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解体”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帮，但在道光年间盐法改革、咸同年间战乱的连串打击下，徽商在近代①衰落了，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但近代的徽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否还存在？较多的看法认为，徽州商帮在近代已经“解体”了：“从道光中叶至清末的近百年间是徽州商帮的衰落与解体阶段。”[1]14更有学者认为，“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奄奄一息的徽商，只有完全退出商业舞台。”[2]受此影响，学术界对近代徽商重视不够，成果也相对有限。但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提出应该加强对近代徽商的研究。②笔者认为，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商人网络庞大，近代徽商是否已经“解体”乃至“退出商业舞台”，值得商榷。
一、近代徽州商人群体的扩大
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外出经商的人数众多，队伍庞大，这是判断徽州商帮形成的重要根据。这种风气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来得更加强烈，徽州商人群体仍在继续扩大。
(一)从地域上看，传统的徽商重镇歙县、休宁，出贾风气依旧，即使是原来经商较弱的绩溪、黟县等地，在近代也出现了大规模外出经商的潮流。
明清徽商称雄天下，但徽州六县的商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歙县和休宁商人占据主导地位，婺源和祁门次之，绩溪和黟县则一直较弱。就盐商而言，歙县商人在两淮占优势，休宁商人在两浙占优势，这两县的商人出贾较早，实力也最强。晚明时歙县人方弘静称：“今大江南北称素封家者，则归歙、休矣”，[3]显然，在他看来歙县、休宁两县的商人足以作为徽商的代表。今天亦有学者认为，“明代中期，休、歙二县经商已经成风，其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全国，”[4]并以此作为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而其他诸县则与歙、休两县有明显差距，例如祁门县，万历县志虽称该县“服田者十三，贾十七”，[5]康熙县志则认为祁门商人“智浅易盈，多不能累千万”。[6]可见，祁门人经商虽不少，但远不若歙县、休宁资本雄厚。
进入近代以后，徽州六县商业发展上的不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歙、休两县出贾之风依然浓厚，其他原先商业不甚发达的各县亦出现了大规模的出贾之风。民国《婺源县志》引光绪《婺源县志》称该县“不善服贾，……士农之家五，商之家三，工之家一”，其后附民国县志作者按语云：“婺山多田少，以商为命，今商务益替，立农林会，创兴实业”，[7]卷四可见近代婺源经商人数有了明显增加。又如黟县，直至康熙年间仍然是“民尚朴实，读书力田，不事商贾，……徽商遍天下，而黟独事耕作，鲜经营。徽号华邦，而黟多朴陋，虽休、歙不远数十里，终不以侈丽易其俗。”[8]但到了晚清，黟县风俗为之一变，“俗重贸易，男子成童，即服贾四方，视农为贱业。”[9]黟县终为休歙侈丽之俗所移，不再独事耕作了。再如绩溪县，乾隆年间仍然是“惟守农业，罔事商贾。”[10]嘉庆年间，歙县人江绍莲同样认为，“绩俗极俭，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11]601但是入晚清后，绩溪出贾之风日益强劲，据宣统年间绩溪人朱瑞麒调查，绩溪人中“农约三十，商约三十，士约一十，工则百分中不过数人焉，……所趋在商。”[12]卷十二
(二)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所占比例极高
近代徽州经商人口比例高，这从若干近代人口统计数据中可窥见其端倪。
首先，可以分析歙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清代道光年间(1820-1850)，歙县的造报户口实数为617111人。咸同战后，人口大减，同治八年(1869)调查户口实数为309604人，这应该是近代歙县的人口最低点。然而，依宣统元年(1911)的人口统计资料，歙县仍然只有30万人。[13]卷三在1869-1912的42年间，并未发生特别严重的灾荒、瘟疫和战乱等足以抑制人口增长的恶性事件，而人口总数竟毫无增长。这种现象连县志作者也深感惊讶：“夫自同治九年至清末，中间已越四十余年，何以丁口之数尚未加多？”他的解释是：“盖自光绪以来，东、北、西三乡，因生计关系，迁徙、死亡，户口有减无增，虽南乡一乡日见繁盛，究难补三乡之不足，较之同治八年调查时，未能增多。”[13]卷三这里“因生计关系”而进行的“迁徙”，绝大多数就是外出经商谋生了。
