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建设论文,社会主义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誉为“走向21世纪世界哲学主流”的文化哲学认为：人类社会文明可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有关文件与新闻宣传中，只提加强“双文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是否表明我们否定了文化哲学的观点呢？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只要仔细重温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哲学的精华已包含在其中。当前，朱镕基总理主持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并以此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故此，笔者认为，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观点，并将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重，是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也有助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
一 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必须澄清，即强调加强“双文明建设”，并非意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大范畴。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5页。）这里所言的“管理方式”即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即1979年，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6页。）这段论述已清晰地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三大任务。这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属性即是制度文明。
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90年代我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即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这段论述十分明确地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归纳为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民主法制建设（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三大体系。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了十个问题，其中“五、六、七”三个问题的实质是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其相互关系。毋庸赘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任务。
二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进程必须服从改革开放的全局
在澄清了上述观点后，必须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长期强调的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突出“双文明建设”的定位，而将制度文明建设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来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改革伊始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与发展生产力。解放思想就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发展生产力就是拯救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要顺利完成这两大任务，就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初谈到“目前的形式和任务”时所强调的，“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6页。）。这样，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标出发，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双文明建设”的口号。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安定团结局面的进一步稳定，邓小平开始考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同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89年的动乱严重地破坏了国内定安团结的政治局面，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剧变与前苏联的解体，“提到日程上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停止。纵使如此，邓小平仍在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在当时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双文明建设”的治国方略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展示了邓小平在制度文明建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
2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揭开了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实践邓小平生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的心愿。从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理论基础出发，从当前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客观现实出发，笔者认为，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并将其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提，以“三大文明建设”的口号取代“双文明建设”的口号应成为新时期理论宣传工作的新特点。
三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是世界先进物质文明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结合点
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独特功能。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表层的文化层次，它不具有民族性，当前流行的“科技无国界”的口号即是物质文明这一特征的准确表述。但物质文明具有决定民族文化与区域文明时代性的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因此，先进的物质文明能为任何传统的民族文化所容纳和汲取，并以此为杠杆来实现传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决定民族文化传统生命繁衍的纽带，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凝聚力的源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但却不具有决定民族文明的时代性功能。这就是几千年的民族文明的优良传统仍能在现代文明中生存并发扬光大的实质之所在。故此，任何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走向世界当代文明网络中时，都会利用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借助科学技术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来发展民族国家的生产力，赶上时代文明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医治因物质文明的落后而被挫伤了的民族自尊心理，该民族必然会固守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文明，并义无反顾地抵制外来精神文明的冲击。中国洋务运动时的“中体西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和魂洋才”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使中国人民深感失望与愤慨的是，“中体西用”不但未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反而使中国蒙受了甲午战败的耻辱。而与之相反，“和魂洋才”则使日本赢得了甲午海战，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高速发展的道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从表象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两个口号都是强调将学习西方的近代先进的物质文明与捍卫传统的民族精神文明紧密结合为一体；但从实质看，两个口号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中体西用”反对任何制度文明的变革，因而缺少了将近代物质文明与民族精神文明进行协调统一的结合点；而“和魂洋才”则包含学习西方立宪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制度文明内容，从而为日本找到了将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与太和精神相统一的结合点，使日本走上了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加速发展道路。（注：参见本人专著《人与神的捭阖》第一章《传统文化与近代化》，湖南出版社1991版。）
在人类文明的三大体系中，制度文明是民族文化的中层结构，具有调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功能。这一功能是由制度文明范畴内的两个基本文化系统的本质属性所固有的。这两个基本文化系统是经济制度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制度文化是制度文明体系中与物质文明联系紧密切的文化层次，其文化属性具有时代性，而不包含民族性；政治制度文化是制度文明体系中与精神文明联系紧密的文化层次，其文化属性既带有民族性特征，也同时具有时代性特征。这样，制度文明体系中的经济制度文化与政治制度文化共有的时代性特征成为了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学习西方先进的近、现代物质文明与维护民族精神文明的结合点。这一基本原理同样适合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由于经济制度文化主要体现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而不影响（或曰“不伤害”）民族文化固有的民族性特征，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相关的机构设置建设可以大胆、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对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调整、政府经济工作职能部门的改组与职能转换等等关系全局的问题的顺利解决十分有益。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制度文化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带有民族性属性，因此，我国当前有关政治制度改革措施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即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参见本人专著《人与神的捭阖》第一章《传统文化与近代化》，湖南出版社1991版。）。我们只要遵循制度文明建设的这一基本原则，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能在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势的同时，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发展，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 当前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环节
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从理论体系而言，主要包括经济制度文化建设与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两大范畴；而从建设的实践来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依宪制法、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谋生”四个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由高至低的实践层次。其中，“依宪制法、依法行政”及其相关的机构建设从属于制度文明建设体系中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范畴，“依法经营、依法谋生”及其相关的监督机构和援助组织建设从属于制度文明建设体系中的经济制度文化建设范畴。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2页。）江泽民总书记的这段讲话精辟地阐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中，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实践的两个中心环节。要实现“有法可依”，就必须“依宪制法”；因而必须加强与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速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要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依法行政”；因此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机构设置，实现精兵简政。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的两个中心环节“依宪制法”和“依法行政”具有鲜明的政府行为特征；与之相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文化建设的两个中心环节“依法经营”和“依法谋生”则主要表现出社会群体与个人行为特征。“依法经营”，即是要求各企业与经济实体遵纪守法、公平竞争、按章纳税、依法自卫。“依法谋生”，即是劳动者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依法择业、按劳取酬、依法自卫等。为了确保企业能够“依法经营”，劳动者能够“依法谋生”，各级政府必须建立适当的指导、监督、援助机构和组织。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的两个中心环节与经济制度文化建设的两个中心环节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非法经营者和非法谋生者的多少，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级政府行政人力和财政物力的投入的多少，而且影响社会的安定；而健全的法律制度、高效率的行政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确保企业“依法经营”和劳动者“依法谋生”的实现。因此，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依宪制法”、“依法行政”与经济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依法经营”、“依法谋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中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四个环节。只有同时落实好这四个环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才能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否则，将难以摆脱已往社会问题“治”与“乱”周而复始的怪圈。
“依宪制法、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谋生”四个实践环节由于分属于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与经济制度文化建设两大范畴，因此，其实践的方式有所区别。前文已阐明，制度文明中的政治制度文化与精神文明联系紧密，具有影响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的功能，故此，“依宪制法”和“依法行政”的建设实践必须遵循这两个功能的要求。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的制宪工作、司法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等都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另一方面，因制度文明中的经济制度文化与物质文明联系紧密，并只具有确定民族文化时代性特征的功能；因此，“依法经营”和“依法谋生”的实践可以大胆地借鉴与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大学习这些国家的金融法则、公司法则、竞争法则、医疗保障、劳动保障、失业救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法规，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即“三文明建设”得到同步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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