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对南亚安全格局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美国论文,反恐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06）06—0023—07
2001年的“9·11”事件改变了全球安全格局与国际关系， 也深刻地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在反恐战争的推动下，美国对南亚的战略卷入，促使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从“反恐问题”冲突、军事对峙、战争危机到寻求全面和解的戏剧性变化，消除了国际社会对这两个实际拥有核武器、相互敌对的邻邦之间冲突失控的担忧，同时也为当代国际关系中地区冲突的控制与解决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典型的个例。然而，“9·11”事件5年后，恐怖主义活动在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停息，美国的反恐战争离结束遥遥无期，始于2004年的印巴和平进程缓慢但并未停止，美国通过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与巴基斯坦的反恐盟友关系仍在对南亚局势的未来发展施加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反恐战略与南亚安全格局演变的复杂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美国的反恐战略与南亚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锁定“基地”组织为恐怖袭击的元凶，并全力打击该组织及其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美国的战略而言，巴基斯坦独特的地缘和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影响及其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特殊联系成为美国可利用的资源。同时美国“要么盟友、要么敌人”的反恐思维迫使巴基斯坦迅速作出选择。在内外压力下，穆沙拉夫政府权衡自身国家利益，决定断绝与塔利班的关系，与美国全面合作，从而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盟友。通过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和组建国际反恐联盟，美国迅速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建立起强大的战略影响和军事组织。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格局。
“9·11 ”事件的爆发正值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恐怖暴力活动的高峰期，印度相信巴基斯坦国内某些重要势力在这些恐怖活动的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说，美国在“9·11 ”事件后在该地区的战略为印度发动“印度版”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美国为进攻阿富汗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庇护国”（harboring state），意指向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提供经费、训练设施和领土，支持实施国际恐怖活动的国家。印度渲染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联系，强调印度是巴基斯坦所支持的克什米尔“跨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想方设法要将巴基斯坦归入这类国家的黑名单，并要求美国将克什米尔的“越界恐怖主义”与美国在全球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等同看待。
从现象上看，印度当时对影响美国的判断有一些有利条件。印美关系当时处于上升阶段，两国正积极推进多领域的伙伴关系。尽管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曾为印美关系蒙上阴影，但印美进行了多轮富有成果的核对话，印度明确宣布中止核试验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力图让美国对其核军备计划放心。印度也积极推进经济改革，与美国建立了领域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印度瓦杰帕伊政府支持美国某些政策，包括单方面废除《反导协议》和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1]。“9·11”事件后，作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姿态，印度海军在“持久自由行动”期间主动承担马六甲海峡一带的巡航任务，为进出海峡的美国船只护航；印度还向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提供港口以补充燃料和给养。但美国的抉择与印度的期望相悖，美国无意将巴基斯坦划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尽管美国了解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基地”组织的联系，但美国更看重巴在清除这两股势力、改变阿富汗未来政治结构的独特作用，因此迫切需要与巴基斯坦合作。
印度对美国在印巴之间的平衡政策尤其是巴基斯坦在“9·11”之后重新成为美国南亚战略的重心而大失所望。印度担心再次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美巴同盟关系，认为巴基斯坦在此关键时候重受美国的青睐，无异使印度、巴基斯坦与美国的三角关系重新退回历史的起点。在印度国内，舆论甚至批评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亲美政策是下错了赌注。现实地看，印度极度担心巴基斯坦能成功地使克什米尔问题与美国反恐战争的战略目标彻底分开。印度担心，美国为了确保与巴基斯坦合作，不惜在反恐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2]。印度国内有一种预感，认为美国的反恐目的只是追剿危害其自身安全的恐怖主义，而对损害印度安全的恐怖主义不以为然。出于这一认识，印度政府的决策层甚至对未来印美关系的发展持悲观看法[3]。美国为了安抚印度，明确表示不会让美印关系成为因反恐急速升温的美巴关系的牺牲品，强调在反恐问题上绝不存在“双重标准”，但同时又认为对付恐怖主义应有轻重缓急。布什政府竭力要印度相信，一旦在阿富汗的威胁消除，美国将认真对待印度面对的恐怖主义问题[4]。但美国的这种解释遭来印度国内激烈的批评， 也注定印度与美国在南亚反恐问题上的矛盾难以协调。
