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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向哲学的转化：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生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它一般是指各门具体科学的总和或各个学科的总体。但是，任何一门科学又总是个别的、具体的某一门科学。它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从一定的视角，采取一定的方法，用一定的观点、眼光去看待（认识、反映）一定的对象的。即使是研究同一对象，不同科学也会采取不同视角、方法，运用不同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例如同是对人的研究，数学家要看的和所看到的可能是人身的各种数的关系，物理学家看到的可能是生物电以及人体的各种物理现象，化学家看到的则可能是组成人体的各种化学成份（如核酸、酶、碳等）；生物学家则可能考虑人是怎样进化来的或在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位置。
科学能反映、描述经验对象，并且能够进而把握和洞察经验对象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再进一步扩大视野，还能发现某些对象之间的现象的联系，并进而发现其联系的本质或本质的联系。接着，根源于人的理智的本性、理智的“惯性冲力”，某一学科或某一综合学科或某些学科还会进而为扩大视野、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使自己所使用的特定的、已不合用的概念泛化；还会因已有的概念不够用而衍化出或创造出新的概念。这样，又会产生一些彼此“接壤”的边缘学科和彼此交叉的交叉学科，以及以研究某些学科的某种或某些统一性的、贯穿各个学科的横断学科和纵断学科（如科学史）。
科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各个学科及各学科群在时间上不断持续、 在空间上不断发展，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更新、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领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并且逐步深化、逐步升级。在逐步深化、逐步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它探寻某一具体的、个别的对象的本质，然后在发现了诸多对象的本质及这些对象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而又进一步去追寻这些对象的共同本质。再进一步，它又根据已研究过的对象去追寻所有的对象的共同本质。这里的“所有对象”即整个世界，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人们已经研究过的。这部分已研究过的对象不论有多么多，也不论研究的有多么深，但总是有限的；而“所有的对象”却是无限的。因而，以自然科学式的实证的、知性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共同本质（本原、始基），必然会遇到有限与无限、方法与目标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实证的方法所能研究和证实的只能是有限事物的有限的方面，而不可能是无限世界的本原，所以只好凭借知性的思辨；这就使形而上学一开始就与思辨的方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世界是无限的，思辨也是无限的；这两个无限似乎相吻合。但是，无穷无尽的形而上学思辨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无限世界之本原这一目标，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人类的探究由有限的领域引向无限的领域。
当人们从一定的、有限的科学知识出发，去追寻无限的“所有对象”的共同本质的时候，人们也就从科学的领域步入了哲学的领域，也就由实证科学的研究跨跃到了形而上学的追寻。但是人们不可能经验所有对象，所以只能把“所有对象”假定为“世界”概念；而“所有对象”的共同本质，或作为所有的各个对象的本质的本质、存在的存在，就是形而上学追求的所谓的“始基”、“本原”。科学趋向于形而上学，也必然走向形而上学。在比古希腊早几千年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中，就已经有了一些原始的“物理学”知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在“物理学”之后发展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始祖是公元前6 世纪古希腊的泰勒斯。作为具有较丰富的天文学、数学等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物理学”家泰勒斯，在研究了“物理学”之后，又以“物理学”的知性思维方式去进一步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并认为物质性的“水”是世界的本原、始基。这样，“水”就由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泛化、转换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物理学”之后的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导致了最早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哲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生。
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联系和区别
