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作品的反文化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意识论文,作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王朔作品反文化意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反文化传统的失败、审丑意识以及对大团圆结局的戏弄等方面。
关键词 新时期文学 文化传统 文化心态
王朔创作的“顽主文学”兴于80年代，盛于90年代初，眼下正如作者自白：“行情看涨，市场巨大。”没有“伤痕文学”中轰动一时的社会问题，没有“李向南”式的改革英雄，不求“寻根文学”的深沉，也没有怪异情节、武侠或性的刺激，一群游戏调侃、油腔滑调的顽主，何以在多变的当代文坛存活多年，长期流行而至今不衰？这里就王朔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文化角度作些探讨。
凡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无缘无故的，通常都是同某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联的。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基本国策，文化处在一个多元的立体交叉环境，摆脱了“主题先行”、“写中心”、“赶任务”、图解政策、概念，甚至迎合某些权威人士口味的种种条条框框，也打破了以往那种只注重反映政治经济而不大注重反映文化的从属型模式和单一格局，文学创作空前自由，文学获得主体意识，自觉地反映文化环境和文化心态，大大增强了文学的审美能力。然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新潮蜂涌，各种新词汇、新概念、新主义令人头晕目眩，文学进入寻根高潮。在喧嚣与变革中砥砺的现代人，其灵魂深处的骚动、浮躁、焦灼、渴望、困惑、疑虑也纷至沓来，一些人失去信仰，失去恒定，失去对他人的信任，也失去对自我的信心。从哲学到艺术，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都处在被审视、被反思、被质疑的状态。反映在创作上，便是拒斥一切八股、条框，不受任何束缚，天马行空，怎么舒服怎么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王朔的作品应运而生。
纵观王朔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反文化传统的失败
王朔的小说是雅与俗、沉重与洒脱、愤世与玩世各种矛盾因素的有机融合体，一大批在现世中生活得沉重而寻求解脱、玩得潇洒而渴望理解、玩世不恭而又满怀忧患的各色人等都沉醉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在亵渎中寻求快乐。王朔这种颇具现代意义的“玩”，不是清静无为的道，也非虚化的禅，他的“玩”更多地透露出对外界制约因素和权威观念的本能嘲弄和反抗。这一点从王朔的《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顽主》、《一点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隐约看到。在王朔那里，“玩”是一种虚伪人格的毁灭，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解脱，因为唯有“玩”才能蔑视人世间的一切价值评判，一切道德律令；唯有在“玩”中才能令人世间的真假、善恶、美丑统统地烟消云散。可以说，王朔小说的“玩”是一种深广背景下的调侃、嬉戏与诙谐。
“玩”是一种逍遥与超然的象征。王朔小说被人称为：“市井文学”、“痞子文学”，乃至“玩文学”。但我们追寻王朔小说这种超然的内在的文化意味，不难发现，王朔小说的超然，实质是一种精神反叛。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开始，王朔不再以言情和故事来吸引读者，而是在创作中昭示着他对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对人生的一种了悟。他作品中主人公反媚俗、反文化的行为不是生而有之，而是人们在饱经世态炎凉之后又无路可走状态下的“别无选择”。这样，反文化在王朔小说中不再是一种价值选择，而成为对过去历史的一种陈述，这给他的小说抹上一种沉重的色彩。这种沉重的历史潜台词，就在于“顽主”逍遥生活表象背后沉痛的生活背景，他们冲决传统而又不得，救赎现实却又无力，而只能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来戏弄现象。在《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无论是“三T”公司的替人排忧解难， 还是“三好”协会的“捧人”行为，看似滑稽荒诞，实际上却在游戏中表达了对现实秩序的抗议，在小说的笑语喧哗背后，作品所针对的是唯以撼动的生存现状。《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及《给我顶住》中，主人公的每一次“逍遥”、“潇洒”往往是一种变形的反抗，尽管他们的机智、幽默曾给人们带来欢迎，但这欢迎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辛酸。马青“谁他妈敢惹我”的叫喊，赵尧舜“丢他妈”的挑衅电话，方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声明……看似一派痞气，实则透露出他们内心的苦闷和苍凉。人们深知，“三T”公司无法替人排忧，“三好”协会根本不能解救人们，而顽主们却为“改善生活”而一丝不苟的工作着，表达出作者对现实的嘲讽和奚落，使人在变形的夸张中重温了生活的苦难，让人们再度审视现实，以改变现实。