美国通过国际反恐介入南亚印巴危机有三方面考虑：第一，美国需要印巴两国支持并配合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帮助阿富汗战后重建；第二，美国力图缓解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对抗，实现南亚的稳定；第三，全力避免在印巴间爆发核冲突，并从根本上解决南亚实际存在的“核不安全”现状。因此，反恐战争使美国的安全利益与南亚发生直接关联，也使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南亚地区安全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互动。
印度和巴基斯坦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对后塔利班时期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持不同立场。印度寻求彻底消除巴基斯坦90年代以来在阿富汗的特殊影响，突出自身在将来阿富汗政局中的地位；巴基斯坦则要借美国主要反恐盟友的身份保持在阿富汗的特殊关系，避免丧失这一防范印度威胁的战略之地。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认为紧张的根源是巴基斯坦支持的“越界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则将克什米尔问题与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直接挂钩；同时巴基斯坦呼吁国际介入、印度反对任何第三方直接介入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也使美国处境尴尬；在核问题上，印度奉行“不首先使用”原则，但强调“核威慑”的有效性，巴基斯坦则将核能力视为针对印度常规军力优势的手段，双方的核克制缺乏可靠性。对美国而言，两个南亚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的核政策的安全性能值得怀疑。由于印巴两国基本利益的相左，面向美国实际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因此，美国的处境正如斯蒂芬·科亨所指出：“9·11”事件之前，华盛顿视巴基斯坦为一个弱小甚至失败的国家。但在美国遭袭后，却发现不与巴基斯坦建立新的联系，就无法从政治上或军事上接近阿富汗。这样一来，使美国对印巴关系产生了兴趣。美国的一系列密集高层外交努力的宗旨是既要保证印巴双方配合美国的反恐，又要避免印巴之间的冲突。但美国为难的是：印度、巴基斯坦均想利用美国对恐怖主义的高度关注为自身谋求利益，甚至指望美国成为它们相互敌对的一个因素，而“这一形势是美国难以容忍的”[5]15。这一局面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南亚政策均构成挑战。
二、印度版“反恐战争”与印巴军事对峙
印控克什米尔的分离主义与暴力活动一直是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痼疾。克什米尔争端关涉印度与巴基斯坦各自的根本利益，也直接影响两国的关系。印巴两国为此曾发生多次大规模冲突和外交危机，联合国也对该问题的解决提出过多项决议。20世纪90年代起，克什米尔内部的民族宗教冲突与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出了单纯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范畴。但另一方面，在印控克什米尔活动的不少反政府武装派别与组织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本·拉丹“基地”组织之间存在联系，在该地区活动的众多伊斯兰“圣战”武装人员曾在阿富汗接受培训[6]。这一事实在“9·11”事件之前已是公开秘密。这些组织声称对90年代以来印度发生的多起重大恐怖暴力事件负责，例如孟买商业区大爆炸和印民航客机遭遇劫持以及印控克什米尔经常发生的恐怖袭击。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是“越界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和策动者，并一直在对克什米尔境内的穆斯林武装组织提供经费和军备资助。恐怖袭击成为印度面对的严重挑战，并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
“9·11”事件后， 国际反恐战争和美国对南亚事务的介入并未使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矛盾缓解，反而使两国关系中的克什米尔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印度、巴基斯坦都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但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实质转变。印度继续谴责巴基斯坦支持“越界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则始终否认印度关于巴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印度称克什米尔及印度其他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为“（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恐怖主义”（state-sponsored terrorism）[7]；巴基斯坦称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高压政策是“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8]，认为克什米尔的动荡与冲突起于当地穆斯林民众争取自由的斗争。显而易见，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不同理解。美国理解印度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但同时认为，巴基斯坦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是反恐战争的有生力量，反对印度将巴基斯坦看作恐怖主义“问题”本身、而非恐怖主义的“解决手段”。以至舆论认为，克什米尔局势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尚未解决的问题[9]。
