年，新文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任何挑战与破坏，都未能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构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胁，更谈不上普遍的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依旧保持着渐进的步伐，并未因“五四”而中断或瞬间激进起来。(70)
以上结论当然都可以找到不少史料来支撑，笔者还可以提供另一些史料，如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题目为“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71)舒新城也说他1922年在某中学演讲时，谈及《新青年》三字，记录者以为指称语，初以为系误听，事后询之，则他实未曾阅过《新青年》，不知《新青年》到底是什么。(72)但如果以此就推论“五四”并不重要则相当可疑。
首先，“五四”当然有其主流和主流之外，从未读过《新青年》之人一定比读过《新青年》之人多到难以统计，只要调查一下当时中国的识字率即可。蒋梦麟就估计当时全国小学生不过三百万人，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四。(73)同时，读鸳鸯蝴蝶派之类小说的人也基本能肯定比读《新青年》之人多。即使是读《新青年》之人，他们读出什么也可以做一番讨论，(74)这说明主流内部也不是一个同质化的东西，相反非常异质多元。(75)但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钱穆所言：“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矣大幸运也。”熊十力则说：“清末以来，国人一意自卑，而自毁其固有。《六经》既视同粪土，而吾民族数千年来，依据经学所建立之一切信条，皆破坏尽净。西化之真，无从移植得来；固有之长，早已舍弃无余。……学校无士气，社会无生机，世其滔滔，天其梦梦，何竟如斯！”(76)钱穆和熊十力的话恰恰是从一个整体观照上反衬出从晚清到“五四”潮流的威力和影响(77)。进一步分析，“五四”潮流真的是只在城市强势，而对乡村无作用吗？恐怕也未必如此。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就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1918年左右，新潮流已自北京、上海滚滚而来，流入了黎里镇的市河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幼的柳无忌才敢在学堂里说出“孟子见梁惠王，瞎子见阎罗王”(78)这样的话。试想一下，独尊了两千年的儒学在“五四”时期变成了“瞎子见阎罗王”，还发生在江南一个曾文风鼎盛的古老市镇里，这样的变化难道不重要？
其次，“五四”与传统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余英时的名文《“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即指出所谓中国的传统不是一块铁板，内容非常复杂。中国传统中许多非正统、反正统的成分在近代兴起。而这些非正统、反正统成分的兴起一方面和西方冲击有关，但另一方面又和中国那些“传统中的异端”相关，因此，“五四”潮流本身就有其传统根源，只不过这根源不是“传统中的正统”罢了。(79)王汎森继承了余英时的思路，进一步阐发为：
整体来说，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资源在近代思想与行动中所造成的影响是纷纭多样的。由于思想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宋明理学本身原来的一套伦理观及价值观已经不再居核心地位。各个分子被收摄到一个个与理学无关的最终的目标上去。这个目标可以是革命，可以是打倒传统，可以是救国，甚至可以是反理学。(80)
正是有了上述形形色色对传统的“使用”，才会有王汎森称之为“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出现。(81)因此，在“五四”时期和“五四”后，如吴虞主张的大同之说非出自孔子，而是老子，庄子是消极革命；(82)谢觉哉以井田制和“不患贫而患不均”释社会主义(83)；恽代英等实行修身日记(84)等事例都说明，他们的主张、行动和生活方式或许离传统很近，但其目标却实离传统很远，或者根本就是反传统的。
最后，所谓重要或不重要都是在一定参照系内体现的，如果执著于以1949年后新中国建政时，种种深入到基层的翻天覆地变化为参照系，之前“戊戌”、“新政”、“辛亥”、“五四”、“五卅”等历史节点都会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试问这样的参照又有何意义呢？(85)
那么“五四究竟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如从转型时代与学堂学生的角度来考察能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五四”是近代中国舆论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五卅”，由书籍、报刊、演讲等为代表的舆论所形成的权势网络的力量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学生们依靠这股力量了解世界、想象世界乃至改造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舆论在这数十年中急剧失势，按照周作人的观察：在晚清，“从前以为是中外流氓所办的报纸，到了那时，成为时务的入门书，凡是有志前进的都不可不看”，“凡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是已见于《申报》，那么这也就一定是不会假的了”。但“至民初已经有点盛极而衰”。而到了二十年前（即1928年前后），“我的一个小侄儿翻阅报纸后发表他的感想道，我想这里边所记的，大约只有洋车夫打架的事是真的吧”。(86)林语堂也说：“1895-1911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把报刊作为表达舆论，自由而不带偏见地传播消息的公器，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的话，当前从1911年开始的报业，看来正在一步步地倒退。”(87)虽然林氏认为1915-1925年不在这倒退期内，但民国报刊不如晚清报刊的认知却与周作人高度一致。而所谓“不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公信力的丧失。晚清的报刊、演说能塑造它们的读者和听众，因为其具备相当的公信力，这公信力的背后是一套尚算完整的，建基于公理、公例的世界观，(88)因此学生们会把报刊等当作“人生必需品”，“如饭食之不可缺者”。“五四”后舆论的公信力随着公理、公例的世界观的淡出而渐渐消失，舆论合法性的支撑也由公理转化为公意，再进一步转化为民意。民意虽然看上去很美，实际却非常脆弱。“五四”时诸学生所鼓噪的“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89)，表明舆论已由塑造读者和听众的时代转化为了被读者、听众塑造的时代。由此它依靠的不再是说理和论证，而是谁更善于宣传，谁更强势，谁即能代表民意。在此背景下，学生心灵的虚空愈发强烈，从思想到实际行动的分裂也愈加严重。他们渐渐开始或不与舆论发生联系(90)，或将其付诸于“工具化”乃至“党争化”。
