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路径与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 （2006 10）—0003—09
纵观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已经成为了一个响亮的主题。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创新的视野挖掘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总问题的来展开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通达这一总问题路径不同，方法不同，重点不同。正是由于这诸多不同，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跨越表层的形态差异，指向深层的脉络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条基本路径：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开展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对话；挖掘和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资源；揭示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开拓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这些不同的路径又是通过对不同问题的关注展现出来的，就问题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中、西、马的对话与会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与走向；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等等。从基本类型上看，这些问题又可归为两大类：其一，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存在论、价值论、哲学观等问题。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核心地位，且常说常新。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创新而不断得以深化，并取得了相应的突破；其二，一些新出现或虽然存在但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现代性等问题。这些问题作为最近涌现出来的新生长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并改变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 存在论研究的复兴与挑战
存在论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中国哲学界诸多争论所环绕的焦点问题。此后，哲学界对它的关注有所减弱。进入新世纪以来，存在论研究的热潮又开始高涨，呈现出复兴之势。2002年5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以“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为主题的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此次论坛为标志，中国存在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
我国存在论问题的研究肇始于对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物质本体论的质疑，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对于存在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是什么”这一问题来展开的。对这一轴心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物质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社会存在论等代表性观点。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互不相容。但从另一个更深层面上看，它们实际上都蕴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都认为可以给出一个“什么”来回答此问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命名”的方式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我国关于存在论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命名”的阶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简单“命名”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命名”，而在于如何真实地展现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根本意蕴。
要展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真实意蕴，必须首先弄清存在论问题本身，从而为马克思哲学存在论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以往的研究恰恰“跳过”了这一前提性工作。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一重要缺失，开始致力于这一奠基工作。他们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把存在论问题重新置入整个西方哲学史之中，从词源、义理和汉译等诸方面对“ontology”这一概念及问题本身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对传统存在论和现代存在论进行了划界，这一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具有同样基础意义的工作也得以进行。一些学者摆脱了“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是什么”问题的纠缠，对马克思哲学中“存在论”（以及“世界观”）概念的使用情况以及存在论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发展演变的历史内涵和逻辑线索予以了一番颇具学术水准的清理考察。通过这一工作，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关于存在论思想的各种论述联系起来，予以综合统一把握。这一脚踏实地的工作，对于推进马克思哲学存在论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把存在论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意义的问题结合起来予以研究，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是从存在论根基处开始的，它应当被归结为一场存在论革命。因此，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意义及其所达成的原则高度的澄清和阐明，必须从存在论的根基入手；同时，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彰显，也必须立足于存在论根基。而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存在论革命的本真意蕴，首要的工作是摆脱近代哲学的解读模式，并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创造性对话。应当说，这一颇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发人深思，再一次提醒了我们“熟知非真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需要异常艰苦的思想劳作。
另有一些学者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的方法论层面，集中考察了马克思关于存在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并从中提炼出了四个方面：即从“关系”的观点看待本体问题；从活动、过程的观点看待本体问题；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研究本体问题；从“人”的观点来看待本体问题。应当说，这一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它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代表了研究层面的跃迁：即从“结论”层面深入到了其背后的“方法”层面。
从总体上看，近年来的本体论研究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一些代表性成果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研究深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研究水准，这无疑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大收获。但与此同时，对本体论研究的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应当说，本体论研究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与争论相伴而行，争论的结果往往是推进了研究的深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质疑已不再局限于存在论研究内部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而是对本体论研究这一基本路向的质疑，就此而言，本体论研究遭遇了挑战。这一挑战发轫于对马克思哲学精神的不同理解。它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它在分析和解决时代重大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而与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无关。因此，无视马克思使哲学变成现实的品格，而一味热衷于通过本体的置换来证明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跳出思辨哲学的基础，其思维方式乃是离开实践的思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本质。应当说，这一挑战颇具根本意义，值得存在论的研究者为之深思。
二 价值论研究的深化与自觉
价值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存在论、认识论等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价值论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产生，产生之初的价值论研究主要致力于争取并巩固自身作为哲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合法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国价值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存在的合法性已不容置疑。
