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梁启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前者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后者生于1873年，死于1929年，两人并世生存了50年。尽管他们较早就彼此相知，但相交只有在清华国学院做同事的两年。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而享誉学界；梁启超亦著作等身，学术耀人，不过他的大半生却以经世为已任奔波于政治舞台，两人同为学人，志向颇多不同。然而，尽管他们立足于不尽相同的路途，却都有着起伏不定的经历，梁启超政治主张上的“流质多变”，使研究他的后世学者颇费一番心思；王国维治学的多次转变以及最终赴死的惊人之举，更让人费解莫明，他们共处的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王梁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异同作一个概要的分析，并通过这样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
（一）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在科举路上讨过生活。然而处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封建末世，他们最终又都抛弃了科举功名，去追求新知，崇尚西学。在一生的最初阶段他们走过了相似的路途。
王国维幼年时受父亲的熏陶，“诗文时艺、皆能成诵”，7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开始为获取功名打基础。梁启超则5岁开始读《诗经》，9岁参加科举考试，11岁便中了秀才。他们在苦读中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乐趣，而是越来越觉得索然无味。王国维曾感叹道，只有当他看到《汉书》后，才认为“是为平生读书之始”。而梁启超在读书之余偶然看到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比王国维更早意识到，“在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思想大变，在短短几年中，他由舍弃贴括而研训诂词章，再由摧陷训诂词章而窥西学。他在王国维之前越过旧学的樊篱迈向新学。同时代的很多青年学子包括其后的王国维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1895年清廷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一巨祸震动了全国。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直待台湾即割，二百兆之偿即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注：《改革的起源》，《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康有为和梁启超首先从那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新改良运动的旗手和主帅。他们办报纸、办学会、评西书、倡新学。他们为“公车上书”奔走，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使维新思潮成为颇具声势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的出版，在具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当梁启超挥斥方遒，投身于变法的时候，王国维在浙江海宁的家乡通过报纸、书籍开始接触西学，了解变法运动。这时他主要读的报纸就是《时务报》，《时务报》成了他吸取新学知识，了解时局的重要来源。
1898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对《时务报》倾心已久的王国维得以进入《时务报》馆工作。如果他能早几个月到报馆的话，就会与梁启超提前相识了。但是，当这年2月王国维由海宁来到座落在上海的《时务报》馆时，梁启超因报馆内部意见分歧已离沪赴湘。不过，不管他们是否在这时候相识，梁启超通过《时务报》对青年王国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时的王国维向往新学，并为列强瓜分下的国家之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何以忘也。”（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对于戊戌维新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此时不能把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只有广大的百姓都努力去做，做一点就算一点。维新运动被镇压后，他忿忿地写到：“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他这时的思想倾向仍然是清晰可辨的。比之梁启超来，他是有言词而无行动罢了。然而表达这样具有激情的维新言词和思想在王国维一生中持续的时间很短，到了戊戌以后，王国维的政治态度一时已难以辨认。他所走的是一条与梁启超不同的路径。
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梁启超仍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之中，他先是参与策划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并且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保皇言论，继续鼓吹改良主张。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他随即投入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后，他一度与袁世凯合作，试图有所作为。当袁世凯称帝，他又参与发动护国运动，加入倒袁行列。他也曾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以后他因自己的经世抱负难以实现而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在这20多年里，王国维潜心治学，走出了一条具有其独特风格的学术之路，他自己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学子一跃成为遐尔闻名的国学大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潜心治学的同时并非不问世事，辛亥以后，他“纪事则言本朝，革命则言国变，圣讳必缺笔而书，留辫表示满清遗民，”其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会对后来的张勋复辟抱有期望。当张勋复辟处于不妙之时，他写信给罗振玉说：“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指这时追随张勋赴北京的康有为、劳乃宣、沈曾植等人）恐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如此注入真感情的议论时事，使人想起了他在戊戌时期的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论，然而两者所反映出的时代含义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有趣的是，就王国维当时的这一立场而言，他刚好与梁启超成了对立面。他在分析复辟事败时说：“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乘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画策人。