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径依赖”到“文化意识”--社会媒体时代农民书屋发展模式的转变_路径依赖论文

从“路径依赖”到“文化意识”--社会媒体时代农民书屋发展模式的转变_路径依赖论文

从“路径依赖”到“文化自觉”——社会化媒体时代农家书屋发展模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家论文,路径论文,书屋论文,自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的信息汲取和信息传递一直以来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关注的问题。由于信息资源分配和信息获取的不平衡,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信息贫矿,以都市为蓝本发展起来的现代大众传播体系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乡村的信息需要。由于显在的商业价值不大,基于商业盈利取向的大众传媒体系很难调整其对农村信息贫瘠改善的传播意愿,农村与都市间的信息鸿沟被越拉越大。近年来,基于改进这种信息割裂的措施和办法也逐步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农家书屋信息体系的构建便是这种对弥合信息差距而做出的努力。

       同其他农村问题相比较,一直以来外界对农家书屋关注不多,相关的研究和分析也大多谈及农家书屋的发展现状。作为地方政府形象工程的组成部分,农村书屋常常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相关联,而对于农家书屋的效果研究和乡村阅读的深层次分析和思考几近空白。

       而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日益显现出其强大威力,乡村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手机等新媒体逐渐普及,新的传播方式日渐向农村渗透,信息获取方式也日益多元化,而目前由政府主导的农家书屋的模式体系却存在先天不足和路径依赖现象。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本文提出构建超越书屋概念的乡村文化自觉才是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和发展路径。

       一、农家书屋工具化取向的缺陷

       农家书屋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很深的政府烙印,作为政府试图弥合城乡文化建设差距的系列工程之一,政府主导型的农家书屋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村民的文化自觉没有天然形成。因此,虽然是一项惠民工程,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政府的扶持,忽视了农家书屋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真实需求,客观上造成了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模式模糊的现状。

       1.惠民工程与乡村阅读需求的艰难对接

       整体上而言,目前的农家书屋存在诸多问题。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筹资模式越来越显现出其捉襟见肘的一面,而外在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经费的使用和提取缺乏透明和公开,地方政府和基层单元层层截留和挪用经费的情况就可能无法得到有效制约。

       这种由行政手段推行的惠民工程,如果不能很好地与乡村文化自觉对接,很大程度上将会沦为地方形象工程的一部分。由于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而显在的经济效益,地方基层政府缺乏发展农家书屋的动力,而农村的文化自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民众的文化素养和认识水平等全方位的提升配套才行,农家书屋的尴尬局面和现状可见一斑。

       2.目前的资金筹建模式和路径依赖

       农家书屋从筹资模式到管理模式再到图书采购都由政府主导,这就形成了类似农家书屋这样的惠民工程都要靠政府推进和引导的“路径依赖”现象。目前农家书屋的筹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政府主导型模式。2006年,农家书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将农家书屋工程确定为国家五项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国建成20万个农家书屋,2015年之前,实现村村有书屋的目标要求。

       在政策和资金保障上,明确以政府投入为主,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具体操作上,采取“省上补一点,市州拿一点,县乡筹一点”的分级承担办法进行。这种自上而下的单一筹资模式过于依赖政府投入,而且由于在资金的使用方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而出现资金被截留和挪用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而在图书采购方面也因为利益和其他因素,导致所购图书与民众的真正需求脱节现象。

       捐助性模式。捐助性模式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政府号召,而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内部职工进行捐书活动,带有一定的强制色彩,而且,所捐图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的阅读需求相偏离。另一种是由政府倡导,由相关部门和企业、图书公司等出面捐助。还有一种捐助模式则是由民间社团和个体自愿捐助图书和资金的方式。目前这种模式较为少见,不占主体。这种捐助性模式名为社会捐助,但究其实质,或多或少与政府有所关联,而且存在不可持续性等问题,乡镇图书馆(室)的文献资源和设备大都来自上级政府、文化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划拨或资助,当地政府本身几乎没有选购书籍的自主权,因而难以保证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如捐赠的图书复本量太多,有的多达几十本,而且多为社科类藏书,结构极不合理;版本太旧,内容过时。①

       企业模式。由于目前农家书屋的可见性效益并无显现出来,很难引起企业的投资兴趣,即使有个别企业有意于此,也主要是依托政府。比如四川的农家书屋就采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和政府投入相结合的模式,拓展了政府单一的投入模式,部分解决了资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这种模式目前不占主体,其后续发展也需要再做观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家书屋已经进入一种“路径依赖”模式,即由政府主导或依赖政府的一种运作机制和模式,由此带来的资金投入的不足、书屋的可持续发展、书屋成为形象工程等因素均影响到了这种惠民工程的实际效用。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他认为,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二、新的思路:多向模式