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价值论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地位的阶段，而是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向内转”，对自己的学科特性本身进行反思，这无疑代表着价值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新世纪以来的我国价值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及进展即集中于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科意识的自觉；第二，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作为一个学科的价值论所面对的是一个价值的世界。而价值作为“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的尺度”为根据的；与以“对象、客体的外在尺度”为根据的事实相比，价值具有深刻的“异质性”。这一“异质性”正是休谟问题（从“是”能否推出“应当”，从事实命题能否推出价值命题）的实质所在，也是知识论与价值论的根本差异所在。把握并坚守这一“异质性”，是把握价值论学科特性的基本前提。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事实与价值的“异质性”以及知识论与价值论的根本差异缺乏足够的自觉，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竭力主张把价值现象从事实现象中抽离出来，把价值论从知识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以确立价值论研究独立的合法地位；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价值论的观点和学说，乃至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的价值论著作和学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知识论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框架来处理“异质”的价值问题。从理论上讲，这无异于以耳朵来观赏绘画，以眼睛来聆听音乐，其后果只能是“自毁长城”。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价值论学科特性的认识从自发走向自觉，如何在坚守自己学科特性的前提下，摆脱知识论方法的束缚，建构适合价值论自身特性的方法论体系，已成为近年来价值论研究的主要取向。更有一些学者认识到研究方法归根结底乃是思维方法的体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乃至学科特性问题，就必须深入到思维方式的层面。一些学者已在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张建构一种切合价值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价值思维。价值思维的建构要求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从属物的客体性思维转向属人的主体性思维；从静态的现成性思维转向动态的生成性思维。进而言之，就是要从对象、客体、物的维度转向实践、主体、人的维度；从知识论维度转向价值论维度。这一转向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它突破了价值论、方法论领域，扩展到了整个哲学之中，掀起子一场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浪潮。此时的价值论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维护自己作为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是要用价值论来改变整个哲学。这无疑标志着价值论研究的成熟和深化。
众所周知，传统哲学乃是一种“拟科学”的“知识论中心主义”，它以科学、认知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一切现象和问题（包括价值现象和问题）。随着价值论研究的兴起，特别是其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知识论所指向的“实然”的事实世界，更是一个“应然”的价值世界。而在“拟科学”的传统哲学之中，知识论视野占据着中心位置，这就决定了它无法恰当、合理地理解、把握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世界。这样，实现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从“拟科学”转向“拟价值”，就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并不意味着价值论将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也不意味着价值维度将成为哲学的唯一尺度。事实上，它仅仅意味着一种哲学视野的改变，即把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价值生活置于哲学思考的核心，从主体向度或价值维度出发，来重新审视和构造哲学。因此，它并不否定传统的哲学问题，也不否定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为哲学基本分支的事实，它所否定的仅仅在于原来那种“知识论中心主义”的哲学视野。
目前来看，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尽管这一转向的方向已经明确，但道路依然曲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如何贯彻主体性、价值论维度，实现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冲破原有的知识论体系，按照事实与价值对立统一的思路，实现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结合，使哲学呈现出一个全新视野和崭新面貌，是摆在中国价值论研究面前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三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拓展与反思
自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已经开始翻译卢卡奇的有关论著，但那时并没有将其看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我国，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思潮、流派予以自觉地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也已近30年。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停留于一种较为简单的评介阶段。其成果仅仅停留在转述和人头式的总体评述上，所关注的焦点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主导性回答是否定的，即“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非“马”（马克思主义）。因此，此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否定性批判。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具有否定性的价值，而同样具有肯定性价值。这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从否定性批判转向了肯定性借鉴。其间一个重要的突破是认识到：必须跳出纯理论的标准，更必须跳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标准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修正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认识到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完成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超越“马”与“非马”的简单争论，充分吸收各种理论资源，并在不同思想理论之间开展创造性的对话。在这一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其“国外”（主要是西方、当代）的话语背景和“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而得到了特殊的重视，一大批研究力量和理论资源被投入其中，并取得了空前的进展。
就研究对象而言，之前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关注的理论家也局限于卢卡奇、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葛兰西、本雅明、萨特等有限的几位，而目前的研究则远远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其代表人物也扩展到了鲍德里亚、拉康、齐泽克、拉克劳、墨菲、杰姆逊、德里达、布尔迪厄、德鲁兹、德里克、德波尔、列菲弗尔、布洛赫、广松涉等一大批以前不为人所知或被重新“发现”的理论家。研究的重点也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转向了70年代之后，在一些方面已经接近国外相关的研究进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就研究力量而言，不仅在研究人员的数量上得到了很大增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力量的整合上呈现出新的趋势，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研究群体。在这些研究群体的有效组织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单兵作战，而是可以充分发挥集体优势，进行有计划、有层次、有分工、有合作的系统研究，这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整体水平。如，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充分发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优势，组织力量既从事宏观的整体研究，也进行微观的具体研究，力图收到以宏观带微观、以微观促宏观之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则发挥文本分析的历史传统，把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研究范式的全面建构结合起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团队优势，进行整体作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则坚持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切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力图以之为基础来建构和推进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形态，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就研究成果而言，呈现出多样化、系统化的趋势。研究的进展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而是多向度的立体推进。既有宏观视域下的整体把握，大胆假设；又有微观层面的具体剖析，小心求证。就前者而言，张一兵等人的《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段忠桥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陈学明的《走近马克思》、衣俊卿等人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可为代表。它们虽观点不同、视角各异，但均立足于宏观的视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流派、基本问题、基本走向进行了颇具理论深度的分析。如果说宏观的把握尚是初步的、带有尝试性质而需留待历史检验的大胆假设的话，那么微观层面对具体个案的精细研究则是步履坚实的小心求证，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而扎实，其中对阿多诺、阿尔杜塞、拉康、鲍德里亚、德里达、列菲弗尔、哈贝马斯、拉克劳的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它们对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进行比较细致深入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旁观式观察，而是进行参与式对话；不再停留于对结论的评述，而是对其研究过程、发问方式予以剖析。这都这标志着中国学者理论研究方式、研究水准的进步。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把握。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把握虽然较为全面和清晰，但却仅是一个表层的认识。因为无论是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力量的整合，还是研究成果的丰硕，都只能是一些外在的表象。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跃迁。这一跃迁既体现在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上，又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意识上。如果说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视野的话，那么这一视野拓展所导致的结果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固步自封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面对、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再是一个既成的教条，而是一种在与当代生活、其他理论学说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开放性学说。这就打破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神话，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经囊括了一切真理，剩下的工作只是从其文本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已。或许这一突破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所在。这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都同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衰落遥相呼应。
