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隱喻與心理分析——讀艾朗諾教授《才女的重負——詩人李清照及其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才女论文,李清照论文,心理分析论文,教授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個多月來，我有幸拜讀了艾朗諾先生的新著《才女的重負——詩人李清照及其接受》（哈佛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簡稱《才女的重負》）。這本四百多頁厚重的大著，不僅讓我們看到了艾朗諾先生淵博的學識、縝密的邏輯思維以及爲人所嘆服的文本細讀能力。更爲重要的是，艾教授的這一新著，以女性主義爲研究基石，藉助于隱喻與心理分析，對李清照近乎全部的創作進行了檢視與闡釋，對南宋以來出現的一系列關乎李清照的重要評論與研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與反思。書中關乎李清照研究的諸多創見及其所以如此的依據，將會迫使當今的詞學研究者，重新審視這些耳熟能詳的文本與資料。儘管個別觀點存在可商榷之處，但此書中核心的、頗具顛覆性的結論，在詞學研究乃至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無疑會産生震撼與波動。這如同一塊巨石甫一入久已平静的池塘，短時間內，它的漣漪不會很快消失。 一、女性主義批判 女性主義批判，是《才女的重負》一書一以貫之的文學批判方法。在《序言》中，作者坦言： 在這本書中，對于李清照的生活與創作的重新審視，得力于最近數十年來海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其成果……研讀麗塔·費爾斯基（Rita Felski）、莎拉·普魯斯科特（Sarah Prescott）、波拉·巴克希德的成果，讓我受益匪淺。 這種批評方法的借鑒有其內在的合理性。李清照，是一位女性，並且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性；她的晚年，經歷了守寡、再婚、入獄、離婚一系列不幸事件。僅憑這兩點，就足以引起近代以來女性主義者的研究興趣。而自宋代以來，學者圍繞著李清照的創作與生平展開了各種討論，這使得她的形象一直處于歪曲、模糊、修正、重鑄進程之中。才女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是一部天才女性被男性作家邊緣、歧視、寬容、接受、膜拜的觀念史，也是一部天才女性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式挑戰、反抗、影響、征服男性作家的心靈史。她的接受史，顯然與宋代以來操縱主流話語權的士大夫們的女性觀的變動息息相關。 正因爲抓住了李清照形象演變的內在動力及其賴以産生的環境原因，《才女的重負》一書，從外在結構與內在邏輯上，都顯得非常合理與圓融。 全書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宋代的女性作家”，以具體事例再現了宋代女性寫作的困境：道德家們支持女性閱讀但反對她們寫作，退一步，她們應當減少她們作品的數量，並控制其作品的外傳。再退一步，她們作品的主題應當符合當時的道德規範。在這樣一個反對、輕視女性寫作的歷史情境之中，作爲才女的李清照如何應對，而士大夫們對于不讓鬚眉的李清照作何反應，就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本書的第二章“寫作及争取接受”，以細膩的心理分析對此作了回應。作者指出： 作爲一個才華出衆的女性，她的存在以某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强有力地挑戰了現存的社會和文學秩序。以前也有零星的女詩人曾贏得過些許贊譽，但没有一個獲得過李清照這樣的大名氣。她侵入爲男性所占有的文學領地，因此，要麽是隱蔽地，要麽就赤裸裸地，她極有可能成爲被男人們怨恨的目標。（p58） 諸如王灼之流的批評家，以不同的標準區別對待李清照與宋代男性詞人的創作，前者加之苛評，後者給予寬容，甚至藉助于詆毁李清照的人品，進而達到否定其文學成就的目的。這種質疑、攻擊甚至是辱駡的聲音，是激起李清照寫作《詞論》的重要動機。應該這樣看待《詞論》，作者說，“她早期那些以政治爲主題、具有令人驚訝的男子氣的詩歌，實際是她作爲一名女作家對她所感受到的、包圍著她的懷疑和居高臨下的褒揚的一種反應”（參第二章第四節“李清照的詩及其男性模式”）。