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特殊乃“结合”之魂——地方领导工作中认识特殊规律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魂论文,重要性论文,规律论文,领导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 页)。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人民日报》1998年7月17 日)。无论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全局和局部的结合,还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结合,都体现着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7页)。“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就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可见,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领导者,必须认识特定社会进程的发展规律;一个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必须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一个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地方领导者,必须认识本地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地方领导者如果不能形成从普遍规律到特殊规律的系统认识,如果不能将国家大局和地方局部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完成上级要求的任务,难以实现群众的基本需求,就不能做好自己担负的领导工作。要在领导活动中做好“结合”工作,离不开对事物特殊性、特殊规律的认识,认识特殊乃“结合”之魂。
第一,认识特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明确“结合”的支撑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现阶段中国的全局出发制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客观反映。正确地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须准确的认识本地社会进程的特殊规律。“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普遍规律是特殊规律的总结和概括,如果没有对特殊规律的准确把握,认识普遍规律即成无源之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指出:“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份,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不能认识个别,就难以把握一般,不能认识本地社会进程的特殊规律,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一纸空谈。以成都发展为例,既存在一批装备较好的重点企业,又存在大量的小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多元特征突出;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另一方面,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仍然很大,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并存;一方面,随着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相当低,城乡社会二元格局明显。只有认识成都的这些特殊性,才能深刻理解我国社会的一般状况,才能真正理解党的十五大关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的正确性。一个地方领导者既是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所辖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地方领导工作的任务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解决本地范围内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问题。认识特殊,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有助于将“结合”工作自觉置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进而防止认识特殊性时出现方向性偏差,防止在局部实践中发生战略性失误,使区域局部作为一个棋子配合走好全国一盘棋。由于“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 这样才能在政治上为地方领导者做好“结合”工作提供可靠的支撑点。
第二,认识特殊规律,有助于深刻地把握事物的具体联系,找准“结合”的目标点。领导的对象是具体的工作目标,只有把握这一工作目标在特定空间和时间的特殊规律,才能理解“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第238页),才能真正找准完成“结合”的目标点。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由于中国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差异性较大,形成了不同区域范围内社会进程的特殊态势。我们所面对的实际既有其同于其他地区的普遍性的方面,又有其异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的方面,“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区域范围内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特定的政治、 经济、文化态势,决定了社会整体具体的联系和关系。把握这些特殊的规律,才能形成关于局部范围内社会整体的“思维具体”,才能获得有关工作对象的活生生的认识,才能真正把握具体的工作目标点。成都近年发展不慢,但经济实力不强,1998年人均GDP仅为深圳的三分之一。 产业水平较低,工业上进入市场的产品不少,但稳定占有市场的产品不多;零部件产品不少,但终极产品不多;粗加工产品不少,但高附加值产品不多。开放度不够,1997年利用外资仅为1.37亿美元,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位靠后;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市GDP的2.8%,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这些经济方面的内在联系和特殊性,决定了成都必须把“改革开放”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好。
第三,认识特殊规律,有助于正确地制定区域的发展战略,选好“结合”的中介点。地区范围的局部工作必须服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局部工作又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实现“大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必须选好两者“结合”的中介点,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一样。中介点体现了贯彻中央指示和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全局和局部、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遵循普遍规律和适合特殊规律的高度统一。选好中介点是地方领导者必备的领导“技”能。要选好中介点,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叩其两端”,吃透两头,即中央的方针政策这一头,当地的具体实际这一头。如果不能准确地、实事求是地把握本地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特殊规律,就不可能找准中介点,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必然无的放矢。以成都科技为例,一是技改投资偏低,近五年,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年均递增13.9%,比全国和全省分别低6.9和2.7个百分点,设备购置仅为技改投资的25%,投入偏低和结构失衡,使工业经济缺乏必要的物质装备支持。二是人才配置失衡,全市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达42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这些人才中,中专以下学历占57%,高学历的少;70%的高级工程师集中在中央、省属单位,在基层单位的少;一、二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仅占37%,在经济主战场的少。这些情况表明,我市科技的潜在优势还没有转化成现实优势,人才优势还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认识成都科技的这种特殊性,才能找到发挥科技和科技人员作用的有效途径。