（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与早年相比，王国维这时对梁启超的认识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1924年，清华学校决定筹备设立国学研究院，当时担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为研究院之事向胡适请教，并提出想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但他向曹推荐了3个人，他说：“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注：《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第268页。）成名远晚于梁启超的王国维，此时名声仍然没有梁来得大，但他的学术地位已高出一头了。随之，他们成了同事。据学生吴其昌后来回忆说：在清华研究院时，梁“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王国维），褎然为全院祭酒，然事无巨细，悉自处于观堂先师之下。”（注：《梁任公晚年言行记》，《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很明显，梁启超有这样的举止，正是出于对王国维学识的敬重。他在得知王国维死讯之后曾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5页。）从当时人回忆的零星叙述中可以看到王梁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无论是他们的经历还是治学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使他们难有更深的交往。以同事间的交往而论，王国维与陈寅恪之间则更少隔膜。
（二）
王国维与梁启超有着很不相同的性格，他内向、抑郁，且不善交际，其父王乃誉深知此点。在初到《时务报》馆不久，王国维曾写信告知父亲，他将搬入报社总理房工作（继续担任书记员），为父的得知此事后，回信告诫说：“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注：《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信中“人杂事冗”，“特汝性不近此”之句正点明了王国维的这一性格。在他死后不久，其学生徐中舒撰文追忆，以寄托对老师的思念之情。徐写道：“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默坐相对，
卷烟以自遗，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略，数言而止；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注：《追忆王静安先生》，《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徐中舒所言是与王国维在一定时间里接触的综合印象，他的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文中叙述了王国维严谨的学风，同时却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王国维沉默寡言的性格。梁启超感情奔放，交游甚广，他“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正是这种性格的充分体现。尤其是他晚年，通过家信与子女频繁而又平等的交流，流露出浓浓的舔犊之情，反映了他感情世界中的重要一面。同为学生的戴家祥对王国维的印象与徐中舒十分相似，在回忆王、梁两位老师时他曾作过一番有趣的比较，他说：“与梁先生谈，只有他说话，没有你说话。与王先生谈，只有你说，没有他说。往往是你说了大半天，他听后眉头一皱，说，恐怕不大对吧？有时觉得你搞得不错，他也只有一句：哎，这倒有点意思。”（注：引自《老骥的心境——访戴家祥先生》，《文汇读书周报》第687号，1998年4月25日。）寥寥数语准确地点划出了王梁两人的性格差异。晚年王梁二人共处清华园，其性格差异还显现在不同的处世风格上。1926年年初，国学院向清华校方提出下一学年的发展计划，校方未能同意，而且还决定裁减国学研究院下届招生人数。在稍后召开的国学研究院教务会议上，与会者对校方的决定产生了不同意见，赵元任、李济表示同意，梁启超当即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减少招生人数，而王国维当时对此却未置可否。事后，身为主任的吴宓再次征求大家的意见，王国维才在给吴宓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赞同梁启超的意见。这可以说是在细*
处显现出的不同。
两人不同性格的构成都有其先天的因素，然而除了与生俱来的成份之外，与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道路有着密切的关联。王国维远不如梁启超那么一帆风顺，尽管他的家境尚属小康，然而其父常年在外，幼年丧母后，他与姐姐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与祖祜母生活在一起。随之，父亲又有第2次婚姻。在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的印象中，王国维是一个“寡言笑”的人。以后踏上科举之路，又走得颇为不顺，他7岁入私塾，用了整整10年才于16岁那年考取秀才；两次赴杭州参加乡试，均告失败。这种境遇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他一度热衷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似乎也有某种联系。相比之下，梁启超的境遇要好得多。他祖父是一个拥有十几亩地的小地主，他父亲与另两个兄弟平分了这些土地，尽管只有四五亩地，生活却是不愁的。梁启超童年的生活安宁而稳定，幼时从父读书，11岁中秀才，13岁入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16岁赴乡试，一举成功，榜列第8，可谓春风得意。由于梁启超的出众才华，主考官李端棻还将妹妹许配给这位翩翩少年。这样成功的经历不能不使少年梁启超踌躇满志，无所顾忌。
就人格而言，王国维的生活经历相对比较单纯，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议论不多。当时的一本《现代名人小传》，用赞许的口吻说他“恬雅和静，学品并茂”，一派儒林风范。只是对他在辛亥之后仍保留辫子感到费解。而梁启超在他生前和死后遭来最多非议的却正是他的人格。由于梁启超政治上的多变，人们往往对他深怀成见。“其名所至，谤亦随之。言政学，则有诋其工篡辑，鲜创获者。言操行，则有訾其多反覆，非纯洁者。虽有智者，莫能定其是非。”对于这种状况，《现代名人小传》的作者费行简似乎是以旁观者清的笔触来予以叙述的。那么他自己又是如何来看梁启超的呢？他这样评述梁启超说：“启超聪明、敏达，如水银得地无孔不入。既更患难，谋亦渐老，故近所行鲜败事。”（注：《现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局1988年（影印）版，第46-49页。）在其平和的话语中深藏贬意，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渐圆滑、老谋深算的政客形象，这颇能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此书印行于1918年，正是梁启超公开宣布告别政坛的那一年，尽管1918年的宣布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却是最后一次。从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来看，上述的认识可以说是语出有因。然而却决不能就此把梁启超与一般的官僚、政客混为一谈。当初，青年梁启超满怀一腔热血步入政坛，就是为了实现其拯救国家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旧的权力结构从濒于崩溃到最终坍塌，而新的权力结构却又未能建立起来，政坛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力之争，置身其间的梁启超很难不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更何况在这种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况下，多重人格在梁启超身上也突出地表现出来。辛亥革命以后，他之所以先与袁世凯为伍，后又成为段祺瑞内阁的大员，关键还在于他想通过这些政治强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事与愿违，他最终还是没能在军阀统治的现实中推行他所崇尚的宪政制度。对此，梁启超感到极度的失望，尽管当时任代总统的冯国璋力图挽留他，他却仍然离开了政坛。透过梁启超的言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多变，并非见风使舵的投机。他不惜以今日之我去战胜昔日之我，关键还在于要使自己跟上形势，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这样的多变不无过失，然而却体现了一种不断追求的精神。他在多变中度过了一生，却始终没有改变过振兴民族、振兴国家的信念。对此，郑振铎曾作过一番评论：梁启超“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是并未变动*