目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兴未艾，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势头将延续下去。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一些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问题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与当代社会实践的结合尚不够紧密，研究成果中解读性、准备性的论著偏多，富有创造性、研究性的论著偏少，研究过程中拓展领域过快、深度挖掘不够，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抢山头、插大旗的“圈地”现象。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如何正确面对并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有关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
四 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纠缠”与“张力”
《哲学研究》2004年第1 期刊发了署名“‘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的文章《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该文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予以了反思，并揭示了一些值得深思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该文的刊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掀起了一场有关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的讨论。表面看来，该讨论针对的是研究倾向和理论诉求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所关注的则是如何理解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问题。这无疑与当前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对这一讨论予以一番梳理和“盘点”就是一件颇具价值的事情了。
简单地讲，可以说学术性是对现实性的一种反动，而反过来，现实性又同样可以视为对学术性的一种批判，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纠缠”。如何解开这一“纠缠”，就构成了我们“盘点”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揭开“纠缠”的关键在于找出构成这一“纠缠”的缘起所在。在我们看来，这一缘起在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自居，但实质上却有一种简单、僵化、粗陋、封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一点，仅从其基本构成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经典著作中的部分原理或个别言论、特定政治导向、经验科学知识与生活常识这四种要素的简单拼贴或按一定比例的生硬搭配就构成了整个“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种“哲学”实质上不过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一锅“淡而无味的杂碎汤”而已。正是这一锅“淡而无味的杂碎汤”被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赋予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这不仅给学术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声誉。在学术性的坚守者看来，“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导致的最大恶果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位，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种花生的哲学”、“卖土豆的哲学”等畸形物。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核心在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生活）的混为一谈，以至于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性和指导性，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的“婢女”，这也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简单化和粗陋化，其最终后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不再是哲学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守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从学术规范和学术自身的特性出发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学术性作为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动，在“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大背景下，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并演化成为一种压倒性话语和主导性评判标准，以至于最后发展到一切研究都必须走到学术性面前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极端地步。
在坚守现实性的学者看来，学术性标准的确立对于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学术性的诉求只能作为一种开端、一种策略才具有意义，如果作为一种追求或目标，则是有害的。因为对学术性的过分追求，必将导向形式主义的泥潭。这一论断绝非无的放矢。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之弊已广为呈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们把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蒸发为逻辑的、直觉的、思辨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用还原、体验、领悟、澄明、释义、祛魅、去蔽、解构的现代概念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用“实存”、“本真”等形而上学行话代替对现存社会关系和客观历史规律的辩证把握。而一旦脱离了对社会客观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和对现实政治斗争实践的直接参与，哲学就只能在纯思维、纯逻辑（包括语言）、纯意识、纯直观甚至不可言说的纯情绪中寻找自己的出发点和生存基础。这样，哲学就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活基础，回到了“象牙之塔”，蜕化成为一种精神奢侈或文本游戏，并重蹈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自说自话”、“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那种哲学的覆辙。这无疑与马克思哲学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的根本精神相悖。因此，学术性也必须有一个限度。
但学术性有了一个限度就可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吗？“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学术性限制到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领域，难道它们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表面看来，“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着现实性的大旗，处处以现实为旨归，似乎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现实的根本精神。但事实上它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本质的歪曲和遮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乃是一种批判的现实性，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理解，它把现实、社会、实践当做一个活的整体，当做一个过程来把握，并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具体事件、现存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实现自己的批判本质。“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抹煞了这一距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本质庸俗化，理解为对个别事件的简单而直接的参与，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实的“婢女”和政治宣传的“传声筒”，既不能洞察社会实践呈现出来的深层矛盾，也不能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挑战，这就在遮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精神的同时，也消解了其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
至此，学术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又可以一言以蔽之：过犹不及。距离过近，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非哲学化的陷阱；距离过远，则难逃形式主义的覆辙。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应有的“张力”。
五 问题与展望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破”为主，即对传统的以教科书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从观念到体系、从论题到框架的全面批判；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阶段以“立”为主，经过前一阶段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立足当代实践，科学、系统地总结这一变化，进而在创新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就成了新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
如果说在“破”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较为一致的话，那么在“立”的问题上情况就复杂得多，呈现出诸多不同路径。尽管在“立”的具体途径上各不相同，但在最为基本的理论旨趣上则找到了最大共同点，即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价值并非某种可以现成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非历史的东西，而是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的存在，因此需要立足当代实践对其予以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阐发”。这就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现成性“神话”，（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某种现成的观点和既成的体系，研究工作的意义仅仅在于学习、领会和应用它，这事实上乃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同时也构成了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前提。