第二，“五四”在某种程度上为党和主义力量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转型时代种种大变局所引发的结果有些是非常相似的。如“戊戌”、如“新政”、如“革命”、如“五四”……一方面这些变局都动员出了一批读书人／学生参与其间，遂令青年／学生成为了近代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这批人被动员出来之后，大多成为了一个不容于当时体制的回不去之人。他们怎么办？在晚清，他们选择投身革命，对国家、社会的终极目标则是使自己和他人都成为“新民”以取代家姓王朝，建立现代国家。在“五四”，他们开展新文化运动，终极目标是冲决一切网罗，向着“有意识”、“人为”的、“向上”的“新人”和由“新人”组成的“新社会”的理想奔去。(91)不过以上任何一条路都没有完全走通，但在这一次次走的过程中，学生对国家、社会要大变、快变、全变的要求已几近无法阻挡，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个社会里的实际地位又日渐边缘化。他们越来越感到需要融入“组织”和“集体”来建成新的国家与新的社会，以满足其理想和现实的双重需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党”和“主义”的力量兴起后，许多学生都会投身其中的原因所在。
［同行专家评点］瞿骏的文章以20世纪最初的二十多年为时段，取其间的若干“历史节点”串连彼时学堂里的知识人，而命意所在则是这些人在一个“转型时代”里的生存状态。虽以“生活史”立名，其实背后自有一层更深的关怀。因此，在他笔下的“生活史”考察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学堂中的知识人曾借助“东西洋学理”助成了传统社会的分解，而这个过程造成缺乏稳定性又分解了知识人自身；（二）身在分解之中的知识人曾由亢奋而落寞，由落寞而彷徨，由彷徨而失落，与之相伴随的是知识人中各个群类的彼此不同和同一个群类的前后不同；（三）然则“转型”时代的同时又是分解的时代。正是有了1895-1925年之间的转型中的分解，而后才可能有此后数十年漫长的重组。不过，此三点在文中似有些淹没于庞杂史料之中，未得到特别明晰地表达。希望今后能更洗练文字，以求文章之精进。
（评点人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4)。
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中的各篇论文正是对其中一部分的问题的深入讨论。
③参见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载《中国学术》，2000(1)。
④关于此可参见王汎森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所作的“序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⑤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第6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⑦王维泰：《汴梁卖书记》，转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第328-3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己酉十二月二十一日，第6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⑨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3)。
⑩当时就已有不少人提出要缩短在学年限，参见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载《教育杂志》，1909(1)。
(11)胡宗刚整理：《任鸿隽自述·五十自述》，见《近代史资料》，第105号，第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舒新城：《三十年来之中国教育》，见《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上海，中华书局，1931，收入吕达、刘立德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下），第67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3)夏丐尊：《我的中学生时代》，载《中学生》，第16号，1931年6月，转见商金林编：《白马湖之冬》，第5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4)胡适：《四十自述》，第36-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
(15)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第3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16)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第63-6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17)朱寿桐编：《张资平自传》，第1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感谢沈洁提醒我注意张资平的材料。
(18)饶怀民：《杨毓麟集》，第369、378、37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1。
(19)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20)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载《语丝》，第8期。
(21)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见《林纾研究资料》，第2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2)钟心青：《新茶花》，第50-51页，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23)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册，第3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4)饶怀民：《杨毓麟集》，第36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1。
(25)李大钊：《报与史》，载《顺天时报》，第7000期纪念号，1923年8月30日，转见《新发现李大钊四篇重要佚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3)。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第4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6)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49页。