對待《詞論》，亦當如是觀。 但是，李清照的作品本身，特別是她著名的《金石録後序》，藴藏著足以改變李清照“負面形象”（再婚）的內質。這種內質，被南宋的另一些男性作家，以及元代以來流傳的關于趙、李美滿姻緣故事所强化。李清照的形象正發生著悄然的改變。她的創作中，那些符合男性審美標準的聲音被關注。她的第一次婚姻被反復提及，而第二次婚姻則被有意忽略了。至明清時期，隨著女性寫作的崛起，李清照成爲女性詞壇標杆式的人物。王士禎甚至視李清照爲“婉約詞人之宗”。李清照的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但這種文壇地位的顯著提升，也給李清照的研究蒙上了幾層厚厚的面紗。 首先是明清以來不講道德的編選家或出版商爲了射利，不加甄別地增入李清照的作品，一些仿作甚至是僞作混入于《漱玉集》中；其次，詞學批評家相信李清照的作品，藴含有不同于一般男性作品的“真聲”。以男子而閨音，其可信度很低。 然而，對于李清照來說，詞體的可信度問題消失了。批評家們簡單地假設李清照在詞中所用的是自己的聲音。在她的詞作裡没有“角色”，詞中的話就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想說的話。她的詞作是她心聲的真實流露，因此人們喜愛她詞的“真實”。（p250） 這一觀點，影響了閱讀李清照的方式。“似乎作爲歷史人物的李清照，與其詞的女性聲音是不可分離的。”這種未經細審的假定，作爲傳統的解釋李清照詞作的方法，直至當代，仍爲詞學研究者所沿用。 以上二點，涉及到辨別李清照詞作的真僞和解讀李清照詞作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李清照的起點，必須予以回應。因此，著者專辟“研究易安詞的前提”一章，一連拋出了四個問題：一是作品的真實性問題、二是自傳式的閱讀方式、三是爲何女性詩人以如此方式被閱讀？四是爲什麽趙明誠不寄信給李清照。這四個問題，是《才女的重負》一書相當精采的部份。關于李清照詞的著作權問題，作者認爲，李清照的詞作，以收入《樂府雅詞》、《花庵詞選》、《陽春白雪》、《全芳備祖》者最爲可信。元明以降，李清照佚作不斷出現于各類詞選本中，但可信度很低。 令人不安的，有不少研究李清照的當代學者，將其去世後的四個多世紀纔歸于她名下的、完全說不清出處的詞，與她在世時或去世不久編輯的選本中出現有署名李清照的詞匆匆地拼湊在一起，並加以討論。似乎它們可以等量齊觀地揭示出李清照的爲文和爲人。更糟糕的是，學者們在大量著作權有問題的詞作中挑選出所謂“李清照的詞作”，只要是符合他們批評理念的作品，他們就欣然信以爲真，以此來强調自己的觀點或否定別人的觀點。職此之故，持不同見解者，他們編輯的李清照文集，有顯著的變動。（p102） 從南宋開始，將李清照詞作與其生平聯繫起來的閱讀方式，逐漸形成傳統。“似乎除了以第一人稱來反映其個人遭際，李清照的詞就說不出所以然。其直接的後果是，最近研究李清照的學者，其研究所得各說各話，觀點相左。” 這兩個結論，質疑了明清以降部份詞學研究者的補輯、釋讀《漱玉集》的研究方法，是《才女的重負》最核心的觀點。全書的後續幾章：“寡婦、再婚、離婚”、“此後的作品”、“《金石録後序》”、“李清照的開始——宋元時期的李清照接受”、“拯救寡婦、否認再婚——明清時期的接受”、“現代主義，修正主義，女權主義：在現代的接受”，“詞的分析”，其相當多的內容，就是不斷在强化、補充這兩個立論。 儘管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是《才女的重負》一書的主要理論基礎。但作者在運用這一批評方法時，注意到了近代化以前的歐美女性主義創作，與12世紀的中國，在生成機制上，有著很大的差异。因此，《才女的重負》，“其研究目標之一，是對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有所裨益。通過一個有著自己動力與環境的新案例的研究，擴大討論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藉此定位女性主義批評的中心”（p8）。這是一個務實的研究態度，其好處是，它避免了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其研究重心仍落在李清照研究的具體環節之上，而不是反過來，用李清照作爲案例，藉此來證實歐美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通讀《才女的重負》，很難覓見作者引用歐美文獻。