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夹风霜 声成金石——曾敏之散文近作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作论文,金石论文,风霜论文,试论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曾敏之先生经历丰富、学识广博，散文创作直面社会人生。以诗心史笔著文，是其散文创作的重要美学特征。其散文艺术笔触灵活不拘，展示出灿烂多姿的艺术风采。
一、历经风霜的文坛宿将
在香港这个世界著名的现代化大都市，有一批文化人以自己的才情、学问与见识，在辛勤地笔耕，他们贯通中西，融铸古今，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艺术成就。特别是那些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关乎人生智慧，纵横宇宙天地的杂文、小品，可谓香港文学的重镇，也是香港报业的一大特色，其“数量之多、篇幅之短、内容之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独一无二。”[①]
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文坛宿将曾敏之，以“书生报国，秃笔一枝”自许，凭借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发挥敏锐简劲的诗心史笔，或缅想故人，追怀往事；或讥弹时弊，针砭世风；或援古例今，阐发人生智慧，显示出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曾敏之现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是位众望所归的资深老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活动，有小说、散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等刊物上。1940年出版散文《拾荒集》。四十年代，他是重庆《大公报》的一位知名记者，先后发表优秀报告文学《周恩来访问记》、《闻一多的道路》等。五十年代初期，从香港来到广州工作，出版《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岭南随笔》等著作。1960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致力于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1978年冬返香港从事文化工作。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观海录》、《望云海》、《诗的艺术》、《文苑春秋》、《听涛集》等专著。《观海录》一书于1989年获得全国优秀杂文奖。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曾敏之以“记者敏锐的目光，学者深刻的思考，作家生花的妙笔”，[②]勤奋写作，纵笔所至，文情并茂，可谓成果丰硕。特别是近年他“伴着澎湃的海涛声”写下的一百多篇杂文、小品，“或梦故人，或怀往事，或惊世变……把这种种反映于思想感情，”[③]视野开阔，析理透辟，既表现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忧民报国之心，又抒发他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直面人生的宽广视野
在曾敏之近作的一百多篇散文中，有的抒发作者人生感慨，表达对故人好友的真挚感情，赞美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有的讥刺现实社会的流弊，表露作者的隐忧；有的畅谈人生智慧，讲求人生哲理。虽然内容庞杂，角度不一，文笔多变，却并非是逃避现实，玩物丧志的“小摆设”，而是直面人生，关心国是，以表达作家“书生报国”心愿的篇章，显示其富赡的学识与高尚的人格。
作为一位饱经社会人生风云变幻的作家，曾敏之对于动乱岁月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是有着切身感受的。他在《往事》、《感旧抒怀》、《静境》等篇章中，追怀“文革”那“匝地繁霜老白苹，满园黄叶动秋声”的动乱岁月，慨叹那场“几乎斫断了民族生机”的人为灾难。时常萦绕心头的，是一种“感旧伤怀”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往往与作者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心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的创作心境，因而奠定了他作品中沉郁的情感基调。作者通过自己的文笔，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艰辛，传达自己经历“文革”浩劫的生存体验，从中我们似可感觉到杜甫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思想情怀。
