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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辩证法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作为承载了过多历史负荷的公共话语，辩证法既体现了传统哲学的最高成就，也遗传了其经久不治的痼疾——辩证法崇拜，乃至海德格尔干脆弃之不顾而另创一套话语。与海氏相比，马克思更忠实于历史，亦更富有建设性。早在1844年，他就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彻底摧毁了辩证法崇拜。但是，即使在黑格尔被人当死狗痛打之时，马克思亦坦言其师承关系，并将其新辩证法具化为《资本论》。换言之，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就是其足以“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马克思，第24页)的辩证法话语。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学术传统。
一、概念辩证法：辩证法崇拜的建构
辩证法主要有概念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两类：前者以知识论(范畴论)为根基，以探讨第一范畴“存在”及其与诸范畴的逻辑关系而获得真知为目的，后者则奠基于生存论，以探寻人类生存发展道路为旨归；前者肇始于芝诺并集大成于黑格尔，后者成熟于开启了生存论路向的马克思。原则上，概念辩证法总是将人与人、自然的生存关系抽象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由此出发剪裁历史、强制人类实践，辩证法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异在独立力量，导致逻各斯崇拜、上帝崇拜、辩证法崇拜、资本崇拜等各色拜物教。实践辩证法则始终植根于鲜活的生存实践，视具有变革力量的实践为辩证法的唯一源泉；它不仅将概念之间、产品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人际生存实践关系，还主张从人类感性生存需要出发推翻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拜物教。
在希腊文中，“辩证法”(dialog)的原意指通过辩论对话来证明揭示真知，与知识论相关联。知识论发端于巴门尼德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关切，它导致了对第一范畴“存在”及其与诸范畴关系的追问，以期从中获致超历史、超现象界的永恒真知。芝诺被称为辩证法创始者，他通过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龟等著名悖论，不但揭示了知性逻辑的内在矛盾，而且巩固了古典存在论潜涵的知识论走向。正是沿此走向，善辩的苏格拉底将辩证法称为“真理助产术”。虽然其真理仅指仍与人的感性生存相关联的“正义与美德”之知，但其真理观毕竟潜伏了知识论倾向，从而为古希腊哲学狭隘化为形而上学准备了通道。《理想国》虽仍采取了辩论对话形式并仍以获致“正义与美德”之知为旨归，但是，柏拉图毕竟制造了存在与现象、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两极对立，并极大地发展了纯思辨的范畴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虽仍将政治美德置于知识中心，其《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阿伦特产生了深厚影响，但其《形而上学》却首次系统规划了形而上学范畴体系，形而上学开始取代政治美德成为新的知识重心。此后，无论中世纪神学还是近代哲学、科学，大都沿着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知识论路向前进，辩证法日益疏离人类感性生存，甚至蜕变为毫无内容的诡辩术或论证上帝存在的辩神术。所以，海德格尔将此路向称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20页)当然，随着形式逻辑在神学、哲学和科学中的泛滥，其内在困境也日益暴露出来，从而导致康德对知识理性的系统批判和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创立。
作为现代性的奠基者和捍卫者，康德的伟大在于其将知识重心由政治美德转向了纯粹理性，从而为现代科学巩固了地基。但很明显，其所谓“认识论转向”并未突破旧存在论框架，它并不具有存在论革命的性质，这也适用于其辩证法思想。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部分，通过详细分析四个著名“二律悖反”，康德深入揭示了形式逻辑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危险。(康德，第320-350页)但是，康德所做的毕竟只是消极划界的工作，他虽揭露了知识理性的危险却又无力变革。总之，在康德看来，辩证法只具有抽象否定性，知性逻辑无法克服而只能消极防范。这种割裂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做法令黑格尔不满。
作为辩证逻辑的创立者和概念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危险洞若观火，但他不满足于消极划界以防理性之僭越，而力图将能动的历史原则贯彻于精神现象——将呆板僵化的形式逻辑改造为具内在否定力的辩证逻辑，将封闭于我思领域的主观意识经外化、异化和对象化等环节提升为绝对知识。遗憾的是，无论是《精神现象学》还是《逻辑学》，由于未从与人类生存原初关联的生活世界出发，而是从超感性理念世界出发，它们都只是赋予精神现象以辩证发展的性质，而未能赋予现实的人以辩证否定的革命力量。因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仍是典型的满足于范畴演绎的概念辩证法，它只是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它“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本质上却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8页)，最终仍窒息于形而上学怀抱中。
黑格尔洞见到了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但他未能警醒的是，将历史原则注入逻辑的做法只能使他在形而上学中越陷越深，其辩证法亦只能沦为历史意识匮乏症患者崇拜的对象，因为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同上，第316页)辩证法崇拜的建构，一者因为黑格尔将辩证法独立化为实践之外的范畴-逻辑-规律体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历史的感性实践关系，被神秘化为超历史的概念逻辑关系；二者因其坚持“实体即主体”原则，集实体、主体于一身的绝对精神在辩证能动的自我发展中造就了世界历史。这样，在被赋予剪裁历史的权力的同时，辩证法被披上了魔幻般的历史外衣，从而将能动的否定力量赋予概念自身，并最终使人类丧失了一切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二、实践辩证法：辩证法崇拜的解构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第38页)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马克思，第24页)
