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题材连续剧创作漫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连续剧论文,题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初，两部知青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和《年轮》问世，分别成为观赏热点。年中，荧屏上又推出一部知青题材的连续剧《遭遇昨天》，同样颇受关注。
文艺理论应该更多地瞩目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精神和读者（观众）的欣赏效应。遵循这一原则，本文围绕评论这三部有一定代表性、可比性的作品的成就和不足，就知青题材连续剧的创作和欣赏作一些探索研究，期望得到方家的指正和补充。
一
70年代中期，一批上海知青随着“大返城”的潮流，千方百计斩断情丝返回东方大都会，感情也都有了新的归宿；90年代初，当年他们在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时同当地青年生下的孩子已长大成少男少女。他（她）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结伴前来寻找生身父母。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些上海新家庭中刹那间出现了强烈的“地震”，演绎出一场场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活剧……
以上，就是由叶辛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黄蜀芹任总导演的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的故事背景和情节主干。
《孽债》选择了一个新的艺术创作的切入点，通过沈美霞、梁思凡、安永辉、卢晓峰、盛天华五个孩子突然从西南边陲闯进与其有血缘关系但又十分陌生的大上海五户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展现当代上海市民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心理空间。想当年，他们的生身父母即美霞的父亲沈若尘、思凡的父亲梁曼诚、永辉的父母吴观潮和杨绍荃、晓峰的父亲卢正琪、天华的母亲俞东吟，是经过剧烈思想斗争、忍着巨大创痛和内疚抛弃亲人离开西双版纳的，但到上海后，他们不容片刻停留，立即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新的生活潮流，以各自不同的条件、方式，投身于社会竞争，谋取不同职业，成立新的家庭。十多年前的往事逐渐在脑海中淡化了。如今，新生儿女从天而降出现在他们面前，偏偏这些活生生的存在原先又一直瞒着新的妻子或丈夫。这必然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夫妻之间、父母兄弟叔嫂之间，乃至与邻居、同事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冲击波，从而围绕对这些孩子认与不认、是否让他们住进新家、能不能让他们长期留在上海这一尖锐矛盾，发生了情与理、情与法、情感与道德等一系列令人无奈尴尬、让人心碎心醉，促人回味醒悟的冲撞。视角是独具慧眼的，故事是新鲜动人的，开掘的内涵是丰厚的。
作为一部叙事作品，竖立起一、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就属不易。而连续剧《孽债》能在头数集篇幅中，就以网络式的叙事结构，时空交叉的手法，脉胳清楚地描写了五个孩子及其家长们的系列形象。他们的经历、性格、心理活动同中有异，随着剧情向纵深发展，他们的形象也就越来越丰满，音容笑貌，呼之欲出，各自的独特遭遇，令观众牵肠挂肚。比如，那个现在是上海《人生》杂志社编辑的沈若尘，他在五位家长中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十多年前他与傣族女子韦秋月的婚恋颇有浪漫色彩，至今在心灵深处仍保持着甜蜜和隐痛相交织的记忆。回上海后，工作勤奋，又筑起了安宁乐惠的小窝。此刻，象秋月一样美丽、善良的小美霞来沪后，由于遭到惊怒的现妻梅云清等排拒，他那种忐忑不安、进退两难的窘态，以及压抑到极点忍无可忍突然暴发式地大喊大叫的“出格”描写，是何等地维纱维肖！美霞在新家受尽屈辱默不作声，当她拿出阿妈韦秋月的遗物转告阿妈对阿爸的一席话时，若尘与美霞父女抱头失声痛哭，撼人心魄，观众看到这里无不热泪盈眶！其它如诚实干练、乐于助人但为自家至今蜗居在一个小亭之间而深深内疚的电影院放映员梁曼诚，他的温柔、贤淑、令人爱怜的上海区服装厂缝纫工凌杉杉，还有实用算盘打得最精、与同是上海知青的杨绍荃在云南“假离婚”回沪后另攀高枝，如今爬上了总经理位置但又不能说已完全丧失良知的吴观潮，屡遭生活变故而自暴自弃最后在情感漩涡中人性、母性得以回归的杨绍荃……其思想行为轨迹都融入新意。创作者在塑造这一系列各具个性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时，自然地呈现改革开放广阔的色彩斑斓的社会画面，涉及到不少当前敏感的社会热点，信息量丰富，时时扣击观众的心弦，激起共鸣，让观众在艺术欣赏的同时品味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呼唤真情和爱心，期望我们前进中的尚有诸多不如意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全。
