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政策效应递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效应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153（2003）03—0055—02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国家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实施调节，已成为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惯用的手段。实践证明，得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医治市场失灵问题有着明显的疗效。但人们又发现，某一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往往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好比人病了，长期吃某一种药，久而久之，药的作用不如以前明显了，人们对药物有了“抗药性”。从这个角度分析当今的经济运行，我们不能忽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政策效应递减问题。
一、从经济学理论看政策效应递减问题
现代经济学认为：同一物品的每一个单位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数量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仅在微观经济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宏观经济中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按照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原理的解释，影响人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原因主要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在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国民收入不能全部转变为有效需求，使有效需求不足，致使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一问题以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政府职能，对经济实施干预。凯恩斯的主张为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政府干预经济的痕迹无处不在，尤其体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但由于这些国家忽视了政策效应也存在一个递减问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
纵观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义”大行其道，但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反映出经济运行对这一政策已有了“抗药性”；随之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涉主义登场，运行至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再次出现“抗药性”；然后，以新古典综合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综合经济政策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了新的经济周期，其中美国的“新经济”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连续保持了120个月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并存的状态，创下了历史上最长繁荣时期的记录，但仍无法摆脱再次步入经济衰退。可见，一味地使用同一政策来调控经济，政策效应会逐渐下降，经济会越来越不听摆布。
二、我国经济运行同样存在政策效应递减问题
自建国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以1978年为分水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经济运行的效果大不相同，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效应递减问题。
自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1978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它使我国有效地动员和集中了有限的资源，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效果很好，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也很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下滑乃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其中虽有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端逐渐显现，经济运行对这种政策的正向反应下降也不可小视。这种现象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推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期间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放开搞活为主，起初效果很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至八十年代末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经济秩序一度混乱，步入三年治理整顿期；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现在，我国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的同时，主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这期间政策效应递减问题也屡屡出现。主要有：一是从1998年起已连续实施四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政策力度未减，但政策效应趋弱，副作用逐渐显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却日增；二是货币政策多次依靠单一的利率杠杆，近年连续降息已使实际利率降至2％以下，继续降息的空间已很小，但对拉动投资和消费的传导作用不大，单从股市的波动越来越小看，这剂药的疗效也已有限；三是收入分配政策上一再出台居民增收措施，虽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但因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低收入者则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大大增强了远期支出预期，使即期消费需求无法快速增长，如继续调增收入分配，一方面财政难以负担，另一方面拉动消费效果不大；四是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吸引外资政策，在我国加入WTO后，虽然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但并非越多越好。如速度过快而不注重质量和结构调控，会产生对国内产业和资金的排挤和金融风险等负面效应；五是长期主要依靠出口退税政策刺激外贸出口，因政策效应递减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加之出口退税率已相当高，政策空间不大，使出口形势自2000年高速增长急跌后一直在低位运行。
上述这些政策效应递减问题，如不警觉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则有可能加重有效需求不足的顽疾，并因传导作用引发系统性风险。
三、应对政策效应递减的措施建议
目前，扩大内需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内生因素，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对象。如果我们还能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方面能迈出一大步，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将十分广阔。针对内需的增长已对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出现效应递减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按照“稳中求变”的思路，对相关政策作适当的调整。
（一）总体上转变调控角度，增强投资与消费信心
针对目前经济运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趋弱主要源于投资与消费的心理预期影响的特点，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要在总体上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转变角度，重心放在增强投资与消费信心上。要把意在启动现有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转为增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措施。变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为政策启动的民间投资；变收入促进式的消费刺激为信心增长型的消费刺激。对投资和消费倾向具有负面效应的宏观政策相机抉择或适当推延，真正在扩大内需方面形成合力，促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为深化各项改革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为导向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使用方向进行调整
在以增发国债筹资、政府直接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未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情况下，为提高其政策效应，有必要对其使用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是对生产性企业实行减税，改多环节的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殖税，同时相应减少部分边际效用明显趋弱的政府投资项目，以维持现有的财政收支格局；二是将政府直接投资的重点转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的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强以工代济和开发式扶贫的力度，以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存条件和收入及消费水平；三是加大国债筹资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的投资力度，降低人们的远期支出预期，增强即期消费信心；四是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贴息和投资担保的力度，增强民间资本的投资欲望。
（三）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加大其作用力度
调整较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降息和稳定货币供应量的稳健有余而发力不足的货币政策，适当加大其作用力度。一是减少使用利率杠杆这种目前传导机制不健全、作用不明显的调控手段；二是货币供应量的核定要同时考虑边际投资和消费倾向、居民储蓄意愿等抵减因素的动态变化，适当加大增长速度；三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一方面加快消费信贷品种的扩张速度，并从方便消费的角度简化手续；另一方面加快研制支持创业风险投资的金融品种，拓宽投资渠道，使中小投资者的投资欲望顺利转化为现实的投资能力；最后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进一步促进外贸出口市场化，提高出口效率
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不仅表现在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更重要的是对相关产业和工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在加入WTO后，按照规则趋利避害、迎接挑战，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积极调整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世界市场分额，是关系我国经济以何种态势融入全球化的重要课题。为此，在外贸政策上当务之急是停止使用以政府为主导的“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措施，尽快放松管制，加快对企业自营出口的服务和辅导，让国内企业在面向世界市场时，尽量减少政策上的管制和信息上的障碍，在竞争中壮大实力，在实力的基础上扩大出口的数量和质量，使企业能够真正依靠自身的能力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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