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遭受恐怖袭击，随后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军营也遭袭击。“12·13”事件被印度称为恐怖主义对印度民主制度的严重挑战[10]。作为回应，印度政府下令大规模军事动员，在实控线和边界一侧集结重兵，勒令巴基斯坦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对印度进行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否则将向巴境内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巴基斯坦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进行军事部署，并将驻守巴阿边界的部分军队调往印巴边界。总之，这一事件使印巴关系骤然紧张，南亚出现新的战争危险。2002年1月到9月，印巴两国几乎走到战争的边缘，大规模军事对峙随时可能升级。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军事动员和边界对峙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对印巴全面开战并激化为核冲突的担忧。
美国“9·11”后的“先发制人”反恐姿态对印度的军事动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阿富汗战争的示范效应，印度指望通过大规模军事动员与威慑，强制巴基斯坦改变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并使印度在战略上占据更有利位置。印度认为，美国已经从巴基斯坦领土向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发动军事打击，而印度议会遭袭事件的发生与巴基斯坦有密切关联。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对“越界恐怖主义”和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全力支持，至少能得到同情。但与“9·11 ”事件后的美国相比，印度的处境及战略抉择受制于某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包括一次恐怖袭击以及对它的反应完全可能触发一场常规战争；印巴冲突一旦加剧势必导致南亚稳定局势的破坏，势必损害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反恐战略；随着印巴两国常规军事冲突的升级，爆发核冲突的前景不能排除。这些差异决定了美国既不同情、更不支持印度的军事行动准备。
印度在对策选择上显然考虑到在反恐战争形势下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微妙关系，印度不满意“9·11”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重视，希望借这一袭击事件和印度的大规模军事结集影响美国向巴基斯坦施压，并促使美国在印巴的“零和博弈”中作出选择。美国承认，印度的这一强硬姿态让美国在南亚陷入前所未有的难局[11]。印度希望通过军事动员向美国传达某些信息：首先，美国及其盟国只有强化外交介入才能避免南亚的危机升级；第二，西方应接受印度有关克什米尔存在恐怖主义问题的观点，而不是巴基斯坦所说的为争取民族自决权的冲突；第三，如果美国不能劝说伊斯兰堡遏止武装组织，就应对印度跨越克什米尔实控线的进攻表示同情。但美国政府的方案却是：避免印度利用美国的同情采取军事行动，同时推动巴基斯坦继续打击恐怖主义并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局势[12]。美国表示为了避免印巴危机的进一步升级，既不接受巴基斯坦继续支持克什米尔内部的动乱，也不接受印度对巴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报复。甚至美国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如果印度继续针对巴基斯坦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集结，甚至不惜甘冒可能导致一场核冲突的风险；如果巴基斯坦不采取决定性行动约束在印度境内从事恐怖袭击的武装组织，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与它们迅速发展的关系[5]17。
鉴于危机可能达到白热化乃至引发战争甚至核冲突，美国极力敦促穆沙拉夫彻底阻断恐怖组织对克什米尔实控线的渗透活动，同时要求印度保持高度克制，直到美国有机会判断渗透活动是否停止。在美国看来，如果武装渗透克什米尔的活动停止，印度方面就应采取缓解行动，停止军事动员，不使危机升级。维持反恐大局、避免印巴冲突成为布什政府高级官员这一时期南亚外交的基本主题。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使用了各种可用手段，包括穿梭访问、电话交谈。（布什）总统每天都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13]。”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印巴双方在此关头必须阻止冲突的爆发。美国要求巴基斯坦必须正视“印度对‘跨界恐怖主义’的合理关切”，同时要求印度政府在采取行动前必须将外交置于首位，并对巴基斯坦采取包括恢复对话在内的步骤[14]。但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布什政府开始更明确地将“12·13”事件与“9·11”事件相提并论，对印度特色的地区反恐表示更大程度的理解。美国态度的微妙转变有助于缓解印度对美国的批评和采取强硬行动的情绪。但尽管如此，美国避免印巴冲突升级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印巴核武器问题上，美国敦促印巴双方依据1999年《拉合尔宣言》实施信任建设措施，约束双方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美国强调一旦时机成熟，将帮助印巴双方启动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和平进程。
三、全球与地区反恐：巴基斯坦的特殊角色