其次，可以分析黟县的近代人口统计数据。同治六年(1867)的人口总数为155445人，宣统二年(1910)县政府档案的人口总数为71326人，而各区列表人口相加总和为80166人，县政府数据与各区总数有一定的出入。[14]卷九即令以基数较多的各区列表人口数据为准，则1867-1910的43年间，黟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75279人，降幅达48.4％，相当惊人。对此唯一的解释是，这期间黟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不但抵消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还大大减少了居住在黟县本地的人口，这与前述近代黟县经商风气大增的记叙是完全吻合的。
从歙县、黟县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是很高的。但这个比例究竟有多高呢？民国《歙县志》称“商贾居十之七”，[13]卷一则经商比例高达70％。《黟县乡土志》中称同治年间黟县人所从事职业中，“士约五百人，农约七千余人，工约两千余人，商约四万余人”，③黟县经商比例在80％以上。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粗线条的估计，而且主要反映的是成年男性所占的比例，但从前述歙县、黟县人口总数的变化来看，这些估计是有根据的。
徽州地方志中唯一提供了近代从商人口比例的具体统计数据的，是建国后新编的《绩溪县志》。该志称：“县人在外从事工商业者，据民国七年(1918)统计，占全县男性成年人总数57％。……36年全县人口职业调查，在县境外经商人口总数占总人口24.36％。”[15]4531918年57％的数据为成年男性经商的所占比例，未将妇女儿童计算在内，换算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总人口所占比例，与1947年24.36％应该大体相当。
徽州境内一些小区域内的人口数据与上述数据基本吻合。据绩溪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所作的外出经商人口比例的调查：“瀛洲乡王村、周村各占成人数的21％，半茶占26％；镇头乡江窑头占20％，庄川占25.7％；旺川乡江郎村占20％，黄会山占40％，旺川村占45％；北村乡水村占40％，伏岭乡伏岭下占41.9％。”[15]453即使是在经过多年战争后的1950年，中共皖南区委农委会进行的调查发现：“绩溪县余川村二百户中，在家人口为六百三十一人，而出外经商的为二百一十人；黟县南屏村九百七十五个居民中，其中外出经商的有一百九十三人。”④即余川村经商人口比例为33.2％，南屏村则为19.8％。
根据上述较为可靠的人口数据可以推定，近代徽州经商人口占男性成年人口的50％左右，占全部人口的25％左右，这个比例在一个农业国中是相当高的。⑤
二、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浓厚的原因
近代徽州人外出经商风气更加浓厚，其实是近代徽州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
(一)咸同战乱对徽州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上农村自我救济能力减弱，使农村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
长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地区的房屋、家畜、耕地、山林等农业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上大量人口在战争中死亡，因此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田地荒废现象。这从表1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依据上表，可以看出：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同治二年，田地总额下降了63.4％。经过6年的初步休养复垦后，至同治八年，田地总额依然下降了56.2％；即使经过40余年的休养生息，至宣统末年，“较之原载田额，……尚不及十分之六。”[13]卷三田地山塘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出现如此严重的下降，反映出近代徽州农业已经严重萎缩，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必然上升。
徽州农村向来是聚族而居，宗族组织是最主要的救济来源，大小祠堂都有一定的土地可供出租，其收入可以用于对贫困成员进行救济。但是，在战乱中徽州各宗族族产损失非常惨重。如歙县潭渡黄氏，康熙年间，黄以祚、黄以正兄弟“业鹾维扬，富甲大江以南，”“郎中公履昊，以正公之子也，其所置东西庄义田，尤啧啧人口”，[16]这是潭渡黄氏用于宗族内救济的主要资产。然而在战后，潭渡黄氏的义田遭到了严重破坏，“兵燹以来，岁入之谷，尚不足以供祀事，而丰堨义田，废弃益甚，族众聚议，束手无措。”[16]又如绩溪涧洲许氏，“祠产业丰隆，燹后半遭遗失，虽先哲屡年查理而缺陷尚多。”[17]还有婺源槐溪王氏，“咸同而后，民遭兵燹，世运陵夷，由后征前，支丁仅有其半，而又村无富室。”[18]
