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艾淑飞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时代的产物，绝不是凭空产生，更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遵循了其内在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理论逻辑；中华文化中“协和万邦”“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价值观念，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而面对经济失灵、政治失控、外交失调的样态，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思，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无论是理论逻辑、文化逻辑还是现实逻辑，都从不同的逻辑向度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文化逻辑；现实逻辑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作为交往和发展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深厚的文化根源和复杂的现实根据；在推动国际关系协调发展、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促进国际经济共同繁荣、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共生、保护自然生态共存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形成一个共生、共建、共享的空间领域具有强大引领作用；在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1](537)的时代之问时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
坚实的理论根基是思想理论产生的首要前提，追本溯源是思想理论解析的优良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世界历史理论、自由人联合体论述为其坚实的理论根基和逻辑遵循的。追其根本，溯其源头，原初解读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进行考察分析的基本态度。唯物史观为这一理论注入了强大的生长力，使其突破各方阻碍，获得了有效发展。因而，从唯物史观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之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逻辑起点。
(一)世界历史理论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46)，人作为主体，参与历史创造活动，创造着人类历史。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创造着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意味着地域的突破、联系的加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求穿越地域的屏障、价值的冲突，还要走向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毋庸置疑，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通过对人类发展历程的考察分析可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将各民族、国家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形成世界历史理论，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第一，生产力因素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所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222)。生产力的解放，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使社会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即由对人的依赖进入到对物的依赖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生产的扩大，“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历史的局限，使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紧紧联系起来，大大开阔了人类的视野”[3](67)，加强世界的联系，构成一个共同体。虽然这时的共同体还不具有全局性，但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局部的、单向度的共同体能够在历史运动中冲破其本身的局限而走向全面的、多向度的共同体。这与习近平总书记以世界视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契合，都是致力于全面性、多向度的共同体。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的利益才是共通的，人类的命运才是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动态过程，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是历史与未来的统一。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同构性，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第二，交往形式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基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形成的各种关系，只有在交往的条件下才具有生长性和发展性。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必须进行交往，才能维持其社会属性，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166)，所以，交往深度和广度依赖于生产力发展程度。任何人都无法独立于世界，人们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并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考察穿越了以往“绝对精神”“抽象个人”的神话，走向以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现实，使历史不再游荡于人的精神世界，而是立足于社会实践。交往的普遍建立是一个由点及面、纵深发展的过程，从而加速世界历史的形成。随着世界性交往愈加精深，人们的社会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紧密。诚然，进入到世界性交往的人们会朝着利益趋同、价值趋同的方向发展，从而构成一个无法分割的共同体。交往成为世界性交往，既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需要。因而，社会交往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第三，分工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备条件。若生产力和交往建构了世界历史，那么作为生产扩大化结果的分工则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从起初的偶然性分工到后来的社会性分工，再到现在的世界性分工，人与人的联系逐渐褪去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的狭隘色彩，重新描上世界性色调，使“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活动”[2](169)。显然，随着人们参与到世界性、国际化分工的体系中，社会活动也就成为世界性活动，人成为世界性、国际化的人。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时代的社会分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朝着要素化方向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即由“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向以‘要素’为界限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变”[4]。从产品为界限到以要素为标准的发展历程是分工发展深化、细化的过程。分工的精细化，不仅要求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培养，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一趋向要素化的分工体系中，这样就能够把更多的国家、民族、个人纳入到全球分工的大系统里，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建构及有效发展。
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可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147)。所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2](169)，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活动。
