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社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社会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来看，政治是被决定的因素；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政治也可能成为决定社会的因素。当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政治力量来塑造时，政治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当社会发展形成自己的逻辑力量时，政 治在社会发展中就是被决定因素，不得不依据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改变和发展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成长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政治建设 的出发点和所依据的现实逻辑是不同的，其中，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最根本的。
对于一个国家或国家政权来说，政治建设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巩固政权基础；二是 完善政权体系；三是优化政治生活。在不同形态的社会，政治建设的三方面任务的具体 内容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确立，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深刻改 变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公有制的规定性(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 义社会的公有制不可能在前社会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因而，无产阶级必须首 先掌握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社会 主义社会在中国的确立是以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然后通过国家政权建立以公有制 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因而，在新中国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政治决定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种决定中，国家政权围绕着建立计划经济和巩 固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这两个核心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面改组，形成了以单位组织 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注：参见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相 对于中国以家族组织为主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这种社 会结构主要服务于集中化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因而，在它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前 ，它就被捆绑在集中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系之中。改革前的政治建设就是以这样的社 会结构为基础展开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只是政治建设的一个要素，不是政治建设的决 定力量。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随着政党与国家、国 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单位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开 始发生深刻变化；与此相应，以单位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组织化社会生活 开始向个体化的社会生活转化，人们的自我发展空间从单位组织转向空间更为广阔的社 会。伴随着人的生活空间的位移，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调控中心也就开始逐渐转移出单 位组织，向社会积聚。于是，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开始逐渐上升为社 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与单位组织的最基本差别是：前者是“居住单位”(注：[美]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而后者 则是一个“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居住单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 基于一定的产权、契约和利益关系而形成的，是一种权利的空间；而传统的“单位组织 ”作为“生产单位”，是权力与计划安排的结果，是基于一定的制度、组织和使命而形 成的，是一种权力的空间。
不否认这里有一点“高估”了中国目前的社区发展，因为，实际所存在的社区，其基 本框架是来自于原有的制度安排，如居委会、街道、村委会等等。但是应该看到，虽然 这样的社区不是自然形成的，许多情况下还只不过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翻牌”，然 而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翻牌”主要不是政治的结果，而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具体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财产结构、权利意识以及利益要求变化 对原有制度安排“翻牌”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从变化的内涵和实质来看，这种“高 估”既有现实的依据，更有未来发展前景的支撑。
由此可见，社区发展给中国社会结构形式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更 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中国社会，这些变化将对政治产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 是国家权力通过单位组织来控制经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能力，将随着单位组织结构和 功能的变化与式微，而逐渐减弱，相应地，政治决定经济与社会的格局将逐渐被经济与 社会发展决定政治的格局所取代；二是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必须建 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新的社会调控、整合和沟通体系，并应努力把社区转化为国家政 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积极资源，从而全面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协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本文认为：在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社区正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为 此，新世纪中国政治建设应积极开发这个重要的战略性空间。
一、社区与国家治理
不论从人类学意义上讲，还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国家都是社会的产物，是作为社会 的内在需求而存在的(注：参见[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 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因而，国家最终的发展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可能 代替社会，相反，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的产物，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应以社会的存在 与发展为其前提，如果国家完全代替了社会，国家看起来十分强大，但实际上是十分脆 弱的，因为，在这情形下，国家实际上废除了社会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功能， 使社会变成无法自理和自治的“怪物”，于是，国家只好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征服这个 “怪物”。社会的病态，必然带来国家的病态，只靠权力这根支柱支撑的国家大厦，随 时都可能因为危机而倾覆，其脆弱性可见一斑。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法国为 实例，指出了以权力无孔不入为特征的资产阶级集权专制“帝国”的脆弱性：“有着常 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 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之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 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 ，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为此，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应该打 碎这种政府权力，即“帝国”本身，将“‘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 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0—411、437、377页。)”从马克思的整 个思想体系来看，马克思在这里不仅为无产阶级寻找革命的合理性，而且也在为现代国 家与社会关系寻找其内在的合理性。在现实中，正是后者的不合理构成前者的合理性基 础。