所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如鹽在水，不見踪影。 但作者畢竟有其理論興趣，全書通過大範圍的時間跨度來觀察、研究李清照的傳播史，以期進行理論提升，從而得出一些規律性的結論。而這種極其宏觀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要遮蔽一些歷史真實。换句話說，這種研究方法，其本身具有一定的閉鎖性。舉例而言，本書的第三章“關于作品真實性”一節，書中以圖表的形式，詳細列出宋元迄明清三十二種選集、總集、別集、類書、筆記當中，選録、記載李清照詞的情况，從南宋初期至宋末元初，李清照詞的數量是三十六首，但自此以後，特別是明代以來，各類選本中續添新增李清照詞的數量不斷攀升，在王鵬運編《漱玉集》以前，李清照詞的總數達到了七十五首之多。在此基礎上，作者對明清以來大量新增的李清照詞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在李清照去世的數百年間，在她文集已不復存在的情况下，在無法說明詞作來源的情况下，這些新增的詞理當列入著作權有問題之列。作者還進一步解釋了明清時期李清照詞數量不斷被續添的原因：一是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選本家、出版商都渴望通過新增作品來增加吸引力與購買力。一是大量模仿“易安體”的詞作，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混進李清照集中；一是因爲宋詞注重表演與口頭傳播的傳統，也易造成同一首詞歸于多人名下的情况。“通常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每當作品的來源處于說不清楚時，越是名家的作品，就越令人起疑心。有名望的人，在其身後，常被追授爲某個作品的著者”（p99）。 必須承認，無論是現象的歸納與總結，還是原因的推理與分析，抑或是在此基礎上的理論提升。這些關于李清照詞真實性問題的討論是令人信服的，其結論也相當可靠。但是，十二卷本《李易安集》，至明代陳第（1541-1617）《世善堂藏書目録》猶見著録。至于李清照的詞，除現存的毛晋（1599-1659）汲古閣輯刻《詩詞雜俎》本《漱玉詞》一卷外。陳第世善堂著録《漱玉集》一卷，趙琦美（1563-1624）《脉望館書目》著録《李易安詞》一本，清朱彝尊《詞綜發凡》、清陸漻《佳趣堂書目》並著録《漱玉集》一卷。也就是說，李清照的詞集，至明清之際仍見庋藏。這是今天整理李清照詞集者仍然相信明清詞選可靠性的一個重要背景。由此可見，儘管明清詞選中的李清照詞，仍有一些（大約十首左右）存在疑問，但這些詞選，對于輯補傳存李清照詞功不可抹。李清照的名作《聲聲慢》，儘管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曾予以節録和評贊，然至明代楊慎（1488-1559）編撰《詞品》及《詞林萬選》、陳耀文（1524？-1605）編輯《花草粹編》始著録全篇。這個個案，也從側面證明了明清文人保存、傳播李清照詞之功。正如《才女的重負》一書所指出的，明清時期，女性作家群體的崛起和圖書市場對女性詞的需求，是李清照詞不斷新增的重要文學與商業背景。李清照的僞作，固然憑此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但這是從“無”處看問題，是負面的。而從“有”處看問題，則明清時期，文人熱衷于挖掘、保存李清照的作品，恰是李清照詞傳播的黄金時期。是正面的，失去這個觀察視角，討論的議題就會顯得缺少開放性。 同樣是選本的問題，在第七章第五節“早期的選集”中，作者注意到了從《樂府雅詞》到《花庵詞選》、《草堂詩餘》、《陽春白雪》和《全芳備祖》，五部詞選在選目上有高度重疊之處，但相异處亦復不少。李清照的詞，出現率最高的是《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而《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等詞，則僅見于《樂府雅詞》。對于各詞選間選目的同异，《才女的重負》給出的解釋是： 當時的男性爲主體的文學界，對那些依賴丈夫且一旦失去便只有痛苦的女性十分關注。那些男性文學家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詞，來不斷地改變李清照的形象。