经济全球化加速世界一体化，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必然影响全球化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速度和力度。以经济危机为具象的经济失灵在世界市场体系建立之际，就存在于经济运行之中。在自由主义变为经济霸权之时，市场到处闪耀的都是“自由”和“利益”。盲目崇尚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失灵，整个经济体系弱化，诱发经济旧疾，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失灵不仅是西方之乱的开始，也是世界乱象的继续。这一乱象并没有在危机之后得到遏制，反而促使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化的现实语境进行危机转移。
认识实习是实训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认识实习过程，要高度重视实习前的动员教育，实习中加强指导与检查考核，并在工厂实习结束之后增加了计算机模拟仿真，强化训练实习，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们通过生产现场细心观察，虚心请教，积极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在有限的实习时间里，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而这需要不断加大认识实习投入，寻找更多合适的实习场所，让学生们参观和学习其他企业先进的生产工艺，开阔眼界，博采众长，全面提高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和合”意为和睦同心，“共生”强调整体发展。在小家若“父子兄弟作怨雠，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11](54)。同理，在世界中若不和合，就无法共生。所以“和合共生”的精神文明含有丰富的生存哲学和交往哲学，为世界共存发展和安全交往做了示范。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523)，各国安全都处在同一体系中，不仅相互联系，还彼此影响，他国所面临的困境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棘手问题。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命运联系愈加紧密，在他国临危之际，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不能以旁观者自居，而是要同各方之心以及聚各方之力来共同面对。周边不稳定、不安全，自己也难以独善其身，“普遍安全”格局的建立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0](290)。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安全”理念契合了古人“和合共生”的智慧。
第一，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揭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资产阶级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又将人推入另一个受资本和物质统治的深渊。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给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对他们进行物质剥削和精神摧残，社会利益发生了异化，人民的利益成为特殊利益，统治者的利益却变成了共同体利益。这时“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164)。因而，民主政体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政治解放不过是当权者自编自演的政治闹剧，并没实现人的解放。即使是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的操控下，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国际控制权和话语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压迫和剥削。虚假共同体弥漫着物欲和剥削的气息，压抑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世界现存问题的有力回应，致力于打破这种与时代潮流、历史发展不符的“非常态”，倡导建立一种共生、共建、共享的“新常态”，实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向着更文明和谐的世界迈进。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而如何发展则关系到发展方式方法，又涉及价值观念，即如何正确把握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对此，在中国传统精神文明中把义放在首位，利则随后。所以有“舍生取义”“见利思义”[12](114)之美说，更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3](68)的良好传统。中国传统智慧奠定了义利发展观的基础，积淀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义利文化，为“共同繁荣”的发展观提供方法论指导。“共同繁荣”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的联动效应越发凸显，任何一个国家固守‘零和博弈’的思维或策略都很难获得成功”[14]。因而，只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做到自身的发展不依赖于他国的牺牲，本着共同繁荣的价值理念，才能被历史所承认、被时代所接纳。这就要求，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5](92)，真正践行共繁荣、同发展的时代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建构。
二、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为思想理论的孕育、生产和成长提供了丰沃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7]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对“协和万邦”“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精神文明的传承。
膝关节损伤是一种骨科常见病，其损伤类型较多，主要包括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骨质改变等。膝关节损伤患者因伴有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症状而致使患肢活动受到明显影响，若治疗不及时，将对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因此，及早对膝关节损伤进行确诊并给予规范化治疗至关重要。目前，临床多采用MRI、CT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对膝关节损伤予以诊断。本研究试探讨MRI、CT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准确性，以期为后续临床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蕴含“持久和平”的世界观
中华民族素来崇尚“和”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孕育了和谐观念，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秩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8](91)。从中可知，万物之所以能够孕育生长是因为和谐。而“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9](17)的治世之道，深化了和谐理念，遵循了由小和到大和的治理过程——由宗族到国家，再到各国联合的治理。这正好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的世界观。“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10](289)，世界性的战争带来的只有苦难和毁灭，以史为鉴，需要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共同体。持久和平的共同体要求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主权作为一国的象征，神圣而不可侵犯，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他国的内政外交，只有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管控好矛盾分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交往。同时，还要坚持尊重人权，大国强国不能以高姿态自居，以人权为标榜去指责他国人权问题，而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1](541)，奉行睦邻友好、和睦相处的精神理念，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海纳百川的交流格局，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百家争鸣、竞相开放的思想盛况，铸就了“和而不同”的文明传承。