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弗兰纳里#183;奥康纳的种族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族论文,弗兰论文,立场论文,奥康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多的美国南方作家中，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属于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她一生只活了39岁，却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完成了《慧血》、《暴力得逞》两部长篇小说和31篇短篇小说。她的作品以其主题的严肃深刻、创作手法的高超和艺术风格的独特，在读者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评论界一致公认她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但是在探寻奥康纳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时，思想激进的评论家常常会表示失望甚或不满。众所周知，奥康纳生活的年代正值黑人民权运动达到巅峰时期，但是就其作品来看，她似乎有意回避这一重大社会问题。黑人虽然在她的作品中频繁出现，但似乎总是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几乎都被塑造成一个陈旧的模式。她所倾心刻画的主要人物不是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小有产阶级，就是一些宗教狂人，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是似乎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上帝创造的永恒之谜”。〔1 〕这使得一些评论家怀疑奥康纳是个典型的南方“文化卫道士”，〔2 〕有的干脆把她定位为种族主义作家。
但是这些评论家们似乎只注意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奥康纳没有为黑人民权运动摇旗呐喊，那么她是否明白地表示过敌视这一运动呢？如果说奥康纳很少描写积极争取种族平等的黑人，那么她是否对笔下的那些持种族主义观念的白人表示赞许呢？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奥康纳曾一再表明自己支持黑人获得平等权利的立场。在1957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奥康纳回忆说，早在40年代中期，当时她还是衣阿华大学的研究生，有一次听到公共汽车司机辱骂黑人乘客，从那一刻起，她就成了一个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人。〔3 〕奥康纳也曾多次解释过自己没有顺应那个时代的特殊需要，在作品中重点探讨种族问题的原因。她在1956年5月写给“A”〔4 〕的信中说：“《背井离乡的人》中的两个有色人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只能从外面旁观而不会有雪莉·安·格劳小姐〔5〕那样的勇气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6〕在1960年明尼苏达州圣特丽萨大学的一次采访中她又说，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走进黑人的内心世界”。〔7 〕奥康纳早年的确写过《大衣》和《山猫》两部短篇，尝试从黑人的视角去描写黑人的生活，只是后来觉得力不从心，才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转而写她最熟悉的题材。从小说发表后评论界的反映来看，奥康纳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是不无根据的。〔8 〕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像大多数的南方作家一样，奥康纳对待民权运动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她能清楚地看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压迫，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这在她的作品中始终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天主教的原罪观念和南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奥康纳在政治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她反对民权运动的激进主张，认为一种温和的渐进主义的方式更理想。这恐怕也是她不愿意为民权运动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评论家据此断定奥康纳是个种族主义作家的话，未免有失偏颇。本文拟以奥康纳的宗教观、世界观为切入点，采用细读法，深入分析奥康纳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希望能对奥康纳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达成公正、客观的认识。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她而言，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不仅是她借以“洞悉现实世界的手段”，〔9 〕还可以防止她的小说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要读懂她的小说，掌握她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就不能不对她的宗教观念有所了解。