实际上，从一般的政治原理来看，一个比较成熟的国家治理，都会努力寻求国家治理 的社会基础，即使在实行专制的国家也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社会介入国 家治理后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中国传统社会是 君主专制统治社会，君主和官僚体系掌握国家权力，并全面统治社会。但是，从国家治 理社会的具体过程来看，国家权力并不试图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反，允许社会 自治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并有意识地与其衔接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于是 ，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族治、乡治和官治三者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治理体系( 注：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现代社会，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以及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国家权力不可能完全直接渗透到社会的最 基层、渗透到最基本的社会组成单位之中。社会各种形式的自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 基础。东西方国家的事实都表明一个基本的政治原理：有效的国家治理，不是通过国家 权力无限扩张来完成的，相反，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展 开以及这两者的相互配合与合作来实现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在新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必然会在 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家权力全面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然而，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史逻辑来看，这个主导的目的，不是要强化国家本身，而是要培育社会主义社会本身。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得到全面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得到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国 家就必须改变全面主导社会的发展方式，给社会留出自主发展的必要空间，从而形成国 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良性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为这种良性局面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在市场化、经济全球化 以及网络化的时代，社会的自治能力已日益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成为国家综 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在社会自治能力发展中，社区的自治发展最具战略意义，因为 ，在这种自治中，社区能够比较有效地整合社会中的各种自治要素和自治资源，成为社 会与国家合作治理的重要平台。
二、社区与政党执政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是党有效领导社会和执掌国 家政权的重要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基层组 织与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没有这种契合性，党的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 力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从执政的角度讲，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是 党保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
在原有的体制架构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具有超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将社会组织成 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随时随地都能高效率地实现社会动员。在中国社会，党对社 会的这种组织和动员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有效领导和稳固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 因而，传统的单位制社会结构的式微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所构成的挑战是战略性的，直接 影响甚至动摇党组织、整合和动员社会的机制和基础。然而，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 择就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构党组织整合和动员社会的新机制、新基础 、新体系。为此，党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和战略的高度重视社区建设，使其成为新时期党 巩固和发展执政基础的战略空间。
从实现党在新时期有效领导和执政的角度来看，党重视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是：使社 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单位，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展 的主要社会空间，成为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从而实现有效领导和执政的 重要工作平台。为此，党必须积极促进社区的发育和成长，并以此为契机和基础，实现 自身的组织体系、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式的战略性转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巩固和发展新时期党的领导与执政，使党能在有效推进中国社会现 代化发展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依据这样的目标选择，党必须积极、有效地将自身的基 层党组织建设与社区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基层党建促社区建设，以社区建设提升基 层党建。只有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效互动，党才能实现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性转换。在 这两者互动中，加强社区基层党建是工作的起点，促进社区的发育与成长是工作的战略 基础，因为，没有社区的发育和成长，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展就没有现实的社 会基础和社会空间。
社区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生活空间内所形成的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 因而，社区的组织虽然可以有行政性的框架，但其本质不是行政性的组织，而是社会性 的公共组织，是社会成员的自我组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自主性。因而，社区发育与 单位组织建设有质的不同：前者是社区居民共同努力推动的；后者是行政和政治力量促 成的。这决定了党促进社区发育和成长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行政资源来推动，而应该用 党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推动，这个政治资源就是党与社会、党与群众、党与人民利 益之间所具有的紧密而深刻的内在关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党对社会的广泛参与来实 现。因为，在未来社区发展中，党的社会参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社会参与的核心，就是党应该成为服务社会、关怀社会、代表社会的主体。这是 一个执政党领导社会和发展自身的关键。今天我们强调党的社会参与，不仅因为中国社 会结构的变化，而且还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 代表广大人民利益，首先应该从关怀人民利益，关怀社会生活并服务人民和社会开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与人民的内在关系是党进行社会参与的政治基础，而日益发育的 社区则是党进行社会参与的重要舞台和空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社会参与的扩 大，必然带动社会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强调党的社 会参与，不仅具有党建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发展意义。扩大的社会政治参与和 积极的党的社会参与的两者有机结合，必然会全面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发展。
