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号无恶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王号无恶谥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周诸王之号，究竟为生称抑或为死谥，现在仍是学术界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本文不拟纠葛于此，而只是企图以两周金文材料为主要依据，对西周王号中少数被后世误解为恶谥的王号的真正涵义作一初步讨论。至于文中使用的“谥”字，完全是出于行文方便的需要，不必为“将葬，乃制作谥”（注：《逸周书》卷六《谥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之义。
一
西周一代若从文王算起，共历一十三王。据史籍，他们的称号依次是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宣、幽。而根据古代文献的一些记述，这些称号则是依照各王生前的行状由臣子们议定的。《艺文类聚·礼部下·谥》引《五经通义》：“谥之言，列其所行。身虽死，名常存，故谓之谥。”所谓“有德则谥善，无德则谥恶”。根据以上说法，西周一十三王的称号自然就有善、恶二类。而再据托名于周公而实成书于战国之际甚或更晚的《逸周书·谥法》，则可知他们的谥称的具体含义，现据西周王序整理如下：
文：经纬天地、道德博厚、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锡民爵位
武：刚强理直、威强睿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
成：安民立政
康：渊源流通、丰年好乐、安乐抚民、令民安乐
昭：昭德有劳、威仪恭明、圣闻周达
穆：布德执义、中情见貌
恭：敬事尊上、尊贤贵义、尊贤敬让、既过能改、执事坚固、爱民长弟、执礼御宾、芘亲之缺、尊贤让善
懿：温柔圣善
孝：五宗安之、慈惠爱亲、协时肇享
夷：克杀秉政、安民好静
厉：暴慢无亲、杀戮无辜
剌：不思忘爱、愎佷遂祸（剌为厉之本字，故附及）
宣：善闻周达
幽：早孤陨位、雍遏不通
根据《谥法》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西周一十三王之谥称中，可称为美谥者有：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宣；恶谥则有厉、幽二称。
厉、幽之为恶谥，亦见于《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没于地下，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杜注：“欲受恶谥以归先君也。戮杀不辜曰厉。”又《宣公十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幽公为子家所弑，事见于《宣四年》经传。此言“改葬幽公，谥之曰灵”，知其前谥为“幽”，今改谥“灵”，则“幽”为恶谥无疑。故《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曰‘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若据以上文献，则厉与幽为恶谥无疑矣，故晚近学者论谥鲜有能越此障碍者。王国维先生虽据金文材料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人或誉为能发覆千古。然为回避“厉”、“幽”二称亦不得不折衷其说，结论为：“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八《遹敦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5页。） 与王氏有所异同的为当世学者吴静渊，他认为谥法至少始于殷代后期。“周代是‘因于殷礼’的……谥法，也应是因袭之一。”而“恶谥，只能出现在西周末后和春秋时代的条件下”（注：吴静渊：《谥法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后一结论，显然也是附从于厉、幽为恶谥之说的。
就实而言，研究谥法问题，由古至今拘守文献而盲从者多。今人或能使用考古材料，而又或希图见一隅而以三隅反，故亦少有实事求是的平实之论。而且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金文中有周王、诸侯及贵族之名号的材料虽日见增多，但是与之相关的器物为及时之作抑或后世追述之作还难以厘定，因此谥法究竟始于何时，要作出结论可能还需时日。不过如果我们将此问题暂且搁置，而先审辨西周诸王称号之美恶，则似乎可为解决该问题作一点奠基的工作。
二
西周诸王无恶谥，此说实应肇端于先秦。《礼记·表记》载孔子语：“先王谥以尊名”，此似与《孟子·离娄上》所引孔子说有所抵触。然《孟子》于战国时实为诸子书之一，其中难免不根之说。至其尊奉为经，以为一字不可易，则后世事。《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与《礼记·表记》载孔子语实可互为发明。孟子引所谓孔子语，实假夫子之名而已。