奥康纳生前写过一系列的文章，阐述自己的宗教观、世界观、艺术观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康纳的研究者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些文章奉为打开宝库的金钥匙，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篇同样关键的小文章，那就是奥康纳为《玛丽·安小传》〔10〕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最集中地反映了奥康纳的价值观念。她本人也曾特意指出，只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才能对她的作品做出“合乎情理的评论”。〔11〕在这篇序言里，奥康纳一再强调了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的原罪观和救赎观。在她看来，由于原罪，人人都有着不完美的天性。正因为如此，人在有限的生命里应该全心皈依基督，寻求救赎。她还认为玛丽·安的事例肯定了宗教改良主义者德日进的观点：苦难（甚或死亡）也是人生得到救赎的必经之路。最值得玩味的恐怕还是奥康纳对霍桑的推崇。霍桑曾经有一次克服了内心的反感和厌恶，拥抱了一个正在生病的、又丑又脏的小孩。多年以后，霍桑的女儿罗斯创立了天主教多明我派的癌症病人护理中心，照顾像玛丽·安这样身患绝症的孩子。在奥康纳眼里，霍桑、他的女儿和护理中心的修女们，甚至包括玛丽·安本人，都拥有基督徒最可贵的美德——博爱。这种爱缘自上帝对全人类的爱，作为回报，世俗的人应该热爱上帝，热爱自己的同类。有了这种爱，人才能正确对待世俗的罪恶、不公和苦难，积极行善帮助每一个不幸的人。奥康纳着重指出，现代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源就在于宗教信仰的失落。没有了信仰，也就不可能有博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情”，一种背离了耶稣基督、被唯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包裹的“温情”，其“结果必然是恐怖”，是“强制劳动营和毒气室的烟雾”。〔12〕这大概是奥康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直言不讳地揭露现世的罪恶：大洋彼岸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分子推行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政策。由此也打开了一扇小门，引导我们探讨奥康纳作品中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尤其是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
集中营、棚车、毒气室这些象征现世罪恶的意象最集中地出现在奥康纳的短篇小说《背井离乡的人》中。但是小说的背景并没有设在战乱的欧洲，而是设在了民权运动尚未蓬勃开展的南方。故事发生的小农场可以说是当时整个南方社会的缩影，是一个封闭的等级森严的世界：黑人雇工（萨尔克和老阿斯特）属于社会的最底层，稍上层是白人穷人（肖特利一家），统治这个小世界的是寡居的麦金泰尔太太。在这个等级系统里，似乎人人都能清醒地找到各自的位置，人人都安于现状。但奥康纳却从表面的平静中看到了深层的危机：不是民权运动到来之前的骚动，而是宗教信仰的失落。物质主义控制着这个世界，人人关心的只是一己私利，其中尤以麦金泰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的表现最为明显。麦金泰尔太太明白表示不信奉耶稣基督，肖特利太太则只是把宗教当成“一个提供歌唱机会的社交场合”。（p.203）〔13 〕为了拯救这两位白人妇女，奥康纳给这个封闭的世界领来了两个“局外人”：天主教的弗林神父和逃避战乱的波兰难民吉扎克。
吉扎克的到来使肖特利太太患上了严重的恐外症。她把吉扎克称作“背井离乡的人”，但丝毫不同情他苦难深重的遭遇，反把他等同于邪恶的魔鬼，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她一家的生计。她处心积虑地想把吉扎克一家赶走，殊不知这样的厄运正降临到她的头上：勤勉、忠诚的吉扎克赢得了麦金泰尔太太的欢心，为了省钱，麦太太决定解雇肖特利一家。在愤然出走的路上，肖特利太太突然中风死去。她死时的惨状和脸上的惊恐表明她已领受了“天恩”（grace ），获得了精神启示（revelation）：她头一次真正地认识到自己和吉扎克乃至纳粹集中营里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样，都是“背井离乡的人”，都是由于人类的原罪而受苦受难的人。她“似乎头一次在注视着她真正的祖国幅员广大的边疆”。（p.214）这个“真正的祖国”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 而是包括肖特利太太认为低她一等的犹太人和黑人在内的人类大家庭，苦痛和死亡使她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与肖特利太太一样，麦金泰尔太太对吉扎克一家及其亲人、同胞在欧洲所经受的苦难毫不理解、毫不同情，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眼下的种族秩序和阶级秩序。当获悉吉扎克为了帮助表妹逃出集中营而把她许配给黑人雇工萨尔克时，麦太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解雇他。弗林神父希望能唤起麦太太的博爱精神，“想想焚烧炉、闷罐车、集中营、有病的孩子和我们的主基督”，不要把可怜的吉扎克一家赶走。可对麦太太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多余的”，（p.231 ）“世界上的苦难不该由我来负责”。（p.223）麦太太对吉扎克越来越嫌恶， 最后竟坐视吉扎克被拖拉机压死，成了间接的杀人凶手。就在神父往死去的吉扎克嘴里塞圣饼的时候，麦太太感受到了精神启示：“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外国，弯身对着死人的人们全是当地人”（p.235 ）——麦太太自己也成了“背井离乡的人”。
