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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Captain,My Captain!”
伴随《死亡诗社》片尾的音乐铿锵，学生们继托德而起，一个又一个地站在桌上，高诵象征自由与解放的诗句，向“船长”致敬。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不禁想到近年两部颇有反响的艺术教育电影：2003年的美国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和2004年法国恺撒奖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如将它们与《死亡诗社》一起参看，极易得出三者类型化的一面：颇为相似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主题表现……而最挥之不去的印象是，在谢幕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艺术教育家从影片中一路走来，但又始终孤独。
一、启蒙者被放逐
跟随这孤独身影，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她”的发展轨迹。
三个故事都发生于制度森严的封闭式寄宿老校：《死亡诗社》，1959年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蒙娜丽莎的微笑》，1953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放牛班的春天》，1949年法国乡村的“水池之底”教养院。影片为艺术教育家的出场做足准备，初来乍到，便带他／她见识了学校的历史与制度：《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在影片伊始分别安排基丁、凯瑟琳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情节。师生相见，开学仪式是最习以为常的时机和场合、最自然不过的开端。因此，影片也往往在一开始就将艺术教育家推至公众兴趣的焦点。威灵顿学院的开学典礼庄严如宗教仪式，郑重申明百年老校的“四大理念”——“传统、荣誉、纪律、卓越”；卫斯理学院的大门被自信、优秀的女生代表叩响，她朗声道“我是所有的女性”，“以勤勉唤醒我灵魂，将生命奉献给知识”。（事实上，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象征性文本的丰富，影片自身逐渐对此形成反讽：女子联谊会叫做“亚当的肋骨”，而凯瑟琳也渐渐发觉这只不过是一所“以大学为名的女子进修学校”，不培养女性领导者，而为“未来的领导者”培养“他们的妻子”。）《放牛班的春天》中，“池塘之底”教养院，收留所谓“有问题的孩子”，自然没有精英教育的名校排场。但影片通过安排“神父眼睛受伤，校长紧急集合，寻找并严惩肇事者”这一系列尖锐冲突，迅速将教育者推至学生面前、将学校呈现在教育者面前。
作为艺术教育的双方：艺术教育家——常以格格不入的形象闯入我们视野。在这三部影片中，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代课老师”的特殊身份出现，从开始就带着不稳定、临时性的因素，同时也暗示其暂时性，自始至终隐藏着始料未及的变数。受教育者——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总要经历好奇打探、抵触为难、产生兴趣直至敬仰追随的起起伏伏。他们在权威话语下貌似服从，内心反叛。教育之初，新老师难免遇到阻力，而很快就以其特立独行的启蒙方式、热情关切的人文精神受到尊重爱戴。最终，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遭到棒打，有人放弃，有人沉默，有人依然平庸，用基丁所引的诗来形容，就是“在死去之时，发现我从来没有生活过”。
艺术教育的内容与手段，在此类电影中一是推动叙事的线索，一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介质。基丁、凯瑟琳和马修在解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时，无一不郑重地说——“我只不过教学生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传统教育以显性、公共、既成的标准衡量学生价值，最终结果必定是表面整齐划一，实则良莠不齐，也必定会出现托德那样始终生活在压力中以致失语的孩子。“新的视角”，就是回归内心，让一切从“心”出发。生命生来不是为了符合标准，标准应是让真实生命获得真正的价值衡量。为此，基丁撕掉序言，让学生每人写一首自己的诗；凯瑟琳抛开大纲，让学生画属于自己的向日葵；马修组织合唱团，让孩子们开口唱自己拿手的歌，并以他们的音色特征分部演唱。这所有举动，都在鼓励孩子们大胆张口，任真声自胸臆流出。
影片往往以艺术教育者被放逐的命运作结。星火可有燎原之势，作为“权威”“纪律”代言人的校方察觉之后，将可能出现的思想革命扼杀襁褓的最好办法，就是放逐“始作俑者”。基丁以导致尼尔自杀悲剧的罪名离开，凯瑟琳理想破灭后递交辞呈，马修因玩忽职守被辞退。似乎无一不是悲剧。
不过，我们愿意一遍遍重温这些电影，并非不介意结局的可预测性，而在于它们无比配合我们内心的期待。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总会有追随者，希望总会延续。学生们站在桌上向“船长”致敬，托德身形挺立如烛光，摇曳生辉；女孩们骑车追赶凯瑟琳离去的汽车，贝蒂泪流满面，伸手与车内老师相握；孩子们唱着老师写给他们的歌，从窗口飞出一个个写满祝福的纸飞机，佩皮诺偷偷跑出教养院并追随马修离去。我们如此深信前途的光明，虽然只是留待明日。希望实现的可能发生在镜头之外，电影只是展现了希望实现前的艰巨过程。
二、替罪羊？
“不公平！”总会有人悲愤地摇头叹道。艺术教育家，他促成了人性和理性的觉醒，却要自始至终承受孤独：启蒙之初的不为人所理解，启蒙之时所受的联合打压，以及最终无力拯救也无力自救的再次离去。他是把人们从黑暗领入光明的秉烛者——思想解放的先行者；是新旧交替时，历史的车轮必然要碾压过去的“那一个”——再生仪式上的牺牲者；是父辈阵营处死的叛徒——他所属阶级的反叛者；他又必然将被后浪推倒而粉身碎骨在沙滩上——被弑的领导者。