具有浓厚的海派特色、“海味”，可说是连续剧《孽债》的又一贡献。艺术创作实践向我们暗示，越具民族地方色彩的作品，往往越富有生命力和艺术竞争力。近十年来，在全国相继播出的一些具鲜明地域特色的电视剧，如京味的《四世同堂》、《那五》、《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粤味”的《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江南水乡风情的《秦淮人家》、《双桥故事》等等，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诞生于上海的海派电视剧也有诸如《上海的早晨》、《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一家人》、《原谅我的心》等佳作，但就其已经显露的特色而言，似乎还不如京派积淀厚实；上海人文荟萃，但创作者的流派意识似不如京派艺术家自觉、强烈，理论研究、舆论宣传也偏弱。因此，近几年沪地批评家们多次急切地提出重塑上海艺术家的文化品格、重振东方大都会雄风，呼唤以恢宏博大、锲而不舍的大众风范创作出更多原汁原味的海派作品的课题。关于海派电视剧的界定，具体说法不一，但大体意见还是一致的。应以反映上海地区为主，表现这个全国最大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流变，传达上海各阶层各式人等的独特气质、心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以及上海地区的人文景观、独有信息和环境氛围，塑造出几代各具风采的“上海人”的艺术形象，乃至经久不衰的典型形象，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上海味、上海风情、上海作派。
在这方面，《孽债》的编、导、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显然是有明确的攻坚意识的。他们精心采取了两个大动作：主要成人角色全部启用沪籍演员（并非“追星族”眼中的“大腕”，却均有较高艺术造诣），便于他们更富有主体意识更得心应手地表现上海人的音容笑貌、一招一式；并头一次在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全部采用富有生活质感、时代特点、贴近人物个性的地道上海方言（普通话只用于同来自西双版纳的孩子对话）。上述举措与《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等电视剧只在局部场合插入一点上海方言、“上海腔普通话”，藉以增添一点情趣、噱头，营造一点氛围相比，跨步显然是相当之大的。这一开拓性的尝试，明显地增强了电视剧整体意义上的逼真感、鲜活感，围绕各式人等的典型环境的刻划细腻入微，自然流畅，演员表现充满激情，舒展自如，富有魅力。
应当说明，上述成功的尝试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更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是唯一的。由于上海方言与普通话差距相当大，海派电视剧全部采用上海方言毕竟有较大局限性（《孽债》考虑到各地观众的语言欣赏障碍，已同时备有普通话版本，且在上海话版本中加字幕）。不必排斥《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的语言运用路子，也不可否定，《十六岁的花季》尽管用的是普通话，着意在价值观念、思维流程、情绪心态、社会风情、人文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同样相当成功地塑造出一批当代地道上海中学生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孽债》在语言方面的大胆革新，为加强剧作海味、海派特色摸索出了一条新的有益的通道。
二
以“老三届”为代表的广大知青，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差不多与共和国同时诞生，一道呐喊前行。在他们身上深深地烙下了共和国每一重要历史征程的印记。因此，他们始终吸引着新时期有良知有作为的艺术家。40集电视连续剧《年轮》，正是一部以此为载体的佳作。