事实上，《背井离乡的人》与奥康纳许多其他的作品一样，是一篇针对美国南方社会的道德性寓言。通过吉扎克与麦金泰尔太太、肖特利太太的冲突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奥康纳分明暗示出焚烧炉、集中营不仅仅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同样也可以树立在佐治亚这片宗教信仰的荒原上。如果联系到《玛丽·安小传》的序言，我们便会发现这篇故事的寓意远远超越美国南方的地域概念，延伸到了整个现代文明社会。在这里，奥康纳再次重申了她的观点：现代世界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得归咎于现代人对耶稣基督的背弃，救世的唯一之道便是宗教精神与信仰的复归。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康纳是用她独特的方式在履行“救世”的责任。一些评论家认为奥康纳的小说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显然是没有领悟到她的良苦用心。
毋庸置疑，奥康纳对种族问题的思索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背井离乡的人》虽然没有着力刻画黑人人物，但奥康纳却在吉扎克身上倾注了对苦难深重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有着相似命运的黑人种族的深厚同情。对麦金泰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来说，吉扎克是个不属于她们世界的“局外人”，然而这个“局外人”却是上帝（毋庸说是奥康纳）派来拯救她们的耶稣似的人物。在他身上汇聚了众多的美德：勤劳肯干，对黑人平等相待，并且本着博爱的精神对困在集中营的表妹伸出救援之手。不过在奥康纳看来，吉扎克与基督最相似的地方还在于他所承受的极端的苦难。按照奥康纳的宗教观，精神上的优越与人的受难是分不开的，因为获得救赎的必要前提就是承受苦难。事实上，仔细审视奥康纳笔下的人物便可发现，他们常常分属于两个世界：一边是由麦金泰尔太太们组成的自私自利的“正常人”的世界，一边则是由像吉扎克那样的“局外人”，其中包括流浪汉、杀人犯，还有女淫犯、两性人等组成的世界。他们或者是那个一切从利益和理性出发的“正常”社会秩序的受害者，心里怀着极大的精神痛苦，或者是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而备受人们歧视的人。奥康纳对这一类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在她眼里，他们由于有着痛苦的经历而显然在精神方面比“正常”世界的人优越得多。所以，她常常安排他们担任上帝的使者，闯入“正常人”的世界，用残暴疯狂的报复行为（吉扎克是不多的几个例外之一）促使“正常人”看到自身的狭隘、浅薄和卑微，从而真心皈依宗教。奥康纳显然是把黑人归入这个“局外人”世界的，在短篇小说《火中空地》中，奥康纳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故事的结尾，当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改嫁的鲍威尔放火烧了科普太太的树林时，爱财如命的科普太太脸上流露出的痛苦“看上去年代久远，（这种痛苦）似乎也属于任何一个人，一个黑人或者一个欧洲人或者鲍威尔自己”。（p.193）只有在这时， 科普太太才能像麦金泰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那样，体会到被不公平的社会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的痛苦。苏珊娜·莫萝·保尔森指出，在奥康纳的艺术想象中，黑人的悲惨处境是受到同情的。〔14〕我们不妨扩大一点说：奥康纳的世界观与宗教观决定了她对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的同情，黑人更是如此，因为在她所描绘的南方社会中，黑人最能代表受难的人类。
最能体现奥康纳这一情感的作品恐怕要属《人造黑人》和《启示》了。《人造黑人》讲述的是纳尔逊和外公海德先生乘火车进城的故事。从一开始，奥康纳就强调指出这祖孙两人在精神上的堕落：两个人都很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一个想控制另一个，另一个一心想着摆脱他的控制，结果闹得祖孙俩关系很紧张。海德先生提议带纳尔逊进城，为的就是向他证实自己的见多识广，让他死心塌地呆在自己身边。这次进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次精神上的幸运之旅，最终促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或因原罪而变得不完美的天性，从而达成了和解。在整个过程中，奥康纳安排祖孙俩先后三次与黑人打交道，不仅仅借此阐明了她的观点：原罪（或者进一步说，骄傲的心理）不仅造成种族间的对立，而且也会促使亲人反目，同时也传达出了她对受尽压迫和折磨的黑人种族的同情。
海德先生祖孙俩遇到的第一个黑人是在进城的火车上。当海德先生示意纳尔逊看一个黑人时，天真无邪的纳尔逊看到的不是种族和阶级的差别，而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共同的人性：他最初的反应便说这个黑人是“一个人”。（p.255）奥康纳意在揭露种族歧视非人道的本质。 第二个黑人是祖孙俩在城里迷路后经过黑人居住区时露面的。这位黑人妇女唤醒了纳尔逊的性意识：“突然，他想要她伸出手，把他抱起来，把他搂得紧紧的，接着他想象在她把他越抱越紧时盯着她的眼睛看。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p.262）奥康纳在1955年5月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这个妇女形象时说：“我打算用她通过一种肉体的方式向他暗示存在的神秘……使他受到足够的震动，从而使得他潜意识里那些丑恶的东西开始活动。”〔15〕因而，这位黑人妇女是被用作精神启示的中介，向纳尔逊揭示出他那罪恶的不完美的天性。