然而，他并非一只被驱赶着走向不归宿命的“替罪羊”——秩序正常运行时需要的伏法者，暗流涌动时献上的“收买钱”。他有自己的行动和决策，有自己的野心，不是纯然被双方利用，也不是被双方共同杀死那样简单。他有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威灵顿预备学校仅此一人，卫斯理女子学校仅此一人，“池塘之底”教养院仅此一人，这样的艺术教育家——即使是一个群体——也是孤独的一个人。他领导一群人，公然挑衅另一群，挑衅方式像是，儿子借爷爷的教导来反爸爸，而后者生来不听爷爷的话。可是，在两大略显明晰的阵营中，他并不属于“儿子”这一阵营，他来自于父辈，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意识到他来处的罪恶，并意识到这罪恶无处不在，甚至连自己也被诅咒了，因此，他逃离罪恶，尽管并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这种意识和行动已经赋予了他先驱的意义。
同时，他是自己所属父权文化的离经叛道者。自我放逐是已有的神离，最后的被“驱逐”不过是形式上的宣告。他不满、质疑，从艺术生命中寻找宏大的意义、汲取原始的力量，怀揣着处于弱势但生命力旺盛的理想，无人知晓，他从下一代身上看到实现它的希望。
总有这样为数不多的、“疯狂”的、“先行”的艺术教育家，他们是掌握部分真理的先知，本能地相信、本能地捍卫、本能地要去壮大这理想，而“权威”意识到，思想领域的“反叛者”有可能在政治领域夺权，对此，他们有必要强行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艺术教育家以艺术为媒，用双眼发现，用双手摸索，用双脚试探，发现人的需要。而政权，只被努力创造符合需要之条件的人所掌握。
三、在互现中发现
在三部影片中，三位老师都有这样一个举动：带学生走出课堂。基丁带他们去走廊的校友照片前追忆、碰触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投身被权威话语纤维化的诗歌史；在院子里以行军的方式体味诗歌这种以韵律为生命节奏的艺术形式；在操场上让每人在射门前高喊一句诗，而老师选取的诗句与每个学生的个性气质又如此吻合。凯瑟琳带同学们到阁楼上参观一幅刚装卸下来的画，“我不在乎你们写不写论文，我也不指望你们都喜欢它，我只要你们学会自己思考”，学生在画前流连，直接与它对话，拥抱自己的生命。马修了解孩子们渴望出游的心情与天性，背着校长带领大家走到森林草地，游戏歌唱。三位老师都引导学生接触、体味和对话艺术生命最自然的活态，直接对话内心的真实。尽管教学风格殊异，或激进、或温和，最终同归于一种稳定、和谐的自然态。反抗与激进是外在的呈现形态，而稳定与和谐才是生命内在的作用形式。
思想先行解放才带来政治上的变革，而思想变革的光辉往往从文化艺术上折射，也许是因为艺术家和教育家最为敏感，在与形而上的交流中接触到超然的启示，看到自然和人性的可贵。他们自认为看到不为众人所知的部分真相（事实上他们做到了），并急于把这个真相告诉世间每一个角落，如同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容忍黑暗／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偶然见识“桃花源”胜于尘嚣的美好，谁不会像武陵渔人刻意追寻？理想，在进入行动领域之时，总是想要改变环境的。然而，世人惛惛，我独昭昭，结果不言自明。
在多数人遵循既有轨道、带着身份期待、随惯性匀速前进时，一个人斜刺里出来，与人们相遇——他从哪里来？为什么那么特别？他默默地突然出现，这一切，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人们好奇地想要了解他，而他似乎有更强大的世界，让人一经探索便为之深深吸引、不能自拔。别人走进他的生活，他走进众人的生命，穿过并继续他过客的脚步。两条线交叉之后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延展，但有他经过的生命，即使只有这一个交点也足矣。他的牺牲，他的离开，促成我们自身生命分娩的过程。即使此后向着各自的方向延伸，生命的张力永远不会消失。
在《放牛班的春天》结尾，马修离开教养院时看到孩子们扔出窗外为他送行的纸飞机，画外音响起他日记中的一段话：
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每寸皮肤都透出了愉悦和乐观，我想向全世界呐喊，可谁又会听到呢？没人知道我的存在，伟大的艺术家对着镜子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我叫克雷芒·马修，失败的音乐家，失败的学监。
教育者不仅作为启蒙者唤醒了被教育者，同时也经历着“自我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被教育者“揭开”他“历史一角”之后，与他鼓励被教育者“发现自己”同步展开。基丁重返母校，学生发现他学生时代曾组织过秘密诗社，过去的与现在的年轻人因同样的热情合而为一；凯瑟琳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在大学里接受了自由改革思想，立志要成为一名杰出的教授，她热切期盼在卫斯理教书，“不是为了随波逐流，而是为了改变”，而邓巴教授说，“你来卫斯理不是帮助人们找到他们自己的路，而是让他们找到你的路。”这句话中有部分真实；在鼓励别人寻找的过程中，教育者自己的道路才渐渐明晰。马修来到“池塘之地”时已“在多处地方尝试失败”，他在日记中记录合唱团的可喜成就，“这曲调总在我脑中萦绕，有几个唱得很好，难道他们真无药可救？我曾经发誓永远不当作曲家，现在不要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也写下自我认同不断提升的过程，“我是克莱芒·马修，我是音乐家。”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圆周“离去——归来——再离去”，而影片中的艺术教育家，来也形单，去也影只，无论何时都会感到孤独。但当他再次离去时，目送他远去的目光会证明，在探索世界与自我的旅程上，彼此都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