曾敏之时常缅怀经历“文革”浩劫的文坛作家和友人，为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扼腕长叹，同时又时常在笔下展现知识分子遭逢人生劫难时的高风亮节，读来真切感人。《正气在人间》等一组文章，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文坛前辈巴金崇高的“爱国忧民情操”与“于发声处发金声”的作家良知；表现沈从文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君子坦荡荡的胸怀，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的正气”，描述梁漱溟那“堪称风骨铮铮的一代大儒、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典型”。此外，《重话子冈》、《悼荒烟》、《绀弩三年祭》等文章，作者以深深的同情与凝重的笔触，追忆昔日友情，感叹人生遭际，笔端凝聚感情，读来感人肺腑。在这些文章中，曾敏之特别注意揭示人物的高尚人生情怀，高扬知识分子的典型个性与理想情操，常常是寥寥几笔，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以情感线索，串起与人物有关的种种回忆与联想。可以说，这类缅怀故人以彰显友情，追怀往事以寄托幽思之作，与他早年的怀人文章之笔法如出一辙，他总是以一腔真情展现人物的为人治学风范，表达自己对于文坛前辈的真诚敬意和对于友人的真挚情谊。
曾敏之另外一类关乎世情时事，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主的杂文，则更直接表现了他直面人生，感时忧国的心态。他博通文史，关注国事，对于发生在国内或香港的时事，常以史家手笔，以古论今，透视社会现状，揭示弊端，警策世人，表现出强烈的民主意识与社会参与意识。我们知道，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钻改革开放的空子，党内也出现腐败分子以权代法、贪污腐化的现象，一些人热衷于金钱利禄，求虚名、重实利、学子向学无心等等。面对种种社会现状，曾敏之以敏锐的目光追踪社会变化，灵活地运用杂文武器，发表了一系列与时代同步，颇有份量的杂感时评，继承与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诸如：提倡民主的《一言堂考证》、《议政风》；反腐倡廉的《明暗之间》、《廉贪述古》；谈任贤使能的《不要“屯才成朽”》、《青史是非分》；批评世风浇漓的《从树碑立传说起》、《忧思》等等，剖析犀利，一语中的，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曾敏之不愧是位具有丰富学识与人生阅历的老作家，我们读他专门谈人生智慧的一类小品，犹如在与一位智慧长者促膝谈心，聆听他那关乎宇宙人生、文史书联、学问德行、交友养生的至理名言，受益非浅。诸如：谈为学之道的《读书心细 炼句功深》、《天道酬勤》，谈养生之道的《谈运动》、《何妨乐以忘忧》；强调做人要讲究德行的《勿忘秋实》，做事要无愧我心的《成龙的楹联》；论交友之道的《友谊篇》等，融汇作家丰富的学识经验，显示睿智的人生智慧。文笔类似英国随笔体散文，自由不拘地漫谈人生经验，记录读书心得，反省道德问题，坦露个人心怀。
总之，曾敏之散文的审美视野不可谓不广，大凡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现实的忧思，人生的哲理，莫不统御于他的审美观照之下，显示出丰富多彩的审美意蕴。
三、学养深厚的诗心史鉴
读曾敏之的散文，给人一个突出的审美感觉，就是作者“以诗入文”的艺术表现方式，及其以古鉴今的思维模式。在短小的千字文中，或融汇作者自撰诗句，或引述古人诗词，或援引史书古训，诗情洋溢，古今对证，开拓出一片独特的审美空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愉悦，诗的价值与史的价值同在。
我国有许多古今传诵的诗词名篇，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美感。曾敏之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着独特的喜好，常常亲知亲炙，沉潜其中，涵濡讽咏，含英咀华，悉心体会古人精心结撰、灵光独运之处，接古人思绪于千载之上，得名理慧解于艺海之中。他精心撰写《诗词艺术欣赏》、《诗的艺术》等书，为读者指引进入古代作家艺术之门的津梁。他也常以诗抒怀，作诗赠友，穿插于文章之中。在散文集《听涛集》的自序中，作者即引述自己十几年前与友人惜别时的一首诗篇，表达“涛声入梦抒怀抱，海月遥看忆故人”的情怀。他在另一散文集《观海录》自序中，谈及十年“文革”动乱时期的悲愤心情，以诗表之：
看云倚石枕，读史费疑猜。
借问东流水，谁扼济世才？