然而，任你百般反抗，现实却依然故我，王朔小说主人公反文化的行为最终归于失败，无论他们怎样以轻松、幽默、滑稽的姿态出现，都掩盖不住他们心头的忧郁、孤寂和百无聊赖。他们没有力量拯救他们自己，也抑制不了旺盛的青春活力，他们渴望引起社会的注意、理解和应有的尊重，并给他们以同志的信任，千百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定势所形成的种种阻力使他们很难如愿以偿，他们从亵渎人生的激流中退下来，慨叹着人生的无奈，显现着苍凉的人生意象。《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支撑着“三好”协会的于观最终想沉静下来，方言（《给我顶住〉）“象一个刚越狱的囚犯没跑几步又被抓回去”，胡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随着回程的开始又回到了熟悉的旧有世界……人们最终由反传统归于传统，踏上疲惫的归程，生活又陷入了死寂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王朔小说把“反文化传统的失败”作为一种手段激励人们去思考这反文化表象背后的一切，对人生状况的思考甚至高于他小说中其他的一切价值。
二、审丑意识——以一群顽劣青年、流氓无赖做作品的主人公，别开生面地对文化进行多方面的自我观照
王朔—反传统小说中塑造“英雄”、“正面人物”的创作原则，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系列“顽主”形象，他们不是传统文学中具有完整精神世界和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也不是现代艺术中象征人类生存本质的“荒诞人”、“空心人”，而是带有全面开放精神的当代都市青年，且又多是处于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无业青年。于是，一些流氓、无赖、骗子、小偷、玩儿闹，以及他们的集大成者可以象城市的真正主人一样活跃在作品中。他们天资不笨，渴望有所作为，但缺乏远大理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于是把精力和聪明全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行为上。如“三T”公司的顽主们既有顽劣的一面，又有为社会做一番好事的愿望。 “替人分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宗旨表现着好的一面，那花样多端的恶作剧又显示着其顽劣。比如说捉弄一下生活中的伪君子——让他们的假面具掉下来一会儿，露露原形；揶揄一下冒牌作家——发给个破菜坛当奖品什么的，同时他们也嘲弄自己——自称流氓、自比走兽，给自己的刊物编辑取名“海马”，意谓“四不象”。他们显然都是知识青年，可并没真正学懂弄通一门知识，满嘴都是不伦不类的词儿，比如刊物要出专号，便问：“这期专什么号？”说到西方现代派便发表高论“两眼一抹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为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作者这样安排他们的人物语言，有时是想“幽他一默”，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凸现人物的亚文化心态。如马青穷极无聊地站在路边逗弄女孩子，他对一个走来的女孩说：“看得出来你有很多美德……菩萨心肠侠女风骨圣母情怀。”奉承未获预期效果就嚷：“你们就坐失良机束手待毙后悔莫及吧！”又嘟咙：“就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挺身炸碉堡舍命堵抢眼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他劝杨重一起瞎混时说：“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满篇都是“一点正经没有”的调侃和揶揄——以轻松的外表掩饰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忧郁和苦闷。《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主人公干脆是个骗子加流氓。他假扮警察出入豪华旅馆敲诈富商、洋人，他追逐漂亮女性在情场逞英雄，他混迹大学生中卖弄自己的高明和超脱，他花天酒地，风流倜傥，优越得王储贵胄一般。然而，透过表象仔细看看，便会发现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快活，那么心安理得。他在海滨能拒绝女大学生胡亦的好感，并在其受辱后与流氓打架，就透露出他内心不肯沉沦到底的端倪。这《一半，一半》的题目就涵盖了主人公灵魂与人格中的分裂、对立和矛盾。
王朔的“顽主”当过兵，作过国家的干部，干过“倒爷”，办过公司企业，因敲诈坐过牢，还干过“作家”和编辑。可无论干什么都是一场游戏，都是“玩”。他们既简单又复杂，既幼稚又成熟，既模糊又透明。有时他们忍不住生气地喊：“我们谁的同志都不是！”（《一点正经没有》）索性破罐子破摔而成了害群之马；有时又能见义勇为救人于危难。从年龄说，他们天真未凿，可有时却活似历经沧桑的小老人——一副遇变不惊、见怪不怪的精明相——“我什么不知道？！”——他们脸上分明这么写着。
王朔逼真而生动地描摹勾画出了一群处在前现代化状态的“80年代多余人”的流行文化意识和亚文化心态（或称次文化心态），这不只是对当前现实的反思，也不只是对历史传统的反讽，更不只是表现了文学自身的活力。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去感觉和理解人，感觉和理解社会。对于美丑善恶这些古老的主题在本质上的对立和表面上的浑清，从特殊的角度作了独特新颖的艺术阐释。特别突出的是审丑意识：以形式上的轻松、幽默、滑稽，与实质上的挖苦、揶揄、嘲讽，把披着迷彩服游动在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丑类时不时地来一次曝光、亮相，这对当今那些父母的“掌上明珠”、“社会骄子”们在思想上的警世意义远胜于正面说教。人们通常爱说“让……自己教育自己”，这些作品就是通过青年人自己把他们意识中的“丑”展示给青年们看，因而更具说服力。
三、对大团圆结局的戏弄