《年轮》着眼于人生轨迹的追溯，对历史的拷问。作品从六十年代初落笔，以时代顺序，展示祖国30年来的风风雨雨。它并不满足于揭示“文革”伤痕，或写知青返城后经过短时间彷徨终于有所作为，也并不正面反映和评说历次运动和重大事件，而是把数十年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作为大背景，在展现主人翁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中深入描摹人物的心灵史。全剧始终聚焦于一代知青的“理想情绪”，倾注全部激情抒写他们理想的被扭曲、破灭、寻找与重建；将人物在昨天不正常政治运动中的迷惘和抗争，同改革开放大潮下新的社会景观、思维模式，以及在商品经济负面影响下某种新的精神失衡和执着的人生追求，对应起来，比照着予以艺术的表现。这样，《年轮》这一特定审美对象释放出来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就能得到九十年代观众由衷的认同和呼应，产生强烈的情感激荡，不时迸发出炙人的思想火花。作品历史跨度大，涵盖面广，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情、北方味。时代氛围、场景描写和心理刻划是逼真的，某种程度上几近严酷，配合画面运用的旁白富有激情和哲理，使全剧呈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有力度的悲壮美。
《年轮》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我们塑造了刘振兴、韩德宝、王小嵩、徐克、郝梅、张萌六个主要角色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物群象。创作者擅长将人物安置在非常态的逆境中多侧面地展现其独特遭遇，浮雕般凸现人物鲜活的个性风貌。知青伙伴心目中的“老大哥”刘振兴，是一个并不“高大全”但时时扣击观众对真、善、美呼唤的兴奋点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返城后为打抱不平，丢掉了建筑站承包工头的饭碗，干起了为高层居民搬运煤气罐的重活、脏活。后来又凭魄力和才干，成为商海弄潮儿；他重感情，讲义气，尽其所能地照顾战友及其长幼辈，但对属下比自己年轻、幸运的新一代大学生，有时又表现出不无可笑的狭隘；他经常与外商打交道，熟谙礼仪，面对日商的挑衅，却一反常态，拍案怒斥，拂袖而去；他为亲手创办的公司踌躇满志，也不时陷入厌倦和空虚，缅怀青春期的“理想梦”；他少年时代就苦苦地屈辱地单恋张萌，目睹张萌后来的生活变故，则始终古道热肠地给予帮助。自己的家庭不美满，只希望别人过得比他好……其他，如心地纯洁、“文革”中惨遭厄运而变为哑巴、返城后含辛茹苦自学服装设计并成为女作家的郝梅；时时处处真诚待人、克尽职守为百性为朋友办实事，最后被几名由他结案的逃窜犯暗算的派出所所长韩德宝……都很有典型价值和艺术张力，留给人们咀嚼、思索的空间。
这里，我想结合对《年轮》的评说，谈谈文艺与道德、尤其是新时期文艺与道德的关系。目前文艺界对转型期的道德波动状况还在讨论之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们既要正视社会道德存在的严重现象，又不能因此而“怀旧”，而应该以历史全局的眼光看到新价值观、新道德观正在社会变革中萌生。要在吸收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各族人民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设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在这方面，我认为连续剧《年轮》的创作者以其艺术实践，通过作品提供的艺术形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既体现在上述主要形象的塑造中，也体现在一些次要角色甚至是淡笔勾勒的人物身上。比如，十年前曾辅导过郝梅业余服装设计的赵老师，生活清苦，充满爱心，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在他退休后，张萌应郝梅的请求，把他介绍到张萌任职的公司任广告部顾问。他能干，肯干，很快得到器重。不料，这个原先清白、正直、善良、勤奋的老实人后来竟利用职权贪污40万元巨款，挥霍一空。在他被处决前，郝梅去见最后一面。他向当年的学生解剖自己：“我这个人，一辈子没享受过……也没花过心……看着那些个年轻人活得自在玩得开心爱得随便享乐得潇洒，我这心里嫉妒得像有只耗子，又啃又咬的！”……这个角色，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之强烈，在其它作品中不多见。他是如何演变堕落一步步迈向深渊的？作品没有交代，故意留下大片空白。然而，虚笔不虚，空白处不空，静势中蓄动势，闻惊雷……连续剧《年轮》正是主要通过对共和国同龄人也通过有关各式人等生活道路和思想轨迹的审视，昭示我们：人生永远要有理想的烛照，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适应改革开放大潮，又要发扬传统美德，去选择和建设一种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在能动地创造世界的同时，积极地拓展自己、美化自己。