承尊名说者至宋代有郑渔仲樵，樵著《通志》二百卷，其独创《二十略》之体，中有专论谥法者，名《谥略》，能承厥义，一反流俗。其《谥略·序论一》云：“成周之法，初无恶谥。谥之有恶者，后人之所立也……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以谥易名，名尚不敢称，况可加以恶谥乎！非臣子所安也。呜呼！春秋纪实事，而褒贬之说行。”《序论二》又云：“恶谥非所以加君父也。”于《序论三》又专说幽、厉二谥：“按《谥法》，恶谥莫如桀纣，其次莫如桓灵，其次莫如幽厉，此古今之所闻也……幽者，隐之并名也。周幽王丧于犬戎之祸，鲁隐公卒于羽父之难，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隐命之，痛恻之甚也，岂有拥遏不通之意乎？语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厉与安并德，故于厉言‘而’，猛则异于是，故于猛言‘不’。厉非恶也，岂有暴虐无亲之义乎！厉王过矣，使厉王而有暴虐无亲之名，则宣王不得为孝子；幽王过矣，使幽王而受拥遏不通之责，则晋文侯、郑武公不得为良臣。”揆之郑说，其意有三：西周一代，谥、名同实，其所异者，在别死生；其次，西周诸王谥无善恶之别，虽厉或幽，亦非恶谥而加以君父者；其三，谥之有善恶，春秋及以后之事也。渔仲可谓别具只眼者，其辨亦详明，只是于旧说却未能撼动万一。此虽时代使然，而与幽、厉二字在传世文献中词义多歧、仁智各取亦有绝大关系。因此欲从文献讨论此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晚近，郭沫若先生承郑、王之说，作《谥法之起源》。在对金文材料和文献材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于文中对灵、厉诸所谓恶谥作了新的诠释，以为“厉之本义无善无恶，其引申之义多为善美之词”，并且提出“盖谥法之兴不仅当在宗周共懿诸王之后，直当在春秋之中叶以后也”。于文末又云“余疑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注：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页。）。只是，郭沫若先生的结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却也因其文瑕瑜互见，对一些传世文献的否定稍显武断而未能为学界接受，甚至受到批评。
之后，杨希枚先生根据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又补正王国维先生之说，结论为：“周初诸王生称之谥或是生时美名者疑即诸侯以字为谥之生字，故生时称之而与死后之谥无别。”若西周诸王之谥确得之于生时美名，则自无恶谥之说。只是杨先生对自己的这个结论也未敢自信，故又云“但此仅属推测，而于史难稽矣”（注：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殷都学刊》1988年第3期。）。
由前人或时贤的研究可知，欲求厉、幽二王号谥之真义，以文献不足征，故只能依违于疑是之间。而今两周金文材料之富，较王、郭之时已是云壤之别。因此对此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从两周金文材料入手，之外别无途径。
三
此先说“厉”字。金文中无“厉王”，厉王作“剌王”，近年新出青铜器中可见数例。1992年陕西长安县申店出土《吴虎鼎》（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器为宣王期，铭称“王在周康宫夷宫……申剌王令”。2003年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发现的青铜器窖藏中的《逨盘》，铭辞历数其先祖辅佐历代周王的事迹，铭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龚王、懿王，于孝王、夷王后作“剌王”，根据西周王世之序，可以进一步肯定金文之“剌王”即文献之厉王，亦知文献之“厉”实为“剌”字之转写。虽如此，为作全面考察计，当然也应该对两周金文中的“厉”字作一检讨。据现有材料，“厉”字只数见于西周金文，有两种用法：一作人名，如《五祀卫鼎》（《集成》5·2832）之“邦君厉”；此外是被借作“万”字，如《散伯簋》铭“散伯作矢姬宝簋，其厉年永用”，“厉年”即“万年”。厉字在西周金文中因其使用概率小，就此说其无恶义或难取信于学界，因此应就厉作为谥称的本字“剌”字之见于两周金文者作充分的讨论。
剌字于两周金文凡数十见，揆其义，用法有四类：
一用作氏名，在此不作讨论。
其次为谥号。剌字作为谥号亦见于前引《逸周书·谥法》，所谓“不思忘爱曰剌”，朱右曾注“剌，谬戾也”，亦为恶谥。西周金文中作为谥号，与“剌王”有关者，“剌王”之称外，又见“剌宫”字眼。如《克钟》（《集成》1·204）“王在周康剌宫”，“剌宫”当如唐兰先生说，为厉王之庙（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剌字除用作周王谥号外，还多见于西周贵族用称皇考、文考之谥。《大簋盖》（《集成》8·4298）“用作朕皇考剌伯尊簋”；《伯喜簋》（《集成》7·3997）“伯喜作朕文考剌公尊簋”；《晋侯喜父盘》（《文物》1995年第7期）“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剌侯宝盘”。皇考、文考皆亡父之美称，而称其谥曰“剌”，则“剌”亦必为美称。而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一谥称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考古》1991年第9期报道有《余剌之子鼎》，器的时代为春秋晚期。铭曰：“作铸将彝，以为父母，其随于下都。曰呜呼哀哉！剌叔剌夫人，万世用之。”
由上举数例可以看出，“剌”字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是贵族们习用于已故父母的谥称，它绝不应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恶谥。