可见，徽州农村中的各宗族在咸同兵燹中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吾歙多望族，清咸同间遭红羊之乱，世家大族大半凋零”，[19]实力严重下降，其救济能力严重削弱。农村中的大量贫民既不能在农业中找到出路，又得不到救济，因此必然从农村中分离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二)近代徽州工业化进展缓慢，无法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经商成为解决生计的主要出路
近代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创办工业，可以吸纳农村地区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但近代徽州地区的工业化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宣统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为了促进徽州产业的发展，在屯溪举办过一次徽州府物产会，集中了当时徽州最有竞争力的工商产品。物产会对展品进行了评奖，休宁县获奖最多，从该县的产品中，可以一窥近代徽州生产力发展水平。
一等金牌：农业公司：肥丝；胡开文：百寿图墨；黄锡祉：肥丝；永记茶号：凤眉。
二等银牌：同昌永茶号：娥眉；洪士翘：制茶模型；洪士翘：水碓模型；协和树艺公司：蚕茧、蓝条稀布、毛巾；大盛公司：芦通布；裕生纺织厂：提花蓝布；李祥记茶号：贡珠；同德仁：鹿茸。
三等铜牌：珠里纺织传习所：甬布；万成织布厂：花布；甘正才：织布竹梳；江同源：白铜四眼壶；程合记：春石耳、春鹿角、春野神、春茯苓；宁振丰：葛精；宁振丰：京庄火腿；石翼农：黄精、祁术；经余堂：藕粉；应仁丰：炉底锡；阮德兴：炉底锡；黄竹笙：铜矿；涂期和：金矿；同昌永：毛峰茶；邵鸿恩：山水四帧；胡茹易：罗经；黄萤：花卉四帧；吴得新：纸质兰花、纸质珠兰；周海呈：梅花；王桂香女士：通草、通草盆花；恒大成：生漆；南先学校学生王文焕、吴国彦、章钟桂：铅笔画。[12]卷一
从这个获奖名单可以看出，清末徽州最主要的物产仍然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民国年间后，徽州工业发展仍然很缓慢，“抗日战争前，徽州工业多是从事铁、木、竹、棕、五金修配的‘五匠’和提供生活需要的糕点坊、糟坊、酱坊、油坊、豆腐坊等‘五坊’。”[20]107这五匠、五坊其实主要是手工业，而不是近代的工业。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徽州成规模的工业仍很少，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很有限：“私营工业从业人员1.2万人，个体手工业2万人。”[20]107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家糊口，徽州农村的大量贫困人口选择外出经商谋生。这在文献中记载很多：
洪立登，“少孤贫，事母汪氏惟谨。壮服贾，家渐裕，往来吴楚。”[7]卷四十
齐宏仁，“少孤贫，以积累资与郎某在汉口合开茶行。”[7]卷四十二
汪国仪，“家贫力学，后业瓷景镇，积赀设肆运贩粤东。”[7]卷四十二
王文俊，“家贫苦学，性孝友。弱冠后，就商江苏。”[7]卷四十二
齐淦，“三岁失怙，赖母金抚养成立。家贫，就商，渐饶裕。”[7]卷四十二
胡承合，“父早故，孤贫，以小鬻贩为活。稍长，学业景镇，久之，始积微资。”[21]
赵有贵，“幼孤贫，随母赁舂糊口，稍长习商，旋赴屯溪学锡罐业。……铢积寸累，遂开专号，家称小康。”[14]卷七
舒法甲，“幼孤贫，习商业于江西九江。”[14]卷七
许廷佐，“幼家贫，蒙塾不怠，年甫十二，远贸通州，习典业。”[14]卷七
上述商人，因家贫无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经商为出路，这正是整个徽州贫困人口寻找出路的缩影。
(三)徽州素有经商的传统，加以商人网络的发达，为徽州农村劳动力转入商业提供了独特优势
与其他地区相比，近代徽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商业具有独特的优势。徽州地区的茶、木、墨、砚等产品本身就是重要的商品；农村中有一技之长的人较多，等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徽商在称雄明清300年的时间内形成的经商传统和商人网络，为农村人口转入商业领域就业提供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便利条件。