三、社区与社会合作
社会合作是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与个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是社会自治力量参与国家 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自身的合作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合作，是未来中国政治建设的重 要基础条件。这两个层面的合作，不但能保证社会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而 且能够保证社会多样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社会合作可以通过多方面、多层 次的社会力量协调和整合来实现，社区是社会合作的重要空间。
在中国，多样化社会的出现，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中国的 改革开放是以打破传统的一元化的集中统一，实现人与社会的自主发展为出发点的；分 权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推动力。在现代 化取向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摆脱了 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使中国社会全面迈入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并日益受到现代化内 在规律的作用和支配(注：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 术月刊》2001年第5期。)。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 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成果的一种积极体现。著名学者艾森斯塔德指 出，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注：[美]S.N.艾森斯塔德：《现 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因而，应该说， 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多样化发展还仅仅是初步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多样化的 广度和深度都将有新的发展。目前，中国社会多样化发展主要体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组 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社会多样化发展必然使以单位组织存在为基础的单位组织化的个人，转向社会个体化 的个人，与此相应，人们自我发展的最终依归也日益从单位组织转向社会。然而，人的 存在是具体的存在，是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于是，社区就自然成为承载多样化 和个体化发展的基本社会空间，其面临的任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多样化和个体 化发展提供基本的社会支撑和保障系统；二是将多样化和个体化发展整合为推动国家与 社会整体发展的积极资源。社区不是生产空间，而是生活空间，没有独立的资源体系， 因而，它要能真正承载这种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发展，就必须合理有效地选择和构建社区 层面的社会合作体系，这样才能既保证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各自利益， 又能够使多样化和个体化发展纳入一个有序的社会空间。这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境界，它 将为整个政治建设提供稳定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基础。
在社区层面，所谓社会合作体系，就是在社区空间内，基于社区的公共利益和社区成 员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动员和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在协商与协议的基础上，形成 资源共享、利益协调和公共参与的互助合作体系。在中国社会，社区要建立和发展这种 社会合作体系，就必须充分发展社区自治。在具体的建设中，应该围绕着全面增强社会 自治能力，进行功能、体制和组织三大方面的开发。功能开发，主要基于宪法规定的基 层群众自治，全面开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功能；体制开发，主要合 理调节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政党与群众自治组织以及群众自治组织自身内部的权力关 系、组织关系和政治过程，并结合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性中介组织的建设和完善，最终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区自治体制；组织开发，主要加强党在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党 在社区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增强党在社会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此同时 ，通过党自身的影响力和组织体系，积极开发社区内的单位组织、利益团体和群众组织 参与和服务社区的功能，并使其成为社会合作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
四、社区与政治民主
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份。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启动以来，关 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该如何走，就一直有不同的设想和主张。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表 明，政治民主化发展不是一项孤立的国家政治建设工程，而是现代化发展系统工程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决定着现代化发展，同时也全面制约于现代化发展。即使把政治 民主化从现代化发展中抽取出来考察和研究，人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政治民主化发展的 内在系统性和规律性，它也不是靠政治生活的某一个领域的变革所能实现的。因而，不 论从何种角度讲，政治民主化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建设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 民主化必须是多方位、多途径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 任何试图通过政治领域里的某一点突破来发展政治民主的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弄不好，常常是适得其反。
因而，虽然社区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但并不等于说，社区民主就是中国政 治民主建设的唯一途径。不否认社区民主建设在中国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这种地位和作用只有在中国政治民主形成整体发展态势下才能真正形成，并发挥 有效作用。所以，中国政治民主化必须有社区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但并不因 此完全依赖于社区民主建设。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来说，社区民主发展所具有的价 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社区民主发展为政治民主化建设提供民主生长的基础和空间。民主是人类发展 的本质要求，但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中，民主是作为外来的现代化因素被引 入的(注：参见熊月之：《中国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践表明 ，仅仅把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引入对民主的成长是不够的，因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 政治生活。因而，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把民主制度引进来、而是使民主在中国 社会生长起来，运作起来。社区无疑是使民主生长起来、运作起来的最好空间。一方面 它是社会的基层，能够进行有效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它的发展能够使民主的发展具有 很强的生长性，这是社区民主发展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因为，民主一旦运作起来， 就会自觉地寻求新生长空间，从而逐渐蔓延到社区空间之外，进入更高的发展空间。