，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注：《梁任公先生》，《追忆梁启超》第88-89页。）这段话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学者，王国维研究学问专一、直着，这与他内向、深沉的性格颇为一致。虽然其治学之路历经数次转变，可是他以其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在所涉猎的诸多领域中均有许多建树和开创之功，他在学术上所获得的突出成就几乎是近现代以来的学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曾努力学习外语，通晓英、日语。在治学的道路上，他最初致力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研究兼及美学和教育学，在深受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他成为把叔本华、尼采学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在文学领域里，他写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前者是超越前人的关于诗词美学的精品著作，后者为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开了先河。中年以后，王国维日趋转向考据、考古等实证性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收入《观堂集林》《观堂别集》，涉及古文字、古器物、古音韵、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学科，显示了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精深的专业学识。然而吴宓曾说过，他更喜欢王前期的著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除了由于王国维后期钻研的学问比较冷僻，专业性更强外，还在于他的前期著述颇具理性思辩的魅力。在他生前死后，人们对其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几乎众口一词。鲁迅曾这样提及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10年。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注：《不懂的音译》，《热风》。）因此当时他列为清华园的四大教授之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同为四大教授的梁启超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的风浪间，能为后人留下近2000万字的著述，实属罕见。尽管一度有人把他归为官僚，可学者仍是他的本相。且不说他在前期写就的大量政论和学术文字，单以他最后10年的学术研究来看，就可说得上是成绩斐然的了。他在学术史以及史学理论上的开创之功是世人公认的。然而当时学界中人对他治学博而不深有所指摘，他也时有悔意。晚年梁启超的这种情绪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时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他去清华教书并能与王国维在思想上有所沟通的重要原因。
作为学者，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也是引起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王国维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就连清华国学院院长的职务他都推辞了。在他心目中做学问家要强于做政治家。他提倡学术独立，感叹纯学术的缺乏，认为不应该把学术当作达到某种目的手段。他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这番话从学术本身而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有以学术为目的，学术才能真正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并得以健康的发展。因此这样的观点才会在今天的学术界得到积极肯定的评价，才会在许多学者那里引起共鸣。然而事实是学术总又避不开政治，常常与之缠结在一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处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要有人去呐喊，去鼓动，因此那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担当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他们为了救亡图存用惯于做学问的笔去宣传鼓吹，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中国的传统学问从来就是与政治密切相连的，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经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才会入手于学术，影响却在思想界，成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的舆论先导。在王国维的眼里，康有为和谭嗣同正是把学术当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0页。）王国维看到了学术这一面是不错的，而政治的那一面他当然没有去过多的考虑。实际上，后人仍然记住了这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著述，因为这些文字不会因为学术原因而失去它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也从未被后人低估过。日后，王国维在论及其他问题时又谈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不过其观点已与此前有所不同。他说：“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33页。）这正好道出了学术与政治的复杂联系。“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会失去依托，从事学术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的。这里姑且不论他们究竟立于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卷入当时政治旋涡的大有人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一大批学子没能置身其外，王国维自己也没能例外。（王国维在1924年给逊帝溥仪的*