明清徽州是中国乡族观念非常浓厚的地区，各地徽商以宗族、乡党关系结成相当牢固的商人集团，共同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徽州人经商往往是成群结队的。明末休宁人金声认为徽州人“既业贾，故挈其亲戚筹资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而已焉，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22]这是对徽商群体经商、结成网络的生动描述。这个商人网络在近代的战乱中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在战乱平定后逐步恢复。徽商个体是其中最小的单位，而那些拥有一定实力又有较强的乡族观念的商人，则是这个网络中最活跃的联结点，成为徽州同乡进入商业领域的引路人，例如：
朱文煊，“在粤八载，凡徽郡流寓不能归者，概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7]卷四十
李守恭，“其先世经商湖北岳家口。弱冠丧父，祖年迈，诸弟幼稚，力承先业。发捻之乱，停业远避，店伙数十人皆同乡，道梗不得归，不忍患难相弃，率之上避于川陕。乱平，重理旧业，绌于资本，人以其信义素著，皆乐与之往来。”[14]卷六
余达，“少从叔庵贾于上海，慷慨好施，千金不吝，戚党仰其衣食者不可胜计。道光年间华洋通商，凡至上海营业者，达力为保荐，间有不善营业耗资负贷者，达为代偿，不责署券，一时有‘小孟尝’之目。”[14]卷七
余光焕，“作贾广信，独捐赀建徽国文公祠前楹，并购店屋，以租息为春秋祭祀之需。凡同乡之无业者，代为谋事，或给资本令归不少吝惜。积资数千，赈恤孤贫，尽耗无存。殁之日，哭临者途为之塞，广信士商至今誉之。”[14]卷七
近代徽商网络渡尽波劫后，重趋活跃，在联络乡谊、团结徽商、扶助乡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徽州人从商的有力后盾。
三、近代徽州商帮依然存在
(一)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
近代徽商从事行业众多。从文献看，大多数徽商仍然从事传统行业，如盐业中的李宗煝，典业中的汪赞纶，茶业中的汪裕泰，墨业中的胡开文，等等，成就斐然，前人著述已详载。同时，近代徽商身处欧风美雨交相浸润的时代，投资于新兴产业并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纺织业中的汪宽也，西医业中的汪惕予，电力业中的吴兴周，金融业中的汪联洪、朱晋候，等等，其事迹也逐渐为人重视，可视为近代徽商中成功转型的范例。⑦
犹可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外商洋行在华业务的拓展以及洋商个人事业、生活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徽商中出现了一个充当中外媒介的买办群体。如黟县人孙雨亭，“就外人礼延，为之经理房产；”[14]卷六王圻，“同治初，海禁大开，圻习英语，能得夷情，当道每有交涉，率丐圻赞助,洞中肯綮。”[14]卷十四婺源延川的金氏家族，更有多人专门在上海茶业中充任买办。
金廷芳，“旅申，习英语，为通事。”[7]卷四十八
金銮，“佐父经商沪汉间，以茶业起家，习英语，为洋商所信服，遂为茶业领袖。”[7]卷四十八
金国振，“幼从父兄行商海上，遂家焉，佐兄经营茶栈，习英语，为茶商通事，重气谊，人咸听指挥。”[7]卷四十八
金树焜，“随兄经商浔沪，间习英语，为茶业通事，忠于谋人，群商倚如腹心。”[7]卷四十八
20世纪初是中国买办发展的高峰，曾有学者归纳出近代中国70名最有势力的大买办名录，其中徽商出身者有5人，分别是婺源人吴懋鼎，绩溪人胡寄梅、胡二梅，歙县人程德成、周宗良。⑧他们在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后，积极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以吴懋鼎为例，他幼年随父经商苏州，同治六年进入上海汇丰银行，光绪六年出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首任买办，号称天津四大买办之首。在天津期间，吴懋鼎与李鸿章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充当淮军银钱所总办，积极参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其主要事迹包括：
协助李鸿章装备海陆军。李鸿章的淮军陆军与北洋海军严重依靠进口装备，这些军火进口有很多都是由吴懋鼎通过汇丰银行和谦顺洋行代理的，包括英式“林明吞”步枪和“哥伦布”炮等等。吴懋鼎还曾为北洋水师的装备采购充当过李鸿章和英国之间的中介。
参与创办近代运输业。光绪十三年，经李鸿章保荐，吴懋鼎以候补道身份参与津唐铁路官轨总局管理，后继唐廷枢担任津榆铁路官轨总局总办，完成了津榆铁路修筑。
创办近代工商业。光绪十二年冬，吴懋鼎集资1.8万两白银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生产火柴；光绪二十四年，投资25万两创办天津织绒厂；光绪二十九年，投资15万两创办北洋硝皮厂；光绪三十年，创办天津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天津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较大的大部分是吴懋鼎创建的。除天津外，吴懋鼎还曾出资50万两，与英商合办京郊门头沟煤矿。