回顾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我国传统的古典小说一直以来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小说最普遍的结构恐怕要数圆型结构了。以照应为手法的首尾圆合式结构，以因果为内在联系的因果结构，这两种结构都常以大团圆为结尾，既符合佛家的生死轮回结构，又符合儒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讽劝教化功用。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沿袭至今，深受人们喜闻乐见。而王朔则反其道而行之，借助情节，通过巧妙的布局来传达小说的内容，让读者在一再落空的阅读期待中去思考人生。比如《渴望》在传播中一直被看做是一部弘扬传统美德的教科书，但如果我们细究此剧的布局因素的话，其意义却发生了扭曲，成为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和亵渎。编剧正是一方面在“好人一生平安”的旋律中借刘慧芳、宋大成的美德迫使公众认同，另一方面却在作品中一再让好人落难：刘慧芳卧床、宋大成绝嗣。这样，好人不再平安，唯一真实的就是现实对“好人”的残酷无情和人对生活的无可奈何。这是《渴望》的情节因素对主题干扰的结果。此后，王朔在独立创作的《刘慧芳》中继续了这种“干扰”。小说中刘慧芳依然占有传统的一切美德，小说开始，刘慧芳象防范流氓一样防范夏顺开，继而又声色俱厉地拒绝夏的求婚，但当她终于决定嫁给“灭火专家”夏顺开时，夏却飘然远逝了。刘终于一无所有。这种布局使读者的阅读期待一再落空，无疑是对喜好大团圆结局的读者及刘慧芳本人的一种戏弄。在这里刘的每一种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她的美德似乎再也不是优点而是丧失幸福的主要动因。作者虽然一直沉默，但他如此布局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亵渎。又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由两个相似的故事组成，角色虽换了，但背景却依旧：吴迪虽死去了，却又有胡亦；假警察张明虽已顿悟，却依然有假作家踏上迷途。人根本无法主宰生活的发展轨迹。《我是你爸爸》中马林生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幸福，重复父亲原来的教育方式，甚至不惜一会儿民主平等，一会儿尊卑有序，然而马锐仍然象父亲马林生一样，有了反抗欲望。生活的链条难以置换，在一种文化传统里，人大部分时间都轻易地循着这链条的轨迹前行；一旦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如此”的困惑，于是在惊讶中反抗开始了，但反抗一开始，却发现我们必须恢复到旧有的秩序中去，于是厌倦开始了，因为人被剥夺了一切幻觉和光明。马林生、马锐的生活正是如此，这就是生活的荒诞性。
所以我们说王朔反传统大团圆结局的布局，不仅仅是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性。对布局的重视使王朔小说形式感增强了，这也使他的小说能在俗中见雅，随着形式意蕴的诞生，文本的张力增强了，它唤起了读者的审美感情，使形式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四、对传统语言的改造——王朔独到京味的“黑色幽默”试图瓦解保存在语言中的一切传统和正统的权威观念
有效的操作语言是王朔小说反传统的又一特征，统观景物描写、事件叙述、人物对白、心态活动……王朔用自己娴熟的语言技巧创造了一个仅属于他自己的“王朔语境”。“王朔语境”暗示出一种在无为或无聊的疏懒、恬然、调侃的气氛中向着王朔眼里的本真状态逼近的总体基调。而王朔对“本真”的寻求首当其冲就是对权威观念进行解魅。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一指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缴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玩的就是心跳》）
王朔这里通过概念的“陌生化方式”，戏剧性地把消费性的玩牌与党的组织生活混淆起来，收到幽默滑稽捉弄现实的效果。“党小组会”，“新发展的党员”、“缴纳党费”、“组织生活”的概念本是严肃庄重、具有崇高感和使命感的，在此却沦为一种纯粹的玩牌用语的替代品。这一巧妙的譬喻使权威观念在不知不觉的调侃中丧失殆尽。又比如：
发奖是在“受苦人盼望好光景”的民歌伴唱下进行的，于观在马青的协助下把咸菜坛子发给宝康、丁小鲁、林蓓等人。（《顽主》）
在再次给女儿开假假条后，夏顺开嘟嘟咙咙地抱怨：“多少个最后一次了？我的晚节是毁在你手里了。”（《刘慧芳》）
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无人喝彩》）
在上述极为细小琐屑的情境下，作者却用极端严肃的政治概念来搭配，“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解放区的天”作为思想教育名曲，“晚节”作为重要的机关用语，在这里被一本正经地歪曲使用，既让人感到可笑又余味深长。
当然，王朔的小说语言也并不总是嬉笑怒骂式的，有时他会一本正经的述说，这时反讽就成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
一个交通警察呵斥一个乱闻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浮出海面》）
又如于观对一位外国汉学家说：“我们历史感比你们强，从来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没现在什么事……我们在自个国家呆着挺好，没人想到你们国家去。”（《顽主》）口气大有阿Q的遗风。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王朔完全可以用愤世嫉俗的风格表示他的嘲讽、不满。但那样却丧失了王朔小说的调侃、亵渎风格。在上述诸例中，王朔极冷静地陈述着一种现实状况。一旦读者从整体的氛围来理解话语时，对“规则”的陈述则变成了对“规则”的讽刺和批判。读者感受到这语言总有点让人捉摸不定，阴阳怪气，这正契合了王朔小说主人公那种痞里痞气的行为方式，体现着作者为作品风格统一的处心积虑。
以上我们从王朔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王朔作品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传统语言的改造，对大团圆结局的戏弄以及对作品主人公的选择等方面作了一些文化意识上的探讨。总之，我们认为，王朔的写作一直远离文坛“主潮”或“派”而自成一格，他始终逍遥于文学的“法规”之外，在商品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而独领风骚。
收稿日期：1995—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