當男性詞集編選者遇到這樣以其詞作超越男性的女性，他們會被她的此類作品——經常出現在主流作家即男性作家詞中——的女性形象所吸引。 《如夢令》二首，詞中的女性敏感、脆弱，與南宋時期被改造的李清照形象是一致的。而《怨王孫》詞，出現在詞中的是一位樂觀的出游者，並不依賴她的丈夫而自得其樂。這與李清照依賴趙明誠的形象不符合。因此，不受男性詞選家的青睞。 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來看，這樣的理論表述與文體解析自有其內在邏輯，並且可以增加釋讀易安詞的一個維度。但宋代幾部詞選，各有其選詞標準。《樂府雅詞》標舉“崇雅黜浮”、《草堂詩余》爲應歌而設，《花庵詞選》兼收並蓄，《陽春白雪》標榜高雅，而實有存詞之功，《全芳備祖》則是博物學專著。這幾部詞選，没有一部是女性詞選，並且自有意義。一部詞選，操選政者不同，選詞標準不同，選源有別，皆有可能影響選目。不從詞選編纂學的視度來審視易安詞的傳播，僅從男性身份上來闡釋，也有可能失之偏頗。 二、隱喻與心理分析 隱喻與心理分析，是《才女的重負》一書細讀文本的另外兩種重要的批評方法，也是作者彌縫、組合各種材料的主要手段。李清照重要作品的深層含義以及作者關于李清照其人、其文的重要創獲多藉此而産生。 李清照是一位善于使用譬喻的作家，她的詞作，有大量具有譬喻性質的概念如植物、建築物、空間的相對位置、夢境等。①但在《才女的重負》一書看來，譬喻不僅存在于李清照的詩、詞中，甚至在她的散文作品中，也還存在著。其散文中譬喻，采用的運行模式是暗喻。但譬喻特別是暗喻，其功能的實現必須要藉助于聯想與類比。一旦文本的解讀者模糊了二者之間的界限，以聯想或類比代替了暗喻，就有可能誤讀文本。李清照著名的《詞論》，其開篇曰：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嗟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從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 按，李清照所引李八郎事，亦見于唐李肇《國史補》卷下，文字稍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麗塔·費爾斯基曾指出：“婦女作品的真實內涵往往存在于表面之下，存在于隱蔽的資訊和潜藏的綫索之中。因爲這一內涵是不爲社會所接受的，甚至是顛覆性的，它被深深地埋藏在文中。”②從這一理論出發，《詞論》這一不尋常的開頭是否也寓有深意呢？答案是肯定的。《才女的重負》一書指出： 無論李清照作爲一個女作家致力于詞的創作，還是作爲一個女性批評者對其他（男性）作家進行評價。她正打亂了作爲男性寫作文體的正常創作源頭和流通途徑。她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並且她預感到一些人會發怒。這些人屬于這一文學競技場，同時卻認定李清照是局外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這一預見，也只能間接地通過一個關于男歌手打斷女歌手演唱的唐代故事來隱晦地加以表達（p89）。 無論是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邏輯出發，還是從《詞論》引用、改編這一則唐人故事的動機來看，結合李清照生前作品受到的無端指責來看。將李清照代入李八郎，都有其合理性。但《詞論》的作年，向來有北宋、南宋二說。作者摒弃了並不流行的南宋說，而采用了北宋說。並且將此篇的作年推早至1120年以前，也即周邦彥入大晟府以前。因此，這則故事，其所暗寓的背景是值得商榷的。已有論者指出，《詞論》有追記之辭，其所標榜的“五音”、“五聲”之說，在北宋末年纔逐漸成熟。《詞論》最早見載于《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而不是《前集》，該書成于1167年前後，已入孝宗朝。更爲重要的是，北宋後期，蘇、黄是一個而敏感的話題，李清照身份特殊（舊党李格非之女，新黨趙挺之兒媳），她不能不有所顧忌。因此，《詞論》可能是針對南宋詞壇而發。③由此可見，若將《詞論》的作年放在北宋，則一方面李清照置當時的政治氛圍于不顧，大膽放言，一筆將所有詞壇大手筆抹倒；一方面，又在男性作家面前，遮遮掩掩，欲說還休，這是有違李清照的性格邏輯的。倘若采用南宋說，則以李八郎喻寓李清照，似乎更圓融一些。 相較于暗喻，心理分析作爲一種闡釋文本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首先，心理分析是在文本的基礎上再加想像、推測。