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评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后期，小说不再热衷于形式技巧的探索和沉溺于历史故事的讲述，而是把视点投向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这种新变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喧哗，评论界从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作出的价值评判褒贬不一，争论十分激烈。对这场争论有必要进行冷静的反思，有必要从转型期文学的规律出发来确定价值评判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评价和正确地引导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
一
现实主义的历史理性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达到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揭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当代中国必然的也是最佳的选择，毋庸置疑，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就是呼唤走这条改革的道路，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改革要求究竟应该怎样表达出来？
对于历史理性的表达不应该作简单的图解，而应充分认识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对此，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他强调社会转型时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必然的失败和牺牲，是一种悲剧性的结局。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中看到了悲剧的存在，提出了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著名论断。在悲剧中，“历史的必然要求”没有实现，但是发出了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信号，这种悖反的表现形式具有更加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突出、强化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诚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论与戏剧改良》中所说的那样：“只有悲剧意识才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圣妙药，才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醒的文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悲剧，苏联十月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曾提出，社会主义的悲剧“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应该存在。”“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世界的诞生的苦难。”老舍在《论悲剧》一文中也肯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悲剧存在的必然性。具体到当前而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是一场革故鼎新的伟大的社会转型，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转型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是作为悲剧出现的。
当前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示的正是改革的艰难，历史的必然要求没有能够实现。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派出所经费紧张，作为镇党委书记的孔太平为钱的事左右为难。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企业濒临绝境，翘首企盼的外商投资最终化为了泡影。谈歌的《大厂》中，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身患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也是考虑到厂里经济困难才作出这种牺牲的。在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体验到的是生活的艰辛。改革使他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更令人心痛的是失去了工作，背着暖壶叫卖所得的收入甚微。作为集体来说也没有走出困难的重围，而是在艰难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在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中群众选举产生的厂长江有礼无能为力，连自己的命运也难以把握，作为工厂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厂》中的吕建国和贺玉梅作为大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企业前途未卜。《乡关何处》中的张厂长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作者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忧思：张厂长承包了厂子，谁又来承包这些厂长的行为方式？当前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普通群众没有走上生活富足的康庄大道，那些厂长经理、书记镇长等基层的改革者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倒是“无数英雄竞折腰”，改革之舟在沉重的现实中搁浅，没有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去直接描写改革的巨大成功，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
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得益于作家对转型期现实生活的深刻体察。何申自称：“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生活中滚。”“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期间我把那个地区的乡镇都跑了一遍。”（注：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李佩甫称《学习微笑》中的人和事就是自己回家探望病中的父亲时在医院里所见到的。这些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层，而是将对生活素材的把握上升到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李佩甫在《学习微笑》的创作谈中说：“改革开放就全国、就整体来说，是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繁荣，是社会的富裕和进步。但对某些企业和工厂，对部分人，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作家创作的着眼点就是这种“相反的情况”，通过描写改革的艰难甚至失败来表达对改革的深情呼唤，历史理性就这样曲折而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对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把这类相当平庸的人物当作“当代英雄”推到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要求这些作家以历史理性的“光束”投射现实，就完全是一种奢望了，这些人物的塑造比起乔光朴来说是一个退步（注：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没有准确地把握转型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理性的尺度，造成了价值上的混乱。改革文学是对改革作出的积极迅速的反应，乔光朴、李向南这些铁腕人物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解决了现实中的诸多困难，使得一个个烂摊子都有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应该说，这种“历史理性”的表达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次上，因为这些人物的塑造是按照政治、社会的要求作出的理想化处理，超越了具体的时代，鲁迅先生在《文艺与革命》中说，用政治口号和招牌来“超时代”，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这种理想化处理显然疏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乔厂长上任记》在评论界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发出的一种信号”。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像改革文学那样开出医治社会综合症的药方，只是“哀其不幸”，这正是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方式，“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54页。）“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我所说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当前小说对历史理性的表达与现实主义的特质是极其吻合的。
