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到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代表性论文,新阶段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2—0005—07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程，说到底，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程。在艰辛探索过程中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阶段，第二个阶段，先是讲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就应当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首推邓小平在20年前发表的南方谈话。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今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具有异乎寻常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为什么说“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10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主要体现在以《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为代表的科学著作中，但从单篇著作言，则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伟大代表。它可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
第一，“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从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载体《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来看，在“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著作有170多篇，除个别讲党史、军史、悼念历史人物和表达个人心愿的文献外，凡属涉及理论问题的文献多为短篇的专题性谈话或讲话。这些谈话或讲话多系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要求，着重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各有侧重。相比之下，“南方谈话”不是对某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是对诸多理论问题的综合论述。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他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都涉及到了，将其思想形成比较系统化的综合性文献。它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格最鲜明的著作。
第二，“南方谈话”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比如改革姓“资”姓“社”问题，一度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炒作的热点，对扩大改革开放造成巨大压力。“南方谈话”一针见血地点出问题实质，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举特区和“三资”企业的情况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372，373再如，“左”与右的倾向问题，也是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南方谈话”辩证地阐述这个问题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还严厉批评一些不正确的宣传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375一个时期，对这个论断有很多异议。应当怎样看待呢？从理论上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应当超越“左”与右的思维定势。然而，历史印迹的消除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倾向那种倾向的出现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在实际工作中就应当有右批右，有“左”批“左”。但根据历史惯性，“左”比右难以识别、难作批判。邓小平的许多论断是立足于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讲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具有战略性意义，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南方谈话”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过程中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过去一是只讲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218“南方谈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370“南方谈话”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既要发展生产力，还要解放生产力这两个问题讲全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一是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二是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079，1096“南方谈话”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同人民利益标准联系起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谈话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这既是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它更加凸显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本来是党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左”的思想发展起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事实上不够格”。[2]225因此，邓小平不断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南方谈话”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摒弃关于是整顿还是发展的争论，不仅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而且鲜明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他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样的“发展就不要阻挡”。“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375，377这个思想对于后来国家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先导。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过去一直没有规范性的表述，比较多的宣传主要讲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在探讨这个问题，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172，364“南方谈话”在破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时进一步作出了振聋发聩的理论性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个概括尽管带有“定义”性，但不能脱离了具体时空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解读它。第一，它是基于过去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所犯的错误而突出拨乱反正的针对性提出的；第二，它是基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提出的；第三，它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性。因此，它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如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运行机制，乃至毛泽东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等，但都不是要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尽管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闪光思想。囿于传统观念束缚或“左”的思想影响，在相当长时期，鼓吹市场经济被视为离经叛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1979年始，邓小平本人就在探讨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问题，前后讲了十四五次之多，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2]374，203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且，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73这样，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发展。
“南方谈话”正是由于有上述特点和贡献，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的那些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二、“南方谈话”为什么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
“南方谈话”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有诸多原因。从客观上说，与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瓦解，中国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吗？在国内，经历了政治风波，改革开放的路线对不对，还要不要坚持？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许多困惑和疑虑，提出的有些问题带有极大的尖锐性，各种思潮在激烈地冲撞和博弈。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航船面临着一个驶向何方和道路选择问题。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点，及时地回答了那时出现的各种尖锐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是“南方谈话”，而不是别的文献，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无疑又与邓小平本人的阅历、信仰、学养、经验、智慧和胆识等有密切关系。他的个人特质对“南方谈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务实，很少有思想框框，看问题比较辩证全面，善于抓住要害实质。按照他自己说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382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都是些很朴实的道理。大本子很多，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种悟性，不仅是一般学人不可能有的，也是一般政治家难以获得的。邓小平能够获得“人才难得”的美誉，他的“南方谈话”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首先得益于这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即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毛泽东非常欣赏邓小平的这一点。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按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和建国初期讲话，都号召广大干部要学习邓小平讲的“按照辩证法办事”。所谓“按照辩证法办事”，从唯物论角度来说，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382正因为这样彻慧彻悟，“南方谈话”能够在“老祖宗”头上“动土”，破除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铁律”，并提出其他许多新的观点，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其次，对实际情况的真正了解和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政治决断能力。
邓小平是历史伟人、政治领袖，但他始终根植于祖国和人民的土壤之中，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自励。他非常注意了解我们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是否正确，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标准。这个思想像根红线贯穿在“南方谈话”之中。他举“傻子瓜子”问题为例说明党的取信于民的政策不能改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影响改革全局。因此，他谈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谈到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时也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地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正因为这样把坚持人民的态度作为衡量党的事业的标准，所以“南方谈话”将“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善于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早年旅欧勤工俭学6年，游历和考察过一些国家，对于后来形成宽广的世界眼光起了重要的培根作用。他在“南方谈话”前一年视察上海时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事。他说：那时有过“风庆轮事件”，同“四人帮”吵过架。风庆轮是个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那样用锤子敲打。现在厂子多了，这是质的变化。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所以能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那深邃的世界眼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世界发展走向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根据；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南方谈话”中，这个宽广而深邃的世界眼光得到进一步的生动展现。他不仅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思想解放、敢于试验、敢冒风险的革命精神。