可闡釋的空間很大，並且有一定的迴旋餘地。其次，心理分析既可施之于詩、詞，又可應用于散文。它直接面對文本，不太受文體的限制。《才女的重負》中一系列的精彩推論，顯然得力于作者善于運用心理分析。以《金石録後序》爲例，結合李清照的女性身份和南渡後的特殊遭際，作者在文本中捕捉到了諸多不多人所知的資訊。 （一）面對衆對的掠奪者——入侵的軍隊、貪婪的軍閥、準備偷竊的房東、第二任丈夫甚至是皇帝的親信，他們虎視眈眈地盯著李清照身邊的珍貴的金石文物。她在《後序》提及她殘零的剩餘——“不成部帙書册三數種”，並不是事實，而是忌憚這些掠奪者的心理反映。 （二）與張汝舟婚姻破裂以後，李清照至少要完成三個目標纔能重回上流社會。其一、重新獲得因趙明誠而獲贈的“外命婦”的榮譽。其二、想方設法修復與趙明誠兄弟及相關親屬的關係，他們是一群頗有社會關係與政治權力的人物，或許可以幫助李清照實現第一個目標，至少修復關係後，他們不會干預李清照實現第一個目標。其三、重新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也就是才女形象。而要實現這三個目標，贏回體面，《金石録後序》的寫作顯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這是李清照以趙明誠未亡人身份寫作《金石録》的重要動機。 傳統的歸納主題之法，將《金石録後序》的創作目的集中于懷舊這個側面上。既與《後序》所承載的大容量資訊不相稱，也易臉譜化李清照。心理學分析方法，特別倚重細節分析，從字裡行間、結構、行文中尋找蛛絲馬迹，甚至可以進行超文字的解讀。時代、背景、人性，在這種解讀中更凸現出來。西方學者注重心理分析的傳統，值得我們借鑒。 但心理學分析方法，若缺乏有效的材料支撑，也易陷入過度闡釋的陷阱，超文字閱讀易流入無文本閱讀。宋代的外命婦，享有月俸者甚少。據《宋會要》、《清波雜誌》等記載，“外命婦即無禄令”。④南渡政府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擠壓下，外命婦的買賣，甚至是政府的一筆財政收入。李清照被封贈爲“令人”，位于外命婦十四等級第十層次。她有無月俸，是很令人懷疑的。因此，《才女的重負》將《金石録後序》的創作與李清照的經濟動機聯繫起來⑤，還需要更明確的材料支撑。又如，本書首章，認爲清初徐軌《詞苑叢談》在轉録《墨客揮犀》中一則詞學材料時，故意遺漏盧氏《鳳栖梧》的詞序：“登山臨水，不廢于謳吟；易羽移商，聊緣于羈思。因成《鳳栖梧》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爲罪。”作者分析徐氏忽略詞序的時代背景與心理動機時說：“《詞苑萃編》編于清初，較之于宋代，其時女性詩人或詞人更廣泛地爲社會所接受。編者徐軌，明顯地經不住誘惑，更改了這則詞本事的原始記載，使它更符合時代的價值觀。”（P24）。實際上，明清人鈔撮前人書籍，往往不檢原文，全憑記憶。文字有出入，甚至張冠李戴者皆有。清馮金伯輯《詞苑萃編》，其餘卷二十四編二全載“盧氏題壁”條，所引書爲《樂府紀聞》，然內容與《墨客揮犀》全同。因此，徐軌是否主觀上有更改原文的動機，仍須進一步求證。 《才女的重負》一書可資借鑒之處良多。清晰的思路、縝密的論證、情文並茂的叙事，體現著作者深厚的西學積澱；而材料搜羅之豐富、辨析之精微、取捨之有度，又昭示著作者精深的漢學功底。書中新見迭出而持之有故，議論有鋒芒卻不咄咄逼人。但這些優點並非本文所論之重點，故略而不談。 順便提一下，陳鵠《耆舊續聞》卷三載：“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仕晋甯軍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黄魯直小楷題其上。”作者釋讀爲：“在李氏寫這幾首詩不久，黄庭堅用小楷書題詩于屏上。”⑥若引用者依據的版本斷句無誤，則屬作者的誤讀。 ①參林增文：《從當代譬喻理論解讀李清照》，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②轉引自《才女的重負》，第85頁。 ③參朱崇才：《李清照詞論寫作年代辨》，載《南京師大學報》2003年第6期。 ④《宋會要輯稿》帝系十一之七。 ⑤《才女的重負》，第207頁。 ⑥原文爲Sometime after Li' wife wrote the poems,Huang Tingjian inscribed the poems on the screen itself，in small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