由实证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跨跃，就是科学向哲学的跨跃，也是从有限走向无限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植根于人内心中的及现实生活中的“认识的冲力”和永不满足的追根溯源的本性；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可贵的、积极的本性；所以有“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的说法。同时，这样的一种寻根问底、超越有限而寻求无限的探索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实的某些局限性（如实验手段和研究方法、知识总量等的不足），超越了经验的局限；用举一反三的推理方法，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思辨能力，突破了实证科学知识的有限性，扩大了人的思考范围，使人的思想从有限扩展到无限。哲学能够为科学指明和把握方向，拓展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使研究趋于深化、全面；为科学提供论证和辩护。从这一方面而言，哲学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而这种理性的思维以实证科学的知性思维为前提而又超越知性思维的。如果说实证科学的知性思维是一种有限思维，那么，形而上学（哲学）的理性思维则是一种无限思维。正是这种无限思维，突破了实证科学的有限性，而往往充当实证科学的前导。从科学史上可以看到：许多实证科学的假说促使人们去通过实证研究而去证实或证伪它。原子理论最初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由古希腊的留基伯（约公元前500年～前440年）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年～前370年）通过哲学的思考而创立假说的；连现代量子力学证实的原子的不规则运动，也是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通过哲学的思考，而以“原子运动的偏离说”的形式提出来的假说。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往往是以哲学为先导，用哲学为科学开辟新的道路和新的领域；然后具体科学再跟上去，通过实证性的研究证实或改变哲学式的预设；进而扎下根基，扎扎实实地占领这个领域。正如薛定锷所说的那样：“在探求知识道路上迈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是一支先遣队，它深入到情况不明的敌方境内布下前哨。我们不能没有前哨，便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最易受狙击。打个比方，形而上学并非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建造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脚手架。或许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物理学（形而下学）……”〔1〕。
仅从上述的分析看，形而上学对于实证科学的功能是很大，并且在正确的情况下对实证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促进。形而上学对于实证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此外，哲学还有其本身的功能和其他一些功能；这里就不做赘述了。但是，以知性的方式去把握理性才能把握的问题，以实证科学的视角、观点和方法去探究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往往是不能胜任的。以有限的实证知识，通过形式逻辑的推理去证明无限的形而上学的“知识”，从诸多个别中推论、归纳出一般，逻辑上易出漏洞，实践上又难以证明，因而又具有一定的不可靠性。实证主义看到了这一点并固执于这一点，所以拒斥形而上学。
如上所析，形而上学在某些情况下对实证科学是必要的，是发展实证科学所需要的；并且在人的思维、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必然的——由感性经验到知性抽象，再由知性的抽象到理性的综合、反思，是人类意识发展的一种具有一定必然性的趋向。因为科学一开始就需要哲学；因而，哲学不是在穷尽一切具体科学之后，而在文明之初就与科学一起产生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矛盾的，然而又是统一的。
还应看到，科学一般总是一种对象性的知性思维，它一般总是把对象当作客体来研究。即使是研究人，研究“主体”，也是当作客体来研究。而哲学不但对科学的对象性的研究成果加以反思及哲学的提升（这种提升一般就是建立在对象性、客体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是由实证科学到形而上学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最大的分离——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问题〔2〕。 实证科学所研究的是已有现实，它本身所要解决的是“是怎样”的事实问题（这是指作为基础科学的实证科学，而不涉及其应用）；而哲学则不但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究竟是怎样”（即本质之本质、原因之所因之类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且要探寻“应怎样”的价值问题（“应怎样”是对“是怎样”的超越），并且要进而将“是怎样”（包括“究竟是怎样”）和“应怎样”统一起来，解决“要怎样”的实践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是面对已有现实事实问题，“应怎样”是趋向未来理想的价值问题；而“要怎样”则是未来理想与现实可能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它面向未来能够实现的理想的现实，是未来实践的蓝图和理想图景。
哲学至少是从两个意义上超越科学的：一是从逻辑层次上超越科学：它由科学所追寻的个别性的存在，发展到追寻整个世界的一般性的“存在之存在”。这是从“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的角度超越实证科学。二是从研究范围上超越科学。哲学不仅从哲学层次上研究客体，而且从哲学层次上研究价值以及价值与事实的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从价值哲学、实践哲学上超越实证科学。所以，尽管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以知性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已初步超越了实证科学（古代称之为“物理学”或“自然学”，包括自然物理学和社会物理学），但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上还不是真正的完整的哲学。真正完整的哲学不仅包括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且更应包括形而上学之后（之外）的价值哲学（古代称之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即关于各种价值、亦即关于人生和社会历史的学问）和实践哲学（古代的“实践哲学”包含在“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之内）。正因如此，康德认为哲学归根结底是“求达至善之术”；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的基本特点是用概念去思考善；哲学尽管开始于开创形而上学的泰勒斯，但作为科学的哲学的真正起点是开创“道德哲学”的苏格拉底。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是古代和近代的哲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但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是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科学学说——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开始的。
