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即位改元看唐王朝的制举选贤
田子爽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唐朝皇帝多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进行制举选贤，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在帝王即位改元这样重大时刻进行的制举选贤，其政治功用最为凸显。目前可见唐王朝共有十三位皇帝在即位改元之际下发制举选贤诏令，集中于唐太宗至唐文宗间。初盛唐时期，制举选贤成为新君即位昭告天下的一种重要方式。中晚唐时期即位改元的制举选贤的频率高于初盛唐，折射出皇权的衰弱。唐代帝王即位改元之时的制举选贤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制举在唐代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轨迹；即位改元制举诏令中的求贤意识、君臣共治的期待愈发明显；制举人才类型及具体标准更加明晰，实用性愈来愈强。唐朝皇帝重视即位改元之时的制举选贤的理念对五代皇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即位；改元；制举；选贤；政治意义
制举是唐代科举中一种特殊的选才形式。“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1]唐代制举效仿汉代察举，皇帝多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开设制举，亲自下诏选拔贤良人才，以表达乐善求贤之意。改元是指新君即位或在位期间改换年号。对封建王朝的发展命运而言，改元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意味着一个新的局面即将开启，会被载入王朝的历史档案之中。而新君即位、改换年号，在昭告天下改朝换代的同时，可能会使政治局面出现动荡不稳的情况。因而即位改元，不仅对新君而言，还是对封建王朝的政权稳固而言，都是关键时刻，不容有丝毫的闪失。新君通过制举选贤的形式来与天下对话，表明自己是一位招贤纳士的仁德之君，意欲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令天下人臣服于其统治，从而确保统治权力的平稳过渡。此时的制举，不仅仅是一种选拔贤良的途径，其在稳定时局、安抚民心上产生的政治功用更为凸显。本文以唐朝皇帝即位改元为切入点，来考察唐代的制举选贤。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从唐太宗一直到唐文宗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三位在即位登基之时开设制举，从中可见唐代制举选贤的重要政治意义。
一 、初盛唐时期即位改元的制举选贤
初盛唐时期一般指唐朝开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通过梳理《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相关制举诏令可以发现，初盛唐时期有五位皇帝在即位改元之际开设制举。最早见于唐太宗即位之时，下《即位赦》，其中有云：“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所在长官，随状荐举。”[2]6唐太宗非常重视符合“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标准的贤良，因而下诏要求地方长官荐举此类人才。这里的“荐举”，非严格意义上的成熟制举，但符合广义制举的范畴，即“所有常选之外与‘天子’关系较为密切的举人活动”。[3]唐太宗在即位诏中亲自选拔贤良的做法被不少唐朝皇帝所效仿。
Acknowledgments: We are grateful to Dr. Cai-Fei Zhang, Dr. Jing Tian, and Veronicah Mutele Ngumbau for providing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help.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李治以太子的身份监国，下《监国求贤令》，其中的选贤标准是：“其有理识清通、执心贞固；才高位下，德重任轻；或孝弟力田，素行高于州里；或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或学术该通，博闻千载；或政事明允，才为时新。如斯之伦，并堪经务，而韬光勿用，仕进无阶，委身蓬荜，深为可叹。所在官僚，精加访采，庶使垂纶必察，操筑无遗，一善弓旌。咸宜举送。”[4]3078此时的李治并未真正即位，但在代理朝政之初选拔贤良不失为一种昭告天下新主即将执政的巧妙之举。当时州郡所举荐的人才有数百人之多，可见李治的监国得到了天下的认可。贞观二十三年(649)九月，李治正式即位，是为唐高宗，又下《令京司长官上都督府诸州举人诏》，其中有云：“有司询访，宜以名闻，有一于此，当超不次：其有经明行修，谈讲精熟，具此严才，堪膺教胄者；志节高妙，识用清通，博闻疆正，终堪卿辅者；游情文藻，下笔成章，援心处事，端平可纪者；疾恶扬善，依忠履义，执持典宪，终然不移者。京司长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举二人，中下州刺史各举一人。”[4]757此时制举的人才类型如德行、才能、文学已经有明显的区分，选拔的标准开始明晰化和具体化。傅璇琮先生认为：“唐代初期高祖、太宗两朝，制举科是从沿袭传统到衍变为有唐代设科取士特色的发展时期，到高宗初，就与进士、明经科一样，成为科举的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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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平息后，即位改元的制举选贤继续进行。唐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下《即位赦》，其中有云：“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悌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闻荐。投匦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务招直言，以副朕意。”[2]9
以安史之乱爆发为分水岭，唐王朝进入中晚唐，期间有八位皇帝在即位改元之际进行了制举选贤。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谋反，唐朝王室仓皇外逃。期间，唐肃宗于至德元年(756)七月在甘肃灵武即位，下《即位赦》，其中有云：“其有直言极谏，才堪牧宰，文词博达，武艺绝伦，孝悌力田，沉沦草泽，委所在长官闻荐，诣阙自陈者亦听。”[2]8尽管处于战祸之中，唐肃宗仍坚持制举选贤，实为彰显皇权，告慰、安抚天下苍生，亦是对谋反者的警告。