中，就又陈时势，又论学说，他们很难分清哪些是在说政治，哪些是在说纯学术。）至于梁启超，他也是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充当了这种呐喊鼓动的角色，并参与政治活动的。对此，人们颇多惋惜，认为梁启超如果更少过问政治，就会在学术上作出更多成就。身为学界巨擘的陈寅恪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全面得多，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于中国五十年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切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怠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注：《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在这里，陈寅恪没有持一概之论，而是通过国家所面临的不幸来看待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说得颇为公允。即使以传统而论，梁启超的所为也是有源可寻的。儒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就主张学问须以国事民生为重。梁启超在他的一生中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如果以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十分关键，更何况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尤显重要，这个道理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要评论他们在文化上的功绩，我们认为各有其侧重。王国维侧重于学术研究，他所作出的成就令人难以企及，他在其一生中所涉猎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留下了有创建的篇章。尤其是在古史研究中，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同时又吸取了西学的科学方法，其开创性的实证研究为传统学术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例如他所首倡的“二重证据法”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精神。王国维是促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杰出典范。陈寅恪为他的学术成就归纳了3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事与吾国之旧籍互相印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引自《王国维学术经典》（下卷）附录一，第501页。）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梁启超作为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的贡献要大于他作为学术家的成就。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既是救亡图存的呐喊，同时在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的更新发展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梁启超“希望中国人能够思想开放，接受各种学说及具体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大家都承认他是奠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及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中国传统价值之基础的先驱者。如果说，没有梁启超，中国人就不会那样早的接受改变，也绝非是夸大之词。”（注：引自《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如果读了以上的话还不能留下一个具体印象的话，那么，胡适的表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他在《四十自述》中特别提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给他带来的很大影响，“《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他说，梁启超用他那支健笔，“指挥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注：《四十自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47-49页。）胡适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明这一问题，很有说服力。
（三）
王梁两人在晚年都处在不安的心境之中，这种不安既来自于外在环境，同时又是其内心对之反应的结果。在一生的后阶段中，王国维与梁启超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是颇为一致的。他们都不满于辛亥以后的严峻形势，对传统文化的衰微现状感到忧心忡忡，相形之下，王国维内心承受的痛苦来得更剧烈一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悲剧。
首先我们来看看梁启超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因为，梁启超这时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而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他更多的则是以猛烈抨击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促成这种思想变化的关键是他1918年的欧洲之行。这年年末，梁启超率领考察团启程赴欧洲。据他自己说，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亲眼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二是，想在巴黎和会上“以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注：《欧游心影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38页。）同行的张君劢则说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是由于对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而感到震动所促成的，他们希望在欧洲能得到指教。（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编，卷一，第96页。）然而在欧洲数国游历的所闻所见给梁启超一行感触最深的，却是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人普遍存在一种末世感，他们告诉梁启超，他们希望能从中国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寻求出路。梁启超对此先是怀疑，后来确信无疑。于是这种感受随之成了日后论说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在《欧游心影录》中他指出，“泰西思想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决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这种大业，要靠我们才得完成哩。我们青年将来要替全世界人类肩起这个大责任。”（注：《欧洲心影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7-28页。）梁启超把振兴中国传统之学，并用以拯救西方的厚望寄托于青年人。那么西方文明究竟缺了什么？