纳尔逊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外公萌生出一种依赖心理，但内心的骄傲不允许他表现得低声下气。为了进一步压服纳尔逊，海德先生耍了个恶作剧，给纳尔逊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祖孙俩彻底反目。就在此时，代表整个黑人种族的黑人塑像闯入了他们两人的世界。这个黑人塑像象征着白人对黑人的压迫，是白人用来装饰自家庭院的，原打算塑成吃着西瓜、无忧无虑的样子。但奥康纳明白，由于原罪，由于像海德先生这样的白人所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偏见，黑人蒙受了深重的苦难。所以，在奥康纳的笔下，黑人塑像呈现出了非常痛苦的表情。然而，正如耶稣受难可以拯救人类一样，奥康纳也认为“黑人所受的苦难具有拯救人类的性质”。〔16〕作为上帝的代理人，黑人塑像向海德先生和纳尔逊带去了精神启示，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尤其是使海德先生意识到了他在对待黑人及纳尔逊上的狭隘观念，从而促成了祖孙俩的和解。
《人造黑人》是奥康纳最钟爱的作品之一。在给友人的信中，奥康纳多次谈到黑人塑像的象征意义。在1955年9月给“A”的信中，她说：“没有什么比我叔叔称做‘黑人塑像’的东西更触目惊心地反映出南方的悲剧了。”〔17〕紧接着在1956年2月给麦考恩神父的信中， 她又说人造黑人是“南方所作所为的一个可怕的象征”。〔18〕由此可见，奥康纳对南方种族主义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尽管她没有把《人造黑人》写成大声疾呼的讨伐书，但她所表露出来的对黑人的同情无疑是真诚的。奥康纳认为，黑人虽然在物质上一无所有，但是在精神上他们要比白人优越得多，上帝的仁爱会更多地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思想在《启示》中得到最明确的体现。
《启示》写于1964年春天，民权法案正式获准通过的前夕。小说的主人公特平太太与《背井离乡的人》中的麦金泰尔太太一样，是个“又有房产又有地产”的白人女农场主，（p.491 ）不过她的思想和行为似乎比麦金泰尔太太要进步得多。她敢于承认“黑人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就像我们白人一样”，（p.495 ）也愿意让她的丈夫天天开车接送黑人雇工，甚至能想白人之所不敢想——变成一个“干净利落、值得尊敬的黑女人”。（p.491）她似乎还有一副慈悲心肠， “助人渡过难关正是她一贯的生活哲学，她一旦发现有人需要帮助，不管他们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穷人也罢，体面人也罢，她都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吝啬”。（p.497）然而这些正是她虚伪和自以为是的地方。 旧南方的等级观念和种族观念依旧左右着她的思想。她习惯于按照血统、财产和肤色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她和丈夫的地位明显高过居于最底层的黑人，也高于包括穷白人在内的大多数白人。她甚至常常梦见各阶层的人“统统给塞进一辆棚车，运送进煤气炉”。（p.492 ）奥康纳显然是认为特平太太和麦金泰尔太太、肖特利太太一样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但与后者相比，特平太太的命运要好得多。在候诊室里遭到一位丑陋的女大学生袭击之后，特平太太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卑微与虚伪，获得了精神上的顿悟。在故事的结尾，特平太太眼前浮现出幻景：
一大群鬼魂正在吵吵嚷嚷地登天。其中有整整几连平生破题儿第一遭修饰得干干净净的穷白人，几伙身穿白袍的黑鬼，几个大队边喊边拍手、像蛤蟆那样蹦蹦跳跳的疯子和怪人。队伍末尾则是另一批人，她一看就认出他们是克劳德和她自己那样的人，……（p.508）
这段文字最明确地表明了奥康纳对待黑人等“局外人”的态度：在上帝面前，世俗的一切价值观念都毫无意义，人人——包括那些受社会特权阶层压迫和耻笑的“局外人”——都是平等的，饱受苦难的“局外人”——包括黑人——会首先升入天国。这段文字同时也是奥康纳针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做出的最明确的声明：她承认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也明白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但她提倡的并不是社会反抗或变革，而是对特权阶层的宗教启蒙。奥康纳相信特平太太获得精神启示之后，必定会以真正的博爱精神对待社会上不幸的人。一些评论家认为奥康纳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只是作为白人的陪衬，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她力图使满脑子世俗观念、自私自利的白人而不是黑人走向觉醒。从整体上来看，黑人形象的刻画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局外人”更肤浅。
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凡·伍德瓦德在他的著作《吉姆·克罗的奇特生涯》中指出，早在三四十年代，天主教会中就逐步取消了种族隔离，原因是这种制度“违背了爱和人类手足之情的教义”。〔19〕作为一个崇尚宗教精神的天主教徒，奥康纳对黑人的同情、对种族混合的支持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对奥康纳而言，黑人这个饱受苦难的少数民族值得同情，但是社会偏见背离了上帝的意愿。要改变现状，希望应该寄托在上帝和白人身上。但是上帝何时才能显圣，白人何时才能醒悟呢？这个问题恐怕奥康纳也觉得难以回答，因为她知道南方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社会，〔20〕很难说它究竟能凝聚多少“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基督教博爱精神”。