第二、社区民主发展为政治民主化提供合格的公民。人有天生的民主权利，但是人并 不天生就能过民主的政治生活。人过什么样的政治生活，需要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任何一种类型政治生活的展开，都需要有了解和熟悉这种政治生活的合格的公民参与和 支撑。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 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注：[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5页。)。对于正努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发展的中国来说，民 主的学习和实践以及合格公民的培养，不仅关系到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展开，而且关系 到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和发展进程(注：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就明 确认为，一个传统的国家要走向现代民主国家，需要一个民主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为 此，他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并作为建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份。对此，他解释道：“ 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家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姆 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此。”为此，孙中山从如何结社、议事、权利等民主政治 初步开始教起。《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9—419页。)。在民主的 学习和实践方面，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社区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社区民主发展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空间。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 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有效容纳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 重要内容。因为，一旦现实的政治体系无法有效容纳日益扩展的政治参与，政治体系以 及整个政治生活就可能陷于危机(注：[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59页。)。这将直接危及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从 另一个角度讲，在人们的多层面政治参与中，作为整个政治生活基础的社区政治生活， 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必然是政治参与的主要空间。所以，不管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 中，还是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条件下，社区都必然是人们政治参与的有效空间。对于 今天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开发这个空间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这正是中国共 产党努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之所在。
五、社区与道德建设
政治与道德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注：[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 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117页。)。但是，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任何一 种政治形态都必须有相应的的道德支撑，这不仅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 关系到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
政治建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人的教育。把这方面建设统一在一 起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制度背后的价值与信仰。这种价值与信仰一旦转化为公民的基本政 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也就成为一种指导和约束人们欲望和精神世界的道德力 量。实践证明，尽管政治脱出伦理化是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现 代政治可以超越道德基础而存在。道德决定一个社会精神和价值取向，没有有效的道德 体系支撑的社会，就是没有精神和价值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再好的制度也是无法运作 的，因为，它不仅缺乏合格的运作主体，而且缺乏必要的价值认同基础。所以，从政治 建设的角度讲，道德建设应该是政治建设的基础，是不可缺乏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正如 英国政治哲学家鲍桑葵所认为的那样，“制度就是观念，即构成精神的要素；同时也是 目的，也就是道德观念”，因而，“它作为普遍的结构就是社会精神”(注：[英]鲍桑 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4页。)。这一点在现代政治 形成的发展历程也能得到充分的证明。自然法理论提供给现代政治的实际上就是一套道 德律令。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正是在他描述的自然法体系之上建立起现代国家“利维坦” (注：[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122页；另参见[美]列奥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道德建设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道德建设不是通过权力的作用所能达到目的 的。道德只有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才能转化为政治建设的动力资源和支撑力量；而道德 要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就必须将道德的实践与教育注入人们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共 同生活之中，这是道德的特性所决定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道德是共同生活规 则的一种纯粹思想的或者灵感的体系，它一方面必须同家庭精神和习俗的条件和现实相 结合；另一方面，它完全是公众舆论的产物和工具。(注：[德]斐迪南·滕尼斯：《共 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9页。)可见，家庭、公众舆论以及习俗所决 定的生活是道德实践与道德教育的重要空间，而这个空间无不与作为人们生活共同体的 社区密切相关。
社区在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区可 以通过维系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方式，来推进道德实践和教育，维系基本的道德 精神。英国学者吉登斯指出：“家庭是公民社会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注：[英]安东尼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三联书店200年版，第92页。)，家庭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 生活和社会精神，从而影响政治建设和发展前提与基础；其次，社区可以提供各种形式 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现实场景，而这种场景往往是唤起人们内心道德律令，形成积 极的道德审美的最好教育的道德教育课堂；最后，社区可以通过适度的公共舆论力量， 来纠正各种道德偏差，灌输各种道德理念，培育道德的生活习惯，确立有道德的公共生 活。
结论
社区所以成为中国新时期政治建设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社区 日益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扩展。然 而，这种战略性空间不是现存的，需要有效培养、发展和开发。从政治建设的角度讲， 培养、发展和开发社区的核心就是推进社区自治。这种社区自治是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 的有机统一。
在推进中国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不但不能忽视，相反必须予以高度 重视。因为，在社会自身的发育还不成熟，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又十分迅速的客观条件 下，没有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轴心，就不能形成有序的社区民主与社会治理。这几乎 已成为现代民主生活的一条公理。
当然，在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的过程中，党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社区的 发育和建设单靠党的领导与推动。实际上，在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下，推动社区 发育和成长的力量将会不断增加和丰富。党对社区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能够把日 益丰富的社会发展力量整合为合力，形成对社区发展有目的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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