对于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虽没有光环，其言行甚至不无可议可论之处，但在历史深刻的变革的时候，他们却不等、不靠、不空谈、不清议，脚踏实地，一只肩上背负着牺牲，另一只肩又担负起责任，正是在他们身上，更多地寄托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注：王力平《为“新现实主义”一辩》， 《文论报》1998年10月29日。）按照这种思路作出的分析，未能正视作品中反映的种种问题，有意回避了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历史必然要求的不可能实现”，努力地从灰色的生活中找亮点，企图从中发现体现改革成功的人物形象，这种分析脱离了小说文本，阐释和论辩缺乏说服力，历史理性也未能得到鲜明准确的揭示。
二
人文关怀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追求，茅盾是我国现实主义纯正理论的接受者和成功的创作实践者，他十分强调小说“为人生”的主张，“反对把小说看作消遣品，现在欲使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出现，惟有积极的提倡为人生的文学，痛斥把文学当作消遣品的观念，方才能有点影响。”（注：《茅盾全集》第18卷第100页。 ）作为转型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应该怎样关注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呢？
就历史上文学对市场的兴起和商品时代的到来所作的反应而言，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应是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些作品对受着物欲的驱使而放弃道德情操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文学形成有价值的人生的守望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表现这种人文关怀时选择的是一种悲剧的形式，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往往是以善的失败恶的胜利而告终。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丹纳在《巴尔扎克论》中说，《人间喜剧》中热衷描绘的是“遍地的腐化堕落”，“在煊红的月亮下，无数扬眉怒目、狰狞可怕的人形被强烈地烘托出来，比真的面貌还要神气，有活力，有生气；在这人群里蠕动着一片肮脏的人形虫、爬行的土呼虫、丑恶的蜈蚣、有毒的蜘蛛，它们生长在腐败的物质里，到处爬、钻、咬、啃”。巴尔扎克在作品中表现的是善良天性的失落。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照的更多的也是恶，“恶在人身上隐藏得要比那些社会主义者兼医生所估计的要深得多，在任何制度下也不能避免恶，人的灵魂永远是那个样，反常现象和罪孽主要来自灵魂本身。”这就是他在那个时代的自言自语。福楼拜、哈代发出的也是这种类似的忧思。与此不同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他通过惩恶扬善的方式来表现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但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复活》所表现的“爱”使他陷入了焦虑，他无法克服现实对他的思想的反抗，甚至在家庭内部亲属中对他的思想的反抗更为激烈，他只好带着绝望之情逃离了家庭，客死他乡。可见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善对恶的征服并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同。有意味的是，他在作品中回避了人生的悲剧，而他自己却在现实中陷入了人生的悲剧。可见，从人生悲剧中才能更为强烈地表现和感受人生价值的意义，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批判现实主义在表现人生追求的价值时自觉地选择了悲剧，人文关怀通过背反的形式表现出来。
90年代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欧洲社会，但是，它同时也面临着商品经济阶段所无法回避的一些共性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提供的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中，“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得到了更为深广的掘进，就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而言也无法拒绝这种悲剧意识，1991年3月， 西方公认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权威学者弗·杰姆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对话》。文中写道：“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勉强，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源。”弗·杰姆逊借尼采说明历史进步社会转型时人类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认同了人生价值的悲剧形式。
在当前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人文关怀就体现在正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作家以悲悯之心描写了恶对善的征服。《学习微笑》中的李小水为了生存，不得不违心而又别扭地强作欢颜，以博得有钱有权者的欢悦，有钱有权者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寻常百姓却连病也看不起。李小水的公公作为一名对工厂有贡献的技术工人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生命，充分展示了正义的迷踪和邪恶的猖獗。《大厂》也是这样，退休劳模章荣重病在身无钱医治，郑主任那样的大客户玩妓女一掷千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幸福”是十分短暂的，更多更深沉的是在表现人的痛苦，如同哈代的《卡斯特市长》中所言：“幸福只不过是一切痛苦的大戏里偶然的插曲。”弥散在小说中的是作家对人类处境的忧思。《乡关何处》中侄女在3月5日，就是毛主席号召学习雷锋的纪念日失踪，提供线索的人关心的只是回报的酬金；跃进扎根乡村执教，英年早逝；张厂长作威作福……“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值得悲悯的不仅仅是这些生活在基层的普通平民，《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作为镇党委书记，对于乡镇企业的一个小头头洪塔山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在洪塔山强奸了他的表妹后也只有忍气吞声；他对于那些客商嫖宿十分厌恶，但为了小镇的经济振兴，又不得不亲自出面为他们疏通关系。人的生存权利、人格尊严都毁灭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似乎只有恶贯满盈的恶棍才有市场，这里传达出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当前现实主义作家表现人生的悲剧是十分自觉的，谈歌说：“让人呼吸通畅的精神空间越来越小了，人格渐渐侏儒般萎缩，理想之光渐渐昏暗，衍生出精神灌木与杂草，却没有一棵参天大树。”（注：《文艺报》1998年9月 12日。）通过毁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发出了对人生理想的带血的呼唤。