吴懋鼎也同样是维新变法中的志士。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经王文韶保荐，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局大臣，曾多次上奏光绪皇帝，建议设立商会，开办农业科学教育，成立农业中学堂，创建农学总会，引进国外农业机械，改良丝茶业，等等。变法失败后，他被视作帝党官僚，撤职抄家，几遭杀身之祸，幸得李鸿章的保护，加以与英国关系深厚，方得幸免。
对于像吴懋鼎这样的买办，不能因为曾效力于洋行，即简单地当作帝国主义走狗。实际上，当买办自己创办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洋商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进而会有所反抗。吴懋鼎在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时，明确宣布以“抵洋产而保利源”为宗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封锁台湾，刘铭传部被困于台北，粮饷枪弹将绝，多次告急。李鸿章召集幕僚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吴懋鼎出面向英商天津怡和洋行租用六艘外国商船，将军火粮饷运抵台湾，使刘军获得接济，台湾形势亦转危为安。⑨
对于买办和洋商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家瞿秋白很早就关注到了。他曾撰文指出买办有“性情驯服与不驯服的区别，”“性情不驯服的”买办公然倡导“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竟有些赤化嫌疑。”[23]徽商买办在欧风东渐之初，充当中外交通的媒介，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中国的近代化，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视为徽商在近代转型的象征之一。
(二)近代徽商会馆林立，商人网络庞大
明代晚期，随着徽州商帮的发展壮大，逐渐出现了由徽商主导建立的各类会馆组织。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相比，会馆是一种按照同乡关系组建起来的地缘网络，冲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能够有效地将不同宗族的商人团结在一起，规模更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个徽商宗族。近代徽商中为会馆的复兴与重建奉献心力者比比皆是，其中，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记载较多。
江苏：
黄振甲，“自少运木毘陵。……其地方所设安徽会馆、施棺所、养济院、育婴堂及汪子双池书局，皆慷慨输金，以襄义举。”[7]卷四十
洪国桥，“总理如皋质库，其间平讼累、厘宿弊、建会馆、立义阡、置腴田拜扫，皆赖桥筹画襄成。”[7]卷四十一
宋宗芳，“商海门。……集建星江会馆，逾年告成，旅海门者咸德之。”[7]卷四十二
欧阳萱，“商于苏之溧阳。……同乡德之，推为首事，重建徽国文公祠宇，凡属重要，力任其难，理会馆事十有余年，一介不取，皆服其廉明精干。”[14]卷七
浙江：
金德高，“商于杭州，倡建江干惟善堂。”[13]卷九
吴宗淦，“尝客遂安四十余载，通运监之河，定急公之局，修会馆、造渡船。”[7]卷四十
詹荫梧，“贸易平湖，尝欲立会馆以敦梓谊，徽商皆有难色，适王廉访竹屿来宰平湖，梧具陈其意，王为集徽商议，嘱梧首捐钱五百缗为倡，又购地二十亩作义冢，同乡咸称美举，乐助焉。”[7]卷四十一
江西：
叶兹坣，“贾饶时，领袖建婺会馆，首输银一千余两。”[7]卷四十
曹德谦，“少贾鄱阳之石门，生业充裕，独力建星江会馆。”[7]卷四十
詹永樟，“随父客景镇，适建徽州会馆，众推樟廉正，领袖督工，又举专司馆务。”[7]卷四十一
吴辅嗣，“贸易南昌，倡建遗爱堂。”[13]卷九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和贸易中心，当地聚居的徽商也最多。早在同治元年，受战乱影响，涌入上海的徽商，“即在浦左计之，殆不下数万人矣。”[24]重建思义堂序有学者估计，民国年间在上海经商的徽商有十三四万人之多。[1]664作为近代徽商网络的中心，上海的徽商会馆不但为数众多，特点也相当突出。其中由徽州宁国两府商人建成的徽宁思恭堂是上海最早的会馆：
乾隆甲戌，宁郡程公炳临经始其事。越岁己丑，新安张君国嵘酌定章程，适歙邑侍御胡君讳珊者，行旌至沪，颜其堂曰“思恭”，迄今已有六十五年矣。历年既久，功垂成而未成，幸得新安诸乡台输财效力，不惮辛勤，顿使数十年颓废之公事忽然振兴，聿观厥成焉。[25]序
徽宁思恭堂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同治、光绪年间多次重建，至光绪三十三年，规模大备，“沪上为诸会馆荟萃之地，大都注重华美，若论工料之坚实，布置之周妥，实为诸会馆冠。”[25]徽宁会馆全图记作为近代规模最大的徽商同乡组织，它的影响很大。民国年间的文献记录表明，经常为该堂捐款的徽州商号和商人有数千之多。民国五年，徽宁思恭堂的总收入为大洋28915元，支出为13187元，有15728元的结余。[25]大总捐款可见，由于沪上徽商的踊跃捐献，徽宁思恭堂的财务状况相当好。
