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瘟疫论文,二十二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7)01-0019-03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1] (P3351)
建安二十二年，乃公元217年。是年，“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北方地区瘟疫肆虐，民生多艰。曹植作《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2] (P183～184)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叙述虽带有才子文人夸饰的成分，却也能反映出此次瘟疫的严重程度。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瘟疫，竟对建安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首先，瘟疫直接导致多位重要作家的去世，使盛极一时的建安文坛大有百卉俱殚之势。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匈匈，文学之士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所谓“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俊才云蒸。仲宣(王粲字)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字)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干字)从宦于青土，公干(刘桢字)徇质于海隅，德琏(应玚字)综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字)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字)休伯(繁钦字)之俦，于叔(邯郸淳字)德祖(杨修字)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3] (P403～404)，正是对这一过程的简要描述。四方来归的文士们荟萃到曹操的大本营邺城，形成了一个以曹丕、曹植为中心、“七子”为骨干的“盖将百计”的邺下文人集团。“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4] (P1)邺下文人集团的凋伤始于“七子”前辈孔融的被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2] (P16)的罪名诛杀了孔融全家。此后，“(阮)瑀以(建安)十七年(212)卒”[5] (P602)。而“七子”中的其余五人，竟同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
上引曹植文说：“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意谓此次瘟疫横恣，贫苦民众首当其冲，深受其害，而富家贵族条件优裕，受灾较轻。此只是大概言之。邺下诸文士应属“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却是未能幸免于难。王粲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从曹操远征吴国，“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5] (P559)而死亡的原因，参之《魏书·司马朗传》“到居巢，军士大疫”[5] (P468)的记载，“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应是死于此次瘟疫。《魏书·王粲传》又载：“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5] (P602)据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2] (P66)则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是因瘟疫而亡。① 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最直观的表现当然是该时代文学作品质量的胜出和数量的众多——前者更为重要。这又必然要求该时代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家，名家辈出，然后才能名作纷呈。而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一时俱逝”，标志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考虑到“七子”乃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坚力量，则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一时俱逝”，实际上也标志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消亡。文坛宿将只剩了曹氏父子，专门名家则曹植一人而已，冷落凄凉的境况可以想见。曹丕一句“痛可言邪”，便既是对酒朋诗侣“零落略尽”的沉痛感伤，亦可视为因文坛由全盛而遽衰的突变而感慨系之。
其次，随着重要文人的离世，使建安一代的酬赠之作几于音沉响绝，而悼亡之作应运而生。邺下文人集团是一个文才与学识兼备、壮志与雅趣并存的贵游集团，后世的文人雅集实可溯源于此。他们曾经开展过丰富多样的贵游活动，或“妙思六经，逍遥百氏”；或“弹棋闲设，终以博弈”；或“驰骛北场，旅食南馆”，[2] (P65)，当然更少不了“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2] (P66)，从而创作了大量“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3] (P60)的作品。以史料及作品觇之，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具有明显的交际应酬和文字游戏的性质，六朝文学贵族化、文人化的倾向于此已昭然可见。所谓交际应酬和文字游戏的性质，一则表现为彼此赠答，如刘桢有《赠徐干诗》，徐干则有《答刘桢诗》。曹植有《送应氏》、《赠徐干》、《赠丁仪》等诗作。互致书笺亦可视为彼此赠答的一种形式，如曹植有《与杨德祖书》，杨修则有《答临淄侯笺》。二则表现为同题共作。曹丕《叙诗》谓：“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阮瑀、应玚等同作。”[2] (P69)“同作”就是同题共作，如曹丕、曹植、陈琳、王粲、应玚、刘桢、阮瑀都有《公宴诗》。而同题共作又以赋为多，如曹丕、曹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都有《车渠碗赋》，曹植、陈琳、王粲、刘桢都有《大暑赋》②。表现文采风流的诗、赋之外，甚至还有同题的论说文，如曹丕、曹植、丁仪都有《周成、汉昭论》。以上两类酬赠之作的大量出现，当然是以众多文士一时风云际会为其先决条件的，而一旦五子俱逝，这种文人雅事也就“明日黄花蝶也愁”了。唯一的嗣响，就是曹丕与吴质之间的《与吴质书》等三通往还书笺。无奈斯人已逝，往事难寻，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嘘唏矣，伤逝悼亡之意形于言表——“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2] (P66)曹植的《王仲宣诔》则纯乎是哀悼之文：“……延首叹息，雨泣交颈。嗟乎夫子，永安幽冥！……”[2] (P178)
最后，这场瘟疫间接地促进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建安时代，感慨人生短暂和追求功名理想，本是普遍而突出地存在着的两种生命意识。所谓：“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2] (P83)，不就是人生短暂的感慨吗？所谓：“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2] (P151)，不就是对功名理想的追求吗？这两者又可以互相强化，因为人生苦短，故而更加汲汲于建立功名；因为功名未就，所以更其加重了人生苦短的情绪。又者，建安时代的士人们开始热衷于衡文论艺，文学批评蔚然成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就提到刘季绪其人，虽“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2] (P159)这三种固有的时代风尚，因了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刺激，共同作用，促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在汉魏之际的繁荣。何以故？瘟疫的流行、建安五子的溘然长逝，使士人的人生无常之感变得更为深切。曹丕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作家，在五子物故之后，他在《又与吴质书》、《典论·论文》、《与王朗书》中反复表达了人生苦短的慨叹。③ 深切的人生无常之感必然增强士人立功德扬名声的紧迫感，而借“著篇籍”以期不朽，就是造就声华的一种可行选择。曹丕有《与王朗书》，陈之甚明：“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2] (P67)④ 所谓“篇籍”，又有子、史之书与诗、赋创作的区别，前者“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可以不朽；而“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2] (P160)所以曹丕在建安五子相率弃世之后，就着手撰写《典论》，以成就他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习染于时人衡文论艺的风气，曹丕还特意写了一篇题为《论文》的专题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6] (P105)《典论·论文》的“中心在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暂时告终，与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期的开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篇纲领性文献。”[7] (P173)今人治古代文论史者，无不对《典论·论文》给予极高的评价。曹丕对于此次文学批评的繁荣，可谓是厥功甚伟。而《典论·论文》的问世，又颇假借建安二十二年瘟疫的促成之功。
注释：
①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见其所辑校《建安七子集》附录四)据《中论·序》：“(干)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疠疫，大命陨颓”，(宋陈振孙以为原序为同时人作，盖得其真，可订陈寿之误。)定徐干卒年在建安二十三年(218)。
②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三繁钦有《暑赋》，亦当为同题之作。
③据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二年陈琳、刘桢、应玚卒后未久；据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与王朗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据沈玉成、傅璇琮《中古文学丛考》，《又与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典论·论文》、《与王朗书》中有关人生苦短的内容见上下文，《又与吴质书》中所谓“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所谓“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并戚戚于人生短暂矣。
④中华书局1959年版《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与王朗书》断至“能全其寿”，此据严可均辑《全三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