〔21〕所以，尽管她坚信宗教启蒙是解决一切社会痼疾的良药，但面对现实，她不得不转而求其次：一种“建立在博爱精神基础上”的习俗。在1963年6 月接受天主教《大赦年》杂志的采访时，奥康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南方在过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的习俗——不管这种习俗有多么片面和不完善——以足够的社会约束力把我们（白人和黑人）连结在一起，使我们拥有一致的身份。如今这种旧习俗已经过时了，但新的习俗必须体现旧习俗中最好的东西，即应该建立在博爱精神和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在实际生活中，南方人很少会低估自己作恶的可能性。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一旦黑人拥有了自己的权利，种族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但是对南方人（不管他是白人还是有色人）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南方必须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使得两个种族能够相互克制，共同生活在一起。〔22〕
显然，奥康纳并不反对黑人取得平等的权利，但她更关心长远的问题：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两个种族如何和平共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奥康纳对南方社会、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及其传统的价值观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在她看来，旧南方的习俗确实因种族主义的存在而显得“不完善”，但它在最好的时候却是崇尚博爱精神的。新的习俗应该建立在这种精神的基础之上，这样，即使处于宗教精神和信仰发生危机的时代，这种习俗也仍然可以保证两个种族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可以说，奥康纳这套理论的根基仍是基督教的原罪观，具体实施起来必然导致温和的渐进主义。事实上奥康纳自己也承认在种族问题上她是个“保守的肯尼迪派”，〔23〕她反对有暴力倾向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赞同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消极反抗方式。
注释：
〔1〕、〔19〕Susan Edmunds,"Through a Glass Darkly :Visions of Integrated Community in Flannery O'Connor's WiseBlood",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7,1996,p.560、562.
〔2〕Will Brantley,"O'Connor,Porter,and Hurston on theState of the World",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7,1996,p.136.
〔3〕、〔6〕、〔11〕、〔15〕、〔16〕、〔17〕、〔18 〕、 〔23〕Flannery O'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edited bySally Fitzgerald.Farrar,Straux & Giroux,1979,p.253、159、442、78、78、101、140、499.
〔4〕奥康纳的一位作家朋友。
〔5〕与奥康纳同时代的美国南方女作家。
〔7〕、〔14〕Suzanne M.Paulson,Flannery O'Connor:A Studyof the Short Fiction,Twayne Publishers,1988,p.70、70.
〔8〕这两个短篇小说都是在奥康纳逝世之后， 由研究者发现才得以发表的。由此可见奥康纳对这两篇小说不太满意。《大衣》描写一个丈夫被白人杀死的黑人洗衣妇的内心世界。《山猫》描写一个老黑人面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评论界也普遍认为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
〔9〕、〔12〕、〔20〕Flannery O'Connor,Mystery and Manners:Occasional Prose,edited by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Farrar,Straux & Giroux,p.65、227、44.
〔10〕The original title is A Memoir of Mary Ann.Mary Ann是一个因患了癌症而变得极其丑陋的3岁小女孩， 受到天主教多明我会癌症病人护理中心修女们的收留和照顾，一直活到12岁。在她死后，照顾她的修女们为她写了传记，并由奥康纳修改和写序言。奥康纳的序言参见Mystery and Manners,pp.200～228以及James A.Grimshaw,TheFlannery O'Connor Companion,Greenwood Press,1981,pp.101～108.
〔13〕译自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Farrar,Straus & Giroux,1971。要说明的是，主万、屠珍等在1986 年选译了奥康纳的18个短篇小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公园深处：奥康纳短篇小说集》。笔者的译文参考了这个中文集子。
〔21〕、〔22〕Rosemary M. Magee,ed.Conversations withFlannery O'Connor,Univ.Press of Mississippi,1987,p.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