无视人生价值的悲剧形式，就不可能领略到作者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对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恶对善的征服，是在漠视普通人的尊严、价值和起码的生存权利，是在背离人文精神的路上越走越远（注：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这种观点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当作人文关怀的缺失，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表面的分析。对之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好人与坏人，并不泾渭分明，这一点，自古如此。因此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写恶的横行是可取的（注：王力平《为“新现实主义”一辩》，《文论报》1998年10月29日。）。这种批评没有回避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丑恶描写，但是如何从中观照出人生的意义却缺乏说明和论证，善与恶不分却造成了价值混乱，消解了人文关怀尺度的意义，实质上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
关于艺术技巧形式，不能作孤立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内容作具体的阐述。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不是盟友也不是天敌，二者存在着矛盾也能统一，在社会转型时二者往往难以达到统一，诚如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言：“人们在理智上认识、接受、容纳、许可的东西，在情感和心态的大门前常常被禁阻入内。”新时期文学在表现二者时也深感困惑。贾平凹在1985年出版的小说《腊月·正月》的后记中说：“历史的进步是否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虚浮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化的推移是否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之风的萌发呢？”新潮作家徐坤在小说集《先锋》的后记中说：“尽管时下里人们谈起‘终极关怀’时与谈‘临终关怀’一样惶惶不安，似乎现代化的到来，便意味着人文精神的‘寿终正寝’。”王蒙与张承志的文学争论实际上就是当代文坛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对立冲突的反映，王蒙说：“我更多的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评价当前的社会现象，而张承志先生则更多的是从道德理想的角度来评价当前的社会现象。”而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将二者统一了起来，这得益于悲剧意识的诞生，恩格斯和鲁迅对悲剧的本质特征所作的概括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一样，恩格斯侧重从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中来突出历史理性，鲁迅侧重从人物的悲剧结局来暗示人文关怀，当前现实主义小说选择了悲剧意识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将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统一的路径。所以说，对于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技巧形式的探讨，重点应放在悲剧意识的表达上。
当我们走进那些能震撼人心的悲剧艺术世界时，以乐写哀的表现方式往往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阿Q 正传》通过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向我们讲述了阿Q这个悲剧人物的身世， 以致于罗曼·罗兰在初读时开怀大笑，陷入沉思后因悲痛而嚎啕大哭，通过凝重的悲剧形式是达不到这样令人悲痛欲绝的效果的。屠格涅夫将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这两个悲剧人物作过比较，他认为前者的悲剧性效果更为突出，原因就在于堂吉诃德“大概是历来诗人所描写过的最滑稽可笑的形象了”。巴尔扎克把展示一出出人间悲剧的作品以“人间喜剧”来命名，加重了悲剧的氛围。喜剧大师卓别林认为幽默是对于痛苦的戏弄，每一个玩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出悲剧，中国当代作家王蒙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喜是悲的升华，是悲的超度，是悲的极致。”（注：王蒙《漫谈喜剧》、《风格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沉重的现实生活时，也运用了喜剧的形式。《学习微笑》这个题目就含有喜剧色彩，微笑本来是人的神情的自然表现，学习微笑不是很滑稽么？小说中把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与李小水等人勉强的欢颜对比，在矛盾倒错中不乏诙谐成分，将陪舞女的微笑多次重复描写，将“露三分之一牙”等微笑令反复强调，语言也比较幽默，比如厂办主任规定了这样一条纪律：客人捏陪舞女的屁股时不准叫喊不准计较，陪舞女将这条纪律命名为“屁纪律”，一语双关，于戏谑中透出苦涩。《分享艰难》的题目也值得玩味，既然是“艰难”，为何称“分享”？显然这里带有悲剧的复调意味。《黄坡秋景》中黄大发作为一镇之长脚踏实地搞工作得不到提拔，抓计划生育工作纯属形式主义却得到了赏识，并被提拔为县计生委主任，讽刺的意味十分浓厚。在《最后一座工厂》中，针对年初这座城市承办的全国大型企业篮球锦标赛以及即将举办的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有民谣对此予以讽刺：“上半年打球，下半年唱戏，就是经济搞不上去！球迷多，票友多，哪里比得上企业下岗工人多！”沉重的现实生活是通过喜剧的形式来反映的。寓庄于谐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作者在创作谈中说，构思时在笔记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反映生活的艰辛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这是小说的主题，但在题目中却冠上“幸福”一词，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错，张大民爱耍贫嘴，这个人物的语言令人忍俊不禁，笑过之后悲哀又袭上心头，比如张大民这样给李云芳算帐：“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 我要上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其实不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 你们厂一碗馄饨3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1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5分钱了。不过， 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10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12个，我吃过一碗14个的，这样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此饶舌，引人发笑，却使生活的艰难分外凸显出来，这种笑是含泪的笑。类似的还有李云芳绝食时张大民又算了一笔帐，把李云芳也逗乐了。小说中还将张大民作了夸张处理，他的儿子张树本来很平常，在他拿眼斜视、眼睛会转、会拉屎时，他都不忘赞美一句“我儿子是个天才”，其实这不过是人的自然的生理本能，张大民的这些夸耀显得滑稽。
对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小说的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太浅、太滞，没有意蕴，缺少空灵”，“叙述方式呆板与机械，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巨细，如流水帐。”（注：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这种批评忽略了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悲剧意识的喜剧形式， 这意味着舍本逐末。作为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甚至往往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伯西·卢伯克对被公认为典范之作的《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提出了批评；毛姆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表达只达到中等水平。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些作品是伟大的优秀作品。毛姆说得好：“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达到这境界。”就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不应该疏离悲剧意识的艺术形式进行漫无边际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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