中国青年又靠什么来完成如此大业呢？梁启超的回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在此后给东南大学学生作的一次讲演中，梁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他认为，西方人的科学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因为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而欧洲人始终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盲目地去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他们“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躁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的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我们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6页。）梁启超在这里说的“大道”，指的就是中国传统之学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西方人要是有了它，情况就不会如此糟糕。随后他对儒家人生哲学的内涵作了3点阐发。其一，他强调了儒家人生哲学的知行合一*
他引用王阳明的话“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并指出，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先儒孔子就是如此，一生为人，处处知行一贯，这却是西方人始终没有看到的一点。其二，他认为，儒家把宇宙和人生看成是一体的，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而宇宙永无圆满之时，人类置身其间，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儒家“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17页。）其三，他指出，儒家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同样，人格也是共同的，不是孤立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惟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想社会的人格向上，惟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加上环境的提携，整个社会才能向上。所以孔子教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他感叹地说：这“真是全世界惟一无二的至宝。”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的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其中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强调躬行，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但是它对当时中国严峻的现实，甚至困境重重的西方社会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又是一件十分令人怀疑的事了。在这方面，梁启超所说的更象是一种希望，其宣传鼓动的成份要多于他对事实的陈述。在结束这次演讲之前，梁启超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诸君听了我这次的讲演，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注：《治国学的两条大道》。）梁启超的倾向性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大学的另一场合，梁启超似乎被学生问到痛处而失去了平和的态度。他的门生罗时实等人问他，国粹将要衰亡，怎么办？梁启超反问道：你有什么根据说国粹将亡？罗回答说：先生，难道你没有看到读经的人这样少吗？梁启超听到此，勃然拍案说：从古说是这么少。（注：《学林散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这短短的对话涉及了梁启超极为关注的国粹的前途问题，他那种不由自主的感情流露颇能说明他当时的真实心境。在这种勃然之怒中包含着他对现状的不满。
就对传统的认识来说，王国维的变化并不大。但他的观点也明显地受到时局的影响。1920年，他在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说：“世界新潮流倾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柝，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1页。）在1924年给溥仪的那份上书中，他进一步写道：“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以数十计。德人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治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2页。）王国维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把一战以后西方的战乱及其“有识之士”转而崇拜东方学术作为其立论的重要依据，这与梁启超基本一致。在对科学的看法上，他与梁启超也颇为相近。他认为，科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驾驭空间、时间、物质、人类与动物之躯体，而无法处理人心之灵、人类所构造的社会国家以及民族的特性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他与梁启超都反对科学万能论，然而又都肯定科学的重要作用，并十分重视科学方法，正因为如此，王国维在晚年仍能提出充分体现科学精神的“两重证据法”，梁启超亦能将科学方法用于学术研究。但是与梁启超不同的是，面对险恶的局势，王国维对西学西政之说影响中国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在王国维看来，辛亥以后的“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中国的艰难时局与欧洲的战乱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源的。究其原因，他归结为两条：其一，“西说之害，根于心术”。他认为，“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所以会造成“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导致国与国，上与下，贫与富之间的相争。其二，“西说之弊，根于方法”。因为中国立说讲求中庸，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而西人则往往过而失其中，易走极端。他举例说：“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之不能自治也，固定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固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病民，故立法以附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对此他不满地问道：“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11-312页。）在王*