巴基斯坦既是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主要盟国，又是重要的战场，因此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2003年向南亚国家提供的反恐专项基金高达3700万美元，其中巴基斯坦占很大比例。美、巴之间建立起有关恐怖组织活动的情报信息网络，协调共享安全资源，协同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美国也积极帮助巴基斯坦培训安全部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还包括允许美国使用巴军事基地，提供重要情报、协助识别、搜捕教派极端分子，部署大量安全部队警戒巴阿边界等[15]。2002年春，巴基斯坦同意美国军方与执法机构人员进入巴领土，在其安全部队协助下追捕流窜的“基地”组织成员与塔利班分子。美国务院的报告表明，巴政府向美国方面移交了大约400余名恐怖组织人员，其中包括若干被通缉的“基地”重要成员。2003年9月，巴安全部队还在位于卡拉奇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逮捕了19名印尼籍和马来西亚籍人员，经查明他们是东南亚的主要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负责的“伊斯兰祈祷团”的核心成员。根据联合国1267号决议，美国、巴基斯坦等反恐盟国运用多种手段切断“基地”组织的经费来源，极大地限制了恐怖组织转移活动经费和筹集款项的能力。据统计，巴基斯坦冻结与恐怖组织相关的资金总额名列全球第四[16]。
美国、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的互动得到认可。布什政府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姿态给予高度评价，不吝词语地赞扬穆沙拉夫的特殊作用。美国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加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巴基斯坦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了积极合作，“穆沙拉夫总统虽然面对其国内公众舆论的怀疑和反对党联盟的激烈批评，但义无反顾地坚持支持美国的‘持久自由行动’（阿富汗战争）；因此，美国为增强巴基斯坦的反恐能力所作大量投入已开始取得回报”[17]。
但巴基斯坦协助美国反恐并不能直接缓解印巴两国的紧张关系，印度始终认为巴基斯坦需要对“越界恐怖主义”威胁和克什米尔的动荡局势负责。印度“12·13”议会袭击事件后，印度通过军事动员、美国通过外交加大了对巴基斯坦政府在巴国内打击教派极端组织的压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9·11 ”事件后也日益频繁受到恐怖袭击，穆沙拉夫等领导人多次成为暗杀目标[18]。事态的发展坚定了穆沙拉夫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决心。2002年1月12日，穆沙拉夫发表重要电视讲话，强调绝不让恐怖主义继续将巴基斯坦作为活动基地，表示巴基斯坦将坚决打击恐怖组织活动，并激烈抨击巴基斯坦国内的教派极端主义和不宽容行为。穆沙拉夫的讲话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巴基斯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教派极端分子，明令禁止巴国内的“拉什卡民兵组织”（Lashkar-e-Taiba）、“穆哈默德圣战组织”（Jaish-e-Mohammed）等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冻结该组织的财产，拘捕其领导人及数百名骨干，关闭了他们在巴各地的分支机构；命令巴军事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ISI）停止支持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在克什米尔开展活动的武装派别[19]，并且今后将不允许任何组织以克什米尔的名义从事恐怖活动[20]。印度政府对穆沙拉夫的打击行动表示满意与认可[21]。
美国也将“拉什卡民兵组织”、“穆哈默德圣战组织”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政府相信，这两个团体对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根据美方的情报，“基地”组织某些核心成员在塔利班倒台后潜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白沙瓦等大城市，不少“基地”分子在巴境内参加了上述两个组织。这些组织与“基地”组织残余2002年在巴基斯坦境内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包括2002年1月对《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铂尔的绑架与虐杀[22]。美国还将巴境内另一些极端组织纳入美国务院的“接受观察名单”。有意义的是，美国的作用对印、巴两国的政策均施加了积极影响，穆沙拉夫的打击措施产生出显著效果，克什米尔的越界武装活动大大减弱，印度舆论对穆沙拉夫政策的反应也开始从一概抨击转变为有保留的认可和欢迎。美、印、巴三方在地区反恐问题上的利益逐步趋同，成为南亚紧张局势缓和的转折点。
四、从“战争边缘”到南亚和平进程：反恐共识与核威慑
在“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事态的影响下，南亚的反恐局势出现积极变化，尤其表现在印度、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紧迫感以及相关的信任建设、措施采用等问题上逐步缩小了差距，达成某些基本共识。2002年10月中旬，印度开始从实控线撤离军队，印巴军事对峙结束，和解与和平的愿望在两国国内开始升腾。几乎同期在印控克什米尔的选举也表明印度希望通过克什米尔内部的民主进程推动南亚地区稳定的政治意愿。2003年4月，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发表重要讲话，呼吁印巴两国实现和解，巴基斯坦领导人马上作出积极回应。两国开始接触并谋求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2004年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SAARC）第12届首脑会议上，瓦杰帕伊和穆沙拉夫在加强南盟组织作用的重要性上首次达成共识，双方表达了寻求和解的愿望。根据穆沙拉夫的提议，南亚各国领导人在这次会议期间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附加议定书，同意相互建立并保持情报共享联系，携手打击本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与1987年《南盟反恐公约》相比，该议定书增加了具体措施，包括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等[23]。参加国际反恐联盟也促使巴基斯坦的安全与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尽管巴表示绝不放弃自己的基本利益，但开始调整针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并支持阿富汗新政府和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赞同印巴之间的对话与和平进程。2004年5 月印度大选后上台执政的“全国进步联盟”政府（国大党为首）继续推进了印巴和平进程。