同时他还在文中援引苏东坡的一首绝句表达当时的心境：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空虚寄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另外，他置于案头的刘禹锡诗集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亦堪为作者历经沧桑的心境写照。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位经历政治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曾敏之也常以诗赠友、赞友。例如他探望四十年代在重庆《大公报》时的同事子冈女士，看到她的凄凉晚景，曾吟诗以记：
驰骋文坛战士姿，可堪久卧气如丝
相看洒泪声声唤，肠断斯人似卷葹
另外，他在《周而复的书法艺术》一文中也引述自己的赠诗一首，赞赏作家周而复虽遭劫难，仍然壮志未销的气概。他在忆念老友聂绀弩的文章中，也引用自己给绀弩的赠诗：“遥望京华忆离骖，风霜半纪换朱颜……”曾敏之以诗入文，诗文并茂，显得寄意遥深，回肠荡气，给他的小品散文带来更为强烈的审美效应。
曾敏之曾在自己书斋中悬挂史可法的一幅对联：“煮酒纵谈廿四史，焚香静对十三经”，表明他对经史的嗜读。他不仅精于诗词，更兼博通文史，写起文章来，常常旁通博采，故实迭出，给人以丰富的历史感。更可贵的是，他决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罗列故实，而是自觉地以兴衰治乱为借镜，思维穿梭于古今之间，时时关心社会现实，常常将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剖析熔于一炉，以古喻今，述古证今，让人想起鲁迅杂文犀利的史笔风格。
在曾敏之的笔下，有史鉴、史考、史喻、史辨。以古鉴今的文章，他常常是列举社会现状，追溯历史渊源，两相对照，引为借鉴。例如《廉贪述古》一文，针对社会上的廉贪分野，借鉴晋代的廉洁官吏吴隐之“虽渴不饮贪泉水”的廉洁自励，与贪官邓通终沦赤贫饿死的史实对照，以古鉴今。历史考证的文章，例如《一言堂考证》，他从历史上找寻“一言堂”为患的踪迹，究其历史教训，以为今用。以史喻今的文章，如《古训今谈》，引述古人治天下“在德不在险”和“文治武功”的古训，表现古训对于现实的讽喻意义。史辨，是对历史人物的考辨。如《想起了张之洞》、《蔡邕的悲剧》、《青史是非分》等，作者抓住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关节点，加以考辨，加深开掘，注意历史的因果关系，这可以视为曾敏之思想方法论的重要特点。例如《忧思》一文，作者面对“学子向学无心”的社会现状慨然长叹之余，追溯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重商时代，呼吁社会重视事关民族素质的教育问题。
总之，以诗心史笔著文，是曾敏之散文创作的重要美学特征，它显示了作者丰厚的古典文史学养。以诗入文，给文章增添诗意，使作家那浓郁的情感结晶在文中闪烁；从史的角度观照现实，述古证今，旁征博引，独具透辟的历史视角，使他的散文显示出浓厚的诗学史论色彩。
四、灵活不拘的艺术笔触
从我国悠久的散文发展历史来看，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的丰富多样，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从先秦诸子长于论辩的哲学散文、清峻通脱的魏晋文章，到散文发展极盛时代的唐宋散文、明清小品，近代至五四以降的现代散文，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形成了我国散文独特的文体样式。曾敏之散文形式与表现手法的灵活不拘，就是对自己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他研究过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写过游记特写、报告文学、杂文、小品等文学品类，不拘一格，随物赋形，显示出广阔自由的创作天地，展示了绚烂多姿的艺术风采。
诗文品评，或评点欣赏钱钟书、张漱菡、叶嘉莹的诗词，或指疵北京某报刊登的浮华不实之文《飞雪赋》；楹联欣赏，谈的是电影演员成龙的楹联、著名艺术家刘海粟的赠联；杂感时论，可以从修墙谈起，可以从美国参议员杜尔的事件说起。不管是悲愤交织的悼文，或是引经据典的史论，每每借题发挥，短语成篇，好似信笔写来，漫无主旨，没有什么固定的格式和章法，却是敏捷灵活，短小精悍，既能透彻说明问题，又能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类似鲁迅杂文信笔所之的海阔天空，灵活自由，不拘成法，独辟蹊径。
有时，结构布局，层次井然，逻辑严密，首尾呼应，无懈可击。例如《友谊篇》，全文围绕“友谊”这一古老的命题，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先由一位从商的朋友之“重友道”，谈到培根的“尽友道”，再引述孔老夫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标准和古人交友的多种形式，把“势倾则绝，利散则散”的“市道交”与“推诚相与”、“与人为善”的交友之道对照，强调“真诚的友谊通过考验而得来”。融汇了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学识，显示了睿智的人生智慧，环环相扣，论述透彻。