维的心目中，传统的君主制是祖先留下的一种恰到好处的统治形式，要胜过走极端的西方立宪、共和制。因此他才会这样认为：“窃自辛亥以后，人民涂炭，邦域分崩，救民之望非皇上莫属。”（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16页。）尽管皇帝已被废弃了10多年，溥仪仍是他心目中的皇帝。在这里王国维所表现出的倾向可以说明，他在传统之路上要比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晚年为什么要回避谈论自己曾治过西学，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基于王国维以上的这些认识，君主、君主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的思想中是融合在一起的。其表现还可从筹建皇帝博物馆的建议中得以窥见。1924年，由于局势不稳，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废帝溥仪身边的人提出让他出国游历。对此，王国维表示不赞成。他认为，让溥仪出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会造成宗庙宫室被占，皇帝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同时由于欧洲局势混乱，出国也会带来危险。因此他密陈溥仪，建议筹建皇帝博物馆来确保皇帝的安全。他说：
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帝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17页。）
这里且不论他所说的“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不免有些天真。重要的是，其用文化来保护君主的设想所传达出的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王国维始终认为，君主与中国的固有文化是一体的。他用文化来保护皇帝，同时也是想以皇帝的名份来维系日显衰微的传统文化。应该说，这样的办法只有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才会去想，因为他把文化看得很重。
至于说到王国维之死，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数十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对此十分关注。要论及王国维的死因，我们还得回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去。1926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随之而起的两湖农民运动震撼了全国，同样也震动了清华园里的读书人。他们无法确切地理解这些政治事变所具有的社会含义，所以也就无法了然它们最终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从当时同在清华园的梁启超、吴宓等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们都心怀忐忑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到了1927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张，他们都准备离开清华园另做打算。吴宓在1927年4月7日写下的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北京必不可居，居之殊危。”他估计清华大学很可能会被解散，他准备移家去东北。（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册，第328页，第345页。）梁启超在同年5月31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说北方局势聚变，预备立即回他在天津租界的住所，甚至还作好了去日本的思想准备。此时的王国维，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他曾与陈寅恪一起去吴宓家中商谈避难事，吴宓要他暑期去日本；陈寅恪则劝他把家迁到北京城里，“已身亦不必出京”。王国维回答说“我不能走”。（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册，第328页，第345页。）当时有学生劝他剪去辫子，但是他并未行动。随后，6月2日便发生了自沉昆明湖的事件。生前，王国维没有对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作任何说明，他留下的遗嘱也只是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时有不少人在得知此事后把其死因归为“殉清”。吴宓在王国维自沉当天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尤未能知王先生者。”（注：《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册，第328页，第345页。）顾颉刚也认为，王国维自沉，做了清室的忠臣。当然也是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王国维之死与清室并无关系。然而，说王国维殉清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他对溥仪，对清室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上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责清室出卖产业，散失文物，王国维对此极为不满，一气之下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职务，并索回原拟在《国学季刊》上刊载的文章。他在给北京大学有关人士的信中为皇室作了辩护，他认为，皇室内府所藏皆清朝二百年来所搜集，“其大半购于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奉”，说清室占据历史古器物为已有是没有根据说。他说
：民国优待皇室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5-406。）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义愤，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清室的一份忠诚。直至1926年，任教于清华园的王国维仍时时以身居天津的溥仪为念，据赵万里记载：这年秋天，王国维“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咳血之症。”（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7页。）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非同寻常。其实，自辛亥之后，王国维还一再地表露出浓重的“殉清”情结。当1917年张勋复辟行将失败之际，王国维就认为“北行诸老”应“一死谢国”。并说：“此次负责及受识诸公，如再靦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数天后他在给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报纸述及张勋“志在必死，甚详，此恰公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97页，第198页。）王国维在由衷地赞叹张勋为清代历史增色的同时，言辞中反映出他对气节的看重。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驱逐溥仪出宫，当时身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处于忧患之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8页。）这时的王国维已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体现所珍视的气节了。如果王国维死在这时，说他殉清便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即使如此，仅仅用殉清来论定他的死也还是不够的，因为民国取代清朝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这一过程还意味着君主制度的终结，其中包含深刻的文化冲突。