除了徽宁思恭堂外，上海徽商同乡组织规模较大的至少还有10余个。这些公堂会所包括两类：
(1)同业公所。例如星江茶业公所，由婺源茶商组成；徽宁梓业公所，由徽州宁国两府木商组成；松江的新安崇义堂，主要由徽州典商控制。
(2)地区组织。南汇的思义堂则“举歙县、休宁、婺源、绩溪四邑绅商轮流管理”，[24]总章是徽州四县商人的组织，而闵行慈善堂是包括徽州全部六县商人的组织。
除了长江中下游之外，即使是传统上山陕商帮势力范围的陕西省城西安，嘉庆年间也创建了有相当规模的徽商会馆。据同治年间的征信录记载，为西安徽商会馆捐款的商号有数百家，在当地是一支可观的商业力量。西安徽商会馆在农历九月十九朱子生辰时，举盛宴招待乡亲，竟至“昼夜演戏，所费不赀”，[26]颇为当地人所侧目。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随着徽州商人队伍的进一步壮大，近代徽商会馆在全国遍地开花。民国年间许承尧称：“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各行省。”[11]357这充分说明徽州商人聚结成帮的特点在近代依然非常鲜明。
(三)团结互助，商帮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强烈
正由于近代徽州经商人数众多，队伍浩浩荡荡，而且结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因此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还是徽商自己，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这种团体意识和自我认同是相当强烈的。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汉口更号称九省通衢，考察近代徽州商帮的团体意识，武汉或可作一范例。
汉口早在明代中期即有徽商的足迹，到了清代就更多。民国年间，徽商在汉口仍有相当的势力，有估计认为，民国年间，汉口徽商每年贸易额在700万两左右。⑩武汉当地人对当年徽商经营的情况有如下说明：
除汉阳鹦鹉州和武昌白沙州，湖南木商居绝对优势，没有谁能和他们相比外，其余各地区和各行业，徽州商人都很有势力，在若干行业中居统治与专利的地位，别地商帮是不能与他们竞争的。[27]125
不仅如此，徽州商帮还将手伸进了湖南宝庆帮在汉口码头的势力范围，引发了双方长期冲突。
汉口沿江上起大水巷，下至沈家庙一带，原是一块不毛之地，野草丛生。随着汉口商业的日趋繁盛，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嘉庆初年，湖南宝庆府商人就开始建了码头，但由于当时宝庆帮船只尚少，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长期看守，徽帮乘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于是引起宝庆帮、徽帮争夺码头的争斗。(11)
从嘉庆年间开始的汉口徽帮与宝庆帮之间的码头争夺战，持续了将近100年。由于这个码头本为宝庆帮所建，且得到了当地湘籍官僚的支持，因此宝庆帮占了上风。徽帮为了与之抗衡，“富贾巨贾操纵安徽籍的白莲教下的部分船民，组织了一个襄(阳)徽联盟，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几经械斗，未能获胜。”(11)有学者分析认为，“械斗双方均以地域为组织，同乡商帮组成的会馆成为历次争夺码头、巩固码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帮内部虽然也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也具有地域性，)但对外帮时，大都态度一致。”(11)
徽商素有“儒商”之名，极少有与人动刀弄斧的记录，但汉口徽帮为了抢占本属宝庆帮的码头，竟然勾结白莲教大打出手，其强悍实为罕见。凡此种种，无不证实近代徽州商帮不但存在，而且不乏强悍的“帮性”和“战斗力”。
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同样反映在徽商的自我认同中。民国年间歙县商人吴日法所撰之《徽商便览》或可对本文所讨论问题做一小结。
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而故乡之大好山水，固无日不萦绕于梦魂中。是以徽商有三年一归之旧制，游子天涯，赖有此尔。[28]6-7
这段话说明：(1)近代徽州人之经商服贾，实因农村贫困，为生计所迫。(2)近代徽商足迹遍布全国，“无徽不成镇”之谚起于近代，实非偶然。(12)(3)远出服贾的徽州人，对徽州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非常明确——徽商二字即足以概括。
