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其人其作——1945—1949年间的张爱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人论文,年间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07）03—0048—16
一
一九四五年，已经出版了《传奇》和《流言》而名满海上文坛的张爱玲，在干些什么呢？张爱玲文学生涯中的这个特殊时段，好像还没有引起“张学”专家们的足够重视。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报道”栏内有如下一则短讯：
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
它透露了两个重要讯息：一是张爱玲正在撰写新的长篇《描金凤》，二是张爱玲计划出版新的小说集。
《传奇》初版本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问世，这个日子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初版本书脊上印有如下字样：
传奇 张爱玲小说集之一 杂志社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传奇》再版本问世时，书脊上仍保留着这行字。《传奇》既是“小说集之一”，按照常理，还会有“小说集之二”，说明当时张爱玲早有出版新小说的打算。写作《描金凤》也就可能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的。虽然那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多“张迷”还是翘首以待，期望早日读到《描金凤》，毕竟，这是张爱玲创作长篇的最新尝试，先前她写过《连环套》，却因遭到批评而半途而废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级“张迷”唐大郎因《传奇》增订本出版喜赋打油诗一首，还特意提到“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后半句的注释为“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
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如果《描金凤》顺产，张爱玲可能出版她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内容应该包括《描金凤》和后来补入《传奇》增订本的《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和《桂花蒸 阿小悲秋》。后面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单薄了，加上“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的《描金凤》，才能成为“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也许这个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书名就叫《描金凤》！
然而《描金凤》注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张爱玲晚年撰写又反复修改的《小团圆》，最终还是决意销毁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对《小团圆》至少知道它写到了张胡恋情，而且已经写出了初稿；对《描金凤》，写了些什么，到底写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抗战胜利，意味着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必然要发生重大转折，无论是她的情感史还是创作史，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描金凤》是不可能再写下去了，因为张爱玲必须搁笔。
二
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典藏全集》（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皇皇十四卷，却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张爱玲一九四六年十月为《传奇》增订本写的代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典藏全集》失收了。这倒不能全怪全集编者的疏忽，是张爱玲自己先删去这篇不得不写的自辩的。
一九五二年夏，张爱玲告别她的发祥地上海，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不料因奖学金事与校方发生争执，于是由宋淇之介绍，为香港美领馆新闻处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以谋生。两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风出版社推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此书其实是《传奇》增订本的翻版，却保留了《传奇》再版本序作为“自序之二”，张爱玲又新写了“自序之一”，唯独删去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大概张爱玲以为时过境迁，远在香港的读者已不清楚她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尴尬处境，这篇自辩大可不必再保留了。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一九六八年七月由皇冠出版社“引进”台湾，从此以后，台湾皇冠各种版本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都以港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也就永远不见了踪影。可是，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翻过去的。迫使张爱玲在这篇自辩中大动肝火，不得不为自己洗刷的，是因为“近一年来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有关名誉，有关生计，当然非同小可。不过张爱玲到底是大手笔，行文之间还是说得轻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张爱玲当时就是被社会舆论判定为“女汉奸”之流，这是有书为证的。
三
先后见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女汉奸丑史》，另一本是《女汉奸脸谱》，不约而同地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杨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国康（陈公博外室）、余爱珍（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川岛芳子等大小“女汉奸”相提并论，事情确实变得很严峻，很糟糕。
奇怪的是，这两本小册子都未署名，也没有版权页，《女汉奸丑史》封面署“上海大时代社刊行”，《女汉奸脸谱》连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但是有一点确定无误，它们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印行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坚持到了胜利，敌伪时期为虎作伥的，不管男女，理当受到声讨和谴责，但是否应把张爱玲、苏青乃至关露这些女作家也归入“女汉奸”之列，骂得狗血淋头，当时即使在左翼文艺阵营中，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想见，给张爱玲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只是后者还稍微与文学沾一点点边，虽然观点也严厉得出奇，摘引数段，以见一斑：