“和”是指和睦相处、和谐交融，“不同”强调文化丰富性。“‘和而不同’从根本上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同时又明确了多样性事物的内在统一。”[16]正如古人云：“和羹之美，在于合异。”[17](125)文化盛宴的美味，需要多样文化进行调配。这为多样文明交流和交融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漫漫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不同文明的生产。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世界文明的发展不能单靠一枝独秀，而应当百花齐放。因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544)。只有多样才可促进交流，只有交流才会孕育交融，只有交融才能带来进步。开放包容是现实姿态，更是历史要求，“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1](507)，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二)“和合共生”的传统文化蕴含“普遍安全”的安全观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超越了形式上的共存。自由人联合体不仅破除了形而上的机械联合，对虚假共同体进行全面的揭示和彻底的批判，还建构了意志统一、利益趋同、命运共存的有机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也是人自身的发展，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真正解放。就此而言，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这个核心思想上具有同质性，正是这个质点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三)“义利合一”的传统文化蕴含“共同繁荣”的发展观
第二，对真正共同体的建构，指出人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批判的目的不在于纯粹的批判，而在于建构。马克思通过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揭示所谓的政治解放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要实现真正的自由，须关注人的解放。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199)。基于对社会历史趋势的审视和考察，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不仅是对历史运动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把握，也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终能实现的理论自信和形上关怀”[5]。当然，马克思当时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建立在国家消失、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态之中，这段路还很漫长，但其所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人际关系”[6]。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仅具有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褪去资本主义冰冷的物质利益唯上的色彩，形成一种活跃于实际生活中的有机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休戚与共、命运共存的有机整体。从人际关系角度来解读自由人联合体，正好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的主体性思维、人际关系甚至是国际关系的思想。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跨越地域、民族、国家等层面的相互联系，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蕴含“开放包容”的文明观
也许是出于对那个长发女生的耿耿于怀，也许是对陶小西家那一锅老鸭汤的温暖感到嫉妒，温衡突然不太敢去见陶小西了。有时候她会回去看奶奶，也曾徘徊在谊爱路，但是却忍住没去找过陶小西。
(五)“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蕴含“清洁美丽”的生态观
古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8](42)，自然与人共处一个生命体，揭示了人与自然辩证的关系，探索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之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9](267)，“天人合一”即尊重自然的理念要怀揣对自然的敬畏，尊重自然万物生长之道，以保护心态汲取自然的馈赠，以恩泽情怀回馈自然。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强调规律与行动的和谐性，强调人的行为以实现天道为己任，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依归”[20]的生态哲学。纵观人类发展史可知，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经历了从最初的敬畏到征服，再到和谐自然的发展过程。文明的兴衰表现为生态的兴衰，楼兰古城、丝绸之路的文明皆因生态的破坏而被掩埋。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在发展中应“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544)，构建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形成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三、现实逻辑：世界向何处去的现实语境
全球化的现实语境已成为世界共识。对现实语境的现状分析和考察关系到世界发展的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世界性事业，是在何种现实语境下发生的？这需要进行研判。“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1]就全球化发展深度和世界文明程度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就世界乱象而言，这是最坏的时代。“曾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之乱的源头。”[22]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伴随着乱象丛生的阵痛，经济失灵、政治任性、外交善变蹂躏国际秩序，危害世界安全。世界该何去何从，怎样才能还世界一份常态？一定意义上，这成为国际性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世界之态回应了世界向何处去之惑。
从数据上看，银隆有向上的趋势。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超3000辆，比去年同期的不到1000辆涨了几倍。2018年第四季度，业内传统的冲刺阶段，几乎所有产业园满负荷运作，“在今年如此困难的大环境下，年销售额有望破百亿元。”卢春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一)经济失灵的现实语境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3．在具体问题上，与日本一样，中国对明治文学大家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注度都很高。不同的是，中国对日本政治小说(截至2018年8月，搜索日本JAIRO可得33件，CINII160件，中国知网573件)和《不如归》(日本JAIRO可得12件，CINII66件，中国知网51件)的研究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尤其是政治小说。这隐约可见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而对《不如归》的关注，很大原因在于该小说的甲午战争背景。