咸同年间徽商确实衰落了，但在战乱冲击之下，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在全面走下坡路，徽商又岂能独善其身？战争结束之后，徽州经商出贾之风愈加浓厚，众多的中小商人与若干大商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为数达几十万的近代徽商队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否认咸同年间徽商的衰落是错误的，夸大这种衰落，甚至断定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历史舞台”，同样不够准确。1950年，中共皖南区委农委会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地区经商的人很多，尤以徽州地区为最著名，他们足迹遍及江、浙一带，有‘徽帮’之称，”可见建国初期的人民政府也认为徽州商帮当时还存在。所以，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解体”、“退出商业舞台”之说，值得商榷。
注释：
①本文所指近代，包括道光及其之后的晚清时期与民国时期两个阶段。
②参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③按：此处据《黟县乡土志》，抄本，作者佚名，记事截止清代同治末年，原件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所引为黟县地方志办公室1985年的抄件。
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M].上海：1952：13。
⑤按：关于近代徽州的人口统计数据，除上述资料外，还有清末冯煦、陈师礼编纂的《皖政辑要》卷十五《户籍》中清光绪三十年的资料，其中歙县人口为194857人，黟县人口为38607人，这个数据显然太低，应该只是成年丁口的数据，本文不拟采用，附辨析于此。
⑥本表依道光《徽州府志》卷五《食货志·赋役》、民国《歙县志》卷三《食货志·赋役》中数据综合而成，地折田比例为56.1％，山折田比例为43.4％，塘折田比例为119.1％。
⑦此处提到的近代著名徽商，其事迹可参考下列文献：胡时滨，舒育玲：《清代后期徽商巨贾李宗楣》，《黟山文史》首辑；王振宗：《〈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邵之惠：《上海“汪裕泰茶庄”》，《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徐子超：《胡开文墨业系年要录》，《江淮论坛》1992年第6期；(日)松浦章：《徽商汪宽也与上海棉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陆翔，陆兵：《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家汪自新传略》，《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邵之惠：《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程其康：《我所知道的上海公估局》，《黟山文史》首辑；叶荫藩：《金融巨子朱晋侯》，《黟山文史》首辑。
⑧参见徐矛：《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本文对吴懋鼎事迹的叙述，参考了曲振明：《官商合一吴调卿》，载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十大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8页。
⑩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辑[M].武汉：1994：82。
(11)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1辑[M].武汉：1996。
(12)按：同治四年(1865)，浙江塘栖新安会馆《募建缘起》中称：“经营商贾之客，贸迁九州，相传有‘无徽不成市’之谚。”(参见《塘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光绪十六年刻本)这是目前可考资料中接近“无徽不成镇”时代最早的，但仍有一字之差，反映出此谚语尚在形成中。至宣统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告示中称：“我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此环球所公认。”(参见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更足证此谚语广为流传是在晚清。民国年间，许承尧修《歙县志》加以采用：“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民国《歙县志》卷一)许承尧之说为今日学术界广为引用，作为徽商对中国市镇经济发展作用的绝佳形容，而这个谚语恰恰是近代才流传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