由上可见，随着唐太宗在即位改元之际下诏选拔贤良，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在掌握政权时坚持制举选贤，使即位改元时的制举选贤成为新君昭告天下的一个重要方式。
二 、中晚唐时期即位改元的制举选贤
1.4 临床转归分析 所有患者均接受冠脉介入治疗和目前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记录并比较3组患者住院后1个月内的重要临床事件，包括住院时间、住院期间心脏机械性并发症、因出现急性心肌缺血或心功能不全再次入院、死亡、消化道出血以及新发现肿瘤情况。
之后，或因宫廷变故，制举选才的类型较为简单。如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即位，二月诏：“九品以上及朝集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4]759唐睿宗唐隆元年(710)六月即位，下诏令内外职事官五品以上举荐贤良，没有明确的人才标准。唐玄宗于先天元年(712)即位，十二月下制曰：“将帅之任，军国斯重，御侮干城，良才是急。顷武臣多阙，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载怀，筮熊罴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无人？南仲方叔之俦，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举堪充将帅者一人，明敭幽侧，无限年位。务求实用，以副予怀。”[4]761玄宗结束了唐王朝多年宫廷内乱的局面，初步稳定了大唐政权，但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因而更加重视人才的实用性。
唐穆宗于元和十五年(820)即位，十一月下制：“如有隐于山谷、退在丘园，行义素高、名节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奖者，具名荐闻。”[4]767长庆元年(821)正月辛丑，唐穆宗郊禋礼毕，下《南郊改元赦》，改元和十六年为长庆元年，并开制举：“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政术详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举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2]393十月，穆宗下诏，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府准制举荐贤良方正人等。穆宗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宣政殿进行策试。
唐敬宗于长庆四年(824)即位，三月下《即位大赦册》，其中有云：“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术优深可为人师，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军谋宏远材任边将者，委常参官并诸道节度观察使诸州刺史各举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4]768宝历元年(825)正月，唐敬宗下《南郊赦》，恩而大宥，大赦天下，改长庆五年为宝历元年，开制举：“澄清教化，莫尚乎太学；明治心术，必本乎六经。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以名闻奏，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知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役。”[2]393三月辛未，唐敬宗在宣政殿策试制举人，以中书舍人郑涵、吏部郎中李虞仲任考制策官。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唐德宗崩，唐顺宗即位于太极殿，二月，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开设制举：“诸色人中，有才识兼茂明于体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恭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以名闻，仍优礼发遣，朕当询事考言，审其才实，如无人论荐者，即任自诣阙庭。”[2]10顺宗于同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是为宪宗，改元永贞，当年并未举行制举，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四月，宪宗开制举。
唐文宗于宝历三年(827)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827)正月下《改元太和赦》，其中有云：“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常参官及方牧郡守各举所知。无人举者，亦听自举，并限来年正月到上都。”[2]30太和二年三月辛巳，唐文宗在宣政殿亲自策试制举人。
唐德宗于大历十四年(779)即位，六月下诏：“天下有才业尤著、高蹈丘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具以名闻。其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经学优深、文词清丽、军谋宏远、武艺殊伦者，亦具以名闻。能诣阙自陈者亦听，仍限今年十二月内到，朕当亲试。”[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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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晚唐的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外，中晚唐的皇帝大都在即位之时或即位改元之时开设制举。偶有例外，也有特殊原因。如唐宪宗即位之时，尚有唐顺宗所征制举人尚未策试，因此于元和元年四月，唐宪宗以前朝制举、不敢冒犯先帝为由，下令宰臣在尚书省监试制举人。此外，中晚唐即位开设制举的频率要高于初盛唐。唐王朝有289年的历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安史之乱前的初盛唐时期，共137年，期间有五位皇帝于即位时开设制举；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有152年，有八位皇帝在即位时开设制举。可见，中晚唐新帝即位要比初盛唐频繁，相应的制举选贤的次数也多，但也暴露出皇位更替频繁，皇权统治力的逐渐衰弱。