       在现实层面,农家书屋呈现出来的路径依赖模式由于受资金制约而呈现不可持续之势,这就需要有新的思维和意识,摆脱政府主导单一“路径依赖”模式,开启和拓展发展模式的多向性。

       1.政府模式为主导

       以政府的资金投入为主导,辅以公益加市场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窘况,从而促进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或直接出资组织生产,或通过政府采购和政策性补贴吸引企业去提供。②而企业赞助和个体捐助也不失为一种补充,但这需要有一个平台或机制,无论是社会基金还是和媒体合作都可以尝试。

       在管理模式上发挥民间机制和基层政府共同管理的模式,结合地域文化和农村社会特色,采取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在资金的投入和运用上,采用社会监督力量进行有效监督,使得资金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用。

       2.民间模式——立人乡村图书馆模式

       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项乡村教育行动,由李英强、杨民道、张守礼、余世存、张大军、薛野等人于2007年9月在北京发起。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宗旨是:以图书为载体,以教育为内容,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

       立人乡村图书馆有三个特色不同于惯常的模式:①“本地邀请制”:不主动到一个地方寻求合作,而是受邀在当地开设分馆。在立人的官方网站上有份“新馆建设指南”供有志者参考。受到邀请后,当地联系人需首先建立起本地的支持网络,提供资金、人脉等支持,因分馆的后期发展将主要依赖本地资源的支持进行。②“专职义工驻扎”:与很多以图书支持或阅读推广为主的NGO组织不同的是,立人坚持分馆必须有专职义工长期在当地驻扎。“专职义工”除了在图书馆为当地青少年提供阅读服务,还会根据自身特长开展各种教育文化活动。③县域化、多中心策略:立人图书馆在各地以县域为整体,按照“1个县城中心馆—3~5个乡镇分馆—9~15个村级图书站”的方式建设分馆网络;在分馆之上,又设立大区,统合管理跨越几个省份的分馆。以大区为中心,建立起了立人图书馆的多中心化网络。立人图书馆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小额捐赠,来自民间大众的持续关注与支持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3.商业运作模式

       商业运作模式如果处理得当,不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以解决企业团体对农家书屋投入动力不足问题,保持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模式在某些地区有所尝试,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主要的筹资模式。例如四川的农家书屋就是采取政府投入和企业投入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明确经济运作的利益增长点,在书屋的自我造血功能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拓展盈利模式则需要在视野和思路上有所拓展,挖掘联动经济增收模式。比如,可实行图书销售、移动业务办理等多种经营集于一体的模式,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与农家乐联手,打造乡村文化沙龙等模式。探索“售、租、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出版物销售、实用农业技术培训、健康文化活动及其他相关服务等多种经营,实现以文养文、多业助文的良性循环,在满足广大读者求知求乐等文化消费的同时,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事业经费。③

       4.社会化媒体模式:共享与互助

       农家书屋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农村阅读习惯和媒介信息接触方式等因素,同时还受到快速发展的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冲击。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拓展了农村部分民众的信息接受渠道,QQ、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接触和使用开始在农村有所渗透和普及。利用手机阅读和社会化媒体获取信息成为很多农村青年的选择,而这样的趋势持续加强。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平台进行农村文化构建,实行线上和线下双向推动,可能会对农家书屋的发展有所裨益。

       将农村青年使用较多的社会化媒体诸如微博和QQ群作为集纳民间力量、联接农村和民间公益力量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图书捐助、资金捐助等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线上推动线下的互助服务和信息共享。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主办的大型综合类月刊《农家书屋》杂志于2009年创刊,该杂志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家书屋》杂志官方网站“中国农村传媒网”全新上线,并取得杂志数字出版资质,为电子期刊和手机媒体的业务开拓提供网络平台,以此来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的变化,这也为农家书屋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三、超越书屋——作为平台的农家书屋与农村文化自觉

       不管采取何种模式,农家书屋所面临的困境和它所承载的维系乡村社会整合功能均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得到重新诠释,从信息汲取方式到文化自觉的转向,是农家书屋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是农家书屋成为未来乡村社会精神世界承载平台的定位和愿景。