前提的正确并不意味着道路的平直，事实上，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就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问题、自由观念问题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还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阐释，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则存在远离基础理论和趋向边缘化问题的倾向。（2）史论分离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和思想力度，有陷于繁琐的考据学、沦为普通编年史研究的危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又由于缺少哲学史的支撑而变得空洞，有陷入单纯概念游戏的危险。（3）解释限度问题。解释学方法及观念的引入和广泛运用，在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同时，也带来了“解释过度”及相对主义的问题。一些学者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具有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丧失自身独特规定性，而沦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的危险。因此，解释学的运用也存在一个限度问题。（4）学科壁垒问题。中西马对话的呼声虽此起彼伏，但学科壁垒依然存在，自我封闭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限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要突破固有观念、打破学科壁垒、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创造性对话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问题从来都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阻碍着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从反面指引着发展的方向。因此，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遇问题的认识，我们对其未来走向也有一个初步的预期。当然，就像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任何预期也都难免简单化，但这并不能抹煞预期的价值。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未来发展需要两方面着眼，我们认为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如下：
第一，创新将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旋律。这不仅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于批判，这一批判既包括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又包括自我批判。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断地返回理论自身进行审视，重新考察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使理论伴随着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生命力所在。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使创新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创新将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旋律。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一贯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理论条件的局限，一些基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另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未来几年的研究，在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历史观等传统领域中，将进一步更新观念、提升境界，以新的高度、新的视野、新的方法推进研究的深入。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领域，把马克思的哲学观、自由观、国家理论、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纳入到研究的核心视野中来，可以预期，一些重要的生长点将从中产生。
第三，个性化发展趋势将日益突显。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对时代的把握是通过哲学家的头脑来进行的。在此意义上，哲学所面对的虽然是普遍性问题，但它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却是通过个性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哲学总是以个性化的理论视角、价值取向、表达风格、理论形态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但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千人一面，这无疑有悖哲学的本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学术流派的本土构建问题被提出来，而且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学术团体，它们初步具备了学术流派的雏形。可以预期，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和学术流派的凸现将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第四，在中西马创造性对话的基础上整合理论资源，将成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这就要求冲破自我封闭的固有观念、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创造性的哲学对话，以充分整合、吸收一切有益的理论资源。但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学科划分过细，且不同学科之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这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而且阻碍了包括中、西哲学在内的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目前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关于中、西、马对话的呼声已不绝于耳。2003年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跨出了富有标志性的第一步，2004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大会（2004）则首次囊括了全部哲学二级学科，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具有较大影响的“马克思哲学论坛”也开始邀请研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学者与会交流，这都表明尽管中西马之间的创造性对话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趋势将不可阻挡，因此在曲折中前行将构成其未来几年发展的基本轨迹。
注释：
① 李景源：《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26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理》，《光明日报》2004年9月14日。
② 吴元梁：《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及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几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③ 赵剑英、 孙麾：《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平台——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学术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④ 徐长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求是学刊》2004年第4期。
⑤ 王善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旨、 问题和路径》， 《哲学动态》2004年第8期。
⑥ 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遇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
⑦ 杨学功、李德顺：《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⑧ 旷三平：《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纠缠”》，《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2期。
⑨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5期。
⑩ 孙麾：《本体论的限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11) 孙伟平：《价值论如何“改变”哲学》，《哲学动态》2003年第9期；《价值思维》，《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12) 江畅：《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构哲学》，《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3) 陈新汉：《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和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张一兵、胡大平、张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5)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6) 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7) 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8) 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十年——兼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思路的现代转换》，《理论月刊》2002年第3期。
(19) “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0) 穆南珂：《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1) 鉴传今：《走向“沉沦”的哲学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2) 郁建兴：《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
(23) 李德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志气》，《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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