三、如何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从具体到抽象
实证科学的发展需要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又必须以经验和实证科学为基础，而实证科学又是有限的知识，以有限的知识去推论无限的、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问题，又易出漏洞，具有不可靠性。这就必然产生矛盾。如何对待（看待和处理）科学与哲学之间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然而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如果说实证科学是一种经验的科学，那么形而上学则可以说是一种“超验”的学问，形而上学是基于经验而又超于经验的。但按其本性来说，则是超验的。因而，在如何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问题之中，又包含着经验与超验的关系问题。
经验与超验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和抽象的关系来把握。我们知道，经验过程是一个对象被主体直接直觉和认知的过程。而研究过程则是一种不断分析、抽象又不断综合、构建的过程。研究过程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二是由抽象再返回到具体的过程。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又可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科学抽象。这一级抽象也可能因经验材料不足或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推论不严密而造成一定的误差，但一般较少失误。
第二级是哲学抽象即形而上学的抽象；如上所析，这一级抽象容易出现漏洞和错误。要避免失误，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尽可能地详细占有材料，有尽可能够用的经验知识和科学基础。第二、在逻辑推理过程中步子不要跨越得太大，要小心翼翼、稳稳当当地迈出逻辑的脚步，决不能由第一步不经过第二步就跨出第三步，步子迈得太大就会站不稳。老鹰飞得太高，虽然眼力敏锐也会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地上的目标，也许还会迷失于云雾之中；逻辑的推理能否把握哲学的（理性的）真理，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的思维能力、价值观念和有关知识的发展程度；二是由历史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事物的显现程度；三是逻辑本身的完善程度；作为哲学思维工具的逻辑应该是事实逻辑（“科学逻辑”）和价值逻辑相统一的辩证逻辑。
这里的关键，一是要有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点似乎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却是最为基础、最为要紧的思维原则。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如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内容并不高深、丰富，甚至是“愚蠢的唯物主义”，但却能够看到唯心主义哲学所看不到的东西。二是要有辩证法。没有辩证法，逻辑推理就会出现片面性、表面性、静止性的错误，就会成为“愚蠢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逻辑，是辩证逻辑。哲学仅靠事实的支持还不行，还必须有辩证的把握事实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科学本质”去把握哲学本质，通过个别把握一般。三是要改变自然科学式的单纯的事实性的思维方式，引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的价值性的思维方式。古希腊自然科学偏执于自然的方面而排除了人生、社会的方面，因而不但排除了价值，也泯灭了人类生活中同样不可缺少的精神。而古希腊的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则偏执于人类精神、社会伦理而不问自然。结果，一个因远离人生而被人们厌弃，一个则在若难深重的社会条件下最终与宗教合流。
严格说来，价值性思维本质上不是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的伦理学和近代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把哲学看作是追求至善的学问。哲学从实质方面分，从古代到近代一直认为有自然学（关于事实学问）和“伦理学”（关于价值的学问）两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则是形式的方面——逻辑学或辩证法。哲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固然有在事实的链条上继续追问“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为什么”的形而上学的方面，但更主要的区别在于，哲学更要追问实证科学所不屑一顾的“应当是什么”、“应当怎样”的问题。因而，哲学不但是关于“物理学之后”（或之外、之上）的学问，更是形而上学之后（或之外、之上）的学问。形而上学之后是价值哲学，形而上学和价值哲学之后还有实践哲学。因而，哲学如果只停留在形而上学那里，就会成为高贵而无用的彼岸的哲学。但是，形而上学之后的价值哲学，既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价值哲学——宗教神学，也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以价值哲学为转折的环节，以它为起点，哲学才开始由天上降到地下，由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才把价值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