《年轮》作为一部长篇连续剧，也存在不少遗憾。有些情节拖沓；有些地方节奏把握不准；某些议论对电视艺术而言比较拗口费解；有些描写失度。对张萌后期的那个恋爱对象“心理学副教授刘先生”，创作者采用“漫画”式的极度夸张的手法，赋予猥琐的外表、腻味的举止，卑下的言谈，予以有声有色的刻划，几近一出滑稽小品。与全剧严谨、悲壮、刀削斧凿般的风格基调极不和谐。创作者在艺术描写中舍不得“割爱”，过了量，却忽视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因此，“刘先生”这一人物形象空空洞洞，缺乏张力……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年轮》总体水准较高，它受到了不同社会层次、文化素养的观众的欢迎。舆论界有“北有《年轮》，南有《孽债》”之说。
《年轮》的成功再次证明，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质量，艺术精神和观赏效应并非不可兼得。那种认为现在的观众对比较正统的厚重的作品兴趣索然，只能靠软性的、刺激性、脂粉气的东西去招徕的看法，是偏颇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三
30集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写几个曾在陕北黄土高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时隔20年，又相约由京城回到黄县，看望那里的乡亲，并企望以如今的优势和才智报效这块黄土地。他们兴冲冲而来，面对故土多方面的变化，充满着喜悦和好奇，也为其不尽人意处着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置身于微妙的人事纠葛和感情旋涡之中，从而演绎出一系列新旧交织的故事，引发出主人翁复杂的难以名状的情思。
该剧时代跨度大。背景画面起伏多姿，既有广袤的黄土高坡的今昔对比，又有改革开放后首都的绚丽景观。剧中对几个人物的经历作了精心设计，主要写了两条线索的重头戏——
男主通石迈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石迈在插队劳动中和女知青刘琳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但刘琳的父亲是解放军将领，而且正是石迈父亲战场上的老对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将军坚决阻止这段婚事。石迈理智地答应了刘将军的劝阻，同刘琳生硬地不告而别，与当地农村姑娘兰草双双奔赴煤矿做工。如今石迈人至中年，已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而当年的刘琳其实已怀着石迈的孩子（石迈不知情），她以巨大的创痛和对石迈“绝情”的误会，与公社干事郝万成组成家庭。如今儿子冬冬已长大成人，郝万成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刘琳也扎根黄县，当上了县经贸委主任。石迈与刘琳重逢，引起两个家庭的震荡。
另一段重头戏是写当年知青杨婉平和方建生相恋。不负责任的方建生为了返城，把杨婉平生下的女儿遗弃在陕北。方进城后又抛弃杨，另攀高枝。杨婉平被误传为在唐山地震中丧生。其实她已获救，改名为夏群，当了医师，早已同刘将军的老部下年轻军官王宏达结为夫妇。但夏群始终对深爱她的丈夫宏达隐瞒着这段旧情，独自苦苦地思念着女儿。最后，在知青叔叔、阿姨的全力奔走下，林香终于找到了亲生母亲杨婉平。
这样的命运纠葛，是有看头的。因此，连续剧《遭遇昨天》在东方电视台首先播映后，立即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它与上海电视台同期播出的连续剧《都市放牛》形成了对峙、竞争的局面。
李雪健扮满的黄县县委书记郝万成貌不惊人，开始似不如石迈有戏，有色彩。但随着剧情的发展，李雪健越演越好，演出了个性，演出了深度。尽管对郝万成从公社干事到县委书记的历程，电视剧未作正面展示，但透过其音容笑貌的真实、细腻的刻划，观众能感受到万成那坚实、可信的步伐。除了土气、陕北味，他也逐渐具备了现代领导应有的开拓意识和管理才能。在个人情感生活中，他忍受着隐痛和屈辱，其程度并不亚于石迈、刘琳，但他一直以独有的方式爱着妻子刘琳，爱着其实他一开始就明白并非亲生的儿子冬冬，也极其尊重石迈。即使由于石迈20年后重返黄县，同刘琳消除误会而旧情复燃，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面临妻离子散的势态，万成依然冷静地尊重他人人格，处理各种关系。为了加速黄县四化进程，他倾注全部心力，亲自蹲点，往返城乡，引进资金和技术。他还以无畏的气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追回、落实希望小学的专款，保证穷山僻壤希望小学开学典礼如期进行；发现学校评审职称工作中的弊端，亲自调送材料，为园丁们讨回公道……郝万成这一新时期县委书记形象，在近几年的影视作品中，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新收获。
相比之下，石迈、刘琳的形象塑造就逊色多了。