这是邓小平突出的个人特质和风格，在“南方谈话”中，极其鲜明地展现出来了。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2]372他讲到办特区的往事说：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他批评那种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并告诫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2]373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劲头，所以，“南方谈话”能提出那么多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理论观点，能发出催人奋进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南方谈话”是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思想解放的伟大宣言。
第五，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邓小平晚年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回忆旅欧勤工俭学的思想说：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去西方学习。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法的5年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自传中写道：加入共产党后，“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5]151从此，邓小平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党，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的所有著作都浸透了这一点。“南方谈话”也展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面对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挫折，邓小平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坚定信念是一种精神动力。在“南方谈话”中，这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精神动力。
三、“南方谈话”的历史启示
“南方谈话”的发表虽然过去了20年，但洪钟巨响，声犹在耳。在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我曾写了二学“南方谈话”的文章——《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认为它是指引当代中国历史航船，开创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伟大著作。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斩浪前行，“南方谈话”不啻是指引这艘航船的伟大指针。
第一，“南方谈话”是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的指针。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但不少地方或部门所指目标和具体对象缺乏，往往流于形式，成为空喊一阵的口号。而在一些为民众和媒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解放思想时，有关职能部门又表现为顾虑重重，裹足不前。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县处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庭人员的收入和财产实行申报制度。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老百姓非常拥护，但又不满足于此，希望此项制度制定得更完善和彻底一点，不仅申报登记，还要公布于众、公开曝光，让广大群众知情，便于监督。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只要思想放得开一点，也是有可行性的。但是，有关部门对于这个要求的答复却不尽如人意。据说有些技术性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公开曝光的条件不成熟，云云。其实，这就是顾虑太多了，如邓小平说的，“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2]377用小道理压住了大道理，用技术性问题敷衍了政治性问题。邓小平说，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从政治角度看，广大老百姓的呼声相当强烈，县处级干部及其家人的收入、财产不公开影响老百姓对党的干部乃至党的形象的认同。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不公开，网上乱传，如果以讹传讹，对党十分不利。只有公开了相关信息，就会消除那些负面影响。多一分公开就多一分监督，群众也多一分对党的信任度。如果说县处级干部牵涉面大，情况复杂，那么省部级以上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做表率，说明我们党高层领导干部是过得硬的，不害怕公开曝光晾晒，这对老百姓增加对党的信任、消除一些负面看法，有极大好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像邓小平说的，胆子要大一点，冒点风险，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干部财产公开一小步，民主政治前进一大步。“南方谈话”解放思想的精神完全适用，一定要讲大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用全局道理管局部道理。
第二，“南方谈话”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我们国家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在有序进行，全方位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这里着重谈谈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应跟进问题。“南方谈话”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成果，就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党中央陆续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等一系列条例、法规，不断在朝着改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10年前，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崛起，这是2010年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不到20年就取得这样令世人惊羡的奇迹，是“南方谈话”当年发表时未曾想到的。但也要看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一样，有两面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凸显。这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没有能够有效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的力度没有使其相应跟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单纯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很难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这些年，我们党明确了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体制。但是，怎样具体地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应当说还在进一步探索过程之中。既然如此，不仅“南方谈话”讲的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现代化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思想仍然有指导意义；而且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剥离术”和“结合术”的科学方法，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也应有借鉴意义。
第三，“南方谈话”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新思想就是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380；“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现在还不放心啊”。[2]381这些年，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常抓未懈，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但是，正如胡锦涛在最近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这是由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它会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另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色迷权失，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对症下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有利于制衡和制约。首先明确，这个分权不是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没兼，地方省市区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也没兼，为什么其他的一定要兼呢？这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尽管过去兼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现在来看弊端不少，书记权力太大，若把握不住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有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也会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可以大胆地试，坚决地试，搞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坚持这种态度，就不会犯大错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南方谈话”的告诫，应当成为指针。
第四，“南方谈话”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这个决策是适时的。发表“南方谈话”那时，尽管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但是它所涵盖的那些思想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精学马列，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新加坡等“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78这无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五，“南方谈话”是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针。大家都记忆犹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2]381这些年，会议少多了，讲话也少些了，是很大的进步。但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来要求，形式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新党八股的文风问题很突出。“坊间”议论：一些干部的讲话往往是套话成堆、大话盛行、空话连篇，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思想内涵，而是拼凑排比句、罗列讲重要性的各种词语。这种议论可能有些夸张，漫画化了，但形式主义的文风，确实到了需要大声疾呼、坚决整顿的时候了。事实上，已有不少舆论呼吁，要讲短话、讲真话、讲实话、讲新话、讲管用的话。这方面，要学毛泽东，要学邓小平，讲话直白、生动、风趣，没有那么些“穿靴戴帽”的话，没有那么多的“规范语言”。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学不到，但讲短话、讲真话、讲实实在在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会讲话，应当敢讲话。除了重大场合、重要会议需要念稿以外，一般情况最好不拿稿讲，口语交流，亲切生动，受众爱听。一些海外政要有这种训练，共产党的干部也应当有这个本事，不仅在讲话形式上让人爱听，更要在讲话内容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按照邓小平说的，要超过他们，才能更加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能耐。要充满自信，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伟大的历史文献往往会跨越时空的局限，“南方谈话”正是这样伟大的文献。
［收稿日期］201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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