这两句名言异曲同工，分别引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它们最精练地概括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故一直被广泛引用。当然，这并未改变其被广泛误解的命运。什么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它与旧辩证法的原则差别何在？它如何能具有“批判和革命的”本质？它何以能令资产阶级恼怒乃至恐怖？它当下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它为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些问题无法回避。
马克思从未替其辩证法命名，但基于其曾自称“实践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妨勉强名之为“实践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否具有“合理形态”，关键在于能否令资产阶级恼怒和恐怖，从而不是在外在概念形式上，而是“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和革命的”。换言之，实践辩证法绝非概念辩证法的移植、改良或颠倒；它之所以令资产阶级恼怒和恐怖，在于它以揭穿并推翻资本统治为己任。当然，这不仅要诉诸经历了存在论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而且要诉诸自觉的共产主义实践。
以《资本论》为经典，实践辩证法始终植根于人类生存实践——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首创了融哲学(辩证法)革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话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全新的高度提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即后来所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第38页)。
“1844年手稿”同时向两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动攻击，从而创立了融哲学批判、政治批判、经济学批判于一体的“历史科学”。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它将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还原为人与人的实践关系，从而摧毁了由黑格尔所巩固的辩证法崇拜(意识形态拜物教)，完成了知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概念辩证法向实践辩证法的根本转向。另一方面，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它洞穿了由斯密巩固起来的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将商品关系还原为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统治的秘密及人类走出当下困境的道路——共产主义。其硕果便是马克思公开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前者直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后者直接透析引起商品世界“幽灵般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第51页)的资本统治，它标志着马克思将批判重心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向资本本身。
概言之，概念辩证法关注抽象知识，故以知识论为根基；而奠基于生存论的实践辩证法则关注人的感性生存，并以洞穿资本统治为当下使命。两者的存在论差别在于：概念辩证法的“存在”乃是标志存在者之共相和根据的最一般范畴，主体乃是抽象先验并构造出对象世界的“我思”，主体与对象是幽灵般、超历史、内意识、漠然静观的知识关系；实践辩证法的“存在”则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椭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4页)。超越现成性，达至全面自由个性的感性生存，主体与对象始终是实践中生成并变革着的感性生存关系。
因此，实践辩证法乃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批判，它始终植根于现实个人的生存实践。从使命和语言看，概念辩证法以通达绝对知识为使命，故总是采取“哲学家易懂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第29页)，它“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而“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同上，第12页)。实践辩证法则以推翻资本统治为己任，故它采取非哲学语言以教化大众；它不满足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直接诉诸革命实践以推翻一切奴役。因此，自“1844年手稿”之后，马克思就刻意避免“哲学家易懂的语言”，《资本论》则更直接以普通工人能读懂为旨归。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还是其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都具有“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它们都不是从人的感性生存实践出发，而是从先验的超历史的逻辑法则出发剪裁历史。“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0页)，也即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他由此出发剪裁历史(《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而亚当·斯密唯一知道的劳动是异化劳动，他将抽象劳动的逻辑神化为超历史的永恒逻辑。所以，黑格尔和斯密都是资本统治永恒合法性的辩护师，所谓“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同上，第320页)
众所周知，正是通过解剖资本对劳动、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普遍统治，通过考察“异化与异化的扬弃”所走的“同一条道路”，通过分析现代实践主导形式——异化劳动的积极性与消极性，马克思才得以发现辩证法的根源绝非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具有能动的否定的变革力量和辩证性质的劳动实践。黑格尔的颠倒性在于他只考察绝对精神的运动并将其先验地凌驾于现实个人之劳动实践之上，以前者的抽象逻辑抹杀后者的能动否定性，从而论证资本统治的永恒合法性。因此，离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劳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实践辩证法终将沦为形而上学空谈。