第三级是宗教哲学的抽象。这种抽象首先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它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并且使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以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把现实的材料加以唯赠主义的歪曲进而又去证明它的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让事实服从幻想出来的观念。其次，宗教哲学又是一种过度的抽象。宗教观念最早是在原始社会晚期产生的。那时人们已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已能够幻想了。但关于现实的经验却远远不足，科学知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幻想的能力，没有经过科学抽象这一级抽象，就凭原始的神话式的和宗教式的抽象思维方式，抽象出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物（自然物、自然力）的主宰——神；然后又在部落联盟及城邦国家出现之时，抽象出一个世界万物的最高主宰、作为价值之源的主体——最高神。这是一种没有知识基础的过度抽象。再次，它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在科学产生之前，人类在宗教活动（巫述活动）的同时，也进行着维持生产和生活的技艺活动（“艺术”活动）；因而也有关于对象的感性认知。但这种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极其有限、极其肤浅而又极其片面。而这种片面的认识，经过唯心主义的加工和过度的抽象，就将片段推广成了最完整的东西，于是就形成了神的观念〔3〕。 当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原因和结果之间联系的认识还处于贫乏的阶段时，“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4〕，于是就产生了宗教和神话。 哲学处于科学和神秘之间。如果一种哲学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进行跨越科学的过度的抽象，那么它就必然成为一种宗教哲学。如果一种哲学固执于实证主义立场，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方法，那么它就难以从具体科学中独立出来，至多只能是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四、如何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
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天上降到地下”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从地上升到天上”即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方向相反，但经历的基本环节却是相似的。
马克思的研究走的是一条从哲学到科学再到实践的道路。他最初从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类解放出发于1837年开始研究哲学，并于1845年前后创立了唯物史观。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哲学研究上。为了实现他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目标，他又于1848年前后将主要精力转向政治、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几年后，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秘密，他又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通过几十年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并将这一伟大发现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同盟军、对象、手段、策略、途径等都进行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论述。正是这种哲学与科学混然一体、理论与实践互相贯通的博大精深而又贴近实践的伟大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并由理论转变为实践。
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首先要在哲学层次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形成理性的具体。理性的具体是事实意识（“是怎样”）和价值意识（“应当怎样”）、理智和意志、可能与需要的统一，是一种关于未来理想图景和实践图景的一种实践意识。通过“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探究，可以解决“是怎样”（包括现象、原因、本质是怎样）的问题。但是，事实“是怎样”的本身对人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因而，人们必然进一步去设想“应当怎样”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要把理想性的“应当”变成现实，还要有现实的可能（即能够实现）。而能否实现又取决于事实上的可能，即利己力量与异己力量的对比。因而，人们必然会进一步根据已确定的事实及实际上的可能，对“应当怎样”的设想进行能否实现的可能性分析，即用事实意识去补充价值意识。最后形成既是“应当”（需要）的又有实现可能（能够实现的）的实践意识，这种实践意识就是理性的具体。在人们需要某种价值而又完全有可能获得或创造这种价值的时候，人们获取或创造这种价值的活动就会成为必然。因而，需要与可能相统一的理性具体是一种趋向于实践的实践意识。
理性具体是由一些具有具体性的哲学概念构成的。尽管这些具体的哲学概念可以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导，但还不能直接用来进行实践操作。要使实践意识转化为实践活动，首先要进行概念的转换，即将哲学概念转换成相应的科学概念。然后再进行概念分解，即将科学大概念分解成若干个科学小概念，最后，进行操作性定义，即根据每一个小概念的内涵特别是外延，通过操作性定义将若干小概念转换成具体操作的议程、技术、指标等，并据此制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一旦方案付诸实施，也就进入实践过程，开始了新一轮的“感性具体——知性抽象——理性具体”、“实践——认识——实践”发展过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不断表现并不断发展的。
注释：
〔1〕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2期。
〔2〕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3〕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页。
本文于1997年8月21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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