有时，信笔写来，援古例今，即兴发挥，谈天说地。例如《化泥精神》一文，从诗人鲁藜的以泥土自喻，想到清代诗人龚自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又谈到巴金“以化泥自期”的精神，归结出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眷恋人民的高尚情操。看似不经意的娓娓而谈，却是形散而神聚。此外如《古训今谈》、《谈引退》等篇，都是结构随主旨之所之，信笔由缰之作。
有时，起笔扣题，亮出论述对象，使人一目了然。例如《“特殊夫人”可乱政》一文，开头语是：“一个新绰号出现了：‘特殊夫人’。”接着文章联系社会现实，点明“这是封建特权在中国又一形式的发展”，再谈历史上吕后发迹带来的祸害，引人警觉。
有时，以点题式的语言收束全文，简要总结文章主旨，加深读者印象。如《读〈通鉴〉二题》，全文谈自己穷年累月通读史书的收益，论及司马光之为文为与人，姚文元的善用权术，文末写道：“正确的读法，还是以兴衰治乱为借镜之为得计。”这句话，是全文中心的收束，也是作者的读书心得，概括简洁有力。类似的文章如《从树碑立传谈起》、《勿忘秋实》等，结尾用语都是全文精华的提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曾敏之散文语言的独特性，是善于根据表现题材与思想内容的需要，将诗词、警句、文言、口语、反问、设问句法，穿插运用，熔为一炉，形成凝炼、隽永的语言艺术风格。
曾敏之文章的标题用语，的确值得读者吟味。诸如《思之风云变态中》、《修文德以来之》、《食叶春蚕笔有声》、《读书心细，炼句功深》，或文言，或对偶，简洁凝炼，富于诗的韵味，很有艺术吸引力。再如《做“蠢才”》、《谈引退》、《赞乡校》等题意明晰，使人一目了然。
曾敏之善于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智慧，用隽语、警句的形式表达，点缀于文章之中，以收警策之效。例如他对郭沫若想为曹操翻案却不为民间接受一事进行评判：“可见忠奸之辨，民间是自有尺度的。”再如他在《议政风》一文中议及民主的前途问题，认为“民主的真谛正在于人民谋政。”可谓一语中的。还有他由读史得出的反思隽语如：“成败之机却在于人事，用人得当，天下归心，反之，必败。”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曾敏之经常在论辩性杂文中运用反问、设问句法以构成论辩气氛，把问题的探究引向深入，增强文章的说理性与说服力。例如《“特殊夫人”可乱政》一文，作者认为“特殊夫人”是封建特权在中国又一形式的发展，文中提出设问：“有了这类产物，是国家之幸还是不幸呢？答曰：‘不幸’”。巧用设问，突出问题的严重危害性，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于江青、叶群之类特殊夫人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的痛恨。此外，诸如《数字游戏》、《拥有什么？》等文章，作者也常在文中运用反问、设问句式，把论辩引向深入，表现出运用辩证法的思想才能。
杂文的讽刺性，在曾敏之的笔下也有着鲜明的表现。他善于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笑、可鄙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从而达到批评的效果。例如《修文德以来之》一文，介绍鲁迅之孙周令飞回北京能得到正常的对待，与钱穆之女钱易到台北的遭遇对比，显示出台湾政府在处理大陆人员赴台探亲方面一些做法的愚蠢可笑。另外，他在杂文中常用的讽刺手法还有“反语”。比如针对港英政府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时的所作所为，曾敏之明察秋毫，对其“国际化”的做法提出质疑，运用反语给予批判否定：“国际化，不是很冠冕堂皇的名衔么？有什么可忧可虑呢？”文章戳穿英国殖民统治者妄图继续保持其在香港影响力的卑劣用心。笔法尖锐、辛辣，讽刺效果十分尖刻。此外，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诸如以巨资建造梁山泊水寨、红楼梦大观园，谀文成风等社会现象，曾敏之也是常以尖锐、辛辣的笔触加以嘲笑讽刺，斥妄显正，显示出他善于抓住社会典型的方法，使我们看到了当年鲁迅那冷嘲热讽的战斗文风。
曾敏之散文艺术形式及其表现手法的丰富多样，显示出他广博的学识以及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散文技艺已臻得心应手的境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那不拘一格、笔势纵横、挥洒自如的气度与文风，可谓字夹时代风霜，声成铿锵金石，奠定了他在香港文坛的突出地位。
注释：
①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76页。
②参见王一桃著《香港作家掠影》，香港现代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③曾敏之著《听涛集·自序》，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