(27)叶圣陶：《倪焕之》，见《叶圣陶集》，第3卷，第1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28)马勇：《章太炎书信集》，第48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9)(31)《叶圣陶集》，第19卷，第18、1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0)如清末张资平在广东就听到过国耻新三字经，见朱寿桐编：《张资平自传》，第27页。而在1909年《图画日报》中的“营业写真”栏目“卖西瓜”亦会配上关于国耻的文字“西瓜形圆如地球，贩夫担着街头走。切成零块最精心，何堪现象瓜分观，吁嗟乎我欲警告，卖国奴莫把祖国山河当作西瓜剖”。见《图画日报》，第1册，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2)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载《开放时代》，2008(4)。
(33)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载《新潮》（合订本），第2卷第4号附录，第854页。
(34)瞿骏：《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待刊。
(35)《郁达夫》，第41、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6)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6-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7)《叶圣陶日记》，1911年10月20、21日，载《新文学史料》，1983(1)。
(38)《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3月31日，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9)叶至善：《叶圣陶集》，第8卷，第7、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40)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7页。叶圣陶等读《大汉报》时认为其“资料甚少，专电多抄自他报”，于是得出结论：“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亦地位使然也”，转而去看《申报》、《民立报》、《天铎报》了［《叶圣陶日记》，1911年11月22日，载《新文学史料》，1983(1)］。
(41)(43)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85、91、92、93、94页。
(42)叶圣陶：《倪焕之》，见《叶圣陶集》，第3卷，第16-18页。
(44)(47)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91、92、93、94、91、196页。
(45)张资平：《冲积期化石》，第175页，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
(46)如顾颉刚等参加中国社会党的经历就是当时学生参政后深深失望的典型例子。
(48)如《倪焕之》中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发行运作有详细的描写：“现在通用的教本都由大书店供给。大书店最关心的是自家的营业，余下来的注意力才轮到什么文化和教育，所以谁对他们的出品求全责备谁就是傻。他们有他们的推销商品的方法。他们有的是钱，商品得到官厅的赞许当然不算一回事。推销员成群地向各处出发，丰盛的筵席宴飨生涯寒俭的教师们，样本和说明书慷慨地分送；酒半致辞，十分谦恭却又十分夸耀，务求说明他们竭尽了人间的经验与学问，编成那些教本，无非为了文化和教育！还能不满意吗？而且那样殷勤的意思也不容辜负，于是大批的交易就来了。还想出种种奖励的办法，其实是变相的回佣；而教师们也乐得经理他们的商品。”见《叶圣陶集》，第3卷，第163-164页。
(49)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56-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0)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第316-3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1)张闻天：《随感录》，载《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08-14，见程中原编：《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第250-2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2)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见《新潮》（合订本），第2卷第4号附录，第850页。
(53)夏丏尊：《一九一九年的回顾》，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第5号，1919年12月31日，见商金林：《白马湖之冬》，第209页。《倪焕之》中则说：“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见《叶圣陶集》，第3卷，第190页。
(54)陆费逵：《宁鲁燕晋教育之一瞥》，见《陆费逵教育论著选》，第239页。
(55)《顾颉刚日记》，第1卷，1921年7月3日，第137-138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5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6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57)《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第43-4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58)夏丏尊：《两个家》，载《中学生》，第50号（1934年12月），见商金林：《白马湖之冬》，第68页。
(59)《郑超麟回忆录》（上卷），第164-1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1946年），见《沈从文随笔生之纪录》，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0)以上关于沈从文的引文均来自氏著《向现实学习》，见《沈从文随笔 生之纪录》，第246-249页。