她的小说《倾城之恋》，曾经搬上舞台，这是剧坛上的污点。她与苏青不同之点，即好高骛远，俨然是个了不得的绝世佳人。因为“绝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际，更因为自命“佳人”，所以异装得近乎妖怪。但她们间也有个共同点，即都是惯会投机，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择手段，毫无灵魂的女人。
张爱玲的文字以“啰嗦”为特色，看得人“飘飘然”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为“和平阵营”中的红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绝无骨肉，仅仅是个无灵魂者的呻吟而已。
此文还把张爱玲与同学炎樱的友情歪曲为“她对异种腻友尤有好感”，就完全是凭空捏造了。前者则详细描述张胡关系“秘闻”，津津乐道于道听途说，倒是结尾还算客气：“如今，胡兰成大概已经被捕了，以后文化界中没有他的立足地，至于张爱玲，她的文章，是否还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后做人方式了。”
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上类似的“揭发批判”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爱读”的短文《张爱玲做吉普女郎》，标题够刺激的，开头两段还算客观：
自从胜利以后张爱玲埋姓隐名的，没有到公开的场合出现过，文章也不写了。在马路上走，奇装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蛰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楼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摇。
有人谈说她在赶写长篇小说《描金凤》，这倒颇有可能。只是写了之后，又拿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正统派文坛恐怕有偏见，不见得会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许不屑。
请注意，“爱读”特别提到了《描金凤》，预言张爱玲即便完成了《描金凤》，也已经无处发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紧接着笔锋一转，所披露的“独家”新闻，不但无法证实，更匪夷所思：
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希奇呢？
“爱读”貌似为张爱玲开脱，其实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造张爱玲的谣言。这是当年上海小报记者惯用的手法，未免拙劣。
四
比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说《女汉奸丑史》如《女汉奸脸谱》都是匿名之作，显得不够光明正大，那么《文化汉奸罪恶史》却是署了名的。此书前言《几句闲话》署名“司马文侦”，显然是个笔名。《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1992年11月书目文献出版社）著录此书时，把“司马文侦”误作“司马文森”。司马文森确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于非命。他当时远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广州）从事抗日文学活动，后来又到了香港，与上海沦陷区文坛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司马文侦”这篇“写于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的《几句闲话》提出两点，一是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后者不正是指张爱玲吗？二是赞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对于文化汉奸有所处置，同时也进行调查文奸的工作，这本书，但愿于他们有所帮助。”换言之，“司马文侦”是主张对他所谓的“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实际行动的。
《文化汉奸罪恶史》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和平文化”的“大本营”》、《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很荣幸地两次被“叙述”，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捎带，二是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这章除了重复当时揭发“文奸”时常用的可以想见的语词外，也简略回顾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历程。恰恰是这一回顾，无意中披露了一个重大“内幕”：
（张爱玲自香港返沪后）想进圣约翰求学，前去报考插班，但国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刚（屈弹山）手里，认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读大学一年级，张爱玲颇为生气，索性不读了！
此后，她由黄园主人黄岳渊（与她有亲戚关系）介绍，将小说送给周瘦鹃编的《紫罗兰》发表竟受人注意，《万象》与《杂志》都向她拉稿了！
《杂志》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喽啰们大捧张爱玲，从此张爱玲就不清白了，汉奸刊物给她最高的稿费，商办的刊物都无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虽捧张爱玲，可是当时张爱玲还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来，袁殊一心要见见她，可是没有机会，他手下的狗头军师们替他想了一个办法，举行“春游大会”邀了一群汉奸文人到苏州去玩，张爱玲也在被邀之列，结果别的人都到了，而张爱玲却推故不去。
但是，经不住种种的诱惑，张爱玲出来交际了，不时跟着苏青跑跑权宦之门，从此，她也像苏青一样，变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说也写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论张爱玲是否拒绝为“商办刊物”写稿，也姑且不论她是否跟着苏青“跑跑权宦之门”，关键在于袁殊这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如果“司马文侦”的说法基本属实（最多只能是“基本属实”，添油加醋之处恐怕在所难免），那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初版本，就都与袁殊有关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关，都应该是袁殊拍板决定的。