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仍存在着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空谈马克思哲学的错误，其最佳后果不过是强加给马克思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语言，比如抽象谈论实践的实践形而上学。当然，离开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必将丧失锋芒，最终钝化为认同资本霸权的实证科学；其典型便是《哥达纲领》和第二国际杜撰的“经济决定论”，两者都不过是“社会主义”版的斯密教条，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所不应当容许”的“资产阶级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8页)
综观马克思1844年后的所有作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特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资本论》，甚至其晚年人类学、历史学笔记，马克思何曾有独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的哲学(辩证法)话语？他何曾有非批判的中性的实证科学话语？马克思身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在遭遇现代性统治的今天，一切割裂“历史科学”，将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经济学批判独立化的做法，都将导致极其严重的蜕化、碎裂、倒退、错误，并最终使马克思淹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黑暗之中。
三、如何看待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意味着它反对自我崇拜，反对将自身畸变为劳动实践之外的超历史、纯逻辑的独立话语。有些人从这一点出发，质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恩格斯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话语，反而将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割裂、独立开来；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面，历史唯物主义被退化为近代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被蜕变为概念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因此被碎片化、近代化了。这种质疑和批评是站不稳脚的。
鉴于辩证法的主流话语地位，马克思曾打算在《资本论》后专写一本更详尽阐明其辩证法思想的《辩证法》，从而彻底地摧毁辩证法崇拜。正是本着完成马克思遗愿并推广其辩证法的良好初衷，恩格斯撰写了《自然辩证法》并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9页)“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同上，第310页)“马克思的功绩”在于“第一个把已经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同上，第289页)
相应地，《自然辩证法》“只想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页)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并建立了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那么，恩格斯则通过自然科学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之根源在于具有辩证的能动的否定力量的实践，其使命不在于抽象地谈论辩证法规律，而在于深入解析人类生存实践以探明解放之路；因此，当前唯一合理的辩证法话语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惟有它最深入分析了资本时代的人类实践。恩格斯则主张“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的辩证法，《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不过是将其“应用到经验科学的事实”上去。《自然辩证法》通过讨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与对立否定、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等，为辩证法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自然辩证法》立足于作为人类重要实践活动的自然科学，探讨物质的运动变化、自然史、自然科学的进步，揭示这些所体现的辩证精神。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同上，第307页)因此，若从这一感性自然界出发，“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同上)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看法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而并非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向“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倒退。
《自然辩证法》的最大功绩，在于通过批判自然科学中静止、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确证了“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个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8页)，“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同上，第270页)恩格斯热心于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应用，深刻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贯彻了辩证法。因此，卢卡奇、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的激烈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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