第四,认识特殊规律,有助于有效地运筹现实的工作进程,找准“结合”的着力点。“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在理解普遍性时把握事物的特殊性,才可能准确地把握工作的具体着力点,才能“事半功倍”。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就是寻求事物的特定联系,就是了解事物矛盾的各个具体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相互依存和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7页)。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决定了工作中着力点的差异性。治水之法,“堵”“导”各有利弊;竞争之道,“强”“弱”自择对策;发展之途,“曲”“直”独书千秋。关键之处,在于根据任务的方向定位和特定的工作对象找准着力点。从成都经济体制看,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公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77.8%,比重较大,战线过长,与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所有制结构不匹配;二是产权结构不合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少,产权结构单一;三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方式单一,标准同一,重“公平”而忽视效率,抑制了个人动力和社会活力。成都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着力于改革以形成和强化体制活力。不把握事物的特殊规律,着力点何能准确!由于环境影响和诸多矛盾的相互作用,使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具体的领导过程提出了较高的运筹要求:既要“举纲”,又要“张目”;既要“瞻前”,又要“顾后”;既要传统,又要革新。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事物的特殊规律,就难以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不可能作好领导工作的合理运筹。
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中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特殊规律,是地方领导搞好“结合”工作的根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从现有认知水平出发,尽可能地把握成都的特殊规律,有助于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具体有效地推进成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长足进步。在发展和进步的实践中,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成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成都市经济整体素质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在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格局中,成都所处初级阶段特征明显:成都工业化历程比较短,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传统农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成都工业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特殊,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下更大功夫,改革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成都地处内地,对外开放存在明显的区位劣势,近年来对外开放有较大进展,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与我市经济层位还不相称,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任务还十分紧迫;国务院把成都的城市功能定位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近年来周边城市你追我赶、争先图强,使成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成都是一个有2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传统文化在推进成都社会文明的同时所积淀的历史惰性,还影响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任务十分迫切。成都的这些特殊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必须毫不动摇地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必须始终不渝地把扩大开放摆上突出位置。
立足于对成都在现代化进程中特殊性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成都所面临机遇的特殊性。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成都虽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也面临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基本纲领,中央更加重视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为我们加快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宏观条件;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后,成都在全省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省委、省政府更加重视成都的发展,作出了依托成都构建“成都平原经济圈”的战略部署,为我们加快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实践,成都具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探索和积累了一些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思路和经验,尤其是广大党员热爱成都、建设成都的积极性、创造性日益高涨,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世纪之交的成都,加快发展的条件具备,正当其时。
对成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所面临机遇特殊性的认识,使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的正确导向。在机遇面前,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必须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发展机遇不可多得,稍纵即逝;错失良机,将愧对历史,有负人民。要抓住机遇,最根本的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强化发展意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松劲,一心一意抓发展,千方百计促发展;解放思想,就是要强化市场经济观念,转变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摆脱“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克服自我封闭、不思进取的思想障碍,坚持市场取向和效益原则,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求实创新精神,坚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增强胆识,敢闯敢试,提高本领,能干会干,推进成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跨世纪奋斗目标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结合我们对成都现代化进程中特殊规律的认识,提出成都区域的发展战略方针:
——改革立市。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成都现代化建设事业。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上有新举措,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上有新突破,在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上有新作为,在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上有新进展,在机构改革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上有新成效,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开放强市。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增强成都综合经济实力。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扩大开放领域,改善开放环境,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提高利用外资和内资的水平,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科教兴市。建立科技教育同经济结合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体系,促进成都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教育事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遵循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规律,找准加快各自发展的着力点和相互融合的结合点,实现知识资本、科技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依法治市。切实加强法制建设,搞好地方立法工作,增强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着重抓好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环境和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以上发展战略方针的提出,对成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成都市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03亿元,增长率为10.1%。来之不易的发展硕果,离不开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正确指导。领导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认识特殊乃做好“结合”工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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