       1.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书屋转型

       社会化媒体时代,农村的信息接收方式更加多元和便捷,农家书屋必须要转型,实行线下和线上双向的融通和互补,拓宽信息渠道,超越概念中的实体书屋模式,将有限的资金合理使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助推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文化的提升,将农家书屋本身打造成一个信息和文化交汇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农村科技服务培训,有农村文化展演,有外出务工信息交流,有蔬菜价格信息等,从政府主导模式下带有浓厚的行政本位的泥淖中走出来,打造一个信息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与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内涵相契合。

       在信息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农家书屋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有了社会化媒体这个平台,农家书屋要凭借社会化媒体完成乡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指认,新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化转型不仅需要在农业产业升级和经济层面的深度推进,同样需要塑造体现乡村精神世界的文化共同体,而农家书屋是乡村文化整合和体现农民精神需求的最好平台。

       一直以来,社戏、社火等文化活动承担着乡村社会文化整合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广播和露天电影一度承担了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形塑功能,80年代之后,电视的崛起伴随再加上个体化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燎原之势,文化共同体和相应的整合机制受到挑战,外出务工等社会流动性加快了乡村社会的液态化,这使得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维系受到挑战。乡村文化一度面临衰败迹象,这昭示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已到十字路口,需要新的乡村文化机制和文化创新来面对新的变化。社会化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已经使得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出现了较大变化,从线上的社交群落转到现实中的文化群落,农村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这一转型不仅可能,而且更为切合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农家书屋在新的乡村传播图景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2.农村文化自觉愿景

       打造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平台,需要村民对文化的重视和对信息的更深入认识,这样,农村文化自觉才会建立起来。而农村文化自觉也是农家书屋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二者的良性循环形成,一种新型的农村信息文化体系也就搭建完成,这样,农家书屋才算真正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样的趋势已经在一些地方有了好的发展,广东的云煜书屋就是一个绝佳样本。

       广东罗定市素龙镇思围村的云煜书屋,于2004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该书屋有藏书5000册,每年接待读者8000人次。云煜书屋是由家族经营管理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家族经营的性质,除了在经费上由家族投资,另外,由于它是一个村的书屋,它的服务对象也是相互之间联系密切的村民。“政府重视,民营企业家慷慨解囊、社会贤达亲力亲为、民间艺人发挥余热、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云煜书屋为我们开创了一条‘以文补文’的路子”。除此之外,云煜书屋的经营者组建了“荣荣曲艺社”,曲艺社每年演出40多场,有相当的收入,这些收入有一部分用作书屋的经营经费,这样就解决了书屋的经费问题。④

       云南和顺乡村图书馆是另一个样本。和顺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和顺同盟会员寸馥清组织的“咸新社”和1924年成立的“阅书报社”,后经海外华侨和乡人捐资赠书,于1928年扩建为图书馆,1938年新馆合落成。迄今有藏书7万多册,古籍、珍本1万多册,内有胡适、熊庆来、廖承志、李石曾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有“中国第一乡村图书馆”美誉。

       北京郊区的篱苑图书馆也可以作为样本。其位于北京郊区的怀柔小镇,它给爱书之人提供了静谧的阅读空间,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气息。该图书馆的设计理念以贴近自然和田园为主旨,采用原生态的乡土材料,比如外墙用当地村民烧火用的木棍堆积、搭建,是城市精英的乡愁体验和乡村原始风情相结合的经典案例。未来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中的粮食供给地和。充满悲情气息的黄土地,也许会成为许多怀揣田野梦想和安放乡愁的城市人筑梦之地。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复兴乡村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文化再造,这才是乡村复兴和乡村再造的不二法门。新乡村建设必须要提高其文化含量,拒绝城市发展的GDP崇拜模式和快速扩建的新城镇化误区,乡村承载的历史使命需要乡土文化传承因子的落脚地,乡村乐器、舞蹈、歌谣、族谱、祠堂、舞狮、社戏、戏班等都承担了这一功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乡村的流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乡村社会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乡村文化的传播和塑造需要搭载这一平台,避免村落的衰败,避免乡土文化的终结。因此,乡村文化自觉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文化自觉不仅要靠乡民精神世界的提升,同时也需要城市精英的“逆向城市化”实验,而农家书屋则是打通城乡文化整合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上述几个样本给出了农家书屋的发展路径,这才是基于乡村真正的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良性互动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注释:

       ①彭细珍,时菁.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图书馆(室)建设浅议——农村图书馆工作调研[J].图书馆论坛,2010(4)。

       ②杨红卫.“农村书屋”是“长尾”而非“蓝海”[J].出版广角,2007(12)。

       ③吴月芽.“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策略探讨[J].出版发行研究,2007(6)。

       ④彭绮文,刘朝红.从云煜书屋看办“农村书屋”的启示[J].图书馆论坛,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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