袁殊何许样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大陆解放以后，受潘汉年案牵连，直到“改革开放”才获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绍其风云诡谲的生平时，特别指出：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开投敌”，串演反派角色，但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而且，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性质，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真正汉奸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此看来，张爱玲在沦陷时期为《杂志》撰稿，（她也曾为《新中国报》副刊撰稿）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当然，张爱玲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历史就是这般复杂，这般吊诡！
五
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大红大紫，“盛名之累”自然难免。但她肯定不会预料问题会变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她会背上“女汉奸”、“女文奸”的恶名。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迫搁笔一年多。这对卖文为生的张爱玲来说，实在是件痛苦的事。坐吃山空啊，后来她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与姑姑一起迁出居住多年的“爱丁顿公寓”，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描金凤》的流产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与胡兰成的婚恋，即便这位风流才子不化名逃亡，也已经亮起了红灯。二十五六岁的张爱玲是如何度过这段低迷期的，没有留下一丁半点的文字记载，外人实在难以想象。
幸好还有欣赏她的文坛友人，以宽容和同情的态度伸出援手。当张爱玲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传奇》并加以增订，以纠正“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正是另一位超级“张迷”龚之方慷然相助，以“山河图书公司”的名义为之刊行。龚之方还特意与“山河”的另一发起人、电影导演桑弧一起拜访海上金石书法名家邓粪翁（散木），请其为这本新集子书写了厚实夺目的楷书书名：“张爱玲：传奇增订本”。柯灵也在他主编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汇报·文化街》上发表《张爱玲与（传奇）》予以推荐。
《传奇》增订本不仅成为《传奇》的定本，它的问世也给了张爱玲一个合适的机会为自己申辩。《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强调“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无疑是张爱玲为人处世的一条底线。她同时委婉而又强硬的声明她与胡兰成的恋情纯属私生活，“也还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张爱玲曾公开表示，不愿搭理别人的批评，但这一次事关重大，她不能不作出正面回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刚刚成立的文华影业公司为张爱玲创造了另一个大好机会。据不久前才公开的“文华”厂长陆洁的《日记摘记》记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他与李培林（桑弧）商定，请张爱玲为女明星陈燕燕量身度衣，赶写一部悲剧电影剧本。龚之方也曾回忆，当时是他和桑弧拿了柯灵的介绍信专程拜访张爱玲，把这事谈妥的。尽管张爱玲已没心思把《描金凤》再写下去，但很愿意在电影剧本创作方面进行新尝试。不到半个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剧本初稿就杀青了，这就是张爱玲的电影处女作《不了情》。以后的事情我们都已熟悉了，《不了情》之后又有《太太万岁》，张爱玲与桑弧两度成功的合作，诞生了四十年代后期上海影坛的两部名片。
与此同时，张爱玲为重返文坛继续作出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又是龚之方，他所创办的《大家》杂志创刊号推出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唐云旌（唐大郎）在《编后》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张爱玲小姐除掉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和最近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写了《不了情》剧本，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华丽缘》是胜利以后张小姐的“试笔”，值得珍视。
不妨作这样的推断，电影《不了情》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在上海的公映标志着张爱玲正式登上中国影坛，那么《华丽缘》在同月发表，也可视为张爱玲开始重返中国文坛。紧接着五月一日出版的《大家》第二期发表根据《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在张爱玲创作史上把电影改编成小说，而不是依照惯例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是唯一的一次），发表时标题还特别注明“《多少恨》（即《不了情》）”。六月二十日，《大家》第三期续刊《多少恨》时，唐云旌在《编后》中再次指出：
本期将张爱玲小姐所作《多少恨》小说刊完，占十九面篇幅之多，这是应多数读者的要求，我们特地烦恳张小姐赶写的。
可见当时上海广大读者并没有因为张爱玲曾被指责为“女汉奸”、“女文奸”而鄙弃她，拒绝她，相反仍然爱看她的电影，爱读她的小说。
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后，无以为继，使得张爱玲的另一部迟至去年才“出土”的中篇小说《郁金香》不得不改交给当时上海一份并不起眼的小报《小日报》，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一年半之后，《郁金香》又由上海《海光》文艺周刊复刊第一至第二期重刊，但因《海光》夭折而未能重刊完。
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张爱玲的电影和小说创作成绩观之，张爱玲又进入了创作的亢奋状态，差不多已可与三年前撰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时期相比拟了。要不是电影《太太万岁》后来遭到严厉批评，张、胡又恰在此时正式分手，以至张爱玲再度意兴阑珊，张爱玲很可能会写出更精彩的作品来。
从现有资料看，此后的一九四八、四九两年，张爱玲是真正进入了沉寂期，创作史上一片空白。但有论者从《郁金香》的发现得出乐观的推测，张爱玲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发表《郁金香》到一九五零年三月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间近三年的写作空白期，“会不会象《郁金香》，那些没被发现的作品也隐藏在小报里？甚至以我们不知道的笔名发表？”（《张爱玲的故事没有完》，郑树森、苏伟贞作，载2006年8月号《香港文学》）然而我要说的是，即使这一时段张爱玲真的没有留下别的作品，张爱玲的故事仍然没有完！
收稿日期：2007—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