王国维在给溥仪的那封上书中所显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正体现了这一点，这无法用忠于清朝来予以说明。应该讲，在王国维的头脑中，殉清与殉文化这两种思想感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事隔3年，他的这种思想情绪并未中断，所以他才会在面对新的冲击时写下“只欠一死”，“义无再辱”之语来。对于他的死，我们很难把殉清与殉文化两者截然分开。70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后人很难理解当时王国维为什么会对一个被废了的朝廷如此情意浓浓。以致人们在论说他的死时往往着重于殉文化这一面，而殉清的那一面却忽略不记了。其实，身处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而来的历史条件下，固有文化的天地越来越小，心仪于此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残存的朝廷看作是传统的象征，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依托。尽管在当时，这个衰败了的朝廷对大多数人来说已毫无意义，但是它在像王国维这样的人心目中，有着令常人难
以想象的份量。当1923年4月，溥仪命王国维等3人在南书房行走，他的那些遗老朋友们闻讯后纷纷以诗道贺。为了北上晋见逊帝溥仪，王国维郑重其事地特意从蒋孟那里借来朝衣朝帽。并向蒋致谢说：“恃公高谊，故此种久假不归之举敢以奉请。”（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48页。）这一切发生在清朝被推翻的11年后，朝廷、君主在王国维等人的眼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在这里是可见一斑的。
王国维的自沉给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也使梁启超的心情异常沉重。1927年9月20日，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对清华师生所发表的演说，不仅表达了他对死者的同情，而且还显现出他对王国维自沉的某种理解。他引用孔子的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并对此作了阐释，他说：“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以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梁启超讲的“不降其志，不辱其命”其实指的就是传统士大夫所崇尚的气节，所以他随后才会说“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追忆王国维》第95页，96页。）从梁启超通篇所讲的内容来看，他说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殉节而已，因为“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的志气！”其中并不含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在1928年他为《王静安先生纪念号》所作的序中则有了进一步的说法：
先生之自杀也，时论纷纷非一。启超以为先生盖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注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侘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沉，我全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沉乎哉！（注：《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追忆王国维》第99页。）
文中拿屈原自沉来作比，并以“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来评价王国维之死，其褒扬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褒扬所指关键并不只是在于此前所说的“伯夷、叔齐的志气”，而是还在于把王国维的自沉看作为对时弊的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梁启超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民国初年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迷失方向的境地。民国成立以前，人们对民国的期望值很高，他们呼唤着民国，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民国得到解决。但是民国建立后的实际情况远非人们所期望的，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局势异常险恶。人们普遍对民国感到失望，尤其是道德的沦丧，更令人深恶痛绝，梁启超也颇有同感。1926年双十节之际，梁启超发表了他对时局的感言，他说：“十四年来，军阀火併，党阀火併，学阀火併，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不下几百次，那一次不把什么‘民意’、‘公益’的招牌抬出来，甚至随便一个流氓发一封‘快邮代电’也说代表公民几千几万人，同一个学校的教职员或学生同一天同在一张报纸上登出两个互相攻讦的启事，都是代表学校或学生全体，这种丑态，真把中国人脸面丢尽了。”（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二，第56页。）他认为，治疗民国病源的首要在于“人人躬践道德的责任心”，这不仅与此前强调弘扬儒家人生哲学的含义相一致，而且与王国维“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的认识也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既可以说，时局的变化是促使他理解王国维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他对王国维之死的理解是现实造就的结果。
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距王国维自沉仅1年半的时间。当时有人注意到，人们对梁启超的悼念与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并不相称，显得有些冷清。吴宓在其《空轩诗话》中还将梁启超的身后事与王国维相比较，也觉得有些费解，他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注：《吴宓诗集》附录，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言下之意，梁启超更应该受人哀悼，这反映了吴宓自己个人的看法。不过，说梁启超之死“寂然无闻”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还在梁启超病危时“沪上各大报均不厌其详地登载他的病状和病源”，他死后，京沪等地也都举行了规格不低的悼念仪式。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梁启超的追悼并没能达到吴宓等人所期待的隆重程度，所以才会引出这样的话题。在我们看来，这多少与梁启超多变的经历有关。至于王国维，他的死之所以引来如此多的真诚哀悼，则是以人们对其学术成就的极大尊敬为基础的。然而不管人们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们两人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如果没有他们，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史都将会留下许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