出差的时候，习惯随身带一本书，无论身在何处，睡前不看几页书是绝对无法安眠的。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出门旅行，一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这无数的大自然的瑰奇、人文的奥秘充盈天地间，取之不竭，读之不尽，在我看来，这可是读书人最大的书房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方其他发达国家采取“自我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危机转移。即使各种措施都被运用，经济困境仍然犹如铁壁，无法开凿出救助之门。经济成为这样一种样态，“美欧日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债务普遍超过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红线’，日本债务甚至超过其GDP的250%；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2%，其中，2016年欧盟各国仅为1.5%左右，日本更是低于1%；失业率则居高不下，法国等国失业率甚至高达10%左右”[22]。西方国家的经济动乱波及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才能营造和平发展的世界图景，经济失灵的现实语境触发了人类对世界走向的思考。我们何以立足，又以何方式立足？“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21]面对经济失灵所衍生的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法和治理方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峰会上开幕辞中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23]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共同体。经济关系到世界的命脉，共同体连缀世界人民的命运，经济共同体的构建是现实语境之需和人类发展之要。因而，经济失灵的现实语境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二)政治任性的现实语境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在经济失灵还未解决之际，西方又面临政治难题。“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24]等一系列政治任性的现实语境，暴露出西方政治的种种弊端。西方政治非但没有彰显出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新时代特色，反而出现“逆发展”的样态，这与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的当今国际政治主流背向而驰。政治难题处于何种程度？曾令他国效仿的西方政治已是遍体鳞伤。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典型，所以，“邮件门”事件成为特朗普胜选的关键一招。事关国运兴衰、人民命运的政治活动，却变成候选人相互伤害、信口许诺的舞台滑稽剧。这还只是政治任性的伊始，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将这种任性行为推上新的高潮。从无奈的选举到停摆的政府，折射出“华盛顿精英政治圈分裂状态加剧、联邦政府治理能力下滑、华盛顿政治衰退”[25]的美国政治生态。无独有偶，欧盟不安定政治因子也在肆意躁动。英国政治当局发起“脱欧公投”，仅为政客间的争斗；德国组阁受挫，仅因利益分配不均；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只因共同意志的分裂；意大利反欧势力“五星运动”在选举中大胜。欧盟政治任性的现实语境严重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欧洲如果不团结，就是彻底分裂”[26]。
面对政治任性、世界之困的现实语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27]。在世界性政党高层对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28]。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播种在世界土壤上的一颗种子，与每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政治任性的现实语境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三)外交善变的现实语境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跌宕起伏的国际交往给正处转型当口的国际秩序带来空前挑战，而西方竟在挑战中扮演着“反叛”角色。在经济失灵、政治任性的现实语境中，国际关系也被波及。善变的外交破坏了世界和谐，扰乱了世界秩序，阻碍了一体化进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明程度持续上升的新时代，外交状况直接关系到世界的整体发展。目前，外交善变主要表现在哪里，如何治理外交善变？这成为世界和谐发展、各国共同进步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2）碎石桩。碎石桩也是地基处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下，碎石桩不会单独使用，多是与其他处理方法联合使用，该方法不但可以使地基土体的密度大大提高，还可以提高地基基础的稳定性。
西方国家善变的外交有两条明显的主线：内部瓦解和外部加剧。内部瓦解主要聚焦于欧盟各盟国间的分歧和欧美之间的裂痕。在资本市场飞速发展的时代，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国家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英国试图“脱欧”的行为，是利益改变外交的表现形式。欧美关系在伊朗问题的“灼烧”下出现了裂痕。美国基于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优先”价值观念的视角，对伊朗问题进行“反水”，退出全面协议，实施制裁方案。美国这一举动牵动了欧洲，“遭到欧盟的反对，欧盟多次重申将继续维护伊核协定，将保护欧洲企业免受美国对伊制裁的影响”[29]。西方内部外交善变之火在利益之风的作用下，蔓延到他国。从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注] 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指俄罗斯前情报人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中毒”事件及其引发的外交风波。 而引发的互驱外交官到俄罗斯被指控网络攻击国际组织，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十分紧张，波澜不断。中国在外交善变的时代语境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将中美外交关系推入“严冬”。甚至面对美国的政治干预，委内瑞拉宣布与其断交。
外交作为和谐世界的重要参数，其变动直接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西方善变的外交封锁的不是他国，而是自己的国际社交圈。更高级、更频繁的国际社交才能适应更强大、更迅速的生产力。不顺应时代就会被时代抛弃，谁都无法逃脱这个时代定律。“共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特征，强调的是整体性，努力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0]。善变的外交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指明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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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I Shu-fei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 As a product of the times，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created out of nothing，nor is it subjective，but follows its internal logic of generation.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the value concepts of harmony and universal states，harmony and symbiosis，unity of justice and benefit，harmony but difference，and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Chinese culture express the cultural logic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Besides，in the face of economic failure，political uncontrollability and diplomatic maladjustment，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world is going in the era，as well as the idea of the world implies the realistic logic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Both theoretical，cultural and realistic logic interpret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from different logical dimensions.
Key words : Human Destiny Community；Theoretical Logic；Cultural Logic；Realistic Logic
中图分类号： D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 2019) 04-0012-07
收稿日期： 2019-03-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15ZD007)
作者简介： 艾淑飞(1991-)，女，江西上饶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责任编辑 冯雪红】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理论逻辑论文; 文化逻辑论文; 现实逻辑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