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胡适论文,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尝试”文学革命，揭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在《新青年》出刊20年后，准备重印，作为当年这份刊物的主将的胡适应邀题词。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胡适一生看事情，以公允为准则。这个评价，当然也不含个人色彩，因为即使今天看来，胡适的这个评价，也会得到知识界的认同的。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了陈氏《敬告青年》一文，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而此时，正是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
这时，胡适正在美国，虽然他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但此时两人并不认识。陈、胡两人通信及胡适后来为《新青年》撰稿，是他们两人的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任汪孟邹牵线搭桥的。
这年的10月6日，汪孟邹把《青年杂志》第一号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并代陈独秀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又将《青年杂志》2、3号寄给胡适，并再致信说：“陈君（即陈独秀）望吾兄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来文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原名炼）将穷于应付也。”在朋友的再三催促下，大约在1916年的夏天，胡适把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于2卷1号，也即改名《新青年》后的第一号上发表了。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之始。
现今，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专家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真正形成为全国的运动的发端，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而文学革命的倡导，则首先在于提倡白话文。胡适发表的《决斗》，就是用白话文翻译的。这也是《新青年》刊登的第一篇白话文。
当然，以此来说明胡适在那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多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的萌芽，以及后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确实是在这篇文章中产生了。
从提出用白话文写作，到提倡文学革命的一系列主张，胡适大约用了三年的时间，期间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
1915年夏天，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是文学股的委员）。之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监督处”里有位钟文鳌先生，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文字：“废除汉字，改用字母”，以为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对此主张，大不以为然，曾作文表示反对。胡适在文章里说，汉字之所以不易普及，原因不在汉文而在于教授方法。他说汉文乃是半死的文字，既然如此，不当以教活文字的方法去教授，而应当跟教外国文一样，需要翻译讲解，不能从背诵中去求其字义的了解。由此可见，胡适虽然不反对废置文言，但是他这时已经指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语言”，而把语体文（白话）称之为活的语言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不料后来竟成为他在文学革命道路上的起点。
这年秋天，就在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梅光迪（字题庄）正在绮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已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准备入哈佛大学去跟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塑德继续深造。9月17日胡适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诗一首相赠。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此诗甚长，共60句，420字。其中用了11个外国人的名字，如：“天生儿牛顿”、“辅以无数爱迪生”等。这不过是互相勉励为国出力的话，没想到这首打油诗竟引起了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他把这11个外国名字的译音连缀起来，于9月19日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耍“博士”（胡当时的浑名），题名《送胡生往歌伦比亚》。诗云：
牛顿、爱迪生，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20日离开绮色佳，坐在火车上，思来想去，总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是很严肃的作诗，却遭到朋友的奚落，“文学革命”句是在挖苦他，于是气愤不过，又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努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任、梅两位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一生注重“尝试”。既有了革文学命的想法，就要身体力行，进行尝试。他用白话文给《新青年》所投的第一篇稿子——翻译文章《决斗》，就是这种尝试的体现。
同年夏天，胡适到克利佛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回要经过绮色佳，故有机会与在那里渡暑假的一班老同学会面了。以文会友，当然少不得谈的又是文学革命的事情。7月8日那天，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时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的风景区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遇暴雨袭击，他们忙将船靠岸，慌乱中几乎把船划翻，大家都被雨淋湿了。这本是一件寻常小事，不料竟引起一场不寻常的辩论，并由此产生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集——《尝试集》。
文人墨客作诗为文，讲究的是个“由头”。这次划船遇雨的事，胡适和他的朋友少不了要抒发一番。任鸿隽返回后即写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请他批评。既然是朋友，胡适也就不客气。在回信中直率地认为，这首诗并不好。理由是写覆舟一节，未免小题大作；诗中用了一些“陈言套语”，因而“文字殊不调和”。
任鸿隽是以善于作诗而自恃，看到胡适这个批评，心里自然不服。既不服，便要据理力争。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任写道：“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论，惹起了梅光迪的兴趣。梅虽已被胡适说服，同意胡适白话可以为文的观点，但对白话可否为诗则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加入这场争论。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他的理由是：“文学的文字——尤其是诗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诗人和美术家加以美化，才能成为诗之文字。”因此他笑话读胡适写给他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胡适中国公学时代好友、在美国华盛顿任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的朱经农，对胡适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他写信劝胡适：“白话诗无甚可取。”又说“兄之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
三人成虎，胡适在这场争论中显然处于劣势。白话为诗既无先例可循，争论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思来想去，决定以身作则，自己来认真尝试用白话作诗，取得成绩，方可说服反对他的朋友们。他于1916年8月4日，写信给任鸿隽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又说：“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诗）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从此，胡就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白话来作诗了，并作了一首《尝试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诗云：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日，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己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作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他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于是将所写的白话诗选了数十首发表出来，供世人评论。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以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他为将来的诗集取名《尝试集》。
经过一段试验后，胡适总结出了以白话文写作的经验。在8月21日在日记里，他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他说，我主张以白话文体作诗、作文、作戏曲、小说。倘有人愿意从我，无不欢迎。
同一天，他写信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详细谈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他说谢君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而记者（编辑）却附文大为推荐，称它是“希世之言”。胡适认为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接信后很快回信，向胡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胡适立即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加以解释写成文章，题名为《文学改良刍议》。
这篇文章在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意见，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论述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陈独秀起初对胡适提出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便完全赞成胡的主张，只是觉得文章写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陈的文章发表后，把已经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又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赞同，并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到这个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行列，共同奋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话文成了我国的正式“国语”，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颁布小学秋季起一律改用语体文。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影响。
与陈独秀并肩弄潮
胡适写给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使他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陈独秀在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时，致信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信中他特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蔡元培是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长北大以后，更加锐意改革，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这样，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便任了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并将《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
这年七月，胡适返抵国门，八月即北上，进北大当了教授。
胡适虽然常年在国外，但因为他对文学革命的倡导，曾轰动一时，所以在未回国以前名头就已经很响亮了。到了北大后，由于他的“名头”响亮，加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吸引了当时一大批“名流”。蔡元培曾说道：自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胡适的性情比较平和，又善于交际，因此，进北大虽是初来乍到，但人缘还是很好的。林语堂曾把他比做一块肉，而把梁漱溟比做骨头，可以想见胡适为人处事比较柔和有弹性。胡适进北大初期，生活上与高一涵、陶孟和较为接近，有时也常到章士钊家去玩。至于说到文学革命的朋友们，那就要数“卯字号”的人物了。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老兔子”；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二十六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
1918年1月，胡适加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负责编辑。从此，《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写作。从第二期开始，每期都登着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风气大开，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1920年，胡适把他回国前后所作的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一书出版。几年的“尝试”，胡适终于开拓了一条新诗的道路，为现代文化新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这年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从1919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六人轮流编辑。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时，便邀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是傅斯年。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底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
《新潮》的组成，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惊全国，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曾经有过说明。他指出：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这个分析，符合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形。陈独秀是由激进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胡适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胡适当晚，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地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挂下来，活活地跌死！
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手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的8月20日，印刷第三十七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多年后，胡适在回忆他与陈独秀共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这段经历时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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