石迈，是一个经历坎坷、奋发有为、内心细腻敏感、有时相当脆弱的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石迈那样的角色：工作中是一把好手，乃至出类拔萃，但个人情感生活充满悲剧色彩，不如意，不果断。如果将他放在特定人文背景中去审视，去刻画，展示他的独特命运、性格、心态，及期孕育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是能给人丰富的人生感悟，具有认识和审美价值的。问题在于，剧作投注于这个人物的意念过于强烈，具体形象描写较弱。开头几集，石迈从外表到谈吐，给人的印象还有些新鲜感，写到后来，则显得空泛无力。只看见奔波于北京、黄县两地，吃力地周旋于刘琳、兰草之间，一筹莫展，一事无成。尽管电视剧一再通过旁人之口，介绍他是知名学者、社会精英，与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多有联系，深得器重，但我们从剧情中实在看不出他何以能取得那样瞩目的成绩。倒是他的下属宋若寒一针见血地指出，石迈情感上不专一。明明在心中深爱着刘琳，却不敢承认，百般掩饰，一再申称不愿伤害兰草，行动上屡屡有负于兰草。说穿了，面对两个好女人，石迈哪一个都不想放弃，哪一个都难以照应周全。
如果说，石迈的下属宋若寒对他总算有所批评的话，那末，从剧作的总体描写来看，编导对他始终是相当偏爱的。一直到该剧结束，也很难说石迈对自身局限有所认识，有所超越。而且恰恰是那个快人快语的独身的现代女性宋若寒，也早就默默地喜欢着石迈，一心只愿献身于石迈的。可见，宋若寒对石迈的讥讽，也仅仅是“恨铁不成钢”，意在激石迈在情爱生活中不必拘泥，大胆往前走而已。
刘琳的形象，按编导的设计，不但戏重，人物性格、命运、感情，都有其复杂性。刘琳的扮演者朱琳也是观众信得过的演员。刘琳在开头十多集中，如在陕北与石迈重逢，由于对20年前石迈的不告而辞至今无法原谅而态度冷漠，继而得知真相而旧情复萌，在特定情景中难以自控，迅速升温，其情感脉胳表现得有分寸，有层次；但是，在以后的刘琳看来，既然石、刘双方已尽释前嫌，那就要不顾影响地让石迈、万成以至冬冬立即明白冬冬的身世，这就是目的，这就是一切，舍此无它。我们在以后多集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刘琳的其它生活内容、行动轨迹，这与剧中的规定情境不尽契合，与刘琳已经在黄县生活、工作20年，已经同万成建立起比较温暖的家庭，与她目前的县经贸委主任以及不久又提升为副县长的角色定位，毕竟有着不小的差距。
杨婉平、方建生、林香以及杨婉平现夫王宏达、方建生现妻孔嘉珍这条情节线，与上述石迈、刘琳、兰草、郝万成那条情节线相比，其具体进程，更缺乏新意新招。杨婉平20年来只为自己心头的秘密——不知被方建生遗弃在黄县的亲生女儿是否还在，能否找到——而活着，食不甘味，夜难成寐，神思恍惚。每逢触及敏感问题，精神几近崩溃，好在她现在的丈夫王宏达宽宏大度，多亏车子、石迈、兰草、刘琳、冬冬、郝万成、刘将军……总之，从北京到黄县，除却那个方建生，所有与此相关的人“总动员”，找到林香，确认林香即杨婉平女儿，又奇迹般找到杨婉平，确证夏群即杨婉平。终于将林香送到杨婉平怀里，使她苦尽甘来……
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至少应具备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有一个坚实可信的故事框架，新颖的叙述方式，观众喜闻乐见；二、提供一组站得起来的人物群象，最好能塑造几个个性鲜活、有时代内涵、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抓住观众，长留在观众心田；三、在剧作的人事变迁中有机地负载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内涵，幅射出丰富的信息量。
这自然是比较高的标准。以此来衡量，笔者认为，《遭遇昨天》前十来集剧作基础不错，特别是头开得好，人物出场有特点。注意横贯着陕北和京都等不同的人文环境，通过回叙“昨天的故事”，重点讲述“今天的故事”。在情意冲突中塑造几组人物形象，以其特定视角较有层次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和人物的精神风貌。观众开始被吸引住，并不是偶然的。
可惜，创作者总体构思存在缺憾。尽管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但对黄土高原和大城市的历史情状、改革进程缺乏感性的积累、理性的研究、审美的把握。随着剧情全面展开，很难继续得心应手地在现实生活流程中向纵深开掘，让血肉丰满的形象说话。于是，连续剧的中、后阶段，良好的创作势态减弱，几乎全部围绕着一个好男人（石迈）在两个好女人（刘琳、兰草）之间的两难选择以及杨婉平和林香母女团圆这两条线索做文章。编导又舍不得改变预定拍30集的庞大计划，于是，戏不够，情来凑，而这“情”，几乎剥离了特定时代内涵，矛盾冲突缺乏张力，故事和人物形象显得陈旧、飘浮。原先那根磁力较强的情节链，大大削减了磁性，难以再将观众牢牢地吸引住，不少观众开始产生了厌烦心理，这实在是事与愿违无可奈何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遭遇昨天》是一部立意并不低俗，拍摄比较认真、精致，有一定品位和可看性的电视连续剧。但还不能说是一部优秀之作。探究其不足的原因，对于进一步繁荣知青题材以及其它题材和其它风格样式的电视剧创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