再次，“剌”字又或置于祖、考之前作修饰语，其音义同于文献的“烈”字。《琱生簋》（《集成》8·4293）“用作朕剌祖召公尝簋”；《单伯昊生钟》（《集成》1·82）“丕显皇祖剌考逨匹先王”。此称剌祖、剌考犹《诗·商颂·烈祖》之称成汤“嗟嗟烈祖”；《诗·周颂·雍》之称文王为“烈考”。所谓“烈祖”、“烈考”，言有功烈之祖考也。剌字此义，在西周金文中或不必皆用于作祖考之修饰字，而直接作功烈解。如《沈子也簋》（《集成》8·4330）“乃妹克衣告剌成功”；《墙盘》（《集成》16·10175）“天子恪缵文武长剌”。不仅如此，此种用法也一直延续到整个东周时期。如春秋早期器《晋姜鼎》（《集成》5·2826），此贵族妇女作器，其铭犹称“用召弼予辟，敏扬厥光剌”；战国器《胤嗣壶》（《集成》15·0734）“以追庸先王之功剌，子子孙孙毋有不敬”。剌字又或相迭作“剌剌”，读如《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烈烈”，《尔雅·释训》云“威也”。此见于春秋早期器《秦公钟》（《集成》1·267），秦公于铭中称颂其先祖曰“剌剌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而在《秦公簋》（《集成》8·4315）铭中，秦公则又以“剌剌”自况，云“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桓桓，万民是敕”。
其四，剌读烈，又有美善义。《师□鼎》（《集成》5·2830）“小子夙夕尃古先祖剌德”，“先祖剌德”者，先祖美善之德也。又《盠方彝》：（《集成》16·9899）“盠曰：‘天子不遐丕基，万年保我万邦。’盠敢拜稽首，曰：‘剌朕身，更朕先宝事。’”“剌朕身”者，美善朕身也。
综上所述，剌在西周金文中音义同于文献的“烈”，其义为功烈、为美善，周人以此加诸先王，实为美称善谥。然迨乎姬周东迁，字又或以音转为厉，词义多歧，遂致误解。此事实已为古文字学界所悉知，而拘守于传统文献之学者仍茫然无识瞢瞪不辨矣。
综观厉王世，其初年尚能“亡康昼夜，经雍先王”（注：《胡簋》（《集成》8·4317），为厉王自作器。）；《胡钟》（《集成》1·260）又记其敦伐南国服子，以致南夷、东夷二十有六邦表示臣服。晚年奔彘以前，在位三十三年时还“亲遹省东国、南国”，命诸侯“伐夙夷”等叛乱之邦国，且多有斩获（注：《晋侯苏钟》，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真可谓“烈”矣。虽因晚年好利，又兼暴虐拒谏，终于三十七年为国人所袭而奔彘。然经共和十四年之久，国家恢复，其人于此时方老死于彘，臣子何需又何忍而加诸恶谥也。
厉王死，宣王即位，世称中兴，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宫涅继位，即所谓幽王。幽王八年，因更立太子事致诸侯叛，于十一年死于乱。此次动乱，导致西京残破，平王即位，不得不东迁成周。就此言，幽王于西周王室罪莫大焉。《谥法》所谓的“陨位”、“雍遏不通曰幽”，似乎是为其量身定做一般。故童书业先生云：“谥为幽者，盖非令主，且不得其死。周幽王见杀于犬戎而亡其国，鲁幽公被杀，郑幽公为韩人所杀，晋幽公淫妇人为盗所杀，楚幽王时楚大乱，曹幽伯被杀，赵幽穆王亡国。”（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附录《周代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童书业先生说幽字，抉隐发微，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其说似乎亦足以服人，然余仍有疑焉，此复以金文说之。
幽字在金文中的用法有四种：一为人名；二为物品之色，此二者无须论。
第三种用法为对先祖的称颂《墙盘》（《集成》16·10175）铭记商代末年，其先祖洞观天下形势，蛰伏于乱局之中，是为“静幽高祖，在微霝处”。“静幽”者，谓能审时度势，默隐远祸也，此褒美之意甚明。
第四种即用作谥号，现详论之。幽用作谥称，据现有材料于西周中期已见。如《即簋》（《集成》8·4250）铭“即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幽叔宝簋”。文考，美父称也，则幽叔可谓恶谥乎？《宰兽簋》（《文物》1998年第8期）铭“用作朕剌祖幽仲益姜宝□簋”，称剌祖而谥幽，则幽亦不得为恶谥也。又《禹鼎》（《集成》5·2833），厉王时器。铭云“肄武公亦弗忘朕圣祖考幽太叔、懿叔，命禹缵朕祖考政于井邦”。禹称美其祖、其考曰圣，则幽太叔为美谥可无疑焉。幽为美谥更有明白如昼者，《集成》8·4292、8·4293著录之《琱生簋》两件，而所述为一事。器为宣王期，前器铭记琱生因土田之讼事请托于召伯虎之父母，希望召伯虎在审理时给予关照，召伯虎既受父母之命，则告诉琱生曰，我听从父母之命。后器记讼事了结，结果是皆大欢喜。召伯虎又告诉琱生曰，你的事办得很顺利，“亦我考幽伯幽姜令”。此铭之幽伯幽姜或为吕伯虎父母生称，是知其更不能为恶谥矣。
四
两周金文中所见剌、幽二字与人物及谥号相关联者大抵如是。所可注意者，文字既为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际日益增多，文字的内涵也日益丰富。时代有早晚，字词之义也有变化，此尽人所知者，而谥号文字也不能逃脱此一规律。此或为学者所未注意。若胶柱鼓瑟，牵拘于文献，而欲揭发古代历史之真相，则恐其南辕北辙。
综之，西周诸王之号，若为生时所用，自是美称；若为身后所加，亦为尊号。即便其人恶行昭贯，臣子亦必为尊亲而讳，此人情之常，毋需疑也。“恶谥非所以加君父也”，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