穆沙拉夫在内外压力下加强对国内教派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有效缓解了与印度的对抗。同时，巴基斯坦逐渐意识到“越界恐怖主义”对触发两个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危险性，并采取断然行动加以预防；印度也认识到如果巴基斯坦能利用危机产生的契机，清除巴国内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印巴关系有可能出现明显转机。印度也开始承认克什米尔是一个无法忽视、需要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需要通过印巴两国的政治对话和政治民主改革解决这一争端。可以说，对恐怖主义和教派极端主义的共同关切促使印巴两国对稳定双边关系的必要性有了更多共识，从而为缓和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局势、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创造了条件。2004年初以来的印巴对话与和平进程，是这一战略认知的产物。
与反恐问题一样，“核因素”是美国“9·11 ”后介入南亚事务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通过向印巴施加外交压力调停两国濒临战争边缘的军事对峙的基本动因之一。这一因素在印巴关系的戏剧性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反恐”问题引发的2002年印巴军事对峙表明，尽管相互核威慑的可靠性还需验证，但南亚核军备化的现实在危机关头对防范冲突升级具有重大意义。从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到2002年的军事对峙，印巴双方逐渐意识到相互构成核威慑能保证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卡吉尔冲突中，巴基斯坦军队先渗入实控线印度一侧，从常情判断印度应采取的战略是越过实控线、占据巴控克什米尔领土以扩大冲突。但印度最后却将主要军事行动限制在实控线印方一侧。显而易见，印度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印巴两国均拥有核打击能力这一现实。印度相信，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甚至核冲突的风险和潜在代价，足以打消任何通过武力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企图[24]。2002年的对峙则再次验证了在核威慑条件下选择有限战争、控制冲突升级的必要性。在有限冲突情况下，印度能直接对巴基斯坦实施有选择的报复，而视巴基斯坦的反应再决定是否将冲突升级。为预防巴基斯坦强化对抗措施或提升冲突程度，印度也保留包括大规模威慑或实际使用武力等重要选择。对巴基斯坦而言，尽管其主动选择的能力不如印度，但也能依据战略“收益—成本”法则作出对自身相对有利的理性抉择。这一战略互动的意义在于：如果印巴双方都能理性决策，准确掌握“边缘政策”的临界点，在某一适当时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与争端，因突发危机引起冲突升级和战争的风险将会大大降低。
印巴两国从2002年的战争边缘转向和平进程，似可表明核威慑实际上增强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对防范冲突的升级有重大意义。印巴双方都意识到冲突无限扩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务实地寻求和平途径，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所有争端。2002年印巴军事对峙有惊无险的结局证明了核威慑普遍化有助于保持和平与稳定。这一现象也印证了美国新现实主义代表学者肯尼斯·华尔兹有关核武器“更多也许更好”的观点[25]。根据他的观点，在相互核威慑的条件下，无论对相对强大的一方还是相对弱小的一方，由于冲突双方都无法占据决定性优势，致使将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作为最佳选择。由此可见，“核因素”也是促使印度、巴基斯坦两国开始致力和平解决所有争端的重要原因。
结语
根据以上考察，可试就“9·11”事件、美国的反恐战略与南亚次大陆安全局势变化的联系加以解释。反恐战略的要求使美国的安全利益与南亚局势产生关联，从而导致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互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尽管美国表示不当“调解者”，而是印巴关系和解的“促进者”[26]，但事实证明它无法避免介入印巴的克什米尔冲突。美国既看重美巴反恐合作，又强调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南亚平衡政策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巴两国的战略选择，也使美国能在印巴关系从战争危机转向和解的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12·13”袭击事件直接引发了2002年的印巴军事对抗，“边缘政策”一度使南亚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骤增，但在美国反恐战略和印巴“核因素”的双重制约下，这场危机最后成为双方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的难得机会。美国通过国际反恐战略将印巴两国的利益绑到一起，对两国恩威并重，既提供大量援助，承诺深化与双方的战略合作，又积极影响两国的政策，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反恐和核领域增强信任建设，从而促成印巴两国的对话与和解。这些事件与过程之间的联系表明，“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是推动印度、 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催化剂。2003年以来的印巴对话与和平进程对此作出了说明。时至今天，尽管对话与和平进程的最终效果尚无法确认，但双方的意图日趋明确，就是要实现双边关系的和解，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在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谋求共同安全与发展。这应该是“9·11 ”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对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的最深远影响。
［收稿日期］2006—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