通过对《孽债》、《年轮》、《遭遇昨天》这三部知青题材连续剧的比较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一）知青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牵动着几代人的情思。知青题材作品是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的热点之一。它既可以藉此反映知青当年的辛酸坎坷、磨难中的崛起、日后的辉煌，又便于表现数十年来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以及当今现代化建设的瞩目景观，负载着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内涵。因此，知青题材作品引发的观赏热点能延续到90年代中期，并不是偶然的。
电视连续剧，特别是长篇电视连续剧，在表现知青题材时有其优势。通过多年的积累，现在我们已有条件对其中某些优秀作品或有代表性的作品，试作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剖析，分别从创作方面和观众学方面探索、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由此还可以伸展到诸如农村题材、城市题材、爱情题材等领域的研究，以期电视连续剧创作有所突破，取得较大面积的丰收。
（二）题材是创作者表现作品主旨的一个载体。载体好比一条船，重要的是通过这条船负载了多少思想、艺术内涵。艺术的独创性及不可重复性，要求作品能通过某一载体巧妙地让观众得到更多更新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创作于90年代的《孽债》、《年轮》、《遭遇昨天》，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其高明处在于，各自选准了一个好的角度，确立了一个独特的切口。这样，作品也就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展现特定社会人生画面的艺术空间，吞吐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感的艺术通道。比较而言，《孽债》和《遭遇昨天》的切入点更接近些，以“昨天的故事”引出“今天的故事”，重点展示“今天的故事”。《年轮》，顾名思义，展示主人翁数十年人生轨迹，但它对30年来的风雨里程也并非平均着墨，而是有略有详，“今天”详于“昨天”。这既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生活在90年代的观众，固然有兴趣回顾、反思昨天，但他们总是以更大的热忱关注当今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活跃于当代生活中各式人等的命运、感情、情绪、心态；也契合电视艺术反映生活时效性强的特征——“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是‘叙述此时此刻的事件’……把观众带进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一事件只有明天才能搬上银幕，后天才能成为文学、戏剧和绘画的主题”（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451页）。
（三）给当代观众写“昨天的故事”不易。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无数文艺作品中领教过。他们最怕似曾相识，他们不想重复咀嚼老故事。创作者贵在编织出真实动人、富有个性的“昨天的故事”，要在“昨天的故事”中传达出新的信息，让观众品味出新的意蕴。
写“今天的故事”更难。因为，现实生活潮汐正千姿百态、瞬息万变地展示于当代人面前。广大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感性状貌有更真切的把握，更敏锐的洞察力，更鲜明的爱憎，自然会对创作者讲述“今天的故事”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孽债》走的是生活剧、通俗剧的路子，《年轮》和《遭遇昨天》虽然不必定位于通俗剧，但它们在通俗化方面的努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三部作品一反豪华、雕琢的时尚，都尽量让荧屏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联系起来，都安排表现伦理、爱情、人生悲欢的故事构架，巧设悬念，以情动人。比较而言，《孽债》在编、导、演诸方面相当和谐，整体水平整齐。它找准了精巧动人的戏剧模式和诱发观众丰富人生体验的最佳结合点。《遭遇昨天》的故事框架也有特点，但写到后来力不从心。除了生活和提炼不够，还有一个以现代意识把握社会流变和人物心灵历程的问题。作为长篇连续剧，既要求创作者不忘大众艺术观赏性、娱乐性的审美属性，也要注意思想和艺术观念的更新，以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去烛照描写对象，使长篇连续剧这种反映生活的通俗好看的艺术样式同它负载的思想、艺术内涵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