(61)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载《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1924年10月），见吕达、刘立德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4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62)舒新城：《我和教育》（上），第112、113页，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90。
(63)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4年11月13日），见《郁达夫随笔 伤感行旅》，第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4)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载《一般》第十七号（1928年5月），见商金林编：《白马湖之冬》，第239、240页。
(65)舒新城：《一个改革中学学生自治的具体方案》，载《新教育》第七卷第五期（1923年12月），见《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303页。
(66)舒新城：《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载《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4期（1926年12月），见《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542页。
(67)夏丏尊：《“你须知道自己”》，载《中学生》创刊号（1930年1月），见商金林编：《白马湖之冬》，第165页。
(68)舒新城：《我和教育》（上），第113、90页。
(69)廖泰初：《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第72页，1936。
(70)杨奎松：《“五四”有多重要？》，载思与文网站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wusijiushi/006910.htm。
(71)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载《学生杂志》，1924(9)。
(72)舒新城：《对于江苏中等教育界的建议》，载《教育与人生》，第16期（1924年1月），见《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339页。
(73)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根本改革》，见《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14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74)如谢觉哉就记述有人：“顷读青年杂志，几不解所谓。高深文学，固非普通国民所宜，而白话行文，不足达绵穆之意。且方言互异，有时且令能文者莫名其妙。况仅识字者乎。”见《谢觉哉日记》，上卷，1919年4月13日，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5)关于此可参看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载《读书》，2009(5)。
(76)熊十力：《读经示要》，第314页，台北，明文书局，1984。
(77)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8)柳无忌：《古稀人话青少年》，见《柳无忌散文选》，第7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7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5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0)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18页。
(81)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97页。
(82)吴虞：《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消极革命之老庄》，见赵清、郑城编：《吴虞集》，第118-12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83)《谢觉哉日记》上卷，1922年10月8日，第104页。
(84)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第200、202、207、20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85)在笔者看来历史节点的参照应遵循的原则是顺着历史往前看，而不是“倒放电影”。如通常被认为不太“彻底”的辛亥革命，有不少时人就很惊异于它造成的巨变：“赞成妇女自由的反应已经走上相反的极端。我国妇女并不满足于当代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她们甚至采取组织古希腊传说中的亚马孙族女兵团的作法，试图胜过古人。然而比较严肃的舆论，对待这些阵阵发作的歇斯底里，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一个人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也不能不感到高兴。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参《丁文江致莫理循》（1912年5月2日），见［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941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86)周作人：《报纸的盛衰》，见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乙酉文编》，第21-2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7)林语堂著，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8)参见王汎森：《从公理到主义——近代思想中的几条线索》（论文提纲），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第一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教学参考文献，2008年11月。
(8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0)舒新城：《对江苏中等教育界的建议》，载《教育与人生》第十六期（1924年1月），见《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340页。
(91)关于从“新民”向“新人”转化的详细进程可参看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见《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