三 、即位改元制举的选贤意义
首先，从帝王即位选贤可以看出唐代制举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轨迹。唐高宗武德五年(622)三月，下诏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荐一人，若有志向品行高洁的怀才不遇之士，也可以自荐。清人徐松在《登科记考》卷一中认为，这是唐代制举的开始标志[6]。一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皇帝即位改元这样重大时刻都会进行制举选贤，在位期间每逢国家重大场合，也多以制举选拔贤良，使得制举延续下去。但自唐武宗会昌元年(841)至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唐王朝结束前的这六十余年里，制举的记载极少，以至于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制举在唐文宗太和年间结束。其实，这期间也有制举的少量记载。如唐武宗会昌四年(844)九月下《平潞州德音》，还搜访文学节行、隐迹山林的能人异士；唐懿宗于咸通七年(866)年，下诏对宗族中有行义、文学、史事的人才，要量才叙用。这些都体现出唐王朝仍期待通过制举选贤，鼓励有才能的官员来协助治理日渐颓衰的政权。
其次，即位改元制举诏令中的求贤意识、君臣共治的期待呈现出愈发强烈的趋势。整个唐王朝的制举选贤诏令中不乏对贤良的渴求，在制举选贤的程序和礼仪上都以诏书的形式下发，礼贤下士，以表达对贤良的重视。初盛唐时期的制举诏令更多地流露出对贤良的重视，而中晚唐时期的制举诏令在重视贤良的同时，流露出与贤良共治的期待。如唐宪宗即位时，面临唐顺宗朝遗留下的制举，在《元和元年尚书省试制科举人敕》中云：“朕以寡薄，获奉睿图，严恭寅畏，不敢暇逸。永惟万邦之广，庶务之殷，而烛理未明，体道未至，思欲复三代之盛烈，觐十圣之耿光，是用详求正言，思继先志。子大夫等藏器斯久，贲然而来，白驹就维，洪钟待扣，膺兹献纳，朕甚嘉之。言观国光，宜有廷试，本将询事，岂忘临轩。园邑有期，营奉是切，永言诚感，未暇躬亲。爰命公相，洎于卿士，亲谕朕意，延访嘉谋。至于兴化之源，才识攸重，练达吏理，详明儒术，当是三道，副朕旁求，意或开予，靡有所隐，条例所问，毕志尽规。当酌古而参今，使文约而意备，朕将亲览，择善而行。并宜坐食讫就试。”[2]544宪宗首先以谦逊的口吻，表达自己初登皇位的惶恐，因而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此时的唐王朝在经受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如农民流离失所、名目众多的赋税等等。因此，宪宗希望借助贤才的治世能力，恢复太平盛世，因而要求制举人的对策能够围绕“兴化之源，才识攸重，练达吏理，详明儒术”，畅所欲言。这体现了宪宗意欲重振儒家学说、以儒治国的执政谋略。为了能够得到制举人的治国对策，宪宗会亲自阅览制举人的文章，期望得到治国之良方，以便及时采纳。总之，宪宗借先王的制举选贤，以大段的言辞流露出君臣同心、励精图治、恢复大唐盛世的渴望。之后的唐穆宗、唐敬宗皆在即位之时以制举选贤表达出共同的心声。
第三，制举人才的类型与具体标准更加明晰，实用性愈来愈强。初盛唐的皇帝即位时，制举诏令中的人才类型多是品行类、学识类，这从制举科目的名称上即能看出。如唐高宗在选贤时，主要选拔具备渊博学识、品行纯良、文笔超拔的文臣儒士。唐玄宗时期，开始强调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务求实用”。孝悌类科目在初盛唐是比较热门的科目，颇能体现唐王朝以孝悌求忠臣的人才理念，甚至在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的即位诏中连续出现。安史之乱之际，唐肃宗设置孝悌类科目，希望以孝悌的人伦道德来移风易俗，达到稳定时局的目的。但随着多种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孝悌类科目逐渐失去了道德品行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教化功能，社会政治功用明显弱化。唐德宗之后，此类科目逐渐销声匿迹。约从唐顺宗开始，大都是诸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的类型，是唐代制举的“定科”。其中的“直言极谏”“达于教化”“可以理人”等后缀，对贤良的实际治世才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因而，即位改元制举诏令中的人才类型的演变体现出唐王朝从文治向吏治的转变轨迹。
四 、结语
唐朝皇帝在即位之时进行制举选贤，对五代时期的皇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少皇帝纷纷在即位之际进行制举选贤，如晋高祖在天福元年(936)十一月即位，下《即位赦》：“弓旌聘士，岩穴征贤，式光振鹭之班，将起维驹之咏。应山林草莱、贤良方正、隐逸之士，委逐处长吏切加搜访，咸以名闻，当议量才叙用。”[4]769晋出帝在天福七年(942)六月即位，七月下《即位大赦制》：“山林逸士，草泽逸贤，将裨教化之风，且广搜罗之道。应有怀才抱器、隐逸丘园者，委随处长吏切加搜访，具以名闻。”[4]770周太祖在广顺元年(951)正月即位，下制曰：“山林草泽之间，怀才抱器之士，切加搜访，免致遗贤。”[4]770周世宗于显德元年(954)丙申即位，三月下即位赦制，曰：“应有怀才抱器，出众超群，或养素于衡门，或屈迹于末位，孤寒难进，志业可伸，咸用搜罗，待以爵秩。诸隐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干略，灼然可称者，所在具以名闻。”[4]770-771上述诏书中的人才类型是相似的，即山野之中怀才不遇的隐逸之士、出类拔萃却不被重视的官场中人。五代时期政权更迭更加频繁，新君急需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的安定。唐王朝的制举承载着稳定政权、安抚民心的政治功用，且确实为国家选拔出大量经世致用的贤良。五代的新君同样有此期待，希望在初登大宝之际，凭借制举促使众多怀才不遇的贤良积极应诏，实现君臣共治、天下太平的理想局面。
[参考文献 ]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9.
[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2：228.
[4]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36.
[6]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9)01-0085-04
[收稿日期 ]2018-08-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唐代制举与儒学研究”(17XJC751006)。
